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北京

收稿日期：2021年2月25日；录用日期：2021年3月17日；发布日期：2021年3月29日

摘要

探索姻亲关系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采用姻亲关系量表对263对夫妻进行调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配偶父母支持度(β = 0.21, p < 0.01)、丈夫主观婚姻质量(β = 0.17, p < 0.05)可以正向预测翁婿关系，女性作为家庭主要贡献者(β = −0.29, p < 0.01)可以负向预测翁婿关系；婚龄可负向预测妪婿关系(β = −0.12, p < 0.01)，配偶父母支持度(β = 0.21, p < 0.01)、丈夫主观婚姻质量(β = 0.25, p < 0.01)可以正向预测妪婿关系；初婚(β = 0.32, p < 0.01)配偶父母支持度(β = 0.19, p < 0.01)、妻子主观婚姻质量(β = 0.35, p < 0.01)可以正向预测公媳关系；无负债(β = 0.11, p < 0.05)、配偶父母支持度(β = 0.22, p < 0.01)、妻子主观婚姻质量(β = 0.27, p < 0.01)能够正向预测婆媳关系，配偶父母过度干涉(β =−0.13, p < 0.05)、与女方父母同住(β =−0.13, p < 0.05)会负向预测婆媳关系。婆媳关系是四组姻亲关系中最紧张的关系。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夫妻主观婚姻质量均能正向预测其自身姻亲关系，妻子的主观婚姻质量可以正向预测丈夫的姻亲关系，丈夫的主观婚姻质量不可预测妻子的姻亲关系，姻亲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姻亲父母的支持程度、婚姻质量以及家庭居住情况对姻亲关系具有预测作用。

关键词

姻亲关系，婚姻质量，预测分析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Law Relationship

Yingpei Wang, Yahui Liu, Cancan J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Feb. 25^th, 2021; accepted: Mar. 17^th, 2021; published: Mar. 29^th, 2021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rai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law relationship. Methods: The In-law Relationship Scale had been applied to collect data from 263 couple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arent support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in-law and father-in-law (β = 0.21, p < 0.01), marital quality predi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in-law and father-in-law (β = 0.17, p < 0.05), woman as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the family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in-law and father-in-law (β = −0.29, p < 0.01); parent support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in-law and mother-in-law (β = 0.21, p < 0.01), marital quality predi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in-law and mother-in-law (β = 0.25, p < 0.01), marriage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in-law and mother-in-law (β = −0.12, p < 0.05); parent support (β = 0.36, p < 0.01), marital quality (β = 0.35, p < 0.01), and first marriage (β = 0.32, p < 0.01)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ughter-in-law and father-in-law; parent support (β = 0.22, p < 0.01), no debt (β = 0.11, p < 0.05), and marital quality (β = 0.35, p < 0.01), the degree of the origin-family rapport (β = 0.14, p < 0.01)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ughter-in-law and mother-in-law; parents excessive interference (β =− 0.13, p < 0.05), living with woman’s parents (β =− 0.13, p < 0.05) will negatively predi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ughter-in-law and mother-in-la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is the tensest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our groups of in-laws. Based on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it was found that both husbands’ and wives’ marital quality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ir in-law relationship, and marital quality also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ir spouses’ in-law relationship for wives but not for husbands. In-laws ar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e degree of in-laws’ parents’ support, marital quality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family can predict in-laws’ relationship.

Keywords:In-Law Relationship, Marital Quality, Predictive Analytic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姻亲关系主要包括翁婿关系、妪婿关系、公媳关系、以及婆媳关系(Serewicz & Claire, 2008)。姻亲关系是由成年子女的婚姻选择而建立的一种特殊人际关系，它具有非血缘性和非自愿性。以往国内外的研究证实了良好的姻亲关系对于维持稳定的婚姻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袁晓娇等，2015；Bryant et al., 2001; Salvador, 1974)，而对影响姻亲关系因素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姻亲关系具有复杂性不会由单一的影响因素所决定，而是受到个人特质、人际互动、婚姻质量的共同作用。

