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扬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7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7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8日

摘要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在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论战中，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著作。在“暴力论”三章中，恩格斯借以杜林的理论框架重塑了科学的暴力学说，批判了杜林的暴力“万能论”、暴力“绝对恶”、暴力“决定论”，揭示了暴力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阐述了蕴含其中的军事变革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暴力论”思想，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恩格斯，《反杜林论》，“暴力论”，暴力，经济

An Exploration of Engels’ “Theory of Violence”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ti-Turin Theory

Wenyang Ye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Nov. 7^th, 2023; accepted: Dec. 7^th, 2023; published: Dec. 18^th, 2023

ABSTRACT

Anti-Turin Theory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lassic that Engels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Marxist theory in the debate with the petty-bourgeois socialist Turin. In the three chapters of “Theory of Violence”, Engels remolded 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violence wi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urin, criticized Turin’s “omnipotence”, “absolute evil” and “determinism” of violence,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olence and economy, and expounded the military reform thought contained in it. The thought of “Theory of Violence” expounded by Engels in Anti-Turin Theory not only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socialist country.

Keywords:Engels, Anti-Turin Theory, “Theory of Violence”, Violenc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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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世纪的德国，经历了由普鲁士王国到德意志帝国的转变，新生政权急需一种哲学进行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宣传，以实现政权合法化。欧根·杜林是德国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和改革家自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试图用其构建的虚假“体系”来冒充最新的科学同马克思主义对抗。为了肃清错误思潮，回击杜林的观点，恩格斯写下了《反杜林论》这一部论战性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花费大量笔墨来论述“暴力”问题。在恩格斯看来，要对杜林政治经济学观点进行批判，需要从“暴力”这个立论基石着手，实现对“暴力”认识的彻底洗礼，以此将刚成立不久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拉出历史的漩涡。双方就何者是本原、如何理解暴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并且在当时，大部分学者都片面地看待暴力，否定暴力的价值，认为暴力只存在消极的一面。直到恩格斯的“暴力论”出现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暴力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2. 思想起点——对杜林暴力观的剖析与批判

19世纪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陷入迷茫。受时代条件限制，当时的工人在进行罢工等运动后，就如何继续发展工人运动，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对于如何建立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以及如何正确使用暴力并将其转化为权力等问题，工人们也缺乏科学的认识。由于工人运动长期缺乏相应的指导思想，使得杜林的暴力学说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占据一定的地位。杜林宣称要在科学上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并创造了一套不切实际的理论体系，“暴力”正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以对杜林暴力观的剖析与批判为起点，展现其科学的“暴力论”思想的逻辑构造。

2.1. 揭示杜林暴力“万能论”的唯心性质

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无法脱离暴力，有时还需依靠暴力支撑。而杜林在其著作中，满篇论述都将暴力视为“万能”，宣扬暴力创造历史、创造一切的思想，把人类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过程都归结为“暴力”一词。恩格斯指出，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暴力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暴力从何而来？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察暴力与经济的关系。杜林颠倒了暴力与经济的关系，他把暴力视为基础性的东西，把经济视为次等事实，并宣扬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 [1] 。杜林的这种暴力观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但由于受认知水平限制，当时人们缺乏鉴别具体问题的能力，也很少有人质疑杜林暴力学说的正确性，这使得杜林的错误言论在德国不断蔓延。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杜林的暴力“万能论”已被证实是不成立的，社会的向前发展不单是暴力的结果，革命的胜利也不是纯粹地依靠暴力，还需考虑各种现实因素以及判断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

2.2. 批判杜林暴力“绝对恶”的片面认知

杜林将暴力视为绝对的坏事。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暴力虽然起到过恶的作用，但不能忽视其积极作用。恩格斯承认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都利用暴力来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情况。当旧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但依然发生作用时，旧的政治权力只能凭借暴力这一手段防止自身受经济发展的压力而陷入崩溃。即使这种暴力行为会破坏经济规律并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也只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无法得出暴力始终以“恶”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中的结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2] (p. 564)。在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历史过程中，暴力曾作为推翻封建僵化的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正义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3. 驳斥杜林暴力“决定论”的荒谬论断

