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收稿日期：2022年1月21日；录用日期：2022年2月16日；发布日期：2022年2月23日

摘要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相比被普通的朋友或同学激惹，在被亲近的人激惹后我们更容易发脾气，表现出攻击性。以往有问卷研究发现关系对象的性质会影响我们的攻击行为，我们对越亲近的人产生的直接攻击越多。但没有实验研究考察在同样的激惹情境下，相比陌生人，我们是否会对伴侣产生更高的攻击性以及其中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创设激惹情景，考察被试被伴侣激惹后，是否会为其选择更多的高难度七巧板。结果发现：相比于后续可能会合作的陌生人，被试在被伴侣激惹后产生了更高的攻击性，控制行为的动机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

攻击性，激惹，亲密伴侣暴力，动机，七巧板任务

The Effects of Provocation Targets on Aggress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ntrol Motivation

Ziling Pe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Jan. 21^st, 2022; accepted: Feb. 16^th, 2022; published: Feb. 23^rd, 2022

ABSTRACT

We often feel that we are more likely to lose our temper and act aggressively after being provoked by someone close to us rather than by ordinary friends or classmat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nature of relationships can influence our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the more direct aggression we have toward someone close to us. However, there are no experimental studies examining whether we would act more aggressively toward intimate partners rather than strangers in the same provocative situation and the mechanisms behind it. In this study, we created a provocation scenario, and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whether they would choose more difficult jigsaw puzzles for their intimate partners than strang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would have higher levels of aggression after being irritated by intimate partners compared to strangers who were likely to cooperate later, and the motivation to control the behavior played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Keywords:Aggression, Provocati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Motivation, The Tangram Task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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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攻击的界定与理论

攻击一般是指任何试图伤害其他不愿意被伤害的人的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在遥远的过去，攻击行为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是一种适应行为，其在选择配偶，保护子女、亲属以及维护整个族群的生存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攻击行为的适应意义在不断减少，攻击行为引发的问题可能比它能解决的还多(李文辉，吕博，李婵，蒋重清，2013)。

早期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之所以会产生攻击行为，是因为本能的作用。“本我”、“自我”、“超我”的力量互相制衡，当“本我”的冲动力量冲破“自我”和“超我”的防御体系，便会导致人类的攻击行为(Lorenz, 2005)。行为主义认为攻击不是由于本能导致的，而是由个体所存在的环境造成的，其发生的机制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简单联结。多拉德和米勒的挫折–攻击理论认为攻击行为是由于人类的欲望受到了阻碍，在心理上产生了挫折体验，因而导致攻击的发生(Dollard, Miller, Doob, Mowrer, & Sears, 1939)。现代攻击行为理论除了强调外部环境或刺激的影响，也把人类的社会认知活动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如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攻击行为是主体通过观察、模仿等方式学习到的，学习效果直接取决于攻击行为的强化效应(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 & Pastorelli, 1996)。Anderson和Bushman (2002)提出了一般攻击模型，该模型是一个更加综合和全面的、理解攻击行为的框架，它认为影响攻击行为的不止一个因素，相反，攻击行为由很多因素共同引发，它整合了生物学、人格发展、社会加工、基本认知加工、短期和长期加工，以及决策判断来理解攻击的社会–认知模型，主要强调三个关键的阶段：1) 人和情境的输入；2) 当前内部状态(认知、唤醒、情感)；3) 判断和评价加工的结果(DeWall, Anderson, & Bushman, 2011)。人类的社会认知活动能够为行为主体提供攻击行为的认知目标，描述攻击行为的可能结果，并与外部诱因共同激活攻击行为的内部动力系统，形成攻击性动机，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王林松，2008)。

