张睿涵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3年3月14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17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28日

摘要

女性的非虚构写作是连接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女性的“边缘”体验与公共表达的桥梁。安妮·埃尔诺的《一个女人》和虹影的《好儿女花》书写了不同代际和文化背景中女性所面临的相似的社会困境，以及女性在性别与阶层的双重区隔中，为把握自己的命运而进行的抵抗与努力。但区隔一直存在，抵抗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面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反本质的身份认同观念，以“主体位置”来取代“主体”，以“性别操演”代替性别本质；发展出一套“颠覆话语”，让区隔被分解，让被遮蔽的话语权力得以显现。

关键词

安妮·埃尔诺，虹影，女性书写，区隔，抵抗

Distinctions and Resistance in Feminine Writing

—Centered on A Woman and Good Children of the Flower

Ruihan Zh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Mar. 14^th, 2023; accepted: Apr. 17^th, 2023; published: Apr. 28^th, 2023

ABSTRACT

Female writers’ non-fiction writing is a bridge between individu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women’s “marginal” experience and public expression. Anne Elnor’s A Woman and Hong Ying’s Good Children of the Flower write about the similar social dilemmas faced by women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as well as their resistance and effort to take control of their destinies in dual distinctions of gender and class. But distinctions persist, and resistance remains an unfinished business. Faced with unequal social structures, we can establish an anti-essential concept of identity, replacing “subject” with “subject position” and gender essentialism with “gender performance”; and using a set of “reverse discourses” that make distinctions brake down and the veiled discourse powers reveal.

Keywords:Anne Elnor, Hong Ying, Female Writing, Distinction, Resistanc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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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塞特指出：“我们只有自己的经历而它不属于我们”。 [1] 非虚构写作为作家提供了一条将私人话语与公共表达连接的途径，而由于共同的社会议题、普遍的人性与情感的存在，最隐秘的个人记忆往往能够通往社会性的集体记忆，人们也能够在他者的个人表述中看到另一个自我。而女性视角则叙述了女性群体的“边缘”体验，女性书写与非虚构写作的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主流男性话语之外的表述的可能性。

在女性的非虚构写作中，“‘性别立场’和‘阶层认同’相互指认，成为此时代被高度隐喻化的集体经验。” [2] 安妮·埃尔诺的《一个女人》¹和虹影的《好儿女花》²书写了不同文化语境下个体所面临的相似的社会困境，在她们的作品中，叙述者因其性别与阶层被社会双重地边缘化了，那么个体是否有抵抗的可能，或者她们的抵抗在多大程度上是充分的？在安妮·埃尔诺和虹影笔下，带有性别意识和性别身份的作者介入叙事，构建了一个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文本之间对话的空间，作者的个人经历和个体困境就成了集体的关切。

2. 性别的区隔

事物一旦进入关系的范畴之中，就进入了分类和区隔之中；而人类为了实现对事物的认知与把握，对分类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男性与女性就是这种简单化区分的产物。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中指出，性别区分“既以客观化的状态存在于事物中，存在于整个社会中；又以被归并的状态存在于身体中，存在于行动者的习性(habitus)中” [3] 。区分不仅是认识的工具，也是权力的工具，它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相互生成，而男性占据了社会话语的优势地位，将统治关系立足于两性的生理差异和“天性”之上，这种区分就被“合理化”了。

性别的区隔向外存在于社会空间之中，向内存在于个体的言谈举止之中。而由于男性中心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广泛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代际和文化背景的女性面临着相似的社会困境，于是性别区隔就成了一个普遍性的议题。

2.1. 社会的区隔

布尔迪厄认为，不同的社会空间中男性地位和女性地位结构之间具有同源性。 [4] 长期以来，女性被束缚于家庭里，束缚于婚姻的枷锁之中。即使她们在当下的处境有所改善，性别的区隔却并没有改变，女性往往会被认为“适于”从事教育、社会服务等行业，而这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传统私人空间的延伸。

