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7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4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19日

摘要

本文介绍并梳理了安东尼·皮姆的翻译理论，主要包括他的合作共赢翻译伦理观和其中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控制思想，基于此，作者分析了该理论思想在作家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中的实践指导意义，得出结论，该译本的译者比较符合安东尼·皮姆翻译伦理观的指导，以沟通协调两种不同文化的身份，成功地实现了翻译活动的合作共赢。

关键词

安东尼·皮姆，翻译伦理，莫言，《天堂蒜薹之歌》

Translation Ethics: A Study of Anthony Pym’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ase Study

Yuyu Tang^*, Lihua 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l. 21^st, 2023; accepted: Sep. 4^th, 2023; published: Sep. 19^th, 2023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summariz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Anthony Pym, including his cooperative and win-win translation ethics and the thought of transaction cost and risk control.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ory in Mo Yan’s Garlic Ballads. The translator of this book is in line with the guidance of Anthony Pym’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a win-win cooperation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different cultures.

Keywords:Anthony Pym, Translation Ethics, Mo Yan, Garlic Ballad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一般来说，提起“伦理”二字，我们会首先想到父母与孩子、君与臣或者夫妻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我国文化中的儒家伦理观念在国人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但是在伦理学界的认知中，只要有人与人进行的活动，就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也就应运而生，在其中发挥作用。

翻译和众多人类活动一样，都是在人类的意识指导下为了实现特定的意图或目的所进行的主观能动性活动。因此，翻译活动可以说也是一种伦理活动，它也涉及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作者和译者、译者和翻译评论研究者、译者和读者、译者和赞助商等之间的关系，这些综合交错的关系决定了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伦理活动。为了协调翻译主体之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化解文化冲突、促进翻译研究的良性发展，正确的翻译伦理观显得尤为重要。

安东尼·皮姆作为西方翻译伦理研究最重要的代表学者之一，较早响应了贝尔曼，提出的开展翻译伦理研究的呼吁，并于1997年出版了翻译伦理研究的重要著作《论译者的伦理》，“翻译伦理”在皮姆这里重点转化为了“译者伦理”，这一转变提供了颇具特色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尤其是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控制观点。

本文首先对安东尼·皮姆的“翻译伦理”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然后以葛浩文翻译的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为实例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安东尼·皮姆的交易成本和风险管理理论的实践和应用。通过实例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且显性的，译者处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双语译者葛浩文对翻译策略巧妙的运用，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使翻译获得最大的利益。

2. 中西方翻译伦理研究概述

西方学者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翻译理论家和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开创了翻译伦理研究。

贝尔曼率先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并强调这是构建翻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认为，“对翻译及译者的现代思考应该从翻译历史、翻译伦理及翻译分析这三个方面展开” [1] 。“翻译的伦理目标是在书写层面与他者发生关系，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而这一目标定会与一切文化都具有‘我族中心主义’理念或者说任何社会试图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完整性的自恋情结发生正面的碰撞。翻译中确实表现出某种杂交繁育的暴力” [2] 。贝尔曼还对之前的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译者作为从事创造性翻译的行为主体，相应的权利应该被尊重。贝尔曼提出的翻译伦理思想在当时的学术界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引起了较强的反响。

在西方翻译界进行翻译伦理研究的同时，中国翻译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翻译中的伦理问题。国内最早开始关注翻译伦理的是吕俊教授，2001年，他在《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一书中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引入翻译学研究，从而使得翻译伦理逐渐成为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研究内容。吕教授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对话和交往，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言语交往行为，这就要求人们遵守一些准则和规范。因为是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涉及到的问题要更多，更复杂，更需要伦理学的指导。这是翻译活动自身对伦理学的需要” [3] 。2007年，康宁对比分析了西方学者切斯特曼构建的翻译伦理模型和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结果发现德国功能学派的理论中渗透着切斯特曼的服务伦理、再现伦理和交际伦理等思想 [4] 。还有学者将西方的翻译伦理模式概括为五种：对等伦理模式、功能伦理模式、对话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以及差异伦理模式 [5] 。学者王丽娜则是从诺德的“功能和忠实”原则、马克的“五项中间真理”、切斯特曼的“四种价值”以及皮姆的“跨文化空间”概念的不同角度分析讨论了西方的翻译伦理模式，并加以伦理学思想对这些模式进行对比分析了它们各自的伦理学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和相对局限 [6] 。

3. 安东尼·皮姆的合作共赢翻译伦理观——交易成本与风险控制

安东尼·皮姆也是受到了贝尔曼思想的影响，于1997年出版了专著《论译者的伦理》。在皮姆看来，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是为某一客户而提供的、针对既定接收者的一项职业性服务，提供服务的译者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他并不仅仅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文化社群” [7] 。

