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2024年1月3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23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9日

摘要

“知识无价，盗版无德”，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滋生出新的数字盗版问题，这不但会影响创作者，还可能加剧知识产权被侵占风险，导致市场失灵，进而影响国际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我们针对数字盗版行为提出假设，通过研究和分析意图的影响因素，讨论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更好的响应国际经贸政策，避免公地悲剧。本文通过统计调查手段，研究人们的数字盗版使用意图，深入分析国际数字盗版问题，以此为基础探讨针对数字盗版的相关应对策略以促进国际经济发展。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并分析了完整模型和盗版模型，通过最大似然与拟合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证实了过去盗版行为和数字盗版意图之间存在着显著而强烈的关系。

关键词

国际贸易，数字盗版，知识产权，结构方程模型

Curb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 Study on the Causes and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Digital Piracy

Tingshu Xiang, Taolin Pan, Boyu Hu, Meiting Xie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Received: Jan. 3^rd, 2024; accepted: Jan. 23^rd, 2024; published: Feb. 29^th, 2024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new digital piracy problems continue to emerge, which will not only affect creators, but also may exacerbate the ris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eing embezzled, lead to market failure, and then affe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Therefore, we put forward hypotheses for digital piracy, and discus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by studying and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ntion, so as to better respond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and avoi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is paper studies people’s intentions to use digital piracy through statistical surveys,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digital piracy, and discusses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digital piracy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used to establish and analyze the complete model and the piracy model, and the maximum likelihood and fitting methods are used to solve the model, which prove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nd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t piracy behavior and digital piracy intent.

Keywords:International Trade, Digital Pira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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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世界现代化进程下文化产出呈现井喷式增长，由此产生了国际数字盗版问题。如果一直对数字产品版权保护不力，会导致盗版泛滥，公地悲剧重演 [1]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我们要把知识产权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宏大场景，准确认识知识产权的功能定位，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

最近备受关注的“韩国KBS起诉B站侵权”一案¹，更是将盗版问题推向风口浪尖。该案例中，韩国放送公社(KBS)指控B站侵犯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引发了中韩两国舆论的热议。这种跨国盗版现象直观地展示了盗版问题已经超越国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提到，数字盗版仍困扰着全球的各类创作者，犯罪分子采用“bulletproof”等各种新策略和技术手段，让盗版卷土重来。结合USTR关于《2022年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报告》以及相关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见图1)显示，仅年初，美国的跨国数字盗版案件增加了41%，英国增加了43%，西班牙增加了50%，印度增加了62%，意大利增加了66%，这些统计数字对于致力于生产创意作品的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基于数字盗版日益严重化的现状，分析国际盗版行为的成因极具研究意义：

对于商业层面，研究数字盗版能够维护各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地位，确保其正常的商业运营。同时，该研究起到了抑制数字盗版传播的作用，通过促进各商业软件的正版化进程，扩大其用户群体，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加公司收益。

对于社会层面，该研究为保护知识产权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法，以确保数字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创新者的利益和社会的创作积极性，以此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和合作机会，从而提高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竞争力。

从上述层面来看，研究数字盗版有助于制定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健全版权保护机制，通过社会各界对国际贸易政策的积极响应，为世界贸易行业现代化中的产权保护问题提供参考，相信国际贸易产业会迎来更健康、繁荣的未来。

图1. 2022年各国跨国盗版案件增加百分比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本文参照国际权威机构对知识产权问题中关于数字盗版的定义，首先分析其主要特征，并结合过往的文献理论，通过经济学方法，对数字盗版的主客观行为因素进行筛选和分析。其次，在提取影响因素后，从计划行为理论、道德义务、过去的盗版行为、威慑理论、软件和媒体成A本和感知价值等角度，构建相关结构方程模型，将调查问卷中的数据代入该模型进行评估。最后，利用最大似然方法求解结构方程模型，并研究模型的局限性，分析数字盗版行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主要研究思路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框架思路图

1.3. 创新点

1) 该研究的原创性主要在于对传统效用理论、威慑理论和构念的扩展，预计能够影响意图。此外，为更好地理解数字盗版行为的起因，以此制定新的战略来减少盗版，该模型运用了一项新的概念：感知价值。此研究有助于满足跨文化数字盗版行为研究的需求，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2) 本文根据过往盗版行为和当下盗版意图，创新性地提出两个结构模型，分别考虑过往的盗版行为和目前的盗版倾向对数字盗版行为的影响，该模型不仅能够直接分析影响意图的因素，同时可研究这些意图的间接原因 [2] 。作为相对新颖的研究内容，此模型有助于理解盗版使用者的意图受到哪些影响，以及决策者应该根据社会实际情况调整相关政策，在国际贸易领域为保护知识产权作出贡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计划行为假设