在《一个女人》中，女性被限制了受教育的权利，丧失了拥有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叙述者的母亲只有“在农闲季节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都身体健康的时候”才能去镇上的学校读书。她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但她的父母却认为女性离开家就会招致灾难，让她进入一家雪花膏生产厂当女工。同样，《好儿女花》中的女性，比如母亲、小姐姐、“我”，始终难以摆脱男性或者说父权制的控制。“我”的母亲不愿去有钱人家当童养媳，逃婚后嫁给第一任丈夫袍哥头子，却因生的是女儿而遭受丈夫的暴力；而“我”虽然脱离了底层的生活，然而一直没有走出家庭(尤其是父亲)的阴影。

此外，安妮·埃尔诺和虹影笔下的女性同男性一样能干，她们在自己的丈夫死后或失去劳动能力后不得不负责整个家庭的经济支出，在家庭和工作之间“两班倒”，不仅要挣钱养家糊口，还必须承担打扫、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等隐性的工作，而后者的价值不能被量化，因而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社会对女性的区隔自始至终都在或隐或现地发挥着作用。

2.2. 习性的区隔

区隔不仅存在于社会场域之中，也存在于身体或习性之中。习性(habitus，又译为惯习)“来源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即通过个体生成过程(ontogenesis)，在身体上的体现，而社会结构本身，又来源于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即系统生成(phylogenesis)” [5] 。由于不平等的性别结构，女性作为男性凝视的对象往往会将这种凝视内在化，将统治关系自然化，从而“导致一种有系统的自我贬值，乃至自我诋毁。” [6]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女孩子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小镇民众的监督，她们的言行举止必须符合舆论的要求，必须展现自己的“女性气质”，否则就不会有一个“严肃的好小伙子”愿意娶她。而她们的妆容打扮，甚至身体的发育都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不详的、与男性厮混的征兆。同样，在中国，与多个男性存在性关系的女性通常会被人们所鄙夷，但却很少有人愿意探究她们的行为的社会根源；相反，人们往往会对男性更加宽容，一旦悲剧发生，也会归咎于所谓的“红颜祸水”。性本身暗示着一种权力关系，在《好儿女花》中，母亲为了救翦伯伯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作为女性，她无法掌握自己的身体，也无法在大时代中掌握自己的命运。

无论在中国还是法国，婚姻都是关乎女性命运的关键，繁衍则是女性的“天生的”职责和使命，因此堕胎在很多文化环境和历史时期中是被禁止的和有罪的。安妮·埃尔诺曾记述了一次自己堕胎的经历，她只能求助于从事非法堕胎工作的接生婆，并且得不到良好的医疗条件。堕胎的暴力惩罚着女性的身体，“流产就是一种权力关系作用于身体的‘仪式’” [7] 。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塑造着女性的习性，女性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打破它，否则只能成为结构固化的参与者。

2.3. 共同的境况：不同代际的女性

比较《一个女人》和《好儿女花》这两个女性书写的文本，叙述者最后的梦境中都有水流，以及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两个要素，似乎暗示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结构。母女之间拥有密切的血缘和情感联系，除此之外，她们还面临着共同的性别区隔和社会困境，这使她们更能相互理解和共情。

水的意象与母亲、与女性子宫中的羊水意象紧密相连；它象征着女性的力量，象征着净化与重生。在《一个女人》中，叙述者梦到自己躺在河流中央，与母亲融为一体。这不仅暗示了母女之间的血缘纽带，也代表着“我”对母亲的理解与认同。同样，虹影在《好儿女花》中描绘了自己的梦，梦中她回到了母亲江边的房子，江水中大蝌蚪守护着小蝌蚪努力地游向对岸，小蝌蚪今生是女儿，前世是母亲，她们永不分离。甚至虹影的名字本身就源自水，“虹影，仰天之水，相遇阳光。河流不仅是我生命的象征，而且就是我的生命本身” [8] 母女之间相互依偎，共同游向对岸，并最终邂逅阳光。

伊里加蕾指出，“你看着镜子里的你，实际上你看到的也是你的母亲，不久你还会看到你的女儿，同样也是一个母亲。” [9] 在某种意义上，共同的性别区隔和社会困境使女性拥有了共同的“命运”，而这种共同性也加深了女性之间的联结，她们得以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所谓的命运。

3. 阶层的区隔

布尔迪厄认为，阶层指“在社会空间中，一群有着相似位置，被置于相似条件，并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主体的组合。” [10] 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秉性(disposition)，因此也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并与其他阶层相区分，产生了不同文化间的等级秩序。然而，阶层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明的，总有一些处于边缘位置的人，他们成了文化和身份认同上的无家可归者。