西方翻译界的关注点从“规定”转向了“描写”，对于“翻译伦理”却没有足够的重视，皮姆是翻译伦理相关研究的先觉者，由他主编的《回归翻译伦理》的发表标志着翻译伦理问题开始被学者们重点关注。

首先是安东尼·皮姆的合作共赢翻译伦观，根据他的定义，伦理是人们做出正确选择所要遵守的原则，由于对等和忠实等观念的消解，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翻译伦理的问题。皮姆的翻译伦理理论更多地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实际情况中需要译者解决和干预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比如在翻译百科全书或史料时，如果原文中本身就存在错误——日期或历史记载与事实不符等问题，译者可以采取类似的措施：1) 更正并加注说明；2) 更正但不说明；3) 与作者或赞助商商议确认；4) 直接按照有误的原文翻译。但是当原文有涉及性别歧视或种族主义的不合理内容，译者是否由拒绝翻译的权利呢？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在文本之内是寻找不到合适的方案的，这也是传统翻译观的局限性 [8] ，因此，皮姆提出了合作共赢的翻译伦理观，译者这个角色在他看来不属于源语和目的语任何一方，他对译者的独立身份做出了重新定位，即处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互空间 [9] ，根据这个翻译伦理观，我们可以把翻译理解为两种文化交流的港口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强势扩张，译者在其中间也不会、不应偏袒与任何一方，而是秉持着促成两种文化为了满足社会生活所需而进行的文化交流的目的，努力改善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增进不同文化的包容接纳，最终达到包括作者、译者、赞助商和读者等多方的合作共赢 [10] 。

皮姆认为，人际关系是解决如何翻译的关键，即译者应跳出传统的对等、忠实翻译观，不应纠结于原文和译文是否完全对等，而是强调最大化社会效益，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明确译者应采取的策略。由于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且参与活动的各方信息很难完全互通，所以翻译的交易成本和风险都很高，皮姆将“风险控制”的概念引入翻译活动，该词是产生于二战后的经济学领域的术语，指通过核对的方法对风险可能发生的部位以及可能遭受风险的程度采取的预防与弥补的措施。在皮姆的理论中，“风险”则是可能导致翻译活动无法实现共赢的情形，翻译是特定的语言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具有相对较高但是可控的成本，这个控制权主要掌握在译者手里，而且翻译成果与这个信息的评估情况是直接紧密联系的，就比如莫言的作品能获得诺贝尔奖，也是与葛浩文的成功翻译密不可分。但同时翻译也具有风险，比如说信誉损失的风险，因为翻译活动主要是在译者、客户、还有读者之间进行的，这期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可能会造成某些信誉方面的损失以及很多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翻译过去的文字能否被接受，能多大程度被理解，这些都是有风险的。译者在翻译时应尽量规避风险，使得最终成果所带来的利益大于其中的交易成本，因此就要合理分配翻译资源，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因为有时翻译风险很高的地方不一定能为最终成果带来很大利益，这时候就不需要在高风险部分花费太多精力、投入太多成本。

安东尼·皮姆主张合作共赢的翻译伦理观念，并将交易成本和风险等经济学术语引入翻译学，在市场全球化的当今社会，对于最大化翻译的社会效益、促进翻译资源合理分配和规避翻译风险有着独特的意义，有助于推动翻译行业的健康发展。

4. 实践案例——以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为例

在安东尼·皮姆的翻译伦理观的指导下，译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主要策略包括异化和归化策略，这两个策略是劳伦斯·韦努蒂首先提出来的，不过韦努蒂倡导的是存异而不是求同，这里安东尼·皮姆倡导的是译者应根据不同语境进行自由选择，两者都可以采用而不是偏于哪一。异化就是故意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吸引读者的同时保留源语言的风格特色，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从而达到双赢。归化则与之相反，是译者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译语的风格更倾向于目的语，使原文和目的语读者之间达到平衡，不受原文结构和表达方式的影响。安东尼·皮姆倡导两者相辅相成，实现最终目标，也就是通过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和两种社会的双边包容实现互利互惠、人际关系的和谐或文化的融合，实现双赢。

接下来，我们就基于安东尼·皮姆的合作共赢翻译伦理观和控制翻译成本和风险的观点，分析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中这些策略的应用。

首先是异化策略。直译是该策略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主要是不改变词意和修辞，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适当改变或转换结构。

“你的小模样长得这么强，嫁给刘胜利，好比鲜花插在牛粪上，又好比花蝴蝶嫁给屎克郎。”

“She’s too good for someone like Liu Shengli. Marrying him would be like planting a flower in a pile of cow dung, or seeing a gorgeous butterfly fall in love with a dung beetle.”

