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婕，张雨瑄

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3年8月25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6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16日

摘要

1936年上海电影救国会成立，第一次提出“国防电影”的口号，标志着国防电影的开始，香港受上海影响也开始国防电影创作，其中不乏兼具粤港共同文化的粤语国防电影。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成为故事片创作核心地。电影人南下，这推动第二次国防电影讨论，受其影响，在多地文化交流中，港地国防电影呈现三种主流形态，分别是以军民为主体进行正面战争描述的直接电影、以爱国青年为后方主力进行地下斗争的革命电影、以及具有神怪武侠等流行元素的爱国电影。在三种主流表述下的国防电影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仅推动了国内抗战运动，而且通过影像连结华人华侨的爱国意识，起到呼吁全民抗战的宣传作用。

关键词

粤港国防电影，全民抗战时期，主流表述，社会影响

The Mainstream Express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Movies during the National Anti-Japanese War

—Taking the 1937~1945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National Defense Film as an Example

Jie Yang, Yuxuan Zhang

School of Art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Aug. 25^th, 2023; accepted: Nov. 6^th, 2023; published: Nov. 16^th, 2023

ABSTRACT

In 1936, the Shanghai Film Salvation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slogan “National Defense Film” was first proposed,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national defense films. Hong Kong, influenced by Shanghai, also began to create national defense films, including many Cantonese defense films that embody the common culture of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In 1937,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mprehensive Anti Japanese War, Hong Kong became the core location for feature film creation. The filmmaker went south, which promoted the second national defense film discussion. Influenced by it,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multiple regions, Hong Kong’s national defense films presented three mainstream forms: direct films with military and civilian as the main body for describing positive wars, revolutionary films with patriotic youth as the main force behind the scenes for underground struggles, and patriotic films with popular elements such as gods, monsters, and martial arts. Under the three mainstream expressions, national defense films have a wide social impact, not only promoting the domestic anti Japanese war movement, but also connecting the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through images, playing a propaganda role in calling for the nationwide anti Japanese war.

Keywords:Guangdong and Hong Kong National Defense Film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Mainstream Expression, Soci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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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内有官僚封建地主的压迫，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犯，国内形式严峻。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电影因自身特殊的艺术形式承担起唤醒大众意识，思想启蒙，国防电影应运而生。1936年上海电影救国会提出“国防电影”的口号，标志着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国防电影登上历史的舞台。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燃起爱国热情，电影人积极投入国防电影创作。而后电影创作聚集地上海沦陷，国统区电影创作空间受到打压。受此影响电影人纷纷南下，这促使香港成为这一时期国防故事片的主要创作地。

基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与文化背景，以香港为创作地的国防电影不局限于香港叙事，它呈现以粤港文化为主体，兼具上海国防电影发展特色的多元叙事风格，在国内和南洋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以电影救国，促进抗战运动。

2. 国防电影运动局势

随着战事的变化，国防电影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全面抗战前阶段与全民抗战阶段初期、全面抗战后期。

全面抗战前国防运动呈现以上海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的趋势。在左翼运动的推动下，1936年，上海电影救国第一次提出“国防电影”的口号，明确指出：在题材和内容上应强调反帝的任务；在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上，坚持现实主义与多种艺术方法并存，主张风格样式的多样性；要求深入现实生活，避免表面化和口头化 [1] 。不少影评人加入国防题材电影的讨论，如无尘在《世界晨报》上发表《关于“国防电影的论争”》等。国防电影理论与创作相辅相成，在电影运动影响下，上海电影人创作出优秀的国防电影，其中有《马路天使》《迷途羔羊》《十字街头》等。受上海影响香港电影人也加入国防电影的讨论，港人卢基发表《论国防片》，这期间也拍摄了大量具有粤港共同意识的影片，如《生命线》、《火烧阿房宫》等。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推动了国防电影的发展，国防电影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38年1月，在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举办的一场关于开展国防电影讨论中，国防电影运动进入高潮阶段。

