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收稿日期：2023年8月7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8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8日

摘要

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主张“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视人如己。孔子则主张“仁爱”，即“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两种思想都是在社会动荡、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背景下产生的哲学思想。在悠久历史中，儒家思想不断发展壮大，而墨家思想，在秦汉以后却逐渐销声匿迹，其原因值得研究。因此，本文将通过批评墨家“兼爱”思想的不足：一是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滑坡谬误；二是有悖人性自利的自然规律；三是忽视家庭“孝道”的精神层面；四是具有唯心主义与迷信色彩；五是从经验角度解读，具有历史局限性，从而指出儒家“仁爱”思想的进步之处。

关键词

墨家，儒家，兼爱，仁爱

The Inadequacy of Mohism’s “Universal Love” and the Advantage of Confucianism’s “Benevolence”

Yiqing L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Received: Aug. 7^th, 2023; accepted: Aug. 28^th, 2023; published: Sep. 8^th, 2023

ABSTRACT

Mohism and Confucianism are both important parts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Mozi advocated “universal love”, i.e., “love without distinction but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garded others as one’s own. Confucius, on the other hand, advocated “benevolence”, i.e., “those who are benevolent love others”, and put oneself in another’s place. Both philosophies were develop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by social upheaval and fragmentation. In Chinese long history, Confucianism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grow, while Mohism has gradually disappeared after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worth study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criticize the shortcomings of Mohism’s “universal love”: firstly, there is an obvious slippery slope fallacy in logic; secondly, it is contrary to the natural law of human nature’s self-interest; thirdly, it is neglecting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family “filial piety”; fourthly, it is idealistic and superstitious; Fifth, it is interpreted from an empirical point of view and ha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thus pointing out the progress of Confucianism’s idea of “benevolence”.

Keywords:Mohism, Confucianism, Universal Love,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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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语》中，“仁”反复出现了109次，可见其内涵之丰富。从词源学来说，“仁”的字形由“人”和“二”构成，即至少两个人作为人类种族中的成员相互关联与依赖；当二者或二者以上个体之间发生稳定或具有持续性互动时，就形成社会。“仁”可以表现为“爱”，即所谓的“仁者爱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倡“仁”，孟子则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儒家学说。儒家的“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远近基础上的，儒家认为，要先“孝”，爱父母；而后“悌”，爱兄弟姐妹，有余力再爱朋友或其他人。与儒家思想不同的是，墨家学派的墨子特别提倡“兼爱”，认为天下人不分亲疏、贵贱，都应该一视同仁地爱。这一点，恰恰成为儒家和墨家学派的对立之处，墨家是一视同仁的爱，而儒家是推己及人的爱。相对来说，儒家的仁者爱人，考虑到人性自利的特点，满足人类倾向于亲近熟人的心理需求，可能更具有可行性；而墨家的兼爱，却相对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忽视了对亲人的精神关心，忽视了人性背后复杂的心理，存在诸多矛盾，实现难度大。在历史滚滚长河中，儒家思想不断发展壮大，而墨家思想，在秦汉以后却逐渐销声匿迹，背后的原因值得商酌。

2. 对墨子“兼爱”思想的批判

《兼爱(上)》提到“当(尝)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第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 [1] ，在这里，墨子认为“不相爱”是社会上天下大乱的肇始，所以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解决方案，将“别”看作是天下祸患的根源，正是有“别”使人们有区别地对待自己和他人，使人们为了自己利益而侵犯他人权益。因此，“别”破坏了天下共同的利益，是造成人与人相互伤害，产生社会祸患的重要原因。另外，著名学者徐复观认为“‘兼’对‘别’而言，乃‘全体’或‘无差别’之意。……兼爱的解释应当是：‘因为兼，所以能爱’。而由兼所发出之爱，乃是平等无差别之爱。” [2] 所以，墨子主张去除贫富贵贱、亲疏远近的区别，均等地爱己爱人，以天下人共同的利益为利，以天人的祸害为害。诚然，这种分析是对经验的约束和对情感的超越 [3] ，具有一定进步性，但存在诸多问题。

2.1. 墨子“兼爱”思想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滑坡谬误

墨子提出天下之乱的根源是天下不相爱“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 [1] (《兼爱·中》)，所以墨子就提倡人们保持“兼爱”，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 [1] (《兼爱·中》)然而，墨子使用了连串的因果推论，如“……相爱……则不”，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因此得到的结论缺乏合理性。