例句中的表达方式选自《天堂蒜薹之歌》。它们都是具有典型中国乡村文化背景的常识性谚语。对于那些想要了解更多中国文化或愿意阅读这本小说的人来说，学习和理解这些谚语是很有趣的。对于那些曾经学习过中国文化的人来说，理解这些言语并不难。对于外国人来说第一眼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他们不会这样比较事物，但很容易理解其逻辑关系深层含义。也就是说读者在理解这部分时没有任何的风险，且可以获得轻松愉快的感觉，感受到中国人的幽默，而作者采用的直译法也是以最小的成本满足了较大的需求。

接下来是转换的方法。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代，依法严办！”

“Leniency to those who confess, severity to those who refuse to do so. Not coming clean brings severe punishment.”

“在家千般好，出门事事难”

“Convenience at home, trouble on the road.”

中国人对第一句中的口号应该很熟悉。它是典型的四字结构，遵循押韵规则，易于阅读和记忆。如果没有中国的文化背景，要把它翻译得完美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双语专家，葛浩文把它变成了两个句子，倒装句和一个非限定动词否定形式开头的句子。不仅充分表达了意思，且降低了理解内容的风险。第二句则是套用了英语谚语的形式，lion at home mouse on the road。但是保留了原文的核心信息，节省成本且收益很大。

还有一个补充的方法。

“你才不正经……”金菊叫着，……

“I’m immoral? What about you?” Jinju screamed...

他想了想说：“就叫‘守法’吧……”

“Let’s call him Shoufa—Law Abider,”...

补充指的是译者通过适当的添加词汇使得原文的意思和风格更充分地展现。这里金菊是怒气冲冲地向母亲喊出这句话的，作者加了“What about you”，成本可忽略不计，但却可以让读者很能感受到金菊的愤怒。而第二个，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译者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这个中文名字的意思，这里作者简单添加两个词汇，将读者理解小说的风险最小化，且成本也可以忽略不计。

接下来是归化策略。意译是规划策略中的一种，表示译者不必过分关注原文细节，而是知道其重点内涵并进行翻译，自然地表达原文的意思，好的意译需要译者同时掌握源语文化和目标语言文化。

“站住，不许动！你这个拒捕的反革命！”

“Stand right there and don’t move! You’ll only make things worse by resisting arrest!”

“俗话说，一跪千斤重。”

“As the saying goes, ‘Kneeling is the weightiest form of respect.’”

外国人很少用反革命来形容在警察逮捕他时逃跑的人，所以译者在这里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让读者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弥合了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以及接下来这个，一跪千斤重，译者没有直接说“Kneeling weighs more than 500 kilograms”。而是说跪是最尊重的方式，关乎尊严，这样就会降低了读者理解的风险。

接下来是转换，这里主要是一些度量单位的转化。

“我估摸着今年能拔三千斤蒜薹，……”

“I figure we’ll bring in over three thousand pounds this year. ...”

“这片黄麻少说也有五千亩，……”

“There must be five thousand acres of jute here, ...”

在这里，译者没有消耗单位换算的成本，因为两种度量单位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不会增加读者理解上的风险，所以这样的处理很得当。

最后结合的方法。

“砸玻璃时的本事呢？烧县长办公室时的本事呢？”

“What happened to all that window-smashing bravado?”

“不许打她，你们打我。”

“It’s me you want.”

原文中“本事”这个词来源历史悠久，原本指的是真实的行为或能力，但现在似乎很少用来形容某人做事的能力而是时常带有讽刺意味，这里译者将两个句子合并一起，且用了bravado这个词，类似虚张声势，也是起到了相似的作用，降低了翻译成本，却达到了相同的效果。以及下面一句也是将两句话结合到一起，简单明了地让读者能体会到说话人在那一刻的情绪。

5. 结论

本文首先回顾了与安东尼·皮姆相关的西方翻译学界有关翻译伦理的研究，然后较为集中地对安东尼·皮姆的合作共赢翻译伦理观和其中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控制观点进行介绍，最后以其理论为指导，分析了该理论在实际翻译活动——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英译版中的具体实践。

从实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之中存在的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传统谚语、日常用语和特定历史词汇都给这本书的翻译带来了极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但是葛浩文这样的精通双语者则成功地做到了安东尼·皮姆的合作共赢翻译伦理观中对译者的定位，即译者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代言人，而是在沟通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两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空间中的独立身份，该英译本译者成功地结合异化和归化策略，使两种文化获得了双赢。

文章引用

唐瑜瑜,李莉华. 翻译伦理——安东尼•皮姆翻译理论研究及实例分析
Translation Ethics: A Study of Anthony Pym’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ase Study[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09): 3925-393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952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