成年子女作为姻亲关系的主体，其个人特质是影响姻亲关系的首要因素。首先东方文化强调父系的家庭结构，使传统婚姻中的女性成为家庭中男性成员的附属物且有义务服从于配偶父母(Koyano, 2010; Zhen & Merril, 2008)。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获得了良好的教育资源，女性不再仅仅作为家庭主妇照顾老人和孩子，大部分的已婚女性选择全职工作，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提高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议价能力(Zhang, 2015; Han & Yoon, 2004)。其次，独生子女更可能获得来自原生家庭父母的全部支持，相较于非独生家庭，独生子女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资源来发展姻亲关系(Clara, 2015)。再次，在对一般人际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原生家庭会影响个体的人际关系水平(毋嫘等，2019；华婷等，2020)，因此姻亲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可能也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此外，随着婚龄的增长，姻亲关系可能趋于稳定，而相比初婚家庭再婚家庭面临更多的家庭调整，因此婚龄和是否初婚亦可能影响姻亲关系。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影响姻亲关系的个人特质的外延界定为个体经济水平、是否为独生子女、原生家庭类型、婚龄和是否初婚。

人际互动是姻亲关系发展中重要的一环。社会交换理论从人际互动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互惠性在发展和维系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意义。以往西方的研究中指出，姻亲父母为新婚夫妇提供的支持会正向预测姻亲关系(Conger et al., 2001; Verbrugge & Chan, 2008)。与西方父母的家庭观念不同，东方社会更为强调大家庭的观念，并伴有过度“支持”的表现。一些中国父母仅仅将儿女婚姻看作了对家庭的一个扩充，因此当新生家庭面临问题时，父母容易表现出过度干涉的行为。家庭系统理论认为父母作为第三方势力参与到儿女的婚姻中可能会增加了姻亲关系的紧张性(Suzanne & Ronald,1998)。除此之外，持有传统家庭观念的父母还会与他们的子女生活在一起。研究中发现超过60%的女性因为与姻亲父母生活在一起而感到压力(Apter, 2010)，但另一项研究中指出婆媳双方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她们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并正向预测婆媳关系(Woolley & Greif, 2018)。

除个人特质因素和人际互动因素以外，婚姻质量作为姻亲关系中较为特殊的环境因素亦会影响到姻亲关系的发展。家庭系统理论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家庭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尽管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姻亲关系对婚姻质量的影响(Lee, 2012)，然而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婚姻质量亦可影响个体的姻亲关系。考虑到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姻亲关系可能不仅仅受到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也可能受到配偶婚姻质量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以成对数据为分析单元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将个体测量结果嵌套于成对的夫妻关系中进行处理。因此研究将探讨个人特质、人际互动以及婚姻质量对姻亲关系的影响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方便取样的方式从北京、天津、上海、山东等地区招募583名已婚夫妻参与调查，经统计后剔除无效问卷42份，去除未匹配成功问卷39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526份，即263对，有效回收率90.22%。参考张雯瑜(2015)的标准，婚龄1~3年的夫妻为较短婚龄组占总人口的36.90%，4~6年的夫妻为中等婚龄组占总人口的占30.80%，7~20年的夫妻为较长婚龄组占总人口的占32.30%。

2.2. 研究工具

2.2.1. 姻亲关系量表

本研究采用袁晓娇(2015)等人改编的姻亲关系问卷对姻亲关系进行测量。姻亲关系问卷由20个条目构成，采用4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记1分到“完全符合”记4分，分数越高代表姻亲关系越亲密，冲突越少。经检验，该量表信度较好，翁婿关系、妪婿关系、公媳关系及婆媳关系的Cronbach α系数依次为0.86、0.86、0.89及0.91。

2.2.2. 婚姻质量量表

本研究采用婚姻主观感受量表(SMPS)对个体的婚姻质量进行测量。婚姻主观感受量表(SMPS)由3个因子，共20个条目构成，其中3个因子分别为夫妻互动、家庭关系及夫妻冲突；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记1分到“完全符合”记7分；该量表的总分计算方式为夫妻互动因子总分加家庭关系因子总分减夫妻冲突因子总分，得分越高则表明其主观婚姻质量越好。经检验主观婚姻质量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4。

2.2.3. 人口学指标

1) 个人特质指标

本研究调查了被试的经济学指标其中包括：月收入、有无自用房、是否负债、家庭经济贡献，其中对家庭经济贡献的调查是指与伴侣相比谁是家庭经济的主要贡献者。受教育程度、原生家庭类型(双亲家庭，家庭和睦；双亲家庭，家庭不和；单亲家庭，父母离异；单亲家庭，父母一方离世)，是否为独生子女，婚龄，是否初婚。

2) 人际互动指标

调查了被试配偶父母对婚姻的支持程度、配偶父母对个体的干涉程度、以及居住情况。

2.3. 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法收集人口学资料和姻亲关系的数据，使用spss22.0和Amos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不同姻亲关系的比较