计划行为理论源于理性行为理论，该理论旨在预测处于意志控制下的行为。然而大多数行为都不在意志控制之下，由此发展出计划行为理论(TPB)。在计划行为假设中，从事某一行为的强烈意图与执行某一行为的高概率相关联。根据该理论，一个人的意图受到三个决定因素的引导：对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本研究的前三个假设直接遵循该理论：

H1：对盗版的积极态度越高，对应的盗版数字材料的意图就越大。

H2：支持盗版行为的主观规范水平越高，对应的盗版数字材料的意图就越大。

H3：对盗版行为的感知控制程度越高，对应的盗版数字材料的意图就越大。

2.2. 道德义务的作用

根据阿米蒂奇(1998)的研究，道德义务即主观规范无法捕捉所有的道德影响 [3] 。道德义务是意图的重要预测因子，在研究数字盗版的成因时，不仅需要考虑社会压力，还需要考虑个人对道德义务的感受。我们认为，这可以为模型增加预测能力，预期道德感较高的个人对盗版数字材料的意愿较低，由此提出假设：

H4：个体的道德义务越高，其盗版数字材料的意愿越低。

2.3. 过去盗版行为的影响

分析过去行为对后来行为的残余影响有助于改善结构模型预测，特别是当人们的意图相对薄弱时。过往研究表明过去持有盗版数字材料的人确实更有可能在相同的意图中继续进行数字盗版活动 [4] 。因此，我们假设：

H5：过去的盗版行为与盗版数字材料的意图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2.4. 威慑理论的作用

威慑理论假设个体是理性的代理人，希望最大化他们的预期效用，对能够阻止他们潜在犯罪行为的负面激励做出反应——确保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峻性。皮斯(2003)在研究中表明，惩罚的确定性和严重性在对待软件盗版的态度方面有很强的负向影响，惩罚的确定性也对感知行为控制有负向影响 [5] 。因此，一个人对非法下载数字材料被抓的概率以及与这种行为相关的惩罚严厉程度的信念，很可能会影响他的态度、意图，并最终影响行为。此外，一个人如果对能被感知到的惩罚确定性减少，就会增加执行数字盗版的感知力度，并使犯罪者采取更多的努力，以保不被发现。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6：惩罚的确定性会对盗版数字材料的态度产生负面影响。

H7：惩罚的严重性会对盗版数字材料的态度产生负向影响。

H8：惩罚的确定性会对感知行为控制产生负向影响。

2.5. 软件和媒体成本的影响

软件和媒体价格是刺激消费者行为决策中的决定性因素，消费者往往认为数字媒体定价过高，从而将盗版作为省钱的手段。如果用效用来描述与数字盗版相关的备选方案中的偏好，理性的消费者会选择使其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效用函数 [6] 。与威慑理论中指定的原因相同，数字材料的感知成本可以作为态度的先决条件纳入结构模型。因此可以假设：

H9：数字媒体成本会对盗版数字材料的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2.6. 感知价值的影响

感知成本不足以评估一件数字商品，为捕捉更广泛的感知特征，添加额外因素，即感知价值。感知价值的定义为消费者基于对所接收到的和所给予的感知，对产品效用进行的总体评估。之前的调查人员研究了非常多样化的产品或服务中的感知价值，发现感知价值与消费者购买意愿(或购买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然而，鲜有人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数字盗版，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感知价值越高，一个人对盗版的态度就越低。从而提出如下假设：

H10：感知价值会对盗版数字材料的态度产生负面影响。

综上，我们将所有假设进行总结，构造了一个概念模型，如图3。

图3. 概念模型

这个模型的核心是计划行为理论，它是使用效用理论、威慑理论和从以前的研究中出现的相关构念进行扩展的，这些因素将成为模型中的影响因素。此外，在加入了感知价值后，结构模型形成了新的创新，得到了另一个模型，即曾经盗版的人对当下数字盗版意图的盗版模型，在图中由虚线表示。

3. 实证研究设计

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显示，女性占比62.8%，男性占比为37.2%。按教育水平划分调查对象，学生人群中的大多数(83.3%)具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其中76.6%的学生透露他们是全日制学生。75%左右的学生报告说之前有盗版行为，42.3%的学生透露他们经常盗版，26.5%的学生几乎每天都会盗版，具体数据见图4、图5。

图4. 男女比例饼状图

图5. 学生使用盗版频率图

对于学生人群，只有约20%的学生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盗版过，这是所有调查对象中最低的，而近90%的非学生人群都呈现出相似的价值观，即他们经常进行盗版行为。表1根据教育水平划分人群，汇总了总体样本量的盗版行为情况。

