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 10  No. 11 ( 2020 ), Article ID: 38840 , 7 pages
10.12677/AP.2020.1011201

《搏击俱乐部》自我与本我的碰撞

李德硕,李燕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0年10月20日;录用日期:2020年11月16日;发布日期:2020年11月26日

摘要

《搏击俱乐部》介绍了在消费主义社会以杰克为代表的群体现状:不断消费再不断工作,生活压抑、烦闷而渴望改变;通过暴力释放压力对社会造成了破坏,最终随着良知觉醒而重获新生。本文根据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分析影片中的杰克在“自我”、“本我”二者之间的碰撞过程中,激发了“超我”的苏醒并在最终的搏斗中取得了胜利。揭示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受欲望的驱使迷失了自我,爱欲和归属感让他们逐渐明确了自己内心的真正诉求、生活的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学会了与社会规则“握手言和”的现实情况。

关键词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力比多理论,《搏击俱乐部》

Fight Club, the Collision of the Ego and the Id

Deshuo Li, Yan L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Media,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Oct. 20th, 2020; accepted: Nov. 16th, 2020; published: Nov. 26th, 2020

ABSTRACT

The movie, Fight Club shows the current state of people in a consumerist society. Firstly, People like Jack are trapped in a vicious cycle of over consumerism and overwork. Their lives are coupled with depression and boredom which causes them to eager to change. Later, they become conscious that the release of pressure through violence actually damages society, and they attain a new life through the awakening of the conscience at las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reud’s theory called Personality Structure,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in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id, Jack stimulates the awakening of superego and wins the final fight. It shows that in the materialistic society, people are driven by the desire to lose themselves. Love and sense of belonging make them gradually clear about their true demands of hearts,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value of existence. Ultimately, they learn to live in peace with social rules.

Keywords:Sigmund Freud, Personality Structure Theory, Libido, Fight Club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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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影内容梗概

1999年上映的《搏击俱乐部》是由导演大卫·芬奇指导拍摄的一部悬疑惊悚片。主要讲述了一个患有严重失眠症的大汽车公司的白领杰克,在医生的指导下参加各类绝症患者的安抚团体想借此减轻痛苦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从飞机上结识了充满叛逆、残酷精神的肥皂商人泰勒后,杰克无论是在外表上还是生活习惯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人成为密不可分的朋友并创立了“搏击俱乐部”,一个通过野蛮暴力的打斗来发泄情绪的组织。后又因组织扩大,成员到处滋事打架、大肆破坏,杰克无法忍受,与泰勒发生争执。在阻止“大破坏计划”的行动中,杰克逐渐意识到消失的泰勒就是自己。最终,在一座大厦的顶楼,二人对决中杰克战胜了泰勒的故事。

概括来说,整部电影的内容无非就是一个身体容纳了两个灵魂,从互不自知和睦相处,到出现矛盾正式分裂,最后自相残杀留下唯一(林梦媛,王椰林,2011)。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出发来看,实际上这便是一个“自我”与“本我”之间打破环境对自我塑造,到“超我”诞生适应社会规则的过程。

2. 人格理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其提出的人格结构和人格发展动力是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三我”并非严格划分的静态结构,而是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和能量系统。其巨大的能量源于心里潜能“力比多”(王昱华,2020)。而一切作用于人格的能量都来自于本能,本能作为心理能量,是整个人格结构的动力基础。力比多作为心理能量之一,是个体性本能表达与满足的内在动力,本能会借助这个力量完成自己的目的,以快感为目标(赵云龙,赵建新,2013)。

人格结构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首先心理可分成两部分:自我和本我。本我即原我,指最原始的自己,是建立人格的基础。它最为本真的、自然的、无意识的心理结构,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的欲望、冲动力和生命力,是心理能量的基本源泉,本能的中心所在。其唯一的要求就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满足本能的需要。自我即在现实生活中的“我”,是自己可以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者记忆的部分,在人的生长发育中形成(陈秋明,2005)。它是理性的、常识的,适应社会的心理结构,一部分位于潜意识,一部分位于意识,担当着“超我”和“本我”的中间者。在“超我”的指导下,“自我”按外部现实的条件,去驾驭“本我”的要求(陈秋明,2005)。弗洛伊德曾用马和骑手的关系来说明“自我”与“本我”的关系:骑在马背上的人会约束马的强大力量,马也会为骑手提供前进的动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这充分的说明在人格结构中“本我”会为“自我”提供所需能量和动力,“自我”则会根据现实来规范、约束“本我”的行为。而“超我”的产生大约是在五岁时因反对“本我”,特别是对俄狄浦斯情绪的压抑而发展起来的,是儿童在模拟父母的道德观的过程中形成的(龙燕,2006)。它是人格中代表理想的部分,为至善至美而奋斗,不为现实或者快乐而操心。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控制和引导本能的冲动,以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欲望(陈秋明,2005)。本质上来讲,自我可以说是外部世界和真实性的代表,本我则是本能和欲望的体现者,而超我其实是内部世界和本我的代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