1.2. 不同的激惹对象对攻击的影响

以往有研究者发现，人们愤怒的目标通常是那些最熟悉的人，如父母、伴侣、亲密的朋友等(Richardson, 2014)。不同性质的关系对象会影响我们的攻击行为，相比于不那么熟悉的人，我们更容易对自己熟悉或亲近的人产生攻击性，如伴侣、父母等，这主要是由于：1) 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个体可能会相对频繁地互动，因此产生攻击行为的可能性更高；2) 我们会根据关系的类型而改变自己的攻击程度，对于脆弱的、容易受到威胁和破坏的关系，我们往往会避免产生直接的攻击和对抗，而对于稳定的、不易受到外界改变的关系(如家人、配偶等)，我们的攻击方式则更加直接(Richardson & Green, 2006)。

在不同的关系中，我们对于冲突中的行为往往具有不同的动机和期望。比如友谊相对来说更容易受到威胁和破坏，所以我们常常会在友谊中避免直接的对抗，一个愤怒的朋友可能会压抑自己的情绪或者通过一种不容易被认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以保护关系；而家庭关系的背景则与友谊大不相同，比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不容易被瓦解，关系不容易受到威胁而破裂，因此不需要隐藏自己的攻击行为(Laursen & Collins, 1994)。总而言之，我们对关系的认知会影响我们的攻击动机，从而改变我们的攻击行为。

1.3. 亲密关系与亲密伴侣暴力

亲密关系也被称为“伴侣关系(partnership)”，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两个个体之间合作的社会原则(social principle)，或是具有不同目标的个体通过相互妥协，为共同实现他们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苏彦捷，高鹏，2004)。亲密关系与其他人际关系不同，Kirchler，Rodler，Holzl和Meier (2001)总结前人的研究，认为亲密关系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伴侣之间的社会距离很小并涉及到了双方的“个人隐私区”；伴侣不仅可以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还能够通过直觉理解对方；伴侣间的关系应该是彼此依存的，伴侣的行为使双方有高度相互依赖的感觉；伴侣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永远在一起或至少很长时间在一起，有高度的亲密感，并且双方都不会轻易用他人来代替对方。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是一种存在于伴侣或配偶之间的攻击或控制行为，包括躯体攻击、精神或情绪攻击、性暴力以及各种管制行为，目前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Anderson & Bushman, 2002; Baron & Richardson, 2004; Finkel, DeWall, Slotter, Oaten, & Foshee, 2009; 张婷，2020)。在美国，有六分之一的家庭每年至少发生一次暴力行为(Finkel et al., 2009; Schafer, Caetano, & Clark, 1998)。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中国人的健康与性”全国调查发现，在婚姻存续期间曾经有过夫妻暴力的占37.2% (王向贤，2008)。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不仅是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还与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相关，而且在个体和家庭层面，容易导致消极的健康后果；除了直接的躯体伤害之外，伴侣暴力还与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自伤自杀、物质滥用等心理行为问题相关(何影，2010)。

1.4. 动机及自我决定理论

动机是由目标或对象引导、激发和维持个体活动时的一种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人类的大部分行为都建立在动机的基础上(彭聃龄，2004)。

动机有很多分类标准，一般将动机分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外部动机是指个体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产生的动机，其活动不一定是个体内在的需求，可能是为了获得奖赏或者避免受到惩罚；内部动机则是指源于个体内心真正的需求，是指向个体内部的动机，其活动往往是出于个体自身的兴趣等。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个体在了解了自己的需求及外在客观环境之后，自己可以决定以什么类型的动机来实现某个预定的目标(Deci & Ryan, 2004)。自我决定理论将个体行为分为两类：自我决定行为和非自我决定行为，自我决定行为是个体自主的选择，而非自我决定行为则是在外界的要求下做出的行为选择，是无动机的(阎康康，2013)。

攻击行为由于不符合社会规范，即使是攻击性较高的人，也会压抑自己的攻击冲动(沈悦等，2021)。在同学、朋友、同事等较为脆弱、容易受到威胁的关系中，出于社会赞许、维护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考虑，我们往往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攻击行为；而在家人、伴侣等较为稳定的关系中，由于受社会赞许的影响较小，且不担心关系会受到破坏，我们对胜利的需求可能优先于对关系的考虑(Laursen & Collins, 1994)，控制自己行为的动机相对较弱，由此导致更多的攻击行为。