全面抗战后期，内陆战争形势严峻，时局动荡，电影发展重心逐渐南移，国防故事片的发展重心也向香港偏移。1938年蔡楚生针对香港国防电影拍摄情况在《申报(香港版)》发布《国防电影与戏剧》。电影人南下带来了内地关于国防电影的思想，内地香港思想融合深化国防电影的讨论，也促进影片创作，香港市场涌现不少优秀进步的影片，如南下电影人拍摄的《白云故乡》《孤岛天堂》等以及本土电影人创作的《最后关头》《边防血战》等。电影人南下一方面促进了电影创作，另一方面也促进香港电影刊物的发展。由于上海艰难的局势，不少杂志开设港版，报道战争新闻事件，鼓励抗战电影创作，如《申报(香港版)》《大公报(香港版)》等。同时香港本地杂志也将注意力放在进步电影的报道上，如《今日中国》《华商报》《戏剧与电影》等，这些电影刊物对国防电影运动进行大量报道宣传。在各方的推动下，香港国防电影进入发展的黄金期。

3. 粤港共同体下国防电影的主流表述

受当地文化隐性因素以及当下局势和电影发展流行的显性因素影响下，粤港共同体下的国防电影呈现出三种主流表述。以下将阐释影响这一表述的原因以及主流表述的具体特点。

(一) 多重因素下的发展：

这一时期，香港国防电影受到多重因素的发展，既有积淀已久的文化因素，又有基于当下时局流动所产生的客观因素。

1、影响表述的隐性因素：

从1937年到1941年，香港生产的国防电影从语言上区分，分为国防片和粤语片；从电影叙事发生背景上看，又分为描写内地战争革命如《血溅宝山城》、揭示香港社会黑暗和抒发爱国情怀的如《流亡之歌》、描写从内地流亡到香港的爱国人士生活行为的如《前程万里》、以历史旧事或架空为背景的《钟馗捉鬼》《斩龙遇仙记》《岳飞》等。但无论是以何种标准进行划分，受到香港电影文化的影响，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时期大多数国防电影具有香港电影文化的普遍特性——在粤港共同体下进行多元表达。

三四十年代，香港电影风格个性化特征并不明显，它受到珠三角文化影响，并在与粤地发展的紧密联系下，呈现出粤港共同体的电影文化，粤港电影互相促进，互相融合，甚至互为一体。首先，基于珠三角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粤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同根同源，都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基于深厚地缘、亲缘和史缘等关系，粤港澳文化的共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差异性，并借助于历史文化交流和转化，最终形成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 [2] 。这一点在香港电影中最外在的体现便是香港粤语片的发展。其次，在广府民系里粤剧是主要的娱乐方式。而香港电影的发展与粤剧有着深厚的渊源，甚至可以说粤剧带动香港电影的发展，香港出品的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便改编自粤剧《庄周蝴蝶梦》。有声电影的出现更是推动粤剧电影发展，粤剧粤语电影相互交织，粤剧电影《白金龙》大火后，邵氏影业在港设厂，掀起香港电影拍摄的热潮。于香港电影而言，粤剧电影不仅是娱乐，更是一种身份认同。早期香港粤剧电影的出现与成熟，让电影人们在影业中找到自己身份认同。再者，因地域相邻，珠三角地区人员流动大，战乱时期，粤地人带着原籍地的审美习惯和对故土的记忆来香港发展，其中不乏电影创作者，如黎民伟，关文清，蔡楚生。在两地文化相影响下，观者已很难再将创作者单一定义为香港文化创作者亦或是粤地文化创作者。其四，广东和香港一直有着电影上的紧密合作，不少香港电影人在广州拍片建厂，香港第一家由港人创作的电影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便是如此。创办者在广州西关多宝坊建厂完成拍摄，再送往香港冲洗，出品了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即便是在全民抗战时期，粤港两地电影联系也未曾断过，如大观公司拍摄广州市各阶层人民抗战纪录片《广州抗战记》。

