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1944, the famous American sociologist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Ruth Benedict was entrus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Japanese nation. In 1946, she wrot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Japanese Cultural Models”. The Japanese’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values have been deeply analyzed. In August 1945, Japan announced it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he Pacific battlefield ended the war. The Japanese people fell into an unprecedented confusion and decadence. The “Rogue” came to the stage as a heresy of the post-war renaissance. The “shame culture”, which is specially positioned by Ruth Benedict for Japan, has been mutated. Compared with the vision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Rogue” writers use a nearly self-confident gesture to disclose the inferiority and sins of human nature.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Japanese cultural by analyzing the variation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model in the years after the war—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Rogue” writers ’awareness of “sin” from “shame”.

Keywords:World War II, Postwar, Early Days, Japan, Cultural Awareness, Variation

从“无赖派”作家看二战后初期日本“耻感文化”的变异

白爽

烟台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2020年6月9日；录用日期：2020年6月23日；发布日期：2020年6月30日

摘 要

1944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之托研究日本民族，于1946年写成《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一书，对日本人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等进行了深刻分析。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场结束战争，日本的民众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与颓废之中，“无赖派”作为战后文学复兴的异端登上舞台，鲁思·本尼迪克特为日本定位的“耻感文化”发生了变异，与重视外界的眼光相比，“无赖派”作家用近乎自戕式的姿态来披露人本质中的劣性与罪孽。本文通过分析日本传统文化模式在战后数年内的变异，即“无赖派”作家从“耻”意识到“罪”意识的转变过程，来说明战后日本文化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初期，日本，文化意识，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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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44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之托研究日本民族。由于战时条件的限制，作者未能亲自深入日本进行实地调查取材，于是她与被研究的民族直接接触，询问他们的亲身经历，结合大量的图书文献，求助日本编写、摄制的影片，寻找世界不同区域内的相似文化，发现其中的差异和关联，最终这部经典之作《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1] 于1946年问世。它正确指导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管理和改造，深刻分析了日本人的本质、文化意识以及价值观念，奠定了作者在人类学、民族学上的不朽地位。

2. 日本传统“耻感文化”的内涵

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不同的民族就是通过这些方面来体现他们不同的文化意识。而这些文化意识又在潜移默化中左右着每一个人的价值倾向与伦理抉择，小到人与人的点头之交，大到国与国的兵戈之交，无一不体现着它内部作用的痕迹。

在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模式渗透下，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将“自重”定义为“不允许以用心良好为理由来为失败辩解，每一举动都有其后果，因而某人不应在为考虑后果的前提下采取行动。”这样的心理定义使得他们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举动都万分谨慎，要尽可能地避免被他人批评或诟病，怀揣这般的小心翼翼让他们在苛察自己的同时对他人的评论极度敏感，由此鲁思指出“与其说他们(即指日本人)重视罪，毋宁说他们更重视耻。”西方文明在基督教的底色下属于“罪感文化”，人生来背负原罪，《圣经》中也有记载“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而赎罪的方式来源于内心的忏悔与自责，通过向上帝的祷告，向神父的自白以获取内心的平静与安定。与内在的反省相对，日本人的文化底色却来源于“等级制”，各安其分的“等级制”与前所未见的“义理”要求每一个人遵循既定规则，你必须想到这一步以后的千千万万步，乃至输赢。于是，比起命定的罪孽，日本人的价值判断更多地来源于外部，“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但只要他的不良行为没有在公开场合暴露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鲁思将日本人这样的意识定义为“耻感文化”，她认为比起“罪”，外在的“耻”的威胁对日本人来说更具制约力。这种底色的晕染使得日本人习惯性地拒绝意料之外，他们必须把一切纳入自己既定的体系之中，避免犯错与指责，规则、方式、路线、政体甚至是国家，无一例外，政府向国民传达的也是尽在掌控之中，而一旦这种踩高跷式的对外宣称的可控失衡，面临的就是撼天坼地的覆灭。