通过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四组不同的姻亲关系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不同的姻亲关系差异显著，F = 4.72，p < 0.01。进一步进行事后比较发现，婆媳关系得分显著低于翁婿、妪婿、公媳关系得分(ps < 0.05)，公媳关系显著低于翁婿、妪婿关系得分(ps < 0.05)，翁婿关系和妪婿关系的得分无统计学差异。进一步的研究中通过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不同性别的姻亲关系进行比较，男女在性别上差异显著F = 13.08，p < 0.01，姻亲父母的性别差异在姻亲关系得分上无差异。结果见表1。

表1. 姻亲关系的差异检验

注：^*p < 0.05，^**p < 0.01，以下同。

3.2. 个人特质、人际互动、婚姻质量与姻亲关系的相关

相关结果表明：翁婿关系与月收入、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支持程度、婚姻质量存在正相关，与配偶作为家庭主要贡献者、原生家庭父母不和、与女方父母同住与翁婿关系存在负相关；妪婿关系与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支持程度、主观婚姻质量存在正相关，与婚龄、与女方父母同住存在负相关；公媳关系与有自用房、初婚、配偶父母对婚姻的支持程度、主观婚姻质量存在正相关与原生家庭父母不和、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的干涉程度存在负相关；婆媳关系与有自用房、初婚、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的支持程度、主观婚姻质量存在正相关，与原生家庭父母不和、与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的干涉程度、与女方父母同住存在负相关。后续分析中将与姻亲相关显著的变量纳入对姻亲关系的回归分析中，结果见表2。

表2. 个人特质、人际互动、婚姻质量与姻亲关系的相关分析

注：^*p < 0.05, ^**p < 0.01。

注：家庭主要贡献者包括我是家庭主要贡献者、配偶是家庭主要贡献者、双方共同为家庭主要贡献者；原生家庭类型包括双亲家庭和睦、双亲家庭不和、单亲父母离异、以及单亲父母一方去世；居住类型包括核心家庭单独居住、与男方家庭父母同住、与女方家庭父母同住。

3.3. 个人特质、人际互动、婚姻质量与姻亲关系的回归分析

根据相关检验结果，以月收入、配偶为家庭主要贡献者、原生家庭关系类型、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支持度、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的干涉程度、与女方父母同住、主观婚姻质量为自变量，以翁婿关系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调整后R² = 0.28；以婚龄、配偶父母支持度、主观婚姻质量为自变量，以妪婿关系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调整后R² = 0.17；以有自用房、原生家庭父母关系不和、初婚、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支持度、配偶父母对我的干涉程度、与男方父母同住、主观婚姻质量为自变量，以公媳关系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调整后R² = 0.39；以有自用房、有负债、原生家庭父母关系不和、初婚、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支持度、配偶父母对我的干涉程度、与女方父母同住、主观婚姻质量为自变量，以婆媳关系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调整后R² = 33，结果见表3。

表3. 个人特质、人际互动、婚姻质量与四种姻亲关系的回归分析

男性的回归结果显示，配偶作为家庭主要贡献者可以负向预测翁婿关系(β = −0.29, p < 0.01)，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的支持程度可以正向预测翁婿关系(β = 0.21, p < 0.01)，主观婚姻质量可以正向预测翁婿关系(β = 0.17, p < 0.05)；婚龄可以负向预测妪婿关系(β = −0.12, p = 0.05)，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的支持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妪婿关系(β = 0.21, p < 0.01)，主观婚姻质量可以正向预测妪婿关系(β = 0.25, p < 0.01)。女性的回归结果显示，初婚可以正向预测公媳关系(β = 0.32, p < 0.01)，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的支持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公媳关系(β = 0.19, p < 0.01)，主观婚姻质量可以正向预测公媳关系(β = 0.35, p < 0.01)；无负债可以正向预测婆媳关系(β = 0.11, p < 0.05)，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的支持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婆媳关系(β = 0.22, p < 0.01)，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的干涉程度可以负向预测婆媳关系(β = −0.13, p < 0.05)，与女方父母同住可以负向预测婆媳关系(β = −0.13, p < 0.05)，主观婚姻质量可以正向预测婆媳关系(β = 0.27, p < 0.01)。

3.4. 主观婚姻质量的影响：主客体效应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夫妻各自的主观婚姻质量均可预测其姻亲关系，下一步将使用主客体互倚模型检验夫妻婚主观婚姻质量对其配偶姻亲关系的客体效应。以丈夫和妻子的主观婚姻质量为预测变量、丈夫和妻子的姻亲关系作为结果变量构建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χ²/df = 0.969, IFI = 1, CFI = 1, RMSEA = 0，如图1所示。丈夫和妻子的主观婚姻质量对自身的姻亲关系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并且妻子的主观婚姻质量对丈夫的姻亲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丈主观婚姻质量对妻子的姻亲关系不存在显著的作用，即丈夫和妻子的主观婚姻质量对各自姻亲关系均存在显著的主体效应，而只有妻子主观婚姻质量与丈夫姻亲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的客体效应。