鉴于亲密伴侣暴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以及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想研究在同样的激惹情境下，相比被陌生人激惹，我们在被伴侣激惹后是否会对其产生更高的攻击性以及控制动机在其中的影响机制，为未来降低亲密伴侣暴力提供可行的干预措施。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的被试为西南大学在校大学生，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来到实验室参加实验，被试(N = 111)均为曾经谈过恋爱或者正处于一段恋爱关系中的被试，由61名女性和50名男性组成，年龄在17~2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M = 20.67，SD = 1.77，无色盲色弱，无听力损伤，皆为右利手，无精神症状或家庭分裂症病史，删去做实验不认真、未被成功激惹的被试20名，最后实际回收有效数据91份。

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绘画评价法构建激惹情景，测量被试被不同的对象激惹后，其攻击性的大小。自变量为激惹对象，分为伴侣激惹和后续可能有实验合作的陌生人激惹两种条件。因变量是被试在不同情境下为对方选择的高难度七巧板图案的个数，作为攻击性的指标。

2.3. 实验材料

2.3.1. 情绪自评量表

本实验采用邱林，郑雪和王雁飞(2008)修订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PANAS;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分别为5个积极情绪的形容词(Cronbach’s α = 0.94)和5个消极情绪的形容词(Cronbach’s α = 0.84)，采用Likert7点计分，1表示完全没有，2表示轻微，3表示有些，4表示中等程度，5表示有些强烈，6表示强烈，7表示非常强烈。

2.3.2. 实验后问卷

实验后问卷主要询问被试的控制动机，即被试考虑到后续和对方的关系和实验合作而控制自己选择高难度七巧板图案的程度，采用Likert9点评分，1~9表示控制的程度逐渐增强。同时询问被试是否猜测到本实验的目的以及任务的可信度，以删去猜测到实验目的或做实验不认真的被试。

2.4. 实验任务

2.4.1. 激惹情境

该激惹情境由国外研究(Finkel et al., 2009)改编而来。被试来到实验室后，告知他们将首先完成一幅包含以下元素的绘画：房子、车、一棵树。双方都会进行同样的绘画，之后互相对对方的绘画进行一个创造力评价，评价等级为1~6级，数字越大表示创造力越高，1表示创造力非常低，6表示创造力非常高。被试有3分钟的绘画时间。之后主试将折好的对方的评价纸条(其实对方没有看到被试的画，也未进行评价，这个等级为主试事先准备好的纸条)交给被试，并告知这个评价被试可以自行查看，不需要让主试看到，所有被试均收到等级3的评价纸条，即创造力一般。

2.4.2. 攻击任务

本研究采用七巧板任务来测量被试的攻击行为。七巧板任务要求被试从简单、中等、高难三个级别共30个七巧板图形中选取11个作为对方的实验任务。

主试首先告知被试接下来他们和对方共同完成一项实验，这个实验分为A任务和B任务。在了解实验规则之前，他们将首先通过抽签决定谁做A任务，谁做B任务，实际上所有被试抽到的都是B任务。抽完签后，被试被告知抽到的是B任务，要求他们在30个图案中选取11个图案，而对方抽到A任务，则需要在10分钟内尽量拼出这11个目标图案中的10个。同时，主试告诉被试对方不知道这些图案将由被试选择，他们会被告知所有的图案均是由电脑随机从图片库中抽取的。

如图1所示，图片库一共有30个图案，分为简单、中等、高难级别，每个级别包含10个图案，被试需要选择11个目标图案。“攻击”行为在操作上被定义为被试选择高难目标图案的数量；而“亲社会”行为则被定义为被试选择简单目标图案的数量(韦雪松，2020；王鑫，2021)。

图1. 七巧板任务目标图案

2.5. 实验流程

实验过程分为基线阶段、绘画阶段、激惹阶段、攻击阶段、实验后阶段。

被试到达实验室之后，主试告知指导语：

伴侣条件：我们的实验主要想考察恋爱对大学生多维创造力的影响。接下来你将和你的伴侣一起进行这项实验任务，你们分别在两个单独的隔间中，先分别进行一些实验任务，最后可能会一起进行一项实验任务，整个实验过程中你们不会见面。