虽代表不同,但三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分界。谈及根本,自我只是本我的一个以特殊方式分化的部分,存在于本我的表面,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住了本我;而超我是自我的一部分,并且通过词表象(理念、抽象)对意识保持着易于接近的状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在整个精神活动过程中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相互矛盾和相互融合的状态,构成了特定的人格动力关系。三者的密切联系和沟通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并且能够在道德的约束下实现其最终目的。

德顿便是“本我”的代表,而“杰克”代表着“自我”,最后二人搏斗当中胜利的杰克其实就是象征着“超我”的诞生和胜利。

3. “自我”的迷失

自我是适应社会的,源自外部的经历都会丰富自我,而它也似乎能够将外界世界带来的影响施加在本我以及它的趋向之上,并且尽力用现实原则来代替本我中起着主导地位的“唯乐原则”的地位。作为边缘之物,自我尝试着在世界和本我中进行调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根据现实情况来约束本我的行为。不同于本我的冲动和事事追求快感、得到满足,自我则是沉着冷静的代表,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达到自己的要求,延迟自己的满足感,遵从“现实原则”。

在影片当中,自述者以杰克自称,他是“自我”的扮演者。作为万千世界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他成长过程中缺失了父亲的陪伴,拥有着并不幸福的童年。他每日恪尽职守做着汽车召回协调员的工作,扎着领带、穿着西服衬衫,服从着老板的命令,往返奔波于各地之间,利用老一套的公式来计算是否回收事故车型。从飞机上他和旅客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对于这样的一种处处充满着秩序、规则、每日都在重复着的社会生活,杰克是反感的、厌恶的,却也是无能为力的。在消费主义社会中,杰克不断被异化。

工作似乎就是他人生的主题,唯一乐趣就是家具装潢。杰克购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家具,像是阴阳形状的咖啡杯,家用固定脚踏车、绿色条纹的高级沙发等,却不考虑其实用性,只是想以此来代表自己的风格,借助这些物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与社会位置。压力随着生活渐渐累积,导致杰克长久失眠。医生拒绝给他开药后,他参加了睾丸癌安抚团体,体会那些有着真正痛苦的人生。与团员鲍勃相拥、放声哭泣,长久以来的压力得到释放,在那个晚上,杰克讲道“初生婴儿都没我睡得沉”。精神的满足带给他自由、完整,就如同他讲“每晚我都会死掉一次,可是又重生一次,复活过来”。由此他开始沉浸、迷恋,往返于各种安抚团体。鲍勃的巨大“乳房”带给杰克安全感。弗洛伊德认为:对象假如不是母亲的乳房,也是母亲本身。因此,我们称母亲为第一个“爱的对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7)。

玛拉出现了,一个看上去痞痞的、经常嘴里吐着烟气的、无视交通规则、横穿马路的一个装扮另类的女人,她的存在与这个满是规则的世界格格不入。但也正因为她的出现,“杰克”内心中压抑已久的欲望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显露。具有自我毁灭倾向的玛拉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但作为接受着后天环境教育的“自我”,杰克压制住了内心的喜欢,冷漠的逃离,生本能中的性爱本能由此压抑。不仅如此,每当飞机摇晃厉害的时候,杰克内心中总会产生希望飞机能够坠毁失事的想法,死亡本能中趋向毁灭的冲动欲望不可遏制的冒了出来。

他面对不喜欢的工作却仍然顺从,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只能通过物质以及他人的不幸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存在。精神上,杰克是空虚的;感情上,他是懦弱的,胆怯的。他渴望自由却受到这个社会的压抑,他想改变生活,却碍于他人的眼光无法办到。种种欲求、想法受到压抑潜藏在杰克的无意识当中,便以其他的方式展现出来,以释放这些力比多冲动。由此便有了无论是在外表上还是生活上都与杰克完全不同的泰勒的出现。