杜林通过鼓吹资产阶级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攻击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从“分配决定论”出发得出“暴力决定论”的论断。杜林割裂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用暴力来解释私有财产的起源，将现代所有制描述为暴力所有制。杜林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阶级结构，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存在的，这样的社会状态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上属于正常现象。所以，在杜林看来，应予以否定和推翻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暴力本身。杜林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支持资本主义发展，为资产阶级辩护，使得其理论具有较强的迷惑性。为揭露杜林体系的实质，阐明私有财产的起源，恩格斯驳斥了杜林暴力“决定论”的荒谬论断，从经济角度探索私有财产的源头，阐明了私有财产的形成是由于经济原因，在这一过程中，暴力没有起任何作用。暴力虽能改变人们对财产的占有状况，却无法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3. 思想主线——对经济与暴力关系的理论审视

“暴力”是杜林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观点，但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杜林体系的错误之处表现得较为隐蔽，也使得一部分信徒陷入杜林体系的错误泥潭。为了揭示杜林唯心主义暴力观的实质，恩格斯以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为依据，将经济与暴力的关系作为思想主线，详尽地展开了“暴力论”思想论述。

3.1. 经济是暴力的本原，经济决定着暴力

要正确理解经济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不能纯粹地根据时间顺序来确定何者是本原。杜林暴力观的不合理之处在于，他简单地从经济和暴力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确立暴力对经济的支配地位，虽然他也发现这种先后顺序有误，但依然得出这一结论，即“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2] (p. 538)。杜林的观点对德国工人阶级产生了深刻影响，它直接反映出德国工人阶级对暴力统治的无奈与痛恨，以及追求解放的强烈愿望，这使得杜林的理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受到德国广大工人阶级的拥护。为了理清经济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帮助德国工人阶级走出杜林体系的误区，恩格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经济决定暴力的结论。

恩格斯以私有财产的产生问题为切入点，从逻辑与时间的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综合考察，得出了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时间先后顺序上，都是经济决定着暴力的结论。恩格斯强调，私有财产的出现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从时间顺序上看，在最初社会中，私有财产总是先于暴力出现 [3] 。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难以生产出较多的劳动产品，对私有财产也没有形成具体的概念。在这一时期，人与人之间没有形成压迫与剥削的关系，人们的日常活动只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计，没有其他目的。对于大型的捕猎活动，也是通力合作，没有身份与阶级的差别。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私有财产开始出现。但它的出现不是通过暴力和掠夺，而是由于经济状况的根本性改变，早在掠夺者占有他人财物之前，私有财产就已经存在了。从逻辑上看，暴力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出现的，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人类社会才会出现剩余产品，只有出现了剩余产品，才有可能转化为私有财产，有了私有财产才有可能出现为保护和享用私有财产的暴力形式。所以，在探究经济和暴力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无论是从时间先后顺序还是逻辑上看，经济都先于暴力而存在，经济才是暴力的本原。

恩格斯又以陆军和海军为例，指出两者为了维持军队的作战能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而金钱只能依靠经济生产才能获取，暴力只能掠夺已有的金钱。在各种暴力的较量中，经济是最为基础的条件，由于经济力量生产出的各种作战武器，使得暴力在斗争过程中有工具可用，离开经济支撑的暴力，无异于孩童之间的徒手打架。可见，在经济与暴力的关系中，经济才是根本性、决定性的东西，脱离了经济，暴力就无计可施。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欠发达，经济条件落后，人们只能依靠肢体或石头等工具。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武器经历了由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发展，与此同时，人类历史的暴力斗争形式也得以提升。较过去相比，当今世界的军备武器已彻底实现了更新换代，这在本质上反映的就是经济在不断发展。并且随着未来科技力量的不断增强，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会逐步加深。众多过去没有发现和充分运用的材料，如今都巧妙地应用于暴力工具中。这也说明，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3.2. 暴力是经济的手段，暴力服务于经济

杜林认为，经济是为暴力服务的，暴力在政治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巨大，而经济只不过是暴力的附属品。为反驳杜林的观点，恩格斯以杜林创造的鲁滨逊和星期五的关系假说为例，进一步阐述了经济与暴力的关系。恩格斯指出，鲁滨逊把利剑作为武器将星期五沦为自己的奴隶，而杜林却对利剑的由来避而不谈。倘若拥有武器的不是鲁滨逊而是星期五，那“暴力”的关系就有可能发生颠倒，这说明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作为重要基础的。鲁滨逊凭借暴力使星期五沦为自己的奴隶，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当星期五在劳动中所获得的生活资料超过维持他自身劳动能力所需的生活资料时，鲁滨逊就从中获得了利益。可见，暴力只是手段，它的最终目的是为经济利益服务。而且在杜林那里，暴力是使人们遭受了奴役关系的最主要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奴役关系是以物质生产为前提的，离开了物质生产，暴力工具就无法获得，奴役关系也无从谈起。鲁滨逊依靠武器来强迫星期五为其劳动，说明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要想实行长时间的奴役与压迫，仅仅凭借暴力这一手段是无法完成的，暴力活动的具体实施离不开物质工具的生产，其质量和水平是由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暴力与经济的关系中，“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 [2] (p. 539)。暴力完全是为经济服务的，而非杜林宣扬的暴力决定经济。

