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

收稿日期：2020年12月24日；录用日期：2021年1月15日；发布日期：2021年1月22日

摘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有利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但随着对物质、精神双重需求的增加，与之相应的是社会供给结构失调所造成的群体融合成为难题，主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群体融合过程中收入水平、价值层面，群体排斥、生活理念上的差异导致身份认同感知较低。从群体特征看，新生代农民工向技术性和经营性工作转变、城市认同大于农村认同、更多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这三个主要特征；从制度困境看，户籍制度僵化及租住房福利覆盖面不足，制约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进程。因此，要增加社会群体包容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被接纳程度；扩大农民工就业机会，提升农民工薪资待遇；打造一体式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体系；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中心城市，提升中小城市吸引力，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活权益。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身份认同

Group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Reform Direc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Yong Re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Received: Dec. 24^th, 2020; accepted: Jan. 15^th, 2021; published: Jan. 22^nd, 2021

ABSTRACT

The scal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ontinues to expan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the group integration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of social supply structure has become a problem.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still in a relatively weak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group integration, the income level, value level, group exclus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 of rejection and life lead to a lower sense of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characteristic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work, transformation, increasing sense of city identity from rural identity, and greater pursuit of self-value re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predicament, the rigidity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inadequate coverage of rental housing benefits restrict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of new generation farmers. Therefore, the society should accept migrant workers to a higher degree, create more jobs and increase the salaries, create an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system, rely on the central city to promote the surrounding city center with a purpose of enhanc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thus ensuring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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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化推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结，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经收尾，统筹城乡发展成为接下来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农民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都在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截止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升至44.38% [1]。Twenge (2010年)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首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上一代明显提高，大多不具备基本的务农经验和常识，外出务工主要作为改善生活和自我发展的途径。钱文荣(2016年)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已经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理想工作的首要前提就是体面工作和实现自身价值。在社会阶层分化下，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明显的相对差异性，社会评价虽然总体有所提高，但在整个社会群体分化中依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反之，在价值层面，群体认同、生活理念及自我身份感知等方面与首代农民工呈现明显不同，甚至出现严重观念冲突。归根溯源，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自我身份认同的提升和市民群体传统观念的排斥问题成为城乡二元化下群体融合的障碍 [2]。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找寻身份认同差异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缓解新时代城乡融合过程中的阻碍，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成为构建新时代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群体特征

2.1. 择业导向：以技术性和经营性工作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首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受过初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定的技术。根据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可知，在全部农民工中小学文化程度占15.3%，初中文化程度占56%，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比11.1%，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过程中具有更多选择性 [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不局限于传统建筑行业、制造业等，更多选择交通运输业、餐饮业、批发行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其收入水平逐年平稳增长的同时，也为扩大收入来源打下基础，其自我创业能力逐渐增强。

2.2. 社会认同：对城市认同大于对农村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辍学进城务工，缺乏农事生产经历，农村生活的记忆也都停留在青年期乃至更早，因此，对城市生活条件、市井文化、市民群体价值观念等都很认同，并将原著市民作为自身的参照标准，渴望被同化、被接纳，以此来获得归属感。相反，他们对于农村生活苦和累并未有较深体会，乡土眷恋度较低。并且大多数农民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城市居民排斥，以至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有“厌农”情绪存在，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利于城市化发展。

2.3. 价值追求：改善生活的同时追求自我价值

相较于首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追求多元化明显，主要是他们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懂技术、有抱负、接触更多互联网信息，在追求经济收入提高的同时，明白改善生活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其价值追求具有很强的理想性。表现如下：第一，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首代农民工总是带着谋生技术进城，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是以体力性、重复性与农村生产活动相近的工种，未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业余学习，相反，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技能学习关系到自身职业发展，对于用人单位、地方政府、网上培训等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都会主动寻找；第二，追求较高品质生活 [3]。首代农民工赚钱后多邮寄回老家，来补贴家用，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理财观念，除补贴家用，满足自身花销后，会留有一部分钱购买理财产品，其消费理念追求性价比，首代农民工的家庭取向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都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自身发展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的增强，生存需求转向了发展需求。

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两种群体在同一城市空间内的融合，鲜明区别是两者无论是从群体意识、生活习性、社会归属、职业特性以及经济基础上都有明显区别，并且种种区别所投射在两个不同群体身上，形成所属群体的固有特性和身份符号，而群体社会化程度加深过程是对认知事物价值排序的必然过程，高低优劣以及与相伴而来的偏见成为当下两个群体融合不可避免的障碍。一方是以新生代农民工所构建的“新市民”群体的不断扩大，即使内部成员需求在多元化的同时，仍合力发出共同诉求，即“市民化”进程中的谋求的身份认同和对物质保障的诉求，来强化其群体归属意识。另一方是以原生市民群体所构建的“现有市民”，认为不同地方群体因低层次教育水平所导致的低素质和其所从事的脏乱差工作带来的刻板印象，致使群体双方融合相处成为现存的困难之一。

3.1. 户籍制度僵化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制度推动器之一，与之相伴的是城乡二元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城乡结构僵化，社会公平度降低，社会稳定等问题突出促使社会隔阂加深。20世纪80年代后，三次重要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行暂住制度和人户管理制度相结合，并放宽各类城市落户条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保障农转城为导向的配套改革措施这一改革路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地方户籍制度和相关配套改革同步推进，对住房保障、教育资源配给、医疗服务供给等相关领域进行资源配置，促使政策实施与户口管制相脱钩，全面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4]。

