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s a current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Chinese government. The marital and childrearing behavior,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i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forecast amount and structure of 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Based on the surveys about the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in 1990, 2000 and 201,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marital behavior still is the mainstream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nd that modernity is more and more increasing and Beijing is the most; tha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level on the child-bearing behavior of women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under the double impact of development and policy, shows a diminishing trend.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for the behavior of marriage and child rearing.

Keywords:Comparative Study among Beijing-Tianjin-Hebei, Marital and Child-Bearing Behavior, Comparative Studies, The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京津冀三地婚育行为比较

—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马小红，王慧

北京市委党校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收稿日期：2015年12月4日；录用日期：2015年12月22日；发布日期：2015年12月25日

摘 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政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三地婚育行为的特征与差异研究对京津冀地区人口总量和结构的预测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1990，2000和2010年三期数据，对京津冀三地婚育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结婚行为上，京津冀三地传统模式仍是主流，但现代性日益增加，北京现代性更趋显著；在生育行为上，三地均深受发展和政策的双重影响，人口转变程度呈现明显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梯度效应。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京津冀协同战略的实施对三地婚育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京津冀比较，婚育行为，比较研究，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1. 研究背景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李克强总理在2014 年3 月5 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可见京津冀一体化的重点在于经济一体化。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主体是人，人口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宝贵资源和决定性因素 [1] 。了解京津冀人口特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婚育行为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必要环节，对京津冀地区未来人口的总量和结构的预测意义重大。在现有的文献中，针对京津冀三地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流动迁移 [2] 、人口容量 [3] 、人口密度 [4] [5] 等方面，研究对象也集中在流动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目前还缺乏对三地婚育行为的比较研究 [6] 。本文试图利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对京津冀三地的婚育行为进行比较，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未来京津冀人口发展趋势进行判断，以期为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主要采用全国妇女联合会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展的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在变迁研究中采用了1990年和2000年进行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数据。

婚育行为研究一般包括结婚和生育两个方面，也有一些学者从择偶、结婚和生育三个维度进行研究 [7] [8] 。受调查数据限制，本文拟从结婚和生育两个维度对京津冀三地婚育行为展开描述。在结婚行为方面，从初婚年龄、夫妻年龄差、受教育年限差异、婚前经济条件、以及婚后与哪一方家庭经济来往多五个方面进行比较；在生育行为方面，从婚育间隔、初育年龄、现有子女数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由于未婚人群不回答婚育方面的问题，本文的分析对象是京津冀三地18~64周岁已婚(包括离异和丧偶)的户籍人口。1990年第一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只有北京和河北数据，样本量分别为304和1966；2000年第二期调查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样本量分别为183、125和1341；2010年第三期调查北京833人、天津647人、河北1106人。样本的基本情况请见表1。

2. 结婚行为比较

2.1. 初婚年龄

初婚年龄是指第一次结婚时的年龄。本文用平均初婚年龄作为京津冀三地初婚年龄的分析指标。结

表1. 1990、2000和2010年样本基本情况(单位：人；%)

果显示(参见图1)，京津冀三地平均初婚年龄差异明显，北京最高，天津居中，河北最低，纵向比较，三地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均明显推迟。分性别看，2010年，京津冀男性初婚年龄呈现等差数列，分别相差接近1岁，分别为26.22岁、25.26岁和24.32岁；女性初婚年龄京津非常接近，分别为24.71岁和24.44岁，显著高于河北的22.86岁。纵向看，1990~2010年20年间北京和河北男性初婚年龄变化不大，北京保持在26岁附近，河北在24岁左右；女性初婚年龄则提高显著，北京从1990年的22.05岁提高到24.71岁，河北则从20.13岁提高到22.86岁。由于缺乏1990年数据，我们观察到，在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天津男性初婚年龄小幅上扬，但女性初婚年龄由22.15岁提高到24.44岁，提高明显(参见图1）。显示了京津冀三地户籍人口，尤其是女性人口倾向晚婚的共同趋势。

2.2. 夫妻平均年龄差

年龄是人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适婚青年在婚配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夫妻年龄差是指夫妻之间的年龄差距，是婚姻的重要特质之一。特定时期和地区的夫妇年龄差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与当时当

