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cultural mixing. The current study adopted a single factor between-subjects design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ingroup-outgroup cultural mixing on intergroup helping, with manipulated cultural mixing through a cultural activation paradigm, and set up imaginary scenarios to measure individual intergroup’ help behavi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posure to ingroup-outgroup cultural mixing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individual’s help behavior to the corresponding foreign cultural group, and is not affected by the pleasant feelings and cultural familiar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enrich and expand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cultural mixing, but also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group relations in practice.

Keywords:Ingroup-Outgroup Cultural Mixing, Intergroup Helping, Pleasant Feelings, Cultural Familiarity

全球化背景下内–外群体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的影响

包燕¹，余东芳²，李莉³，韩映⁴，邱昀梵⁵

¹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²广西财经学院，广西 南宁

³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西昌

⁴河池学院，广西 河池

⁵西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0年2月5日；录用日期：2020年2月20日；发布日期：2020年2月27日

摘 要

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混搭心理效应的深入探索极富时代意义。本研究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通过文化启动范式操纵文化混搭，设置想象情景测量个体群际帮助行为，考察了内–外群体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的影响。结果发现内–外文化混搭接触能够显著增强个体对相应外文化群体的帮助行为，并且不受愉悦情绪和文化熟悉度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不仅丰富拓展了文化混搭的心理效应，而且为实践中群体关系的管理提供了一定指导。

关键词 :内–外群体文化混搭，群际帮助，愉悦，文化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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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群体文化符号在同一时空呈现的文化混搭现象已随处可见(Chiu, Mallorie, Keh, & Law, 2009)，如米饭汉堡、皇家大白¹。文化混搭心理效应也成为当前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趋势(Chiu, Gries, Torelli, & Cheng, 2011)，以往研究立足于个体对文化混搭的反应及心理机制(De Keersmaecker, van Assche, & Roets, 2016; Chiu et al., 2009; Chiu & Cheng, 2007)展开了系列实证研究。然而，文化混搭作为两个或者多个群体文化符号的组合，可能涉及相关群体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以，本研究从群体关系角度出发，考察个体面临内–外群体文化混搭时对相应文化群体的帮助行为。

文化作为一种能够满足个体或群体的心理需要从而在某一群人中共享延续的知识传统(Leung, Maddux, Galinsky, & Chiu, 2008)，它不仅能给群体内成员带来心理获益，还是个体划分群体的重要依据。虽然泰弗尔等人早期关于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表明即使没有社会意义的类别化和分组也能形成群体认同从而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和区隔，但事实上，现实的群体划分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吴莹，2016)。尤其是在族群认同中，族群认同源于族群成员们的长期生活实践，并且往往以文化为中心来分类，比如：服饰、饮食、宗教、语言等方面，换言之，族群类别的区分标准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意义(兰林友，2003) 。由此可见，文化是群体的基础，它与群体密切相关，难分彼此。人们可能会把文化和其背后的群体等价化。置身于内–外群体文化混搭情境中时，对个体而言，混搭中的外群体文化，不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符号，而代表着其对应的文化群体(Yang, 2011)。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在文化混搭情境中，中国被试有更高动机去抵制麦当劳品牌同时也会对美国人产生消极内隐态度(Shi, Shi, Luo, & Cai, 2016)；而美国人对清真寺及其背后的穆斯林群体持有同样的消极态度(Yang, 2011)。可见，在群际互动情境下，人们往往对文化混搭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群体持有一致态度。