而女性则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处境，她们无法仅仅通过改变阶层来把握自己的命运，“拥有一份强大的文化资本本身并不足以获得能够摆脱男性的真正经济和文化自主”，同样，“经济独立这个必要条件本身并不足以使女人摆脱统治模式的限制，统治模式继续主宰着男人和女人的习性。” [4] 她们往往面临着更为艰难的社会和心理困境。此外，女性与底层在社会结构上似乎有着某种相似性，他们都是数目庞大的被统治的对象，他们生来就处于一种不利的社会环境中，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父权社会中女性天生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同样，被压迫的底层生来就拥有反抗与革命的潜能。

3.1. 底层社会的“私生女”

身份认同既取决于与他者的关系，也取决于个体的自我归类。“私生女”是虹影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情节，她的所有作品都和她的成长背景，以及对这一身份的认同连在一起。“私生女”意味着母亲的罪恶与父亲的缺席，在传统的父权制文化中，“私生”导致了身份定位的模糊与身份认同的缺失。由于父亲的非正当的缺席，“私生女”成了一个边缘人，一个异类和他者，而在《好儿女花》中，“我”出身于社会的底层，成长于在重庆的贫民窟中；“底层”、“私生”和“女性”三重身份的叠加使“我”相比其他人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困境。

“我”成长的历程也是寻找身份认同的历程，“我”因为父亲的缺席而走上寻父的道路，并陷入了一系列情感的泥淖。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在对父权文化秩序的接近与逃离之间摇摆，“我”对父亲的爱与渴望使“我”倾向于接近，但同时，父权的压迫和我对父亲的恐惧使我倾向于逃离。于是“我”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社会的高压使“我”开黑灯舞会、更换男友、沉迷于文学与艺术……但“我”始终无法摆脱对精神的父亲的渴求，所以“我”选择与小唐结婚。“我”与小唐这两个“灾难中的孩子”可以相互安慰，却无法解决权力不对等的困境；他们的无畏构筑在恐惧的基础之上，但“我”必须走出恐惧与阴影，才能真正抵达无畏。

小说中，“我”始终是一个难以被归类的“边缘人”。“我”是父权文化中的“私生女”；旅居海外却坚持用中文写作；“流散”至异国他乡却难离中华文化之根；逃离了底层，却无法被某种既定的阶层所归纳。然而，正是这种边缘的位置引起了虹影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使她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边缘视野和边缘关照。

3.2. “阶层的叛逃者”

山姆·弗里德曼(Sam Friendman)立足于布尔迪厄的阶层品味与流动的观念，通过对英国喜剧品味的调查研究，发现“文化杂食者”(Cultural Omnivores)只出现在向上流动的阶层，并提出这些“文化杂食者”可以被更准确地描述为“文化的无家可归者”(culturally homeless)，他们陷入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品味之间，表现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感，并且缺乏“自然”的信心，无法将新的、更合法的品味作为自己的文化资本来表现。 [11]

在《一个女人》中，叙述者和她的母亲都是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成了一个“阶层叛逃者”，一个“文化的无家可归者”。母亲经历了农民–工人–小商人–小布尔乔亚太太的阶层上升轨迹，但她的文化品味中总有底层的痕迹。她常去一个朋友家喝茶，但其实并不喜欢；她对古玩感兴趣，只因为那很值钱；最终，她为学到了一个小布尔乔亚阶层“完美”的家庭主妇的知识而自豪，但她依然需要工作来证明自己。甚至“有时，她把在她面前的女儿看作是阶级敌人。” [12] 同样，安妮·埃尔诺也曾清晰地意识到了阶层之间的区隔，她为母亲的粗鲁、不文雅而感到耻辱，总想象着母亲是一个和其他同学的母亲一样，从不大声喊叫、也不粗暴的女人，而她的自卑加剧了这种耻辱。一方面，她意识到了底层文化的“低下”，并为自己父母的阶层而感到自卑；另一方面，她始终带着来自底层的印记，无法真正地融入小资产阶层。她夹在了两个阶层、两种文化之间，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