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刘爽、李海燕，2014；风笑天，2015)。平均年龄差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地区择偶时夫妻双方年龄的差距，其计算方式为：

平均年龄差 = ∑(丈夫的年龄 − 妻子的年龄)/夫妻对数

从地域总体上看，当平均年龄差大于0时，表示该地丈夫的年龄高于妻子，等于0表示两者年龄相同，小于0表示妻子的年龄高。取值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年龄的差异越大。传统择偶观念里男性年龄普遍高于女性。

研究显示(参见图2)，京津冀三地丈夫平均年龄都高于妻子，北京差距最大，天津与河北趋同，纵向比较，河北年龄差减小明显。2010年，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平均年龄差分别为1.71年、1.15年、1.14年，表明三地男性的年龄均高于女性。其中北京的年龄差距最大，河北和天津的差异较小。纵向看，1990~2010年20年间，北京夫妻平均年龄差变化不大，维持在1.8岁左右，河北减少显著，从1.43岁降到1.14岁，天津2000~2010年从1.21降到1.15，降幅不大(参见图2)。

2.3. 夫妇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收入等有较高的相关关系[9] [10] ，因此对夫妇在家庭中的地位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双方在家庭中的决策权，所以研究婚姻中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有重要意义(黄潇，2011；张翼，2014等)。本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差的指标，即夫妻受教育年数的差来反映夫妻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计算方式为

平均受教育年限差 = ∑(丈夫受教育年数 − 妻子的受教育年数)/夫妻对数

图1. 1990年、2000年、2010年分性别的平均初婚年龄变化(单位：岁)

图2. 1990年、2000年、2010年夫妻平均年龄差变动(单位：年)

当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大于0时，表示总体上该地丈夫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妻子，等于0表示两者受教育程度相同，小于0表示妻子的受教育程度高，取值绝对值越大表明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越大。

研究显示(参见图3)，京津冀三地丈夫平均受教育程度都高于妻子，北京差距最小，天津居中，河北最大，纵向看，三地差距都在缩小。2010年，京津冀三地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分别为0.43年、0.55年、1.03年，均大于0，显示了文化程度上男高女低的传统模式依然是主流。纵向看，1990~2010年20年间，北京和河北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在缩小，北京缩小了0.53年，河北缩小了0.86年。天津在2000~2010年十年间，受教育程度差也减少了0.22年(参见图3)。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北京在夫妇受教育方面更趋同的，也表明三地男女文化程度差异缩小的共同趋势。

2.4. 婚前双方经济条件

婚前经济条件哪家更好是为了粗略分析夫妻双方婚前各自家庭的经济状况。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只有2010年第三期数据调查了该问题。问题为“结婚前双方家庭条件相比，谁家的经济条件更好？”，有四个选择，分别为男方家好、女方家好、两家差不多，以及说不清或不回答。

研究显示，京津冀三地夫妻均倾向于选择婚前双方家庭经济条件相当家庭，但三地被访者均呈现女方经济条件高于男方的现象。京津冀三地夫妻婚前两家经济条件差不多的占比最大，北京为61.0%，天津为71.1%，河北为67.3%。占比均高于60%，其中天津高于70%，说明三地的婚前家庭经济条件相差不大是人们择偶的最主要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选择婚前女方家经济条件优于男方家的比例均高于男方家优于女方家(参见表2)。分性别研究显示，男性被访者和女性被访者在该问题上的回答差别不大，排除调查者性别对结果的影响(参见表3)。

2.5. 婚后与原生家庭经济互动

原生家庭为心理学概念，指的是人们出生和成长的家庭。婚后与原生家庭的经济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代家庭的紧密程度。夫妻婚后与原生家庭经济往来情况能粗略地反映这种紧密程度。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只有第三期数据调查了相关问题。问题是“结婚后你们与哪一方家庭的经济往来更多”，有四项选择，分别为男方家多、女方家多、两家差不多，两家都没有。本文将与一方经济往来多称为有倾向的经济互动，两家往来差不多称为双向均衡经济互动。