以上这些因素导致了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呈现粤港共同体的形态。全民抗战时期，粤港电影者创作的影片已经具有粤港共同意识，而非粤地的南下电影人因要适应香港电影市场需求，在创作时不免向着粤港主体意识相靠近。因此，粤港共同体成为这一时期香港国防电影潜在的文化背景。

2、影响创作的显性因素：

与此同时，在全面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粤港共同体的文化特征只是影响香港国防电影主流表达的隐性因素，影响它的显性因素是政治呼吁下的电影叙述、战争促使的素材影响以及南下电影人带来的多元交流。

首先在政治对电影的呼吁上：1937年前左翼电影逐步达到动员大城市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小职员的，工人等目的，1937年后，内地银幕上主体对象开始转向了中下城市农村的工农兵阶级。革命需求在改变，内地电影人创作内容也随之改变。上海沦陷，内地电影人带着创作经验南下来到香港，到达香港后，根据香港实际条件，将视线聚焦在工兵与小市民上。其次，在现实战乱背景下，国内频发的战争以及民间逐渐增多的抗争运动给电影创作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素材。这时期涌现了大量直接描写抗战的影片，不少影片往往有着真实事件作为蓝本。国统区电影《八百壮士》改编自八一三淞沪抗战，《胜利进行曲》取材于长沙会战。香港电影《血溅宝山城》取自八一三宝山驻军姚子清将军和士兵们守城的真实事件。从客观上看，外在事件影响创作素材，创作素材的变化改变了银幕上的人物形象。最后，电影人南下促进香港电影的发展，增加电影产量，1936年香港粤语电影接近50部，1939年产量已接近120部 [3] 。此外，电影人南下带来了香港第二次国防电影讨论。融合了香港电影人和南下电影人共同的思想，国防电影发展进一步成熟。

(二) 银幕上的三种主流表述

在潜在的粤港共同体文化背景与显性的政治呼吁、现实转乱局势下电创作素材的客观影响以及电影人南下等因素，香港国防电影在银幕上表现出三种主流表述，一类是直接表现战争，它受政治需求和战乱客观条件影响较多；一类是写战争对个人的影响，这类影片往往将革命融入生活，在对生活描写中，可以窥得粤港共同体文化与多地融合的文化特征；另一类是糅合类型片创作、具有商业片特质的爱国电影，主要是受到香港本土市场和审美习惯所影响。

在三类国防影片中，直接表达战争以塑造英雄士兵形象为主，展示战争的残酷，赞扬士兵的牺牲精神。其中，蔡楚生融合户籍地广东地域文化、左翼时期上海进步电影特性与香港现实，创作了一系列以军民为主体的影片，如粤语片《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前者讲述士兵坚守宝山城的故事，后者青年万志强组织游击队抵抗日寇的故事。港人关文清创作了《边防血泪》，讲述的是边防军队长发现哥哥是汉奸，大义灭亲的故事。第二类，他们关注抗战中个体生活，如《白云故乡》《前程万里》《孤岛天堂》等，主要以城市中爱国青年(多为学生，小市民职员)为表现对象，大多描述的是爱国人士与汉奸特务的地下争，塑造这类人物以生活入手，逐渐将个体带入集体。《白云故乡》描写的是内地学生来港后与敌对势力抗争的故事，《前程万里》是司机拒绝替汉奸送军火被捕，后加入敢死队的故事。第三类较为特殊，受香港独特电影文化市场影响，这一时期还发展了各式各样的爱国类型片，人物形象根据对应类型而定，其中以《斩龙遇仙记》《钟馗捉鬼记》《岳飞》为例。粤语片《斩龙遇仙记》以架空的历史为背景，融合了武侠古风片的风格，描写了兴汉收复国土的故事。《钟馗捉鬼记》中鬼与钟馗意有所指，讽刺批判社会汉奸。《岳飞》则是以历史人物，借古言今，激发爱国情怀。这三类影片构成全面抗战时期香港电影的主流形态表述，共同推动香港国防电影运动的高潮。

