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ancient city of Xiangyang has a private garden of long history—Xi Jia Chi, dating back nearly 2000 years. The place is built by Xiangyang marquis XiYu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Jianwu years, by the imitation of the Yue Country official Fan Li’s fish-farming method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origin of the Xi family in Xiangyang is from this garden, where the Xi family lives i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become the notable clan in Jingchu nationality.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Xi’s family had a lot of talented people, such as XiYu, XiJia, XiPiQiang, XiZaoChi, who are well-known in the world for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The Xi family not only exerted some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but also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e. In particular, the “The History of Han & Jin” composed by famous historians XiZaoChi shrewdly shines through the ages. The Xi family, represented by XiZaoChi, left a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in the era of waves and treachery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is deserves th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by our descendants.

Keywords:Wei and Jin Dynasties, Xiangyang, XiFamily, XiJiaChi, XiZaoChi

魏晋时期襄阳习氏家族研究

—以习氏家族成员习凿齿为代表

唐梦琦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襄阳

收稿日期：2018年1月8日；录用日期：2018年1月19日；发布日期：2018年1月26日

摘 要

古城襄阳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私家园林——习家池，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该地是东汉建武年间，襄阳侯习郁模仿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养鱼之法所建。襄阳习氏家族渊源自此而起，世世代代居于此处，成为荆楚豪族。魏晋时期，习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如习宇、习嘏、习辟强、习凿齿等均以才德品行驰名于当世。习氏家族不仅对魏晋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文化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著名史学家习凿齿留下的《汉晋春秋》，彪炳千秋。以习凿齿为代表的习氏家族，在魏晋这个波谲云诡的时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值得我们后人探索与研究。

关键词 :魏晋时期，襄阳，习氏，习家池，习凿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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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襄阳习氏家族的渊源

习姓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以国名为姓。根据《风俗通》记载，中国古代有诸侯国习国，灭国后，其族人仍以原国名命姓，遂为习姓。二说以地名为姓。《左传·杜预注》中记载，春秋时期有地名少习，在今陕西商县东180多里，后称为武关，有人以地名为习姓 [1] 。也有人合两种说法为一出，称原习国所在地，正是武关附近的少习山一带。关于习氏的始祖，在史籍《风俗通》中有记载：“习为古国名，汉代有习响，曾为陈相”。东汉时期汉孝和皇帝刘肇敕封西平王刘羡为陈王，配任的宰相为习响，习氏族人多尊奉其为习姓始祖。习氏分布地区主要在东阳郡(今浙江省金华市地区)和襄阳郡(今湖北省襄阳市一带)。

1.1. 襄阳习氏家族的发展

襄阳习氏家族自汉末三国时期就屡出英才，习融、习郁、习询、习竺、习承业、习蔼、习珍、习温、习祯、习忠、习隆、习授等人均以才学品行驰名于当世。许多历史文献中都对习氏一门英才有所记载，《说郛》曰：“后汉习融，襄阳人，有德行，不仕”；《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曰：“习询，习竺，才气锋爽”；《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曰：“习承业，博学有才鉴”；《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曰：“习蔼，有威仪，善谈论”；《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曰：“习温，识度广大……从容朝位三十年，不立名迹，不结权豪”。《三国志》曰：“习祯有风流，善谈论”。习祯、习忠、习隆祖孙三代，均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襄阳习氏一门，卢弻在《三国志·集解》中提到：“习氏为襄阳巨族” [2]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发展到顶峰，把控着社会发展，在各州郡实行垄断统治。习氏家族在当时的襄阳郡有可能也承担着这样的一种统治角色。但由于习氏家族成员在历史上更多以才学闻名传世，相对于某些门阀士族以官僚职位对当世政治上产生的影响力，文化对于时事政治的影响能力在和平时候大多是低调的。但在魏晋朝代的乱世时期，习氏家族以数百年来文化世家的身份沉淀，很有可能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时事舆论的走向，这种能力或许能在政治上产生不可估计的影响。

1.2. 襄阳习氏家族与习家池的渊源

襄阳习氏家族除了培养出一代代的贤人雅士，冠绝当世英杰，习氏家族的私家园林习家池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供千百年的文人墨客争相歌颂。作为一座汉晋遗存的著名园林，习家池距今约有1900多年的历史，1956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文物保护景点。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年~56年)，襄阳侯习郁模仿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法，在山下筑一长六十步、宽四十步的土堤，引泉水建池养鱼。习郁后人、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也曾在此隐居，并在其著作《襄阳耆旧记》中描述了习家池的位置：“襄阳岘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习家鱼池” [3] 。现如今习家池具体的地理位置在襄阳市襄阳城南约五公里、岘山南面阎家冲西端的白马源旁。