3. 从“无赖派”作家看日本二战后初期从“耻感文化”到“罪感文化”的变异

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944年接到美国政府的委托，1946年《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一书正式出版，在此之前作者从未踏入日本，她凭借自身学术的积累与对历史的敏锐感，似乎极为准确地定义了日本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耻感”这一特性。但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早晨着陆时还手指不离手枪，中午时就把手枪收了起来，傍晚便悠闲地上街采购日用品了。”这是日本投降后，美国空军在机场着陆后一位外国记者记录的情形。日本人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对天皇匪夷所思的、至高无上的“忠”，你无法想象前一秒与你刀剑相向的死敌下一秒就亲吻你的脸颊，这是在其他文明里不曾有过的巨大的矛盾。在所有人，统治者也好厮杀者也罢，都在等待着这个国家进行最终的殊死搏斗、然后彻底覆灭时，他突然间束手就擒，让所有人震惊不已。你无法更加细致地去定义这种戏剧性的转折——一个战败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改革政治，平定内乱，迅速发展、壮大、繁荣，然后疯狂对外扩张、发动战争，试图建立符合其等级制度的大东亚共荣圈时，他们把自己已定的等级价值不断向外输出，忠、孝、诚、自重、义理，他们认为全世界都该接纳认同，与他们拥有共同的内核精神；而后它又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里遭到毁灭式的打击与反抗，既定的价值分崩离析，一败涂地，每一个染着全人类鲜血的“忠”、“诚”、“义理”都在叫嚣着排斥与否定，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与失衡之中——无法强加亦无法改变。就连鲁思·本尼迪克特都没来得及在书中补上这“雷雨”般的冲突。在巨大的疮痍面前，“忠”被最大限度地践行，天皇永远不会犯错，未能“共荣”的等级制度重新退回孤岛，“义理”的价值衡量因时而定，作家们在这场战争中一文不值，“耻”的外部约束力被战争击得粉碎，在它尚未完成自我修复之前，究竟暴露了些什么？

面对这样的质疑，一批不容于传统文化模式的作家带着死亡的悲歌出现在战后文坛，那种变异了的、寄生于人与人关系中的“监视”正在消融，深埋于自我否定中的“负罪感”正在不断滋生。他们被称为“新戏作派”，也就是后来的“无赖派”。

“无赖派”这一名称最早是由太宰治提出的。二战结束后，他在写给作家井伏鳟二的信中首次使用了“无赖派”一词。后来人们称这一派作家为“无赖派”是源于他们共有的超脱的、反世俗的、自虐的、颓废的“无赖”姿态。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写道，“日本人盛行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诚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双重特性让日本人在如此骤变之下愈发矛盾。战争时期文学是死的，政府与鲜血夺走了所有的氧气，现在，战争结束了，那些曾经带着镣铐跳舞的作家们拥有了重新说话的权利，可他们写出的不再是《刺青》中的“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一切丑的东西都是弱者”，也不再是《雪国》里的“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不是《水泥桶里的信》中的“他的骨头、肉连同灵魂都被切得粉碎，我男友的一切都化成了水泥”，更不是《春天乘着马车》里的“这是鲵鱼，它是在海里跳舞跳累了的丑角。这是对虾，虾是戴着盔甲倒下的武士。这条竹筴鱼呢，是被暴风吹上来的树叶。” [2] 那他们写的究竟是什么呢？