表1. “盗版”变量样本分布表

3.2. 数据来源

通过Python爬虫技术，分析微博等平台上人们对数字盗版的关注，为后续调查问卷的设计提供依据，所得词云图如下，见图6：

图6. 词云图

基于上述词云分析，设计电子问卷，调查数据来源于全社会各年龄段中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公民。过滤掉不符合要求的问卷，我们最终得到共计803份问卷，由此分析和统计模型中的10个潜变量。表2中列出所有因素和相应的指标，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打分。

表2. 问卷工具量表因素

3.3. 完整模型的分析与求解

分析使用两个模型：第一个考虑全样本，但不评估过去盗版行为在意图上的影响(完整模型)；第二种模型只考虑那些曾经盗版的人(盗版模型)。因此，每个样本都会有一个测量模型和一个SR模型。

三个指标未能满足所需的因子效度条件，故被从模型中删除，严重违反了正态分布的偏斜度和峰度值，要对异常值进行评估是否取舍。然后使用AMOS对模型进行调整。MO1r和PBC2从模型中删除。第二组建议的修改与属于同一因素的指标的误差项之间的协方差有关，将轨迹添加到模型中。

数据与最终CFA模型之间的整体拟合被认为是良好的。建立了良好的模型拟合，评估信度和效度，特别是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除变量感知值外，所有因素都具有足够的可靠性。并且都证明了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最终调整后的SR-Model (结构测量模型)总体拟合较好，

$X^2/df=2.134$ (1)

$CFI=0.970$ (2)

$\text{GFI}=0.934$ (3)

$\text{RMSEA}=0.046$ (4)

$\text{P}\left[\text{RMSEA}\right]<0.05=0.890$ (5)

然而，它没有通过卡方检验( ${\chi }^2=447.852$ ， $\text{Df}=209$ ， $\text{P}=0.000$ )。因此，这种检验经常导致错误的结论。GFI在0.934呈现了一个很好的值，而RMSEA在0.046是可以接受的。相对拟合指数CFI为0.970，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3.4. 盗版模型的分析与求解

与上述模型相同，同样的三个指标再次未能满足所需的因子效度条件，从模型中删除。其余指标及相关数据与最终CFA盗版模型之间的拟合总体上同样认为良好，构念信度、收敛度和区分效度均呈现出足够的信度。

最终的盗版模型揭示了一个满意的模型拟合

$\frac{{\text{X}}^2}{\text{df}}=2.539$ (1)

$CFI=0.931$ (2)

$\text{GFI}=0.889$ (3)

$\text{RMSEA}=0.061$ (4)

$\text{P}\left[\text{RMSEA}<0.05\right]=0.001$ (5)

它也没有通过卡方检验( ${\chi }^2=705.72$ ， $\text{Df}=209$ ， $\text{P}=0.000$ )，GFI呈现出的值为0.889，而RMSEA在0.061是可以接受的。相对拟合指数CFI为0.931，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4. 研究分析

基于上述提出的数字盗版行为成因以及所构建的模型，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4.1. 道德义务和过去的盗版行为

假设H1表示，对盗版持更积极态度的个人会有更大的盗版数字材料的意图。在两个模型中，假设H1都未被拒绝，即态度被认为是意图的显著预测因子。假设H2和H3未被拒绝，即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意图有显著但被调节的影响。由此我们得到：(i) 朋友、家人等对数字盗版的认可正向影响个体的意图；(ii) 有机会进行盗版行为的主体，会产生更大的盗版意图。在感知行为方面，盗版模型产生了类似的结果控制，但其并不是意图的显著预测，所以之前盗版的人不会受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影响 [7] 。

假设H4在两个模型中都未被拒绝，即道德义务对意图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H5未被拒绝，说明过去有盗版行为的个体更可能产生相同的意图，这还揭示了其与感知行为控制的显著且强烈的正相关。调查发现，42.3%的学生透露他们经常盗版，26.5%的学生几乎每天都会盗版，与研究结果一致。

4.2. 惩罚的确定性和严重性

根据预期，惩罚确定性在两个模型中都是态度的显著预测因子，即接受假设H6。但拒绝假设H7表明，严重性不是态度的显著预测因子。两个样本中的惩罚确定性都有一个被调节的和被感知行为控制的显著负面影响，因此假设H8未被拒绝，即如果人们相信被抓住的概率越高，最终对盗版的意图也会更低 [8] 。

4.3. 数字媒体成本和感知价值

接受假设H9表明数字媒体成本在两个模型中都是正相关的，但只在完整的模型中表现出影响很小的显著关系。据此，我们得出结论：价格越高，个人越有可能盗版。然而，拒绝假设H10表明该结论是低效用的，因为感知价值在两个模型中都未表现出对态度的显著影响。数字媒体成本和感知价值被放置为态度前因变量，态度确实被认为是意图的重要预测因子。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得出如下汇总表，见表3。