此外，在安妮·埃尔诺的笔下，母亲开了商店之后，忙碌的生活使她精疲力竭，没有时间“像样地”照管家庭；而她在当上了中学老师，成为掌握思想的阶层的一员后，每天不仅要到离家四十公里的山区中学教书，回到家还必须做饭、照看孩子，似乎女性天生就要如此。对于女性来说，阶层的上升无法改变她们的劣势位置，反而可能会面临阶层与性别的双重区隔；那么抵抗何以可能？

4. 抵抗的可能性

面对种种或隐或显的区隔，边缘者有两种选择：顺从、或抵抗，但这两者并非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同时存在着多样的中间地带。在安妮·埃尔诺和虹影笔下，个体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抵抗；在性别与阶层的双重区隔中，女性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

4.1. 抵抗的方式

4.1.1. 不同的抵抗

在《一个女人》中，叙述者的母亲出身于下层社会，但她拒绝别人以家庭出身对她进行评判，总会找出自己相比上层社会女性的优点来证明自己，她相信努力工作与个人奋斗的价值，对她来说，“反抗有一种意义，那就是摆脱贫穷。反抗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拼命地劳动赚钱，成为和别人一样的有钱人。” [12] 除此之外，母亲相信教育和知识的力量，并把她自我完善、提高阶层地位的愿望投射到了“我”身上，她努力为“我”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和学习机会，让“我”通过教育进入掌握语言与思想的阶层，让以弥补她少年的缺憾。

而在虹影的笔下，女性看似如柔弱的杨柳般随风飘摇，但实质上都有一颗坚硬的内核。在《好儿女花》中，叙述者的母亲不仅经受着男性的压迫，也遭遇着时代和历史的压迫；重重困境之中，她的母亲依然敢于逃婚，敢于爱，敢于生下私生女，敢于凭一己之身养活整个家庭。在那个年代中，逃离是一种勇气，它消解了婚姻与父权制的神圣性；而追寻爱是另一种勇气，爱之中蕴含着抵抗既定社会秩序的力量。苦难与反抗如一株双生花扎根在母亲的身上，苦难造就了她的坚韧，她的一生从未走出过苦难，但正是她内心的恐惧与黑暗滋养了爱与反抗。甚至晚年有些神志不清的时候，她通过捡垃圾，“通过回想一生当中最浪漫最有激情的时期，度过眼前的绝望，也因为这样，使她对现实的黑暗有一种抵抗，在心中再点亮一盏灯。” [13] 爱足以包容一切黑暗和区隔，它本身就是一种抵抗的能力。

此外，对于小姐姐来说，虹影描写了一种象征性的抵抗。小说提前铺垫了小姐姐因男性而两次受伤的小手指，以及“我”对黑暗的防空洞的恐惧(那里经常有小女孩遭受强暴或被杀害)，文中，小姐姐决定对小唐复仇，她和其他姐妹把小唐打晕，拖到防空洞中，并最终逼迫他割下了左手无名指，完成了象征性的阉割。

4.1.2. 共同的抵抗

“我”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通过写作，女性可以自我表达，可以战胜困境，获得安慰和力量。虹影曾说，她一生从未将自己当作一个女人，而她的写作是一种“超性别写作” [14] ，她在寻求两性之间的平等，而写作的过程也是她自我找寻的过程。在《好儿女花》中，处境的弱势与个性的坚韧共同汇聚在“我”和“母亲”身上，“层层男权世界里的逃不出的女性，是层层淤泥里的小桃红，这既是母亲的象征，也是虹影的自我精神画像。” [15]

同《好儿女花》中的叙述者一样，在《一个女人》中，写作对于“我”来说既是自我治愈的良药，也是社会表达的窗口。正如小说的名字(Une Femme)既指叙述者的母亲，同时也可以泛指所有女性，一方面，“我”经由写作可以缓解失去母亲的伤痛，获得某种真诚和温暖的感受，另一方面，作者将个体经历放置在广阔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因此故事不再只关乎“母亲”和“我”，同样也关乎着大时代中女性的集体命运。通过对母亲的书写，安妮·埃尔诺写出了“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神话与真实之间的事情” [16] ，她让底层社会的女性摆脱“失语”的状态，有了发声的机会。而女性能够运用语言与思想，并将自己的视野投向底层社会和女性经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象征秩序的反抗。