习家池还有一个别称为“高阳池”，此名称来源于西晋永嘉年间的镇南将军山简在镇守襄阳时期发生的轶事。《晋书》卷四十三《山涛列传·山简》中对这位豪放不羁的将军如此记载：“简悠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高阳池” [4] 。山简在镇守襄阳期间，常常于习家池饮酒，动辄酩酊大醉，自称“高阳酒徒”。诗人孟浩然曾作诗：“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 [5] 。

在历史的演变中，习家池已不单单为最初习氏家族的私家园林，而成为汉晋时期名人骚客游玩宴饮的风雅之地。汉晋时期，以士族子弟为主体的文人雅集逐渐兴起发展，社会上广泛流行类似“兰亭集会”的吟诗作对集会活动，习家池风景优美，正是一个极为适宜的去处。再加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中对习家池细腻生动的描写使得习家池益添盛名。《襄阳县志》中对习家池不吝溢美之词：“全楚十八九而胜迹，名流都人士留连而慨慕者，习家池为最” [6] 。

习家池丰富的历史文化传承与“文化世家”的襄阳习氏家族长期积淀的嘉言懿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千百年来，襄阳习氏家族人才辈出，代代相传的高尚的道德风貌和文化审美风范，与习家池的盛名结合成了两股强大的文化力量，代代受人敬仰追慕。用当今的话来形容，大抵是“文化软实力”的后续效应。

2. 魏晋时期以习凿齿为代表的习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影响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之风盛行，除了新兴的庶族地主及武力豪强势力，原本的旧族并不单单只在地区政治、经济领域方面实行控制，大多在玄学、儒学、史学等方面的文化领域颇有造诣。这些文化士族，以明经通学而著称，以礼法教养而自豪，以祖辈对国家政治有贡献而骄傲，有着自身特有的“门第精神”，并且在这些名门豪族出身的士人背后，往往与上层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广泛接触。襄阳习氏家族与当地的名士也有着密切的往来，例如名僧释道安在襄阳定居十五年，使得襄阳成为全国佛教胜地，而习凿齿与释道安深厚的交情，无形中增强了习氏家族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力。

习凿齿与桓温在早期是处于上下级之间相互欣赏的关系，习凿齿作为当朝名士，其所作所为对许多士人势必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而作为权利的持有者，桓温对习凿齿的赏识和重用，除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之外，或许也有以通过优待名士来笼络部分士人的考虑。而桓温后期对习凿齿的不满，也印证了这样的猜测。在《世说新语·文学》中提到，习凿齿奉桓温的命令去见简文帝(即司马昱)，并受到了简文帝的优待。返回后，桓温问习氏简文帝此人如何，习氏以“生平所未见”对文帝给予极高赞赏，桓温很不悦 [7] 。因为在此时，桓温已经有了功高盖主的趋势，但由于朝中王谢势力的压制以及种种考虑并没有强行夺权。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君臣关系，表面上没有破裂，但实际上势不两立。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习氏的一席话无疑成了桓温的心头刺。我们有理由猜测，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简文帝和桓温都有着支持自己的士人团体，除了部分忠实拥泵，或许大批士人是持观望态度。而习氏作为被众人尊敬的上层知识分子，他的态度能够影响相当一批人的态度走向，他作为被桓温看重的人，而对简文帝颇有称赞，桓温必然心生芥蒂。这种猜测是出于上层知识分子本身对政治环境的一种影响。

除了桓温，前秦苻坚也对习凿齿十分欣赏。苻坚攻克襄阳后，兴奋地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 [8] 。习凿齿因有脚疾，时人称其为半人。安公即指名僧释道安，释道安与习氏相携为友，关系极为亲厚。魏晋时期作为门阀士族之风鼎盛时期，世家大族成员之间的交往更是看重门第。释道安也不是普通寒门出身，据《高僧传》记载，释道安俗家姓“卫”，籍贯“常山扶柳”，“家世英儒”，也是世家大族出身，与习凿齿的出身门第相近。苻坚对两人给予隆重的礼遇，与桓温礼遇贤士的意图应有相似之处，希望能通过名僧大儒的依附来安定一方民心，并吸引更多知识分子群体来效力朝廷，并通过笼络这些上层豪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实现笼络这些人背后所承载世家大族的目的。