陌生人条件：我们的实验主要想考察恋爱对大学生多维创造力的影响。接下来你将和一名陌生人一起进行这项实验任务，你们分别在两个单独的隔间中，先分别进行一些实验任务，最后可能会一起进行一项实验任务，整个实验过程中你们不会见面。

1) 基线阶段：

在基线阶段，被试需要首先保持平静1分钟。1分钟之后，被试需要在情绪自评量表上对他们当前的情绪状态进行评分。

2) 绘画阶段：

采用激惹任务，告知被试需要完成一幅包含以下元素的绘画：房子、车、一棵树。他们双方都会进行同样的绘画，之后互相对对方的绘画进行一个创造力评价，评价等级为1~6级，数字越大表示创造力越高，1表示创造力非常低，6表示创造力非常高。被试有3分钟的绘画时间，时间到了主试会进来收走画作。

3) 激惹阶段：

主试从外面取回被试的画，并且附上折叠好的对方的评价(其实对方没有看到被试的画，也没有进行评价，这个评价等级为主试事先准备好的)，所有被试均收到等级为3的评价，即创造力一般。被试看完评价之后需要再次评定此时此刻的情绪。

4) 攻击阶段：

采用七巧板任务测量被试的攻击性。

5) 实验后阶段：

这个阶段被试需要评定自己在进行七巧板任务时，考虑到双方后续的关系和实验合作而控制自己选择高难度七巧板的程度。被试还需要回答是否猜测到本实验的任务、完成实验的认真程度等。(图2)

图2. 实验流程

3. 研究结果

3.1. 随机化检验：初始情绪状态

对伴侣激惹组和陌生人激惹组在基线阶段的情绪状态进行差异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伴侣激惹组和陌生人激惹组在基线的总体情绪效价(t(89) = 1.27, p = 0.21)、积极情绪强度(t(89) = 0.80, p = 0.43)、消极情绪强度(t(89) = −0.59, p = 0.56)等指标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3.2. 激惹任务的效果检验

对激惹任务是否成功激惹被试进行统计检验，将被试的基线情绪与激惹后情绪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消极情绪指标紧张、难过、伤心、焦虑上，被试在激惹后的自评得分显著高于基线水平(ps < 0.05)；而在积极情绪指标高兴、快乐等上，被试在激惹后的自评得分显著低于基线水平(ps < 0.05)。另外，激惹之后被试的总体情绪效价评定也显著低于基线水平(t(90) = 7.33，p < 0.001)。以上结果表明激惹任务成功诱发了被试的消极情绪状态，并降低了被试的积极情绪。

3.3. 不同的激惹对象对攻击性的影响

为了检验激惹对象对攻击性的影响，以激惹对象(伴侣、后续可能有合作的陌生人)为自变量，以给对方分配的高难七巧板的个数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激惹对象的主效应显著(F(1) = 4.96, p = 0.029, ${\eta }_p^2$ = 0.054)，被试给伴侣选择的高难图案(M = 2.72, SE = 1.98)显著多于给陌生人选择的高难图案(M = 2.00, SE = 1.37)。(图3)

图3. 被试为不同的激惹对象选择的高难图案的个数，^*p < 0.05

这表明相比于被陌生人激惹，被试被伴侣激惹后为其选择了更多的高难图案，对伴侣产生的攻击性更高。

3.4. 激惹对象对攻击性的影响：控制动机的作用

分析发现，被试对于不同的激惹对象，被试在选择高难七巧板时的控制动机水平有显著差异(t(89) = −2.27, p < 0.05)，对于后续可能有合作的陌生人，被试的控制动机(M = 4.34, SE = 1.97)显著高于对伴侣的控制动机(M = 3.37, SE = 2.13)。控制动机水平与攻击性指标显著相关：与被试选择的高难图案个数显著负相关，r = −0.28，p < 0.01；与被试选择的简单图案个数显著正相关，r = 0.24，p < 0.05；与高难图案和简单图案的差值显著负相关，r = −0.28，p < 0.01。以激惹对象为自变量，被试选择的高难图案个数为因变量，控制动机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分析。