4. 粤港国防电影的社会影响

受香港市场创作影响，粤港国防电影在内容创作和宣传上注重传播效应，如在《孤岛天堂》上映时，《申报》宣传上写着：“神秘杀手、流亡歌女，激情四射；假面舞会，暗杀，出逃 [4] 。”在战争局势群众爱国热情高涨、影片优质的国防创作和外在宣传的多因素影响下，粤港国防电影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甚至一度影响南洋华人华侨。

随着粤港国防电影创作，各电影刊物高度关注国防电影现状，对其进行报道。1940年6月《今日中国》出版中国战时电影特刊，其中介绍的“国防电影”有《东亚之光》、《八百壮士》、《中华儿女》、《孤岛天堂》、《保卫我们的土地》等。香港第二次清洁运动为国防电影市场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刊物针对第二次清洁运动发表文章，《申报(香港版)》、《大公报(香港版)》对比都有相应的报道，纷纷呼吁“应该极力推行电影清洁运动，并且要更努力，再进一步来实行电影消毒运动!”除以上偏向报社专业人士对国防电影的关注外，不少民众看完国防电影后也投稿评论。1938年尤扬在《申报(香港版)》发表关于进步电影《游击队进行曲》的评论：“把祖国的战士们那种艰苦作战的精神，在他底艺术手腕下明确地表现出来，坚定我们对抗战的自信，和指示出我们最后胜利的目前(标)，无疑这种革命性的国防艺术作品是我们目前必备的，是值得鼓励和推动的 [5] 。”国防电影真正做到了动员社会的作用，燃起群众的爱国激情，以银幕传递抗战意识，在抗战精神传播上起到积极作用。

粤港国防电影推动的是广泛社会面的讨论，它不仅影响了国内群众的思想，在南洋华人华侨群体里也有很好的反响。国防片创造的营收也是十分可观的，仅以《热血忠魂》来看，在首都戏院放映的当天就连映五场，场场满座，观众达7000多人，收入达3000元。两周内，这部影片仅在首都戏院和同乐连映39场之多，而且场场满座，观众达35,000千余人。随后，该片在吉隆坡等地也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抗战中国》在新加坡的首都、光华、东方、环球、光荣、大西洋、皇后七大戏院公映后获得了舆论的好评，并且还因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被当地政府饬令召回重新检验，最后获验片当局全部通过，随后影片又在槟城、马六甲、芙蓉、吉隆、巴生等埠次第排映 [6] 。南洋华人华侨通过粤港国防电影更好地了解国内战争的形式以及百姓生活思想，关注着祖国动态。电影将彼此联系起来，国防电影彰显的更是一种对身份的认同、祖国的呼唤。

在宣传上，国防电影以显著的效果，团结国内外群众一致抗战，精神上的呼唤进而推动行为，为抗战行动助力。

5. 总结

全民抗战时期的粤港国防电影是国防电影运动中重要的部分。它褪去早期的稚嫩，在粤港共同体形态下，融合政治需求、战争客观局势以及南下电影人思想文化碰撞等多因素下，在银幕上体现为三种外在的主流表述，并在表述中逐渐扩大粤港国防电影对社会的影响。

基金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2022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类别创新训练项目，项目名称“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粤港抗战报刊的爱国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210564076。

文章引用

杨 婕,张雨瑄. 全民抗战时期电影的主流表述与社会影响——以1937~1945年粤港国防电影为例
The Mainstream Express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Movies during the National Anti-Japanese War—Taking the 1937~1945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National Defense Film as an Example[J]. 艺术研究快报, 2023, 12(04): 382-387.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3.12406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