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3年4月3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8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15日

摘要

在信息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数字技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利用数字技术提高非遗文化的传播效率显得尤为重要。文章根据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技术中暴露的问题，分别从受众因素、内容因素和传播渠道因素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在数字技术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传承新的有效途径，以期能够为非遗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

非物资文化遗产，黄杨木雕，传承人，技术，影响因素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cation by Digital Technology

Lihui Tang, Qun Wu

School of Art & Desig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Apr. 3^rd, 2023; accepted: Jun. 8^th, 2023; published: Jun. 15^th, 2023

ABSTRACT

Today, with th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way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topic of concer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exposed by the curr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digital technology, the article analyzes from three aspects: audience factors, content factors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 factors, and puts forward new and effective methods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oxwood Carving, Inheritor, Technology, Influencing Factor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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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速度加快，文化多样性成为国家和民族文化自信的来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文化财产，凝聚了古往今来的无数前人智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显得格外重要。2011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法律依据。2016年，党和国家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提高了人民群众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的氛围，进一步加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力度。随着十四五会议的召开，传统工艺得到推广，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运用数字媒体技术已成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途径之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的创新设计研究中，提出了人工智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创新中运用的设计细则，丰富了传统的设计方法 [1] 。汉绣通过“互联网+”，从商业创新性开发和传承人培养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为汉绣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2] 。山东潍坊市从数字媒体的运用角度，针对性地提出了数字媒体与非遗保护的结合之道 [3] 。在针对非遗绘本的研究中，结果表明只有融合媒体时代，才能够改变非遗绘本的呈现形式、阅读方式以及用户的体验方式 [4]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利用数字化赋能，推进民众走进“非遗”的内心世界，提升非遗资源档案的处理效率，优化传统非遗的传播流程 [5] 。

在数字技术介入非遗传承发展的同时，少数学者也引入了其他方法，对如何保护和发展非遗传承人进行了相关研究。王拓引入“口述史”的方法，分析了非遗传承中存在的学术认知差异，提出应将从“行动的实践”转化为“理性的思考” [6] 。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引入人权因素：缘由、功用与对话机制》一文中，黄瑶等人将“人权”因素介入到非遗传承人保护中，从人权法的角度促进了非遗保护的发展 [7] 。刘锡诚更是指出由于非遗传承的特殊性，需要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保护非遗传承人的利益 [8] 。目前，大多数文献都是针对数字技术媒体对非物资文化传承和传播影响因素的研究，试图引入新的方法对非遗传承人进行保护，但技术对于非遗传承人的影响因素研究却鲜少存在。

因此，本文尝试分析在当代数字媒体背景下，数字技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影响。从而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非遗”文化的开发、传承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减少技术对非遗传承人的影响，让非遗文化与传承人在新技术中更好地发声。

2. 非遗传播中的数字技术及其非遗传承人现状

“数字技术”主要是指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通过计算机对信息进行处理、储存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技术系统很大程度上都是利用现有的信息技术，通过图片、音频、视频和数字化互动展示。因此数字通信技术在通信和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技术包括数据库技术、数字成像技术、3D成像技术、VR技术、AR技术等等。在相关技术运用方面，以故宫博物院、微软亚洲研究院、北京大学联合开发的“走进清明上河地图”数字平台为例，这个平台将观众的体验作为核心，让观众能够沉浸在视觉和听觉层面，利用多媒体加深观众对于原版清明上河图的理解。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联手公关的“数字敦煌”工程也是虚拟现实技术运用的有利证明。利用“数字敦煌”不仅有利于敦煌的保护，还能够让参观者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满足游览、欣赏、研究等为一体的需求。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等，随着技术的进步，都依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纷纷投身于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利用图文声像多元信息的融合，为参观者提供一个动态的展示过程。

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32次会议上，大会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实践、表达方式、知识技能、团体、组织和某些情况下的个人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文化自信的当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性知觉结构，在传统的非遗传承过程中，一直沿袭的传统的师徒制、家庭制的方式进行，但实际上真实接触这些非遗的受众，却被这种制作方式隔离在传承的过程中。因此，导致了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会随着老艺人们的逝去，逐步走向衰落。

在非遗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数字技术的介入，出现了各种数字技术，例如3d信息系统，大数据技术，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技术等等，而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实际应用也日益成熟。但作为创作者的非遗继承者们，在这些技术发展的背后，绝大多数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传承人在非遗的“新”传播中丧失了主动权。非遗的创新设计更多的是数字媒体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开发公司、机构以及信息采集者的参与，非遗传承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处于被构建的过程，在数字化的过程中被削弱了参与度，甚至不能作为主体之一参与进相关的进程中。并且在数字化媒介的介入和开发中，更侧重受众的感官体验，作为技艺的传承者遭遇的是更多的忽视，逐步出现传承人的失语状态。