中介分析结果显示，伴侣激惹(与陌生人激惹对比)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给对方选择的高难图案个数(b = 0.211, p < 0.05)，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控制动机(b = −0.234, p < 0.05)，控制动机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给对方选择的高难图案个数(b = −0.249, p < 0.05)。将控制动机引入模型之后，伴侣激惹对被试选择的高难图案个数的正向影响边缘显著(b = 0.198, p = 0.098)。进一步对中介效应做bootstrap分析，得到一个不包含0的95%置信区间[0.010, 0.118]。结果说明与伴侣相比，在对待后续可能有合作的陌生人时，被试的控制动机增加，从而减少了对高难图案的选择。(图4)

图4. 控制动机在伴侣激惹和被试选择的高难图案间的中介模型，⁺p < 0.1，^*p < 0.05

4. 讨论

4.1. 激惹对象对攻击性的影响：控制动机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创设激惹情境，考察激惹对象对攻击性的影响并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激惹对象的主效应显著，相比于被陌生人激惹，被试在被伴侣激惹后，为其挑选了更多的高难图案，对伴侣产生了更高的攻击性，且控制动机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本研究与以往Richardson的研究(Richardson & Green, 2006)一致，关系对象的性质会影响我们的攻击性，在同样的激惹情境下，相比于不那么熟悉的、后续可能会有实验合作的陌生人，我们对于熟悉、亲近的伴侣产生了更高的攻击性。之前有研究发现，人类的社会认知活动能够描述攻击行为的可能结果，形成不同的攻击性动机，影响攻击性行为，特别是主体对于攻击行为产生结果的可能性估计以及对结果所赋予的重要性和关注程度会对主体后续的攻击性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王林松，2008)。社会关系模型(social relational model)认为关系建立在双方有持续回报的基础上。随着关系的深入，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然而对这段关系的投资意味着个人会把冲突的潜在破坏性降到最低，以便从关系中持续获得回报。对于开放的、不那么稳定的关系，如同伴关系等，青少年更可能通过妥协来谨慎处理冲突，而对于更加稳定、不容易被打乱的关系，如父母、兄弟姐妹等，则更可能要求更多的服从(Laursen & Collins, 1994)。本研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不同的激惹对象会影响被试的攻击性且控制动机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发现担心影响后续关系或实验合作而控制自己行为的动机对攻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实验结果说明我们在被激惹后，由于不担心与伴侣的关系受到影响，控制自己行为的动机更弱，因此产生了更高的攻击性。

4.2. 对降低亲密伴侣暴力的启发

由于亲密关系相较于其他社会关系更加亲密，稳定性更高，更不容易瓦解，我们在被伴侣激惹后，可能对其产生更高的攻击性，导致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亲密伴侣暴力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在严重时可能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和行为(Ellsberg & Emmelin, 2014)。社会由家庭构成，家庭的和谐稳定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亲密伴侣暴力不仅会影响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还会产生巨大的经济负担，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宋娟，2017)。

抑制攻击行为的能力与个体对攻击行为的结果预期成正比，预期攻击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越严重，个体抑制攻击行为的能力将会越强。有效防止攻击行为的发生，必须使主体充分意识到攻击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王林松，2008)。本研究发现被试之所以会对伴侣产生更高的攻击性，是因为更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威胁和伴侣的关系，因而控制行为的动机更弱。鉴于亲密伴侣暴力如今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未来可以从加强控制动机入手，使人们意识到攻击行为会伤害到伴侣，并对关系的和谐稳定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减少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同样的激惹情境下，相比于陌生人，我们会对更为亲近的伴侣产生更高的攻击性，并且担心影响后续实验合作或关系而控制自己行为的动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文章引用

彭子玲. 激惹对象对攻击的影响：控制动机的作用
The Effects of Provocation Targets on Aggress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ntrol Motivation[J]. 心理学进展, 2022, 12(02): 485-49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205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