2.2. 墨子“兼爱”思想有悖人性自利的自然规律

墨子认为诸侯、家主、君臣、父子、兄弟等都做到相爱，就能够推己及人一步步实现天下和谐，然而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周木村认为资源有限的事实要求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需要确立分配的优先秩序，但兼爱却不能提供这种秩序 [4] ，在兵荒马乱的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食不果腹，饿殍遍野，生存成为了首要难题。如果按照墨子的无差别的爱，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想一视同仁地把物资送给每个难民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周木村所说兼爱因主张无差等之爱而不能提供施救的优先秩序，从而分配有限的救援物资给无数难民成为巨大难题 [4] 。由此可见，墨子要求所有人保持“兼爱”，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人性自利的自然规律，没有考虑到资源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是稀缺且有限的，忽略了社会的客观物质条件，高估了人性，不具有说服力，所以其实现路径不具有太大的可行性。

2.3. 墨子“兼爱”思想忽视家庭“孝道”的精神层面

在家庭“孝道”上，比起儒家思想，墨子比较强调实际和物质方面的利益与效用，主张孝道在于对亲人的效用，在“生事之以礼”的方面，着重于“事之”、“利亲”，容易忽视“礼之”、“乐之”、“尊之”等精神享受，从而可能导致极端的功利主义。

墨子主张对等的互利，但家庭孝道不可能完全对等。正如《墨子·兼爱(上)》有言，“爱人若爱其身，视父兄与君若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这里的“若”字就用得很巧妙，墨子希望利益对等，但他可能也知道家庭之间的利益交往不可能完全对等，所以他才保留语气，用了一个“若”字。然而，正如学者孙君恒和陈丽庭所说，家庭的爱更多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并不讲究利害 [5] 。当人们在家庭中推广墨子的理念，就会发现可能行不通。像家庭中的孩子和老年人，并不能带来直接的正效用，反而会带来教育与赡养负担。

2.4. 墨子“兼爱”思想具有唯心主义与迷信色彩

墨子有言：“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则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 [1] (《天志·上》)墨子将上天看作是“裁判”，因为天欲义而恶不义，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这背后有理论基础支撑吗？答案是没有，因为这更多体现的是人性关怀、宗教情操。正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墨子的论述对百姓几乎不具有威慑力，也难以说服人们践行，没有社会推广性，更不用说解决天下之乱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墨子依据唯心主义论，认为人们兼爱的理论根据来自天意，将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具有一定的传统迷信色彩。

2.5. 墨子“兼爱”思想从经验角度解读，具有历史局限性

墨子认为历史事实表明“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者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 [1] (《天志·上》)。在郭琰和陈江进两位学者看来，墨子“兼爱”思想的论证方式是外在性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而并非从人性本身来发掘兼爱的内在根据，这种根据明显非常无力 [6] 。虽然这对君王廉政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这种基于历史经验的论述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反复验证才能够证明有效性。所以，墨子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论证“兼爱”能够达到的有利效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综合以上五点，墨子的“兼爱”可能无法从根本上应对社会的天下之乱，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儒家思想或许更加有效。用儒家思想“有差别的爱”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一味追求“兼爱”，导致社会分配效率底下。

3. 对儒家“仁爱”思想的肯定

3.1. 儒家“仁爱”思想逻辑严谨，层层递进

儒家的“仁爱”推己及人，从家庭的“孝道”再到社会的“天下大同”，层层递进，形成了完整的理论逻辑。“孝”意味着“亲亲”，体现为具有亲疏之别的特殊之爱，符合人性需求。紧接着，儒家思想从更普遍的人性中去寻找“仁”的起点与依据，如孟子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说”，这不仅为“仁”找到了牢固的理论根基，其对普遍人性的强调也体现出强烈的平等意识 [7] ，即《孟子·公孙丑章句·第六节》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在孟子的论述中，“恻隐之心”是人性最根本的，有恻隐之心，才会有仁心，才会有对他人的关怀，才会有为社会服务的心。对比墨子的“兼爱”思想，儒家的思想充分考虑到了社会不同群体的特征，不是像墨子一样提倡人们做到一视同仁的“兼爱”，而是先从四端说的“性善论”开始，先孝顺父母，而后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向善，层层递进，对百姓更具有说服力。