4. “本我”的释放

“本我”就好像一个欲望的大容量储存器,是无意识的、与生俱来的、人格中最本真原始的一个部分,由遗传的本能和欲望构成。它无视道德、不顾法律规则、不守规矩,更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寻求自身的满足和快感,遵循着“唯乐原则”,是自私的、与社会集体相悖的存在。它也经常被描述为处在强大的死亡本能之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

泰勒·德顿就是杰克对生活的极度不满所创造的,是压抑在他内心当中许许多多的不被这个社会的规则所认可的欲望、动机、情绪的结合体,是其内心深处渴望着的自由的自己,是“本我”的存在。在机场丢失行李的时候,“自我”的杰克无可奈何只能失魂落魄的打出租车回家,而“本我”的泰勒却潇洒恣意的抢了别人的车扬长而去,二者截然相反的举动,充分的显示出了“本我”是遵循着“唯乐原则”,不考虑秩序、规则,追求快感、完全就是快乐至上。自我不断地试图掌控周遭的事物,而本我总能突破自我的底线。

在很多地方,泰勒更是与杰克有着本质的区别,杰克身上压抑的力比多能量都在泰勒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释放。在工作上,泰勒不似杰克那样有着规整的着装。他离经叛道,穿的松松垮垮,满足了杰克对外在所期待的、不用顾忌旁人眼光的样子。因为“自我”的杰克对日复一日的无趣生活感到烦闷,所以代表着“本我”的泰勒兼职多个工作:偷人体脂肪做肥皂,再卖给百货公司;在餐厅兼职,却在顾客的汤里面加入“佐料”;放电影的时候却会把色情片剪进动画片中,然后看着人们的尴尬神情而自觉有趣。在感情上,考虑诸多因素的杰克在面对喜欢的女人只会逃避,可泰勒却轻轻松松的和玛拉在一起并将其蔑称为性玩具。

杰克渴望自由,却将自己的价值寄托于物质生活,被物质生活所累。“本我”的泰勒便炸掉他的公寓,使其成为一个不被物质所累、一无所有的“自我”。就像电影中泰勒对杰克说的:“只有抛弃一切,才能获得自由。”这就是本我的想法。泰勒命令搏击俱乐部的成员在街上主动与他人挑衅、斗殴,砸汽车,炸毁城市的文明建筑,是因为本我是处在死亡本能之下的,而它似乎可以将自己或是自己的一部分——表示为一种对外部世界和其他生物产生破坏的本能,其目的就是将有机生命带回原始的毫无束缚的状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

死亡本能在力比多的驱使之下还会转化成有攻击倾向的行为,对其他生物造成破坏。电影《搏击俱乐部》最真实的再现了人类死亡本能的外化行为——暴力(贺瑞,2015)。在俱乐部里面,所有人就像没有自己意愿的机器人一样,只知道无休止的打斗,肉体的巨大疼痛感让潜藏的压抑得以释放。似乎一切在原始时期遗留下来的隐藏在个体身上的残酷、暴力以及那种破坏欲的本能被激发了出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头破血流、伤痕累累,无论是杰克还是其他的成员却还是沉浸在这种能够肆意的寻找无论是心理还是精神上面能够带来满足的行为。

直到后来,“自我”的杰克越来越依赖着“本我”的泰勒,因为这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释放着原始欲望的感觉让他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与完整。以前的他是个好好先生,服从、遵守老板命令,现在却像泰勒一样顶撞自己的上司;为了让老板把自己转成外聘人员,报复老板打伤自己以此获得这份工作;由初次和泰勒见面时称自己不会吸烟,到后来和泰勒一起吸烟;由原来规规整整的服装到后来的不打领带、衣服散乱;种种举动都可以看出“本我”在逐渐改变着“自我”并慢慢占据人格上风。自古时人类进化,便以群居的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形成集体性的责任感和社会性的归属感,这是自远古时就被深深埋入灵魂深处的。现如今,“本我”的泰勒种种混乱的无理智的甚至想要实施大破坏计划来毁灭社会的行为,导致杰克受到内心深处道德的谴责,强大的归属感的力量激发了他的良知,也由此引发了“超我”的诞生。