研究显示，京津冀三地夫妻家庭更倾向于与原生家庭双向均衡经济互动，同时北京与双方有倾向的

图3. 1990年、2000年、2010年夫妻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变化(单位：年)

经济互动更为平均，天津和河北趋同，与男方家经济互动更多。总体上看，京津冀三地与男女双方经济往来差不多占比最大，分别为53.0%、68.3%和58.8%，三地各自占比均高于50%，其中天津接近70%，说明三地夫妻更倾向于与双方家庭保持差不多的经济往来。其次，北京与男方家来往多和与女方家来往多的占比接近1:1，更为均衡与原生家庭无经济互动占比也高于河北和天津，为9.1%。天津和河北更倾向于与男方家庭有较多的经济互动，男女两家的差异均在9.0%左右。这一现象反映了北京更具现代性，天津与河北更具传统的婚姻模式(参见表4)。分性别研究显示，男性被访者和女性被访者在该问题上的回答差别不大，可以排除调查者性别对结果的影响(参见表5)。

3. 生育行为比较

3.1. 婚育间隔

婚育间隔是指妇女初婚与初育的时间间隔。本文用平均婚育间隔来比较京津冀三地的婚育间隔。

平均婚育间隔 = ∑(女性初育年龄 − 女性初婚年龄)/总人数

当平均婚育间隔大于0时，表示总体上该地女性先结婚后生育，小于0表示总体上该地女性先生育后结婚，取值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婚育间隔越大。

研究显示(参见图4)，京津冀三地平均婚育间隔均高于1年，北京生育间隔最大。2010年京津冀平均婚育隔分别为北京1.42年，天津1.24年，河北1.41年。北京的婚育间隔最大，河北次之且与北京差异不大，天津最小，相差为1.24年。纵向看，1990~2010年北京和河北的平均婚育间隔上升明显，北京从1990年的1.08上升到2010年的1.42；河北从1990年的1.07上升到1.41，反映了结婚行为与生育行为的背离现象。天津的婚育间隔最小，2000~2010年10年间天津的平均婚育间隔没有明显变化，其原因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表2. 2010年京津冀三地夫妻婚前家庭经济情况(单位：%)

表3. 2010年京津冀三地夫妻婚前家庭经济情况：分性别(单位：%)

表4. 2010年京津冀三地夫妻婚后与原生家庭经济往来情况(单位：%)

表5. 2010年京津冀三地夫妻婚后与原生家庭经济往来情况：分性别(单位：%)

图4. 1990年、2000年、2010年京津冀三地平均婚育间隔(单位：年)

3.2. 初育年龄

初育年龄是指第一次生育时女性的年龄。本文用平均初育年龄作为京津冀三地初育年龄的分析指标。

研究显示(参见图5)，京津冀三地平均初育年龄均高于晚育年龄，北京最高，天津次之，河北最低，纵向看，三地的初育年龄均显著提高。2010年的平均初育年龄，北京、天津和河北分别为26.22岁、25.48岁和24.32岁，北京的平均初育年龄最高，天津次之，河北最低。北京与天津的平均婚育年龄差为0.74岁，天津与河北的差为1.16岁。河北的初育年龄与京津地区的差异大于北京和天津的差异。反映了河北较天津和北京更倾向于早育。纵向看，近20年北京和河北平均初育年龄不断升高，均涨了近3岁，天津在10年间也提高了2岁，反映了女性初育年龄不断升高的整体趋势。

3.3. 平均子女数

子女数是指调查时点被访者已有的子女个数。本文用平均子女数来比较京津冀三地的子女数量。

研究显示(参见图6)，京津冀三地平均子女数京津趋同，河北最高。2010年京津冀平均子女数分别为

北京1.17个，天津1.21个，河北1.60个。纵向看，近20年京津冀三地的平均子女数在逐渐减小。北京从1990年的1.82下降到2010年的1.17，下降了0.5个左右；河北从1990年的2.22下降到1.60，下降了0.6个左右。天津在2000至2010年十年间的下降幅度和水平接近与北京下降了0.2个左右，2010年，均在1.2左右。这一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因为1980年后北京和天津执行的是严格的一孩政策，而河北广大农村地区为一孩半和二孩政策。尽管如此，不难看出到2010年三地的平均子女数都不高，均低于更替水平之下。河北在1990年的人口优势到2010年已经消失了。河北一直以来都源源不断的为北京和天津提供劳动力人口，但是未来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人口布局方面也需要考虑河北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