虽然同为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但新老传承人之间也存在着碰撞。随着时代的进步，新老传承人在接受技术、创作甚至市场时都面临着不同的途径。年轻一代更希望加入新兴技术、打破传统的内容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扩充、创新；老一代传承人更多的是坚守传统，传承原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3. 数字技术对非遗文化传播效率的影响的因素

3.1. 受众因素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推进，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非遗文化的接受群体逐步扩圈，从过往的少数传承人到现在非遗走进校园 [9] 。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加入了“非遗圈”，形成了“z时代”的非遗圈层，让更多的非遗文化，通过数字技术呈现在新时代背景下 [10] 。新鲜血液的注入，让原本缺少活力的非遗又重新“活”了过来，为非遗的持续发力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新的受众群体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稳固“军心”是提高受众群体基数的重要目标。

3.2. 传播渠道因素

随着AR、VR、MR等前沿技术的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通过新媒体技术传播路径更加的丰富多样。新媒体技术具有内容丰富度高，传播速度快、传播交互性佳等特点，能够使得更多的大众群体能够在技术的加入下，对非遗文化能够更加感同身受。例如小红书、抖音、微博等各类社交媒体，通过自媒体人简单的编辑和处理，就能够让大众在短时间内接收到准确、多维度、多感官的非物质文化信息，既能够提高内容传递的及时性，也能够提升大众的文化满意度，营造出更多的感同身受 [11] 。

3.3. 传播内容因素

当前数字技术背景下，笔者根据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内容，将其可以概括为三类：

文化符号的复现，即提取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与现有的产品进行结合，生成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新产品”。此类产品多数是以元素的生硬嵌入为主，缺少对文化的深入理解以及文化产品的创新性。并且此类文化符号复现的非物质文化产品，会给受众带来审美疲劳的同时，也会削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意义。见图1。

图1. 文化符号的复现产品图^①

影像记录。以“李子柒”为代表的非遗传播者 [12] ，通过新媒体渠道，以还原非遗制作过程或记录非遗原生态过程，向受众展示非遗文化。此类传播内容与传统媒体渠道传播相比，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效率高、符合信息碎片化的特点，但前者由于这种传播方式较为单一，且模仿性较强，容易产生同质化内容，减少非遗传播过程中的多样性；后者由于基调具有历史厚重感，容易给受众产生距离感，反而降低非遗的传播性。见表1。

表1. 代表性影响记录类非遗传播者

沉浸式体验，即在特定的地域进行相关的非遗体验。例如在当地设置非遗文化馆，让往来旅客在行进过程中，参与非遗文化的制作，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敦煌的线上敦煌飞天展，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突破了时空限制，在保护敦煌的同时也促进了敦煌壁画的传播。数字技术通过可视化和交互性提高了非遗文化的传播，但这一类传播内容对场地或者技术要求比较高，对原本就需要大量资金支援的非遗项目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也在不断深入，但其在传承过程中也暴露出技术带来的弊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主体性与参与度降低，其相关的非遗技术的成熟度与完整性会受到影响，最终难免会成为历史的“遗迹”。因此在今后的传承和发展中，应化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提高传承者的积极性。

4. 研究结论

4.1. 加强非遗传承过程中的非遗教育

“非遗”不应只停留在原地，在新时代，非遗应该走进生活，让新时代的青年能够进一步学习非遗相关知识，提高自身对于非遗文化的认知，了解非遗文化背后的强大生命力与民族自豪感，让新一代年轻人能从内在认同非遗文化，使得非遗文化能够内化为他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逐步成为社会文化体征的重要组成。

4.2. 提高非遗传承中的文化关照

非遗文化在现有认知里绝大部分是指一类技艺，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民族精神才是非遗文化强大的根本，才是非遗传承的本质。因此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后，应更多地去挖掘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去努力拓宽非遗文化的定义概念，始终坚守对民族文化底蕴的挖掘和保护。

4.3. 非遗传承人应作为载体参与数字技术对非遗的传承和传播

非遗传承人作为传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不能随着技术的进步被取代。传承人是非遗文化的灵魂，他们对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涵有着深厚的理解，也正是非遗传承人的坚守，才能够维持非遗与文化的链接。只有让非遗传承人作为数字技术传承非遗过程中的载体，才能够使得非遗文化能够长久地保留在日常生活中，技术与艺术融为一体，真正实现固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数字化技术对于非遗传承来说，是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文化的重要途径，只有真正利用好数字化技术，才能够使得非遗文化在历史舞台大放异彩，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才能更加有活力、更全面地进行。

注释

①图1来源：https://www.behance.net/gallery/81995485/THE-PALACE-MUSEUM-

文章引用

唐莉慧,吴 群. 数字技术对非遗文化传播效率的因素研究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cation by Digital Technology[J]. 设计, 2023, 08(02): 244-249.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203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