5. “超我”的唤醒

超我是人格中最高级的心理结构,是最早产生的本我的对象的残余物。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在生命中一直保持着由父亲情结的衍生而赋予它的特性—脱离自我和掌控自我的能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是道德化了的“自我”,以良知、道德、价值观等至善原则去指导自我和限制本我,遵从“理想原则”。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是鲍勃的死激发了杰克“超我”的苏醒。鲍勃,因与杰克同在睾丸癌安抚团体中所结识,后一起加入了搏击俱乐部,在一次行动中因破坏公众建筑而被警察打中头部,是大破坏行动中唯一的牺牲者。为了防止被警察发现,俱乐部的成员想要将这份“证据”埋藏起来,被杰克阻止。早在此之前,俱乐部的成员就承受了长达三天三夜像是“蛀虫”、“你一点不特别”、“你和其他东西一样,一具腐臭的皮囊”等各种贬低人格的言论,摧毁了他们的内心。此时的他们的早已经丧失了对自我价值的认可,迷失了自我,成为了“无名”的存在。在俱乐部成员的眼里,无论是鲍勃还是他们自己,都已经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在混沌行动中可以随时抛弃、牺牲的物品。看着昔日的朋友血淋淋的躺在面前,看着所有成员都企图把这份“证据”随便埋葬毁灭,“超我”的杰克由此诞生。催动杰克“超我”苏醒的理由不仅是在睾丸癌团体中长达一年来鲍勃带给杰克的精神层面的安抚与满足,更是二人友情的深深羁绊。他怒喊道“满大街的炸东西你们能有什么好的下场”,“他不是一个证据,他是一个人,他是我的朋友,他有名字”,“他是为我们而牺牲的,怎么可以随便埋葬”等,企图唤醒心灵迷失的他们,却无济于事。

作为社会集体当中的一份子,看到社会文明将因自己而坠落,全人类的利益将因自己自私的行为而遭到破坏,心爱的女人更因自己而受到不可避免的伤害,“超我”便以一种道德的形式或者说是无意识的罪恶感迫使“杰克”停止这场大破坏行动,因为他领悟到如若破坏本能毁灭了社会的文明那么自身也必将被毁灭。此时,推动他去战胜泰勒的不仅仅是性爱本能中的爱欲—对玛拉的爱,更是身为社会一员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

为了摆脱“本我”的控制成为真正的“杰克”,“自我”与“本我”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主人公在这过程中,遭受到了无情的肉体折磨,这其实是自我挣扎和痛苦的外化(贺瑞,2015)。强大的“本我”迫使“自我”只能利用向自己开枪的方式来重新获得身体的支配权,占据人格的主导地位。事实上,每个个体都存在着多种本能,各个本能成分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流,因此可以相互转变和替代,而被引导直接朝向外部世界的破坏的本能其实是通过性爱本能的力量才转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最终死亡本能的破坏欲被暂时性的压抑,是力比多能量用爱的本能取代了死亡本能,趋向社会文明的“自我”的产物——“超我”在这场搏斗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6. 结语

电影中杰克不断地购买宜家的家具又何尝不像电影之外我们的现状,通过占有更多的物质来塑造自我。在消费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都趋向于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只能不断的挣钱、在能够证明身份地位的事物消费,继而在努力,不断的循环,这就是生活的节奏。所以当泰勒创立搏击俱乐部时,才会有那么多的像机器一般的毫无思考能力、不再认可自我价值的人们加入。他们渴望享受无关乎一切的自由与平等。他们都是现代社会使人失掉人性和感觉的、已经变成了轮子上的嵌齿,恢复个性观念的惟一方法就是返回到最原始、最野蛮的痛苦和暴力的本能中。他们只能利用自己的本能(许燕转,2008)。可是人类并不等同于动物,人所生活的环境,社会的种种规则、良知、道德等都是“超我”的一种代表,又怎么能够做到毫无顾忌的以一种近乎兽性的“本我”存在于这个社会当中呢?

影片中“超我”的胜利,除了象征着“杰克”不再被动地顺从消费社会的规则而压制自己,也说明了他能够在社会规训中凭借情感和责任的力量救赎真正有价值的自己,将失落的灵魂以一种更为“友好”的方式安置在丰盛物质充斥的无尽角落的消费社会中。当杰克在物质上几乎一无所有时,消除了物质对他的异化,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填补了他精神方面安全感的缺乏,也促使他明白心中所求。杰克“自我”与“本我”之间的碰撞到后来“超我”的诞生,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经历,更是被这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所压抑住的千千万万人的现实写照。代表本能欲望的本我终于承受不住罪感的巨大压力,臣服于超我,实现了超我对本我的救赎。在影片的结局,看似是“本我”消失,但事实上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毕竟三者之间缺一不可。

文章引用

李德硕,李 燕. 《搏击俱乐部》自我与本我的碰撞
Fight Club, the Collision of the Ego and the Id[J]. 心理学进展, 2020, 10(11): 1727-1733.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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