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Xi Jinping’s concept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theory of reconciliation to the theory of two mountains,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wo dimensions: time and space, and the current reality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a new philosophical basis; replacing the old modernization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depicted the new vis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the new modernity; proposed tha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fe comm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been raised to an unprecedented new height with the scientific basis of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Keywords:Xi Jinping, New Ag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衡孝庆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收稿日期：2018年8月21日；录用日期：2018年9月4日；发布日期：2018年9月13日

摘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从和解论到两山论，习近平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指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当下面临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并提出了新的哲学基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取代旧的现代化，描绘了新的现代化愿景，提出了新现代性的哲学内涵；通过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构建，以协同进化的科学依据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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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论断，高度概括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其中包含非常丰富的内涵，比如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归纳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特点，指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道路等等，而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之上提炼和总结了新的生态文明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

2. 从和解论到两山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之时，就观察到科技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和优裕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埋下了很多隐患。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和解论”，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从对立走向和解。2005年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了著名的“两山论”，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在2006年做出了详细的解读：“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揺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1]。这一解读通俗形象地分析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化，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在面对自然环境变化时思想观念转变过程，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实践，是对“和解论”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在“两山论”的指导下，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美丽中国”的建设任务，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将“两山论”的社会实践表述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并将之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

“两山论”看上去浅显易懂，实际上却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从发展的角度看，“两山论”的解读生动地描绘了发展观的演变历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对发展观的反思起始于二战之后的快速经济发展浪潮，盛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发展观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最终导致了环境、资源、人口、贫困等一系列问题。以《增长的极限》等著作的出版为代表的对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引起了社会关注和讨论，可持续发展观应运而生，并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共识，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发展的边界。伴随着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的快速发展与扩散，诸多的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科学都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各种应用生态学分支也不断涌现，特别是在哲学领域，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的讨论成为新的社会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各种各样的生态主义尽管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观点的分歧与争议，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非常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两山论”正是在对旧的发展方式、发展观的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解读。这一解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三种不同的关系类型，其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以说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描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既排斥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的主体性的质疑，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人类的主体地位。

单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工业化过程及其所创造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确实对自然生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一影响大幅度地干预了自然规律演化的自然进程，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后果。但是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自然生态其实是具备自我修复或自我恢复的能力的。因此，单纯从自然的意义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生态问题”或“生态危机”。那么，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实质就只是人类自身的问题或危机。因为人类自身就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人类也从未脱离也不可能脱离自然规律，因此，从终极实在的意义上，自然是已经为人类的活动画出了边界，任何越界所产生的生态后果都会如恩格斯所说，反作用于人类自身。这就是自然为人类的主体性所作的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一变化的历史分期也正是“两山论”所描绘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不同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学及其发展构成了“两山论”的自然科学的理论依据。

3. 新现代性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2]。这就意味着在哲学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建构了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完成了人类文明演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个现代化过程的基础是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领域的变革所引发的，其哲学基础被称为“现代性”。现代性的核心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摆脱了宗教的束缚，树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使得本来附属于神的人可以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以至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树立人的主体地位的另一个要素就是科技的发展，这也是引发工业革命的核心元素。因此，现代性的发生、发展又被称为是神的去魅的过程，也就是尼采声称“上帝死了”的主要原因。人取代了神的地位，人成了衡量一切存在的标准，因此，现代性的生成又被后现代称为人的附魅。这也就意味着，人取代了神成为自然的新的主人，于是，人把自己放在了自然的对立面。最终，西方的现代化演变为人与自然的对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质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理想就是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解。而其中的自然主义就是指人类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而不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以至于破坏自然。因此，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必然要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从哲学基础上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那么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现代性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就是在实现对人的“自由解放”的同时，打开了人的欲望的“潘多拉”魔盒。在现代性树立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科技的发展增强了人们对于理性的信任甚至信仰。当科学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并且与技术相结合取得了人类社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人们开始迷恋于其带来的丰富的物质生活之中。当科学陆续清算了几乎人类所有知识领域中的宗教残余，对科学的信任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马克斯·韦伯把现代社会称为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社会，而这个理性主要指的是建立在科学方法基础上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当理性的算计成为社会思想的主导时，价值理性就被丢在一旁，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价值多元化景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一个市场主导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真正用于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金钱，而且只能是用于生产的货币即资本，价值多元化的表象无法遮盖资本一统天下的本质。而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要破除对金钱，对资本的迷信，将物质资料的生产回归人的需要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为了满足一小部分人的欲望，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需求。人民的需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表达。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民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人民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也需要生态产品、需要优美的自然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也只能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共生的概念源自于生物学，本意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生物以某种方式相互帮助，共同生存。在自然的共生体系中，共生的形态是多样的，其中最优的状态就是共生的双方或每一方都能够获取利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应该是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来描绘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前提是和谐，达成的目标是互利共生。在现实中，交往关系的和谐意味着人与自然交往维度中必须充分体现交往双方对等或平等的地位。从哲学基础上来说，共生是对西方现代性之中人的单一主体性的扬弃，也是交往实践中破除传统的“主–客”体思维范式的唯一途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基本路径必须是在人类的生态认知中展开，因为只有通过不断深化对生态的认知，将生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可能建立起和谐的生态交往模式，通过这种生态交往达成三重意义上的生态融合，即人与人的生态融合、人与社会的生态融合、人与自然的生态融合，使得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彼此不再是对立关系，从而才能达成共生的目标。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可能是重复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建构的新型生态交往的基础上前行，最终通过三重融合，达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目标。