3. 魏晋时期襄阳习氏家族在文化上的贡献

魏晋时期门阀大族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而且某一地区的门阀士族通常垄断了地方州郡的管理权，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其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襄阳习氏家族作为襄阳当地旧有的宗族富豪，并且习氏一门成员皆以文采出众，这就决定了以习凿齿为代表的习氏家族，在襄阳地区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在文化方面也充当着当地的精神指向标。

3.1. 魏晋时期习氏家族著名人物

在史籍《襄阳耆旧记》和《晋书》中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襄阳习氏的主要成员为习宇、习嘏、习凿齿、习辟强等四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习凿齿，其所著《汉晋春秋》记述史事上至东汉光武帝，止于西汉愍帝，该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开创了新的著述形式，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氏家族四人，习宇、习嘏和习辟强的生平处事在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并不多见，最广为人知的则为习凿齿。

习宇，为习温之子。习温是三国时期襄阳籍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为官清正廉明，在朝三十年，不以权势自居自傲。其子习宇在历史上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记载，也是与习温的严格教育紧密相关的。《襄阳耆旧记》记载：“(习温)长子宇，为执法郎。曾取急归，趋车乘道，宾从甚盛。温怒，杖宇，责之曰：‘吾闻生于乱世，贵而能贫，始可以亡患。况复以侈靡竞乎’”。从习温因习宇的奢侈行为而对其进行责罚来看，除了习温本人的高尚情操，也显示了作为“文化世家”的习氏家族在家风教育上的严格要求。

习嘏，在《襄阳耆旧记》卷二《习嘏传》中对其的描述是这样的：“习嘏，字彦云，为临湘令。山简以嘏才有为学，转为征南功曹，涖官，止举大纲而已，不拘立法，时人号‘习新妇’，简亦器之，转为记室参军”。由记载可得知，他受到大将军山简的器重，从临湘县令提至征南功曹，又转为记室参军。习嘏是一个极富才学的人，不论是征南功曹还是记事参军，都归属于文职类的官职，表明习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在子孙后代的学识修养方面极为重视。

习凿齿，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曾得桓温器重，《北堂书钞》卷73《设官·别架·在本境十年》条，注引《晋中兴书·(襄阳)习录》记载：“习凿齿，刺史桓温甚器之，在州境十年” [9] 。后因得罪桓温，借由脚疾解职回到襄阳。其作为习氏家族一名代表性成员，也是魏晋风骨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习氏宗祠的七言通用联中所述的“史笔擅春秋之誉”和“斑流管馨，擅荆襄之秀”均是对习凿齿才华及人品的赞誉。习凿齿其人，博学洽文，以能文著称，让他在史学史上留名的是其所著的《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而在文学史上，他则以所著《襄阳耆旧记》留名，该书是研究襄阳古代中国人文的重要历史文献，为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

习辟强，为习凿齿的长子。在《晋书·习凿齿传》记载：“子辟强，才学有父风，位至骠骑从事中郎” [8] 。习辟强也有三子：习安邦、习安国、习安民。其中习安国回到襄阳继承宗祀，令二子留在了白梅(今江西新余白梅村)。自此，习氏家族分为两支，一支在江西，一支在湖北。对习辟强的才学的探讨中，黄慧贤先生曾在其《对习凿齿卒年及其著作的检讨和蠡测》中大胆推测习凿齿的遗稿《习凿齿集》即为习辟强所整理，成书在东晋中期，其中包括了《习凿齿集》五卷本的残篇：论文两篇，奏疏一篇，书札三篇和铭文一篇 [10] 。

3.2. 习凿齿及其著述《汉晋春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氏家族中，以习凿齿最为扬名。《晋书》卷82《习凿齿传》中记载：“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 [10] 。习凿齿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源于其所著史学巨著《汉晋春秋》，及提出的“以晋继汉”的独特史观，对后世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早年，习凿齿受大将军桓温的器重，《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指桓温)甚器之”。因而屡加升迁，《晋书》中记载习凿齿：“累迁别驾”。别驾，是刺史的佐官，总理众事。甚至当桓温带兵打仗时，习凿齿不是在随主出征，就是在后方全权处理军机要事。总而言之，习凿齿在青年时期，仕途的顺风顺水是与桓温的赏识是分不开的，而习凿齿也曾说“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以此来表达对桓温的感谢。