表3. 模型结果汇总表

5. 结论与建议

5.1. 调查结论

本文的目的是调查数字盗版意图，为此，我们将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理想框架，分析意图的影响因素，基于道德义务、感知价值、过去盗版行为及惩罚确定性等其中较为重要的部分，得到结论如下：

1) 惩罚确定性越高，人们对盗版的意图越低。

2) 道德意识较高的个体，盗版意愿往往较低。

3) 新的构念——感知价值越高，个人对数字盗版态度越高。

4) 过去盗版行为使个人更有可能产生相同的盗版意图。

由此可见，此项研究能通过分析各国数字盗版行为，进一步处理社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从而促进国际贸易领域的持续性发展。

5.2. 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不同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基于惩罚的确定性是态度的显著预测因子，引导人们相信盗版行为尤其是跨国盗版，使其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很大 [9] ，这种感知到的高度惩罚确定性会影响控制感和机会感，从而使降低人们的盗版意愿成为可能。

2) 根据道德义务对意图显著的负向影响，充分利用国际教育、媒体传播以及世界知识产权公约等，提高个人的道德义务或罪责感 [10] ，使人们意识到盗版不仅影响公司的盈利，而且最终会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导致公地悲剧重演。

3) 结合感知价值以及数字媒体成本的显著性影响，通过各国媒体大力宣传，向人们展示数字商品的价格没有社会普遍想象中那么高，同时加强力度推广适应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平价替代品。

4) 考虑到过去盗版行为与国际数字盗版间的积极关系，限制各国公民每阶段访问国内外知识资源的网站数量 [11] ，从传播途径上阻止盗版发展。另一个更普遍的方法是联系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达到从源头上减少盗版流通的效果。

6. 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就像所有的研究一样，本文也存在局限性。首先，它使用的是接受过教育样本，因此，在将结果推广到无接受教育群体之外时，我们应该谨慎。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本研究的情况，方便抽样是少数几种可能的收集信息的方法之一的量级。

样本数值与人口结果相差较大。样本中的男女比例与现实情况有偏差，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如果使用不同的样本，结果会有不同幅度的变化。另一个担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图和影响渠道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些结果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早不符合演进规律。第三个限制是每个因素使用的指标数量，在许多情况下，每个因素只有两个指标，而不是建议的至少三个指标。最后是感知值，信度值虽然低于阈值，但非常接近，被认为足够了。

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遵循多条路径。第一个建议是使用一个不同的样本，一个可以被认为更能代表全世界人口的样本，并可能能够验证所取得的结果。也可以进行研究来检查实际行为，并评估意图是否会导致行动。最后，可以设计一个更全面的模型来包括其他相关理论，例如，道格拉斯等人(2007)所使用的公平理论。

本文的目的是调查数字盗版意图。为此，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理想框架出现，并在其他相关理论和构念的帮助下得到扩展。这种扩展导致了一种创新性的分析，从相同的样本中开发了两个模型，一个考虑了所有的个体，而另一个只调查了那些之前盗版的人。

感知行为控制和道德义务在两个模型中对意图都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第一个模型具有正向影响，第二个模型为负向影响。惩罚确定性在两个模型中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同时影响变量感知行为控制。至于主观规范和态度，第一个变量仅是意图的完全显著预测变量。在盗版模型中，过去的盗版行为正如预期的那样对意图有显著而强烈的正向影响，在感知行为控制方面也有显著而强烈的正向影响。

最后，在剩余的TPB构记的前因变量中，惩罚确定性在两个模型中都被认为是态度的显著预测因子，而惩罚严重度的影响程度则不显著。数字媒体成本显示出正向影响，而盗版研究中的新因素感知价值则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正向影响。

我们在这项研究中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加入其他变量，如过去的行为，对以前的盗版工作进行了扩展。分析了一个更广泛的模型，解决了能够以间接的方式影响意图的因素，这些因素是由以前的因素介导的。我们通过在盗版研究中使用一个新的构念–感知价值–来扩展以前的模型。另一个重要的创新是为了调查过去盗版行为的影响，从同一个样本中开发了两个模型(完整模型和盗版模型)。综上所述，这一调查能够证实之前盗版研究中使用的一些前因变量来解释盗版意图。尽管模型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有一些共同的因素使得能够一起解决普通人群，特别是那些以前曾经盗版的人，然而，普通人群可能有更多的选择。还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扩大以前的调查，这项研究有助于对各国及其文化的数字盗版行为的持续研究。研究得出了几点启示并提出了建议。这项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数字盗版行为，并希望有助于制定新的战略，最终减少数字盗版。

文章引用

项庭舒,潘陶琳,胡博宇,谢梅婷. 遏制“公地悲剧”——国际数字盗版行为成因及其治理研究
Curb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 Study on the Causes and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Digital Piracy[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01): 133-143.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101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