人存在于世界并用意识清晰地认识存在本身的意义，这是存在主义追寻的价值。而对于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之后的日本来说，所有人似乎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空虚、迷茫、颓废、绝望，凡所你能想到的背离传统秩序的词都席卷而来，“耻”的价值量正在下降，隔绝、孤立与自我否定成为主流心理，不是“避免他人的侮辱与嘲笑”，而是“人生来堕落，仅仅因为活着而堕落。” [3] 这种对自我“罪恶感”的认同大大超越了通过外部力量来监视个人的“耻”，从太宰治、坂口安吾再到织田作之助、石川淳，“无赖派”寥寥几个作家成为整个日本文化模式中的“异端”，他们奋力书写人自出生而背负的罪孽：如“白痴”般沉睡的灵魂，她竭尽全力也无法理解最简单的发音，更遑论“生”的感觉和意义；在我的精神里，某种东西不知何时已然崩溃了。失去了活着的人必须具备的平衡活着统一的观念；他不相信神的宠爱，只相信神的惩罚，若是有一天，连神的惩罚都不再降临，那将是真正的世界末日，真正的绝望。他们无法信任自己，更无法信任人类，暴风骤雨的怀疑与否定令每一个人都走向毁灭，以此来获得救赎，这是日本文学此前所未曾有过的意识——生而有罪。虽然这种变异仅存在了几年时间，但它却对日本后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这一整个文明都等待重建。”用加缪的这句话来比喻的话，说得似乎有些过火。但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也许就是这样一个现状。此前的这片土地虽也曾燃起过战火，但却从未像这一次一样，明治维新的文明硕果在侵略与镇压中消亡殆尽，两颗原子弹给人们带来了欢呼的和平，也给了他们以致命一击，在战火中勉力活下来的人在投降诏书签订的瞬间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困惑之中，不再仅仅是他人的评价与看法约束着个人的行为，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正确性与必要性也产生了质疑。这种“质疑”不是来源于外部，不是死亡的枯槁与萧条的经济压榨着人们生存的动力，而是对于内部“何去何从”的不解与恐惧，与此步调一致的，是他们意识中的“耻”的变异，这种变异虽与整个日本文化模式格格不入，仿佛是小提琴演奏会专场里出现的吉他的一个半音，但它却是这个矛盾民族曾经展露过的最真实的写照。

4. “罪感文化”的作用

“无赖派”作家坚持在为自己、为人类的罪孽忏悔的同时，也在为那些他们爱着的、怜悯着的人类寻求出路。堕落毁掉的是科技、媒体、娱乐、游戏、战争、资本，带来的是心口上的满目疮痍，一无所知是他们回归本质的必经之路，死亡正是生的一部分，“无赖派”作家放纵、沉迷声色犬马，颓废度日，癫狂致死，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在这样的道化之路上，他们探寻到的终点便是走向毁灭，迎接死亡。评论家山室静在《颓废的文学》中如此评论“无赖派”作家的作品：“读某些作品，好似爬过一片泥泞的沼泽，令人感到不安、战栗、甚至令人作呕。与其期待借此来产生净化人性的力量，莫如将此期待寄予那些健康的、美的、让人感到理性的、给人以安慰和鼓励的和谐的作品。” [4] 虽然“无赖派”作家的作品确实如他所说，令人不安，可也正是这样异端的存在，在战后这一特殊时期，虽然只有数年，带给了日本文坛新的、更深刻的警示。

“无赖派”在日本文学史的高潮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以太宰治为首，在那个特殊时期对战后日本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质疑，给了陷入死寂的文学以当头棒喝，对自身的反省与人类本质的质疑让传统的“耻感文化”出现了裂缝，人的罪过即便不为人所知，也会产生自责与懊悔，在只剩下空壳的美与伦理秩序的锁链里，人们要彻底堕落。但这个裂缝只是非常浅层的，并未深入撼动日本文学中“耻感文化”的核心，在“无赖派”对抗传统的同时，日本现代文学流派如新感觉派、新兴艺术派、战后派、内向派、荒原派等也并行发展，他们在保持“耻”文化核心的基础上，也与“无赖派”的一些主张相似，比如对传统的否定，对军国主义的反抗等，所以说“罪感文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日本“耻感文化”的内涵，为探究日本国民特性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依据。

文章引用

白 爽. 从“无赖派”作家看二战后初期日本“耻感文化”的变异
Viewing the Variation of Japan’s “Shame Culture”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World War II from the “Rogue” Writers[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09(06): 920-92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612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