但随后，战功赫赫的桓温凭借着两次北伐战争的胜利，在朝廷内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对晋室怀有觊觎之心，操纵废立，意图篡权。桓温是东晋极其罕有的富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有着极高的军事建树。历史上身居高位，心怀异心，意欲取王位而代之的将领并不少见。对于习凿齿而言，他所追求的王道“正朔”观念，以及强烈的正统史观，决不允许臣子对正统政权造成威胁，即便是再有作为的臣子。在这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下，曾受桓温知遇之恩的习凿齿选择以文人的方式去进行抗议。习氏在病中毅然执笔书写了《汉晋春秋》。

《四库总目提要》中提到：“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 [11] 。在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中尊曹魏为正统，使其直接传承于东汉，而习凿齿则认为曹魏一朝为篡逆，将曹魏排斥于正统之外，晋朝司马氏虽然为曹魏所禅让，但仍应继承汉祚方为正统，并且将以司马昭平蜀作为“汉亡而晋始兴”的标志。《晋书·习凿齿传》认为习氏著述的动机是“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 [12] ，以此来警示桓温。《晋书·习凿齿传》对此评价是：“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 [12] 。习氏的这种“正统”政治历史观对后世史学界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汉晋春秋》，历代史学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南宋史学家裴松之对《汉晋春秋》极为重视，并对其流传和保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裴松之在为《三国志》所作的注中，以“习凿齿曰”的形式，提供史论16条，展现了习氏史论在探讨人君之道、君臣关系、和人际交往方面极为鞭辟入里。对于习氏因刘备为汉室宗亲，而以蜀汉纪年以奉大统的议论，裴松之极为赞同：“臣松之以为凿齿议论，惟此论最善”。另一个赞同习凿齿“正统观”的史学家是唐朝史学理论家刘知己，他称赞习氏“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他认为习氏的“正统观”是直书的典范，不吝赞美。

史学家们作为当世大儒，在接受了习氏的“正统观”后，将所感所悟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影响当世知识分子群体对某些事情的思考，会使许多知识分子接受这一种思想。而自古以来，文人、官宦不分家，他们的思想流传甚广，会间接对政治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除了部分上层知识分子能够以自己的作品间接影响政治环境，也会有从政的知识分子主动地借习氏思想来为统治阶级稳定其统治环境。南宋大儒朱熹力主习凿齿的“正统观”，并在其所著《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下，习氏的“正统观”在后世学术界形成了部分共识，甚至对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比如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笔者以蜀汉为正统的视角的创作，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朱熹对习氏观点的推崇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宋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偏安一隅，政治环境与东晋颇有相似，习凿齿的“正统观”成为南宋君臣用来稳定社会的工具，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欢迎。朱熹在其《资治通鉴纲目》中进一步将“正统论”发挥到极致。

另外，也有人从稳固统治的方面对习氏“正统观”持反对意见。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中倾向于对史事的评价不应该以道德或地域作为标准去衡量，而应该由后人自己分辨善恶得失。在司马光所在朝代的立场上，北宋上承五代后周，与三国中魏之地位相似，因而司马光不取习氏之史观，则有其现实意义。

历朝历代的史学大家对习凿齿“正统观”的不同见解，无不基于所处朝代的政治需要。习凿齿所传达的“以晋继汉”的思想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密不可分。但不同于其他史学家以“正统观”维护当朝统治的行径，而习氏则是为了警示当权者，不要僭越失职，体现了习凿齿不畏强权的高尚品性。

4. 结语

作为襄阳习氏家族中代表成员的习凿齿，不仅将习氏一门历来以文采见长的习氏家风进行保存发扬，在《襄阳耆旧记》中对习氏一门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让后人得以了解作为文化世家的习氏家族的优秀传承；更以《汉晋春秋》这一著作倾诉了自己的政治意见和史学思想，从历史的大势出发，敢于忤逆桓温称帝，以儒家的正统观念为利器，呼吁权柄转移中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的正统观念引发了后世史学界关于正统与非正统问题的争论，从而引发了上层知识分子、文化世家与当局政治生活之间的关联性，并以撰书来服务现实政治，展现了习氏家族成员习凿齿的远见卓识，这对后世影响深远。

文章引用

唐梦琦. 魏晋时期襄阳习氏家族研究—以习氏家族成员习凿齿为代表
The Study of the Xi Family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Represented by the XiZaoChi in the Family Members[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07(01): 101-106.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8.71018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