杜林暴力观的不合理之处还在于他未能解释人类在拥有政治权力之后为何还要继续使用暴力。在杜林看来，人类对暴力的使用出于善恶观念和欲望。而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剖析，阐明了暴力的使用是为了服务于政治权力，从而促使政权获得更多的资源以维持社会秩序，最终能够更好地为经济状况服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不断增多，此时，处于同一生产秩序的人群拥有共同利益，而处于其他生产秩序的人群就会产生不同利益。为了维持统一的社会秩序，就需要对某些生产秩序进行调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产生了一些机构，这些机构既能维持社会秩序，又能防止不同群体产生利益冲突。这些机构的出现促使社会形成一个更大的政治体，并进一步切割社会分工。伴随着机构的日益完善和发展，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也被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加之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和机构工作的特殊性，使得社会中只有部分人才能进入其中从事管理和再分配工作。因此，处于机构的人不自觉地将自己同原先所处的社会中的个体区分开来，从而导致机构的利益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政权就会通过使用暴力夺取其他群体的资源以保证自身发展。

由于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分工仅仅是技术性的事情，但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会使其上升为阶级冲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 [2] (p. 560)。这些多余劳动力的价值迅速在战争中得到了体现，通过战争又能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状况，相反，暴力被迫为经济状况服务。

4. 思想深化——从暴力到军事变革的深层探究

在“暴力论(续)”中，恩格斯对杜林的“暴力”批判上升到“军事”批判，以科学的理论视角阐明了各种要素在军事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杜林唯心主义军事思想的真面目，对当今世界正确把握军事变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4.1. 军事变革以物质资料为基础

经济状况是军事变革的物质基础。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军事变革是整个社会实现革新的重要一环，它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依赖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工业和金钱是获得火药和火器的手段和途径，要取得暴力的胜利，首先应以充足的经济条件作为基础和前提。各种军事要素的变革“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 [2] (p. 546)。脱离这些物质条件，暴力就不能成为一种力量，军事变革也难以实现。可见，经济状况是军事变革的物质基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经济帮助暴力取得胜利，都是经济决定军事变革与发展。

经济生产是军事变革的物质来源。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陆军和海军是暴力的主体，欧洲各国为了推动军事变革、增强军事能力，每年都会在这两方面花费大量金额。但是暴力本身不能铸造金钱，它只能夺取已有的金钱，金钱数量的增多只能通过经济生产才能获取。所以，要更好地推动军事变革，必须依靠经济生产来获取所需的金钱。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经济生产是军事变革的物质来源，离开对经济生产的依赖，军事变革将无法实现。

4.2. 军事变革受社会政治因素影响

军事变革受社会政治革命影响。恩格斯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揭示了政治革命与法国“全民武装”的革命制度、散兵与纵队相配合的作战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国在进行革命时，召集大量民众进入军队训练，但这种人数众多且训练质量不高的全民武装方式，若只依靠散兵群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是几乎不可能的，必须借助散兵与纵队相结合的作战方法。“只有像在经济上解放了的资产者，特别是解放了农民的法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能找到群众性的军队，同时给这种军队找到自由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打破了旧的呆板的线式队形” [2] (p. 551)，进而促成了军事组织和作战方式的革新与升级。

军事变革受国家政治利益驱使。19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在军国主义的鼓荡之下发动战争，为加强军事力量，迫使军队成为国家的主要目的，人民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恩格斯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景，从社会政治根源入手，分析了引起军事变革的重要原因，指明了政治利益的驱使是影响其中的一大关键因素。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稳定政治局面，欧洲各国顶着财政崩溃的巨大压力，不断推进军事变革。例如，欧洲各国每年都会将大量金钱投入到军事方面，同时还严格采用义务兵役制实现征兵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4.3. 军事变革受技术和两种“材料”作用