不同个体对文化混搭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然而文化混搭积极接纳反应更为普遍。首先，虽然有研究发现存在排斥反应，但这些排斥反应受众多因素的调节，仅仅启动被试的交易型思维定势(Tong, Hui, Kwan, & Peng, 2011)或者增加混搭中群体双方文化的相容度(Torelli & Ahluwalia, 2012)等都足以促进人们对文化混搭的好感。甚至，即使文化混搭诱发消极情绪，这个消极情绪也许会使人们进入深层思考(Cheng, Leung, & Wu, 2011)，从而可能产生接纳反应。其次，Yang (2011)认为对外群体文化流入的接受和尝试去整合外群体文化与内群体文化从而激发有创意的想法都是对文化混搭持接纳态度的表现。所以，关于文化混搭与创造力的研究已经为接纳反应的存在提供了实证支持(Cheng et al., 2011; Maddux, Bivolaru, Hafenbrack, Tadmor, & Galinsky, 2014; Leung & Chiu, 2010; Leung et al., 2008)。最后，实际生活中文化混搭广泛存在且深受欢迎(Cho et al., 2017；周懿瑾, 2017)。比如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符号的电影《功夫熊猫》，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追捧，其票房已超5亿美元，雄踞2008年北美票房的第一宝座(郭慧钰，2012)。综上，整体而言，人们对文化混搭普遍持接纳态度，相应地，文化混搭可能会促进人们对相应文化群体的好感从而增加群际帮助。

群际帮助指施助者作为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内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帮助行为(Weinstein & Ryan, 2010)。近年来，帮助行为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人际间的帮助，而群体之间的帮助行为则鲜有涉及(Penner, Dovidio, Piliavin, & Schroeder, 2005)。人际帮助往往发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个体之间，在这种情境下，双方的群体成员身份不会在施助者对受助者提供帮助时带来影响。与之不同，群际帮助强调双方群体身份的凸显，受助者与施助者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施助者对外群体成员的帮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们自身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张兰鸽，王磊，张应兰，&寇彧，2015)。帮助行为研究中最常见的实验范式是情景假设任务，主要分想象情景和真实情景两种。本研究采取想象情景，请被试想象假设的情景然后评估自己对目标群体成员提供帮助的倾向。

综上所述，文化是群体划分的重要依据，人们倾向于把具体文化与其对应文化群体等价化，而整体上，人们普遍接纳文化混搭，因此研究假设文化混搭能促进群际帮助行为。对此，研究采用实验法，通过图片观看操纵文化混搭从而验证文化混搭对帮助行为的促进作用并排除文化熟悉度和愉悦情绪的混淆影响。另外，虽然群体划分种类繁多，但考虑到文化在族群划分中更为突出(兰林友，2003)，我们选择了国内民族群体——彝族、傣族。

2. 实验

2.1. 实验目的

探索内–外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的影响，同时考察愉悦情绪和文化熟悉度在其中的作用。

2.2. 实验设计

2.2.1. 被试

某中学97名彝族初中生参与本实验。剔除随意作答3人数据，最终有效被试94人(n_男生 = 45人，n_女生 = 49人，M_年龄 = 15.89岁，SD = 0.91)。根据文化混搭主效应的效应量，选择0.95置信区间，采用G*Power 3 (Faul, Erdfelder, Buchner, & Lang, 2007)进行事后分析，发现统计检验力值为0.91，高于0.8，表明目前样本量可接受。

2.2.2. 实验材料制作

阅读民族文化相关文献选择含有代表性文化元素的彝族和傣族经典图片各8张，然后在图片顶部附文字描述形成16张文化学习图片。接着制作记忆测试图片，另挑选30张彝族文化图片、30张傣族文化图片(每一张都包含文化学习图片中介绍的一个或多个对应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元素)合成新的30张文化混搭图片，即上述的30张彝族文化图片、30张傣族文化图片，与新合成的30张文化混搭图片是元素匹配的(样例见图1)。为了证明图片材料设计的合理性，对45名彝族高中生进行了预实验²。结果表明图片设计合理，能成功被被试感知。