3.2. 儒家“仁爱”符合人性规律，可操作性更强

《墨子·兼爱上》有言：“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墨子·大取》也提到“智(知)亲之一利，未为孝也，亦不至于智不为己之利于亲也。”由此可见，墨子提倡孝的普遍化，主张爱他人父母如爱自己父母，以实现“兼爱”，但不太符合人之常情。因为“兼爱”推广到孝道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应该如何分配对自己父母的孝与对其他人父母的爱？人的精力有限，如何在孝顺自己父母的同时照顾他人的父母呢？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孩子长大，孩子们成年却忽视父母，反而去照顾不熟悉的陌生人吗？要是这么做，似乎有点“白眼狼”的意味。

而儒家思想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儒家思想讲究血缘上的亲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切合实际的家庭和社会道理，符合人性自利的规律。以己推人，由近及远，要点全在一个“推”字。所以，“孝”在儒家学说中至关重要，它是“仁”的根本，更是君子的根本。

3.3. 儒家“仁爱”思想重视家庭“孝道”的精神层面

《论语》有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12.22)其中，在对世人的爱中，最基本的就是人们对亲人的爱，因此孝悌是“仁”的根本，即《论语》提到的“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即做人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中，孝道是最根本的。这一点与墨子的思想存在显著差异。

如果和墨家思想一样，在家庭“孝道”中仅仅包含物质的效用，那么这样的“利”就是狭隘的价值。个人与亲人的关系不像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不能以利益作为唯一标准，只强调物质方面而忽视对亲人的精神陪伴与关怀。正如《论语》记载“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如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使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儒家思想中，“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质，克服了墨家比较强调物质，忽视亲人精神满足的不足。

3.4. “仁爱”思想能够较好应对紧急情况

与墨家“兼爱”思想有所不同的是，儒家思想的“仁爱”是有优先级的，即先爱亲人，有余力再去爱周围的其他人，在应对紧急情况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北京大学的周木村博士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孟子看到入井的小孩应该会迅速前往救援。在这个紧急情况下，离他等距离的两口井有两个将入井的小孩，其中一个是他本人的孩子，另一个是其他人的孩子，因情形危急，他可能只能救其中的一个。如果按照儒家的“仁爱”原则，孟子应该是先救自己的小孩，因为他更爱自己的孩子，虽然也会对别人的孩子感到惋惜，但在紧急情况下他只能这么抉择，符合人性需求。但假若是墨子，他面对上述情景可能会感到左右为难，因为兼爱原则要求他一视同仁地对待他自己的小孩和别人的小孩，但事实是他只能救一人，两个都不救是一视同仁，但显然违背了爱他人的应有之义，见死不救会则受到来自不同道德立场的谴责。所以，救任何一人都做不到无差别的爱，无论救哪一个有差别，这种尴尬是墨子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的 [4] 。在周木村博士的这个例子中，明显指出了墨子“兼爱”思想在紧急情况下的难处，墨子的“兼爱”思想固然高尚，但可行性却不强。而儒家思想具有优先级，在紧急情况下，先救亲人，有条件再去帮助其他人，符合人之常情，也能够较好地应对墨子“兼爱”左右为难的问题。

4. 总结

本文从理论的论述逻辑、人性自利的规律、家庭孝道的精神层面等多个方面，通过对墨家的批判，指出儒家思想的可行之处。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对所有人没有偏袒且一视同仁的关怀，对人的要求过高，存在五个方面的不足，即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滑坡谬误；有悖人性自利的自然规律；忽视家庭“孝道”的精神层面；具有唯心主义与迷信色彩；从经验角度解读，具有历史局限性。而儒家“仁爱”思想较为尊重客观实际，考虑人之常情，可行性更高，更符合人性自利的规律和社会对人的要求，能够较好地克服墨家思想存在的问题。

文章引用

李依晴. 论墨家“兼爱”思想的不足与儒家“仁爱”思想的优势
The Inadequacy of Mohism’s “Universal Love” and the Advantage of Confucianism’s “Benevolence”[J]. 哲学进展, 2023, 12(09): 1806-181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930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