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处于地区财政贡献考量，将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指标与人才引进战略联系起来，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如2020年上海落户政策共计10类落户方式，分别是非沪籍应届生落户(积分需满足72分)、人才引进落户、留学生落户、居住证转常驻户口、博士后研究人员落户、夫妻两地分居，老人身边无子女落户、外省市职工(家属)转沪(要求非农业户口)、夫妻投靠落户、子女投靠落户、老人投靠落户。其中最有可能实现农民工落户的是“居住证转常驻户口”，其要求如下：(一) 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二) 持证期间按照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三) 持证期间依法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四) 在本市被评聘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工种与所聘岗位相对应；(五) 符合国家及本市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无刑事犯罪记录等其他不宜转办常住户口的情形等。相对于农民而言，低学历为主和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的群体特点，职业技术和至少7年的居住证要求，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深深阻隔。

3.2. 城乡二元分化下，租住房福利覆盖面不足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因户籍制度限制，加之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有限，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区位呈现明显的边缘化趋势，居住环境及治安问题整体较差。韩克庆、林欣蔚通过对北京、山东、湖北等地653位农民工住房情况进行调查发现，住房设施落后，住房空间狭小，卫生条件不达标、治安环境堪忧等问题突出，且68.9%的农民工都以郊区为主 [5]。近些年来，经济和社会民生问题成为政府重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农民工居住环境和面积及相关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2019年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到达了20.4平米。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成为市民化过程中的一大阻隔，地方政府未能将城镇住房保障体制覆盖面扩到农民工群体，导致农民住房保障权力缺失，此中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工户籍在农村，未能有资格享受福利租住房；二是政府财政无力承担全部农民工住房资金支出。企业从成本收益角度考量，并不愿意主动为农民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同时反应出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并不强烈。

现阶段，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能支撑其转为城市居民的经济能力的依然处于低位，快速攀升的房价和微薄的薪水，加之社会偏见的存在导致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并不能仅归咎为经济问题，还存在社会群体分层下群体身份偏见问题 [6]。“富有”和“贫穷”成为“强”和“弱”的代名词，社会群体将经济多寡成为群体认同的唯一衡量标准，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自然而然被边缘化，最终结果必然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

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路向

4.1. 增加社会群体包容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被接纳程度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重大阻碍之一就是群体包容度不强，社会群体排斥问题严重。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物质层面、社会心理、文化知识等达到了半市民化程度。聂伟(2018年)指出，社会歧视(排斥)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使得社会群体差异感知所导致的心理认知落差增加，并限制农民工进一步市民化 [7]。从长远看，不利于市民群体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合。增加社会群体包容度的一大措施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团参与度，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面。社会活动能丰富业余生活，增加归属感的同时更好的应对他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不利局面，不同群体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增加社会群体的包容度，降低群体排斥，促进进一步市民化进程。

4.2. 扩大农民工就业机会，提升农民工薪资待遇

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就是薪资水平的提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既可以缓解住房问题又可以改善农民工经济紧张，稳定的收入水平对于社会稳定具有良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近30%的农民工无固定工作，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缺乏社会保障，人口流动性强等问题。就业问题解决及相应的薪资待遇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农民工对于国家其他政策的接受度。就业问题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问题。首先，要从就业信息着手，特别是就业信息告知、就业待遇明确、就业渠道获取方式等及时面向农民工，社会各组织成员进行农民工就业帮扶，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帮助农民工从主体意识上认识到他们不但是新市民，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

4.3. 打造一体式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体系

户籍制度与众多社会福利以及权利相挂钩，与之相伴的是社会群体财富的多寡问题，这势必引起群体在社会意识和公平感知上的差异，并且此种差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成为社会融合、和谐社会构建的巨大障碍之一。目前，农民工市民化呈现“候鸟迁徙”式和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如2019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指出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在增加的同时，东部、东北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在不断减少，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农民工在持续增加。2019年，东部地区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08万人；江浙沪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391万人，比上年减少61万人；珠三角地区就业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18万人。中部地区就业农民比上年增加17万人，西部地区比上年增加180万人。农民工就业迁徙方向的变化与中西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优化相关，更与目前中西部较为宽松的户籍制度相关，虽相比东部地区薪资水平仍然有一定差距，但考虑到住房环境、生活成本等方面，农民工更多选择就近就业。

4.4. 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中心城市，提升中小城市吸引力，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活权益

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最终必然导致巨型城市的出现，交通、住房、供水供电等紧张，导致巨型城市超负荷运转，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城市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虽强烈，但并非仅仅是为寻求市民身份，更多是为了获得市民身份背后赋予的一些基本权利，以此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条件。基于此，农民工市民化和超大型城市未来发展规划问题具有一体两面，目前大型城市发展面临的是人口超大容量问题，以中心城市为重点的分散型城市化是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一大趋势。依托中心城市经济和政治条件，引导社区医院、重点高校、大型企业等优质资源向中小城市集聚，引导各行业人才向中小城市落户，提升中小城市宜居宜养吸引力。提升非户籍福利水平，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农民工就业难就业差的问题。

文章引用

任 勇.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群体特征、现实困境及改革路向
Group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Reform Direc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01): 93-9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01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