2.2.3. 实验程序

首先，将被试随机分到3个条件组(傣族文化组、彝族文化组、彝–傣文化混搭组)并告知即将进行一个关于记忆测试实验。然后运行E-Prime程序，每个被试都将在电脑上完成先后4个任务：按键练习任务、图片学习任务、记忆测试任务、问卷填写任务。按键练习任务旨在让被试明白如何进行按键操作；图片学习任务是为了让被试通过学习获得相应的文化知识；记忆测试任务则用来操纵被试的文化混搭经历；问卷填写任务为因变量测量、额外变量和人口学变量等。

内–外文化混搭操纵：在彝–傣文化混搭组中，我们通过让被试在记忆测试任务中观看30张彝-傣文化混搭图片来操纵他们的文化混搭经历，同时为了增强效果，每看完一张便要求被试思考“刚才那张是彝族与傣族文化混搭的图片吗？是请按F键，否请按J键”。另外，由于前期调研中我们发现彝族初中生基本不了解傣族文化，所以在观看混搭图片之前让被试完成图片学习任务，即学习8张彝族文化图片和8张傣族文化图片(图片上附文化介绍)。彝族文化组则学习8张彝族文化图片，然后观看30张彝族文化图片，并回答“刚才那张是彝族(或傣族)文化图片吗？是请按F键，否请按J键”。傣族文化组则学习8张傣族文化图片，然后观看30张傣族文化图片，并回答“刚才那张是傣族文化图片吗？是请按F键，否请按J键”。

群际帮助测量：请被试根据自己情况回答“您会把向傣族灾害地区捐款的倡议书网络链接转发给多少QQ好友?”(0 = 不转发，3 = 转发50%好友，6 = 转发所有好友)。

其他变量测量：让被试回答“我见过彝族与傣族文化混搭的事物；1 = 非常不符合，7 = 非常符合”(操纵检查题)，并测量被试的傣族文化熟悉度(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是熟悉傣族文化的；1 = 非常不符合，7 = 非常符合)与愉悦情绪(此时此刻，我感到愉悦；1 = 非常不符合，7 = 非常符合)。最后要求被试填写填写性别、年龄、家庭居住地、亲属血统等人口学信息。

图1. 元素匹配的图片材料样例

2.3. 实验结果

2.3.1. 内–外文化混搭操作检查

以被试在“我见过彝族与傣族文化混搭的事物”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三个条件组差异显著(F (2, 91) = 335.90, p < .01)。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彝–傣文化混搭组的被试得分(M = 6.16, SD = 0.81)远远高于彝族文化组(M = 1.52, SD = 0.85, p < .01)、傣族文化组(M = 1.39, SD = 0.84, p < .01)。即相对于其他实验条件组，彝–傣文化混搭组的被试确实拥有更高的彝–傣文化混搭经历。可见，本研究对内–外文化混搭的操纵是成功的。

2.3.2. 内–外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的影响

以群际帮助为因变量，内–外文化混搭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内–外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有显著影响(F (2, 91) = 4.96.36, p = .009, ${\eta }_p^2$ = .098)。LSD事后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彝族文化组(M = 3.35, SD = 1.54, p = .006)和傣族文化组(M = 3.45, SD = 1.46, p = .011)，彝–傣文化混搭组的被试会给傣族提供更多帮助行为(M = 4.44, SD = 1.54)。而彝族文化组和傣族文化的被试在帮助行为上则无显著差异(p = .802)。

2.3.3. 额外变量

相关分析发现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家庭居住地、亲属血统与因变量群际帮助无显著相关，所以不再讨论。以愉悦情绪为因变量，内–外文化混搭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发现明内–外文化混搭主效应不显著(F(2, 91) = 2.97, p = .056)，换言之，不实验组的被试在愉悦情绪上没有显著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彝–傣文化混搭组和傣族文化组被试在傣族文化熟悉度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t(61) = −.31, p = .76)，说明傣族文化熟悉度和愉悦情绪并没有影响内–外文化混搭和群际帮助之间的关系。