技术进步是促进军事变革的重要因素。为阐明军事变革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深入考察军事技术发展史，论证了军事变革对于技术条件的依赖性。恩格斯以火药和火器为例，向人们展现了技术进步对军事变革和作战方式的重要影响。“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像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那样，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 [2] (p. 547)。由于火药的广泛应用，以火枪火炮为主体的热兵器逐渐取代冷兵器，军队的作战武器发生了巨大变革。同时，随着火器的进一步改善，军队的组织方式和作战方式也实现了革新。此外，恩格斯还以散兵与纵队相配合的新的作战方式为例，阐明了其中蕴含的技术前提：一是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的野炮架，二是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倘若没有这两项先进技术，散兵战将无法进行，这再一次表明技术进步在军事变革中具有重要作用。

人和武器是影响军事变革的两种“材料”。“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 [2] (p. 551)。需要澄清的是，在军事变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抽象层面的“人”，也不是冰冷的武器装备，而是现实的人与武器的结合。这就表明军事变革不单是一个无意识过程，而是一个既包括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推动，又包括人们参与的有意识推进的过程。因此，要实现军事变革，既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军事领域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展和士兵成分的改变” [2] (p. 546)。可见，只有以客观实际为基础，并从人和武器这两种基本要素着手，才能更好地推进军事变革。

5. 价值意蕴——“暴力论”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国家内部矛盾激化和国际社会压力强加，暴力问题仍然存在，既不可忽视又无法避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暴力论”思想，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5.1. “暴力论”思想的历史意义

重塑暴力理解，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指南。在“暴力论”三章中，恩格斯以批判杜林的暴力观为前提，驳斥了忽视特定历史条件和现实经济关系，片面看待暴力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同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综合考察研究对象，理清了暴力与经济的关系，重塑了对暴力的正确理解。恩格斯对“暴力论”的系统阐述，使无产阶级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意识到暴力不仅仅只是反动的东西，还可以是自己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武器。随着《反杜林论》不同译本的发行，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得以广泛传播，成为无产阶级斗争事业的理论指南，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无产阶级赢得斗争胜利的信心。

肃清错误思潮，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回击杜林的一部论战性著作。在“暴力论”三章中，恩格斯借以杜林的理论框架，以确切的、无可争辩的事实破除杜林的错误见解，批判了杜林颠倒经济与暴力关系的错误认知，揭露了杜林暴力观的唯心主义实质。在同杜林的全面论战中，恩格斯科学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对杜林体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彻底粉碎了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不仅肃清了当时社会中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不良思潮，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阵营中的真理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

坚守人民立场，为社会正义发展提供强大力量。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恩格斯批判杜林暴力观的出发点。恩格斯对杜林的暴力观持批判态度，因为杜林的暴力观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它脱离了人民立场，忽视了人民的权益，违背了人民意愿，无法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而恩格斯从人民立场出发，在论证暴力依赖于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揭露了杜林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真相，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做了理论准备，为社会正义发展提供了强大力量。

5.2. “暴力论”思想的现实意义

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理论武器。在当前中国，存在着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打着“还原真相”的幌子，歪曲革命斗争史，鼓吹历史唯心主义，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地看待历史问题。例如，鼓吹“告别革命”论，否认革命的进步作用，抹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丰功伟绩。面对诸如此类的诋毁和攻击，要学会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暴力论”中汲取经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根据历史事实，客观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将历史研究和阐释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4] 。

为稳定国家政治局面提供方向指引。恩格斯“暴力论”的思想主线是对经济与暴力关系的理论审视，经济决定暴力，暴力服务于经济，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政治暴力，都依赖于经济状况的进步与改善。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政治生活动荡不安，经济处于衰溃边缘，其根本原因就是当时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了阶级斗争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国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政治局面也逐步趋于稳定。因此，要判断政治环境是否稳定，不能看军队是否强劲，而要看政府的服务与管理能否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能够改善国民的生活状况。

为应对国际环境挑战提供战略支撑。当今世界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战争形式和威胁手段也日益复杂，为有效应对各种国际环境挑战，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应加大对国防和军队的经济投入，确保其拥有充足的建设费用，进而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5] 。虽然有不少人认为，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军队会逐渐消失，而加大对国防和军队的经济投入则是逆历史潮流而行之。但是，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队也很难消失，失去作用的只是军队的某些职能。社会中的重大天灾和人祸，仍然需要依靠军队中的士兵参与救援。

文章引用

叶文扬. 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探究——基于《反杜林论》文本的解读
An Exploration of Engels’ “Theory of Violence”—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ti-Turin Theory[J]. 哲学进展, 2023, 12(12): 2447-2453.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239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