此外，在这两部小说中还有一种共同的抵抗方式，即女性情谊，尤其是母女之间的默契与帮助。她们有着相似的处境和“命运”，她们能够彼此理解并给予帮助，在《一个女人》和《好儿女花》中，叙述者脱离心理的困境都是源于对母亲的重新发现与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之间的情谊并不代表存在一种性别本质，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17] 女性在社会塑造中拥有某种共同话语，因此能够团结起来，抵抗区隔。

4.2. 抵抗的结果

面对重重的区隔与困境，个体的抵抗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的抵抗？

在安妮·埃尔诺的叙述中，母亲在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失去书写能力之前，在一封给女友的信里写下了她一生中的最后几个字：“我未曾走出黑夜”。“她始终在自主性和社会期待的夹缝中矛盾地挣扎，在对女儿无尽的爱和女儿离去的失落中痛苦地妥协。而对于女儿而言，在她回归的同时，母亲离世了。” [18] 母亲的一生无疑是奋斗与抗争的一生，她如愿开了食品杂货店和咖啡厅，如愿将女儿送入那个曾对她不屑一顾的阶层，但她真的获得幸福了吗？她不得不负担繁重的工作，甚至女儿也与她渐行渐远。区隔始终都存在。而对于“我”来说，“我”通过教育成功实现了阶层轨迹的上升，似乎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但“我”始终被夹在阶层与性别的区隔之中。抵抗——也即对区隔的打破，不仅是外在的、社会性的，也需要内心的、自我认同意义上的完善。正是母亲连接了童年的“我”与现在的“我”，当“我”最终与出生的那个世界和解，母亲却已经不在了。

那么生活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呢？在虹影的笔下，“我”同样似乎过上了比母亲更好的生活，但二者的生命历程却出奇的相似。“我”与母亲都被卷入了一个庞大的历史年代，都陷入了性别与权力的不公之中，甚至连“我”对母亲的隔阂仿佛都是在步母亲的后尘。但最终，在失去母亲之后，我理解了母亲，逐渐从对父亲的渴望走向对母亲的发现和认同，虹影选择了用爱与忏悔来包容黑暗。但这样就足够了吗？在《好儿女花》中，心理医生对“我”说：“可怜的孩子，你得走出家，或许你可重新找到自己。” [19] 但走出之后呢？或许会走入另一个家？虹影曾在一次访谈中对女性主义提出了怀疑，“女性自己的生活难以确定目标，怎可改变女性命运，怎可反抗？女性只能通过不同的男人来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做不到呢？” [20] 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但就像小说中，虹影将与小唐在一起的“我”称为“小娼妇”“小婊子”，女性必须自我反思，走出男性的凝视和命名权，否则只会加剧不平等的现状。

也许不存在一种理想的方式和结果，抵抗永远在进行之中。

5. 结论与启示

黑格尔指出，“声称矛盾是不可思议的是个错误，因为它的的确确存在于活着的人的痛苦之中。” [21] 女性的非虚构写作为我们呈现出了生活中真实的区隔，呈现出了她们的矛盾、痛苦与抵抗；当她们将自己的“边缘”体验书写出来，就架构了一条沟通个人困境与集体记忆的桥梁。

面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于个体来说，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解构来更好地认清事物，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反本质的身份认同观念，关注每个个体的复杂性，以“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来取代“主体”，以“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代替性别本质。“主体位置”既由话语所建构，也由社会、文化等外部权力形塑；同样，性别并非人的本质，而是一种操演，一种意指实践。个体很难撼动庞大的社会结构，但我们可以发展出一套“颠覆话语”(Reverse Discourse)，让区隔被分解，让被遮蔽的话语权力得以显现。而在《一个女人》和《好儿女花》中，身为女性的作者感受到了区隔的存在，感受到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但她们并未颠覆区隔背后的话语权力，性别似乎仍然是某种与生理相关的本质性存在。在文本中，她们揭示和分解了部分性别和阶层的社会话语，但这种解构似乎是不完全的，这种抵抗也仍然是不彻底的。

但无论如何，只要区隔仍然存在，抵抗就永远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文章引用

张睿涵. 女性书写中的区隔与抵抗——以《一个女人》和《好儿女花》为例
Distinctions and Resistance in Feminine Writing—Centered on A Woman and Good Children of the Flower[J]. 世界文学研究, 2023, 11(02): 172-179.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203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