3. 讨论

本研究验证了内–外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的促进作用，这与Tadmor et al. (2012)研究结果一致。Tadmor等人在探究多元文化经验与群际偏见关系时，将文化混搭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经验(study 1)，发现相对于单文化接触组(只看一种文化)，观看中–美文化混搭的白人大学生对黑人的消极刻板印象更低。前人研究表明文化混搭会促进经验开放性(Benet Martínez, Lee, & Leu, 2006; Fu, Zhang, Li, & Leung, 2016)，而经验开放性与群际态度的改善有很强的相关(Ekehammar, Akrami, Gylje, & Zakrisson, 2004; Flynn, 2005; Sparkman et al., 2016; Tadmor, Berger, Brenick, Abu-Raiya, & Benatov, 2017)。这些证据为我们的结果提供了支持，暴露在不同群体文化杂糅交织在一起的场景可能带来了个体经验开放性的提升，从而促进了对相应外文化群体的帮助行为。

另外，虽然有研究发现接触中美文化混搭会增强中国被试对美国人的内隐偏见(Shi, Shi, Luo, & Cai, 2016)，但该研究结果表明文化混搭接触对内隐偏见的影响仅存在于高文化认同和低多元文化取向的个体；且在该研究中两种混搭文化群体的的文化地位并不平等，处于文化弱势的一方可能对于文化混搭更为敏感(Yang, 2011; Cheng et al., 2011)，易理解为“入侵”，所以反应更为负面。而我们的研究选择的是中国两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少数民族间是平等的，并无地位的差异。因此，混搭文化的地位差异可能会影响对相应文化群体的态度，未来的研究中值得关注。

本研究表明内–外文化混搭促进了群际帮助行为。这为实践中群际关系的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在实际生活中，群体划分无处不在，划分的标准也具有多样性(Shutts, Kinzler, McKee, & Spelke, 2009; Miller, Maner, & Becker, 2010)，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学科等。社会认同理论的大量研究证明，社会类别的形成强化了刻板印象，使个体对所属群体持有更积极的印象和评价，而对外群体成员则持相对负面的印象和感受，所以群体划分往往会带来群际间矛盾冲突(Bernstein, Young, & Hugenberg, 2010; Bigler & Liben, 2006)。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可鼓励倡导文化混搭，并提供不同群体间文化混搭的机会和平台，比如一场文化混搭艺术展览，一次文化混搭音乐会，一部文化混搭电影……

本文探讨了内–外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行为的影响，拓展了文化混搭群体心理效应，但仍存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

首先，研究要考虑与文化混搭相关的文化认同、文化聚合主义等因素。前人研究指出文化认同(Morris et al., 2011; Torelli et al., 2011)、文化聚合主义(Cho et al., 2017)、认知闭合需求(De keersmaeker et al., 2016)等变量都会影响人们对文化混搭的反应。其次，有必要用不同形式的文化混搭证明二者关系的稳定性。虽然本研究证明在文化杂糅情境下个体对相应文化群体的心理融合程度得到提升，但文化混搭从并列式到杂糅式，再到内化式一共有8种方式，依次体现了不同群体文化之间融合程度的逐渐加深，而不同的融合程度会导致人们不同的观感和态度(Cheon, Christopoulos, & Hong, 2016)。所以，未来研究可以考察比较这些不同混搭方式对群际关系的影响。最后，有必要使用多民族进行跨文化适用性的研究。本研究关注的群体均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且被试都是彝族。未来研究可选择更多样化的样本来验证当前研究结论，提高理论在跨文化实践中的可应用性，比如研究文化混搭情境中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区、不同学科的群体关系。

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立项课题“‘微’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研究”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5C411)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包 燕,余东芳,李 莉,韩 映,邱昀梵. 全球化背景下内–外群体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的影响
The Effect of Ingroup-Outgroup Cultural Mixing on Intergroup Helping in Globalization[J]. 心理学进展, 2020, 10(02): 212-21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202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