图1. 丈夫和妻子的主观婚姻质量对夫妻姻亲关系的预测作用

4. 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相比其他姻亲关系，婆媳关系表现的最为紧张，公媳关系次之。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我国的姻亲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姻亲关系更为紧张，这可能是因为女性作为家庭关系维系者，承担了更多来自姻亲关系的压力(Merrill, 2007)。相较于公媳不和，婆媳矛盾更具有跨文化普遍性。婆媳战争不仅存在于东方社会，在西方的研究中也体现了婆媳关系的紧张性(Euler et al., 2001; Ragavan & Lyengar, 2020)。对此进化心理学观点认为，婆媳关系的紧张性是由于婆媳间进化利益不同，因此导致了婆媳关系成为姻亲关系中最具冲突性的关系(吴宝沛，2014)。

首先，从个人特质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个体经济能力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婆媳关系。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女性在经济上越有能力她们越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自由，以及在家庭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Zhang)。其次，婚龄越长的男性其妪婿关系越差，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婚龄增长，岳母提供的支持不断减少同时年迈的岳母需要夫妻更多的照料，因此造成了妪婿矛盾(Jeon & Yoo, 2017)。此外，相比非初婚的个体，初婚女性的公媳关系更好，这可能是由于再婚家庭面临更为复杂的家庭关系，因此相比初婚家庭再婚家庭的家庭关系面临着更多挑战。

其次，从人际互动的互惠性角度来看，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的支持度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姻亲关系，配偶父母支持度越高，姻亲关系更好。新生家庭面临众多压力，他们需要得到来自上一辈人的支持以此来推动新生家庭的发展(Kim et al., 2015)。此外，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支持度越高也代表着姻亲父母对新婚夫妇的积极态度，因此，配偶父母支持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姻亲关系，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An, 2012)。值得注意的是从人际侵扰的角度来看，配偶父母的过度干涉会负向预测婆媳关系。家庭系统理论强调了核心家庭稳定性对于大家庭和谐的重要意义，父母的过度干涉会造成令人焦虑的三角关系干扰了核心家庭的稳定性(Yuan, 2019; Kadir et al., 2003)。此外，一些研究发现婆媳关系紧张是由于传统观念与社会新变化的矛盾造成了婆媳对家庭角色的不同理解和期待(朱东丽，2007)。传统家庭观念强调了妻子在照顾公婆上的义务与责任，在一些地区妻子需要与丈夫一家同住以便照料年迈的公婆(Kim, 2011)，与女方父母同住冲击了婆婆传统的家庭观念，同时由于与自己父母同住因此夫妻更方便与女方父母建立更为亲密的链接这也导致了婆媳关系的疏远。

此外，研究发现婚姻质量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姻亲关系，这表明主观婚姻质量高的个体更倾向拥有良好的姻亲关系。这证实了家庭系统理论中所强调的，核心家庭愈坚固整体家庭关系愈和谐的观点。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妻子的婚姻主观感受可以预测丈夫的姻亲关系，也就是妻子的婚姻质量对丈夫姻亲关系存在显著的客体效应，而丈夫的婚姻主观感受却不能预测妻子的姻亲关系。传统孝道强调善事父母，而在中国传统父系家庭架构下，婚后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照顾父母的责任。尽管男性也承担孝的义务，但工具性的支持仍主要是由女性完成，因此女性承担了更多来自姻亲父母的期待。与女性的姻亲关系不同，岳父、岳母主要期望女婿能更好地对待自己的女儿，因此女性的主观婚姻质量可以预测男性的姻亲关系。总的看来，相较于男性，女性姻亲关系影响因素的来源更复杂。

本研究探索了人际互动、个人特质以及夫妻主观婚姻质量因素对姻亲关系的影响作用，这只是对姻亲关系的初步探索，为未来探究姻亲冲突的原因提供方向，也为临床解决由姻亲关系引发的心理不适提供指导意见。

基金项目

北京林业大学项目基金：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SRC018)。

文章引用

王颖佩,刘雅慧,金灿灿. 姻亲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Law Relationship[J]. 心理学进展, 2021, 11(03): 772-779.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308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