4. 协同进化的生命共同体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2]。这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共同体的概念本身就是源自于对人类社会化生存的理想状态的一种描述，广义的共同体也包括各种生物的共同生存构成的生存空间比如生物圈，生态链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历史上由于在共同体中存在各种奴役、压迫、剥削等造成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存空间的共生关系建构的困难之所在。理想化的共同体概念的出现就是要从根本上去除妨碍和谐共生关系的各种不平等、不公平，实现彻底的社会正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正是由此出发的。而要将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则是对共同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将共同体概念真正的彻底化。在历史上实现共同体的真正困难实际上就是因为将自然排除在了共同体之外，因为所有的人类实践活动都是人与自然直接或间接打交道的过程。而在人类的任何现实实践活动中，自然总是在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任何将自然所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生产资料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思想都只能是无源之水，任何将自然提供的物质世界排除在外的理论都无法真正彻底的解释人类的行为。

建构生命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生态环境即自然系统与人的系统、社会系统等同起来，正如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因而社会也是一个自组织的生命体一样，自然本身就是一样自组织的生命体。而由人、社会、自然三者的互动而构成的大自然体系同样也是一个自组织的生命体。个人的行为必须被限制在社会规范允许的框架内，个人和社会的行为也必须被限制在自然规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换言之，人类的生存状况归根到底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而人类的生存阶梯是由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所构成，这个认知之中，人类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又是关键和核心的。因为正像物理学里面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自然，自然就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人类。换句话说，要想实现人类的生存目标，人类必须与自然保持同步，也就是所谓的协同进化。

生物学中的“协同进化假说”是著名生物学家彼得·雷文和保罗·埃尔利希提出的，他们以蝴蝶和植物为例，称动植物之间可以相互推动彼此的进化。后来被定义为“当自然界中的某个生命体回应另一个生命体的某一特性的变化做出进化行为与动作时，后一个生命体也同时因前一个生命的特征改变而发生相应进化的行为与动作” [3]。协同进化实际上就是“进化–协同”两个行为结合的过程，在该过程中的影响因子能够在自组织力下使系统由无序变为有序，并将在时空、性质以及功能等各个角度，使旧结构全部成为彻底改变的新结构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完善需要通过协同进化来完成，人与自然构成的广义生态系统同样只能通过协同进化来完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由于人类还没有与自然疏离，而只能是被动的适应自然，当然就谈不上协同进化。而当人类逐渐具备了与自然抗争的能力之后，由于之前被自然摆布的历史记忆所蒙蔽，就把自己摆在了自然的对立面，想当然地认为自身的发展演化是反自然的过程，同样的道理，只有反对自然才能过上属人的生活，甚至认为，越是远离自然的人，在人类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等级就越高。而正是这种对协同进化原理的背离，使得人类遭遇了自然的报复。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正在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想的基础之上，恢复人类真正的和真实的自然位置，以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去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真正的自然主义，最终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产学研合作驱动区域生态创新的政策环境及其绩效研究”(BIA130092)。

文章引用

衡孝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Xi Jinping’s View on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Age[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07(09): 1531-153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922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