图5. 1990年、2000年、201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变动(单位：岁)

图6. 1990年、2000年、2010年京津冀三地平均子女数(单位：个)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在结婚和生育行为方面体现出以下特征:

4.1.1. 在结婚行为上，京津冀三地传统模式仍是主流

京津冀三地丈夫年龄都高于妻子，符合传统的男大女小模式；在受教育程度上也呈现男高女低的传统模式；在婚后与原生家庭的经济互动方面，呈现与男方原生家庭更多互动的传统模式，尤其是天津与河北，更为明显。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婚配模式在京津冀仍是主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4.1.2. 三地婚姻行为现代性日益增加，北京的现代性更趋显著

研究显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三地的婚姻模式中的现代性日益增强，表现为初婚年龄尤其是女性初婚年龄明显推迟；在男女双方婚前经济条件基本持平，三地都出现婚前女性家庭经济条件高于男方的趋势。尤其是北京，现代性更为显著，表现为男女双方的受教育年限差距更小，显示了女性受教育机会的上升；婚后与双方原生家庭的经济互动更为均衡。

4.1.3. 三地妇女生育行为深受发展和政策的双重影响，人口转变程度呈现明显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梯度效应

在初育年龄，生育子女数上均体现了这种效应，在婚育间隔上，北京和河北增长趋势明显，天津反常，需要进一步探究。

4.2. 讨论

4.2.1. 北京现在的婚育模式是天津的发展方向，而天津的婚育模式是河北未来的发展方向

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代表中国三类情况，毫不夸张的说代表的是三个不同的“世界”，呈现出了由低到高的经济发展层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婚育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将河北、天津和北京看成是婚育行为变化的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通过对三地的婚育行为的研究，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时，人们倾向于传统的婚育模式，即“早婚早育”（育只的是生育间隔）。随着经济发展最开始使得初婚年龄升高，由于生育观念并未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婚后人们很快选择生育，此时婚育间隔较小，表现为“晚婚早育”；当经济继续发展初婚年龄提高，但是此时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改变，婚后人们不会很快生育，婚育间隔提高，表现为“晚婚晚育”。所以未来的河北婚育行为更可能表现为天津目前的婚育模式，而天津则会向北京目前的婚育模式发展。

4.2.2. 流动到北京和天津的河北人，经济一体化后返回河北，对河北的婚育行为产生影响

由于河北省社会发展水平在三地中最差加之政府的政策导向，北京和天津源源不断的吸纳河北的资源和劳动力。而在京津冀一体化的今天，河北去往北京和天津的的流动人口返回故乡的可能性比较高。这些人在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北京和天津工作学习难免受到现代婚育观念的影响，更有可能采取晚婚晚育的模式。那么河北未来婚育行为变动可能会比北京和天津的同等程度变化所用的时间短。

4.2.3. 京津冀三地生育行为存在梯度效应，在未来生育政策制定方面可以制定的更有针对性

首先，到2010年平均子女数北京1.17个，天津1.21个，河北1.60个，河北与其他两地差异较大，北京和天津相对差异较小。其次，在婚育行为方面三地的情况各不相同。依据这样的情况，未来京津冀制定生育政策方面可以更有针对性。如果要提高北京的生育率，因为北京的婚育模式方面受到观念的影响，仅仅改变外在的环境效果也许并不显著，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建立更适宜现代观念的生育机制。天津的婚育观念变化不是特别大，受经济变化影响较大，改变外界环境就可能提高其生育率。

致谢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组织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在此对数据提供方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表示感谢。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北京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北京超低生育水平风险研究”的前期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JDSHA008。

文章引用

马小红,王 慧. 京津冀三地婚育行为比较—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arital and Child-Bearing Behavior among Beijing-Tianjin-Hebei—Based on the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Women[J]. 社会科学前沿, 2015, 04(04): 321-330.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5.44047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