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鑫

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25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19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27日

摘要

本研究通过自建外交部发言人主持例行记者会小型语料库，利用语用身份理论，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和华春莹建立的语用身份及话语构建资源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在涉美问题的回答上二人共同建立了劝导者、反对者和捍卫者三种语用身份，但话语资源有较大差别。该研究进一步提供了话语构建资源差异原因的阐释，以期为未来类似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语用身份，话语资源，外交部发言人

The Pragmatic Identities and Discursive Resources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s

—With Zhao Lijian and Hua Chunying as the Case

Qixin Dong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Received: Dec. 25^th, 2021; accepted: Jan. 19^th, 2022; published: Jan. 27^th, 2022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miniature corpus composed of replies given by the spokespersons at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s was constructed and manually cod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agmatic Identity Theory, the analysis results portray that when answering the US-related questions, Zhao and Hua both established three kinds of pragmatic identities: proselytizer, dissenter and defender, but their discursive resources were varying which could be ascribed to the gender and bias toward pragmatic empathy or de-empathy.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studies on pragmatic identit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Pragmatic Identity, Discursive Resource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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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近，外交部发言人因坚定的立场和风趣的外交话语引起大家的关注，人们亲切地将王毅外长和外交部发言人称为“外交天团”。对外交部发言人进行的研究也因此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将代表国家，表明中国的态度，传递中国声音，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时，发言人可能会建立不同的身份。同时，发言人之间因受性别、工作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在回答类似的问题时会采用不同的语用资源来构建身份，以达到相同的目的。对发言人语用身份的建构及其所用的话语资源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发言人话语模式及外交政策的传达方式的了解。然现有对外交部发言人的研究尚未关注到此方面，因此本研究将试图从发言人例行记者会语料当中，观察发言人华春莹和赵立坚所建构的语用身份，以及背后使用的话语资源，旨在进一步加深对发言人话语的理解和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2. 理论背景

身份观从本质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的转变(de Fina et al. 2006 [1]; Hall 1996 [2]; Kroskrity 2000 [3] )，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身份的话语建构性和多样性。如Antaki和Widdicombe (1998 [4] )认为身份是流动的、建构的和变化的；Tracy (2002 [5] )认为身份是言谈当中基于语境动态实现的。

语用学的发展推动了身份研究的语用学转向。据此，陈新仁(2013 [6] )提出了语用身份理论：“语用身份是特定的社会身份在语言交际语境中的实际体现、运用甚至虚构……这种语境化的、语言使用者有意或无意选择的自我或对方身份，以及说话人或作者在其话语中提及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他者身份统称为语用身份”(陈新仁 2013：27 [6] )。简单而言，即面对不同的语境交际需求，交际者会建立多种语用身份，而语用身份的建立则是通过多种话语资源建构的，最终达到不同的目的。

围绕外交部发言人进行的研究较为丰富，共大概有如下四个角度：形象或身份建构类的，如单莹(2018 [7] )从we 的词语搭配探究看政府形象建构和关燕梅(2019 [8] )从立场标记语看国家身份建构；从话语特征进行的研究，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语言风格研究(李馨瑶、干艺笛 2018 [9] )、外交部发言人新闻语言特征研究(王志坤 2018 [10] )；从言语使用看使用原因的，如吴雍琪(2018 [11] )对外交部发言人第一人称的表达方式进行研究，和模糊限制语的研究(张晨、刘洋 2019 [12] )；从语用学角度进行的角度则明显偏多，如：张彤彤(2018 [13] )利用关联—顺应模式对外交语言语用预设进行研究、候璐莎(2018 [14] )从语用辩论学视角出发，对外交部发言人论辩话语研究等。

可以看到，对外交部发言人的研究已较为充足和完备，但仍有其不足。首先，发言人之间的对比较少，2018年以来仅发现一项研究，即赵静和詹全旺(2018 [15] )对比中美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使用模糊限制语的情况，并无国内发言人之间的对比。其次，利用语用身份对外交部发言人进行研究的也仅发现一例，即张秋月(2019 [16] )的硕士毕业论文，也并非从对比的角度出发。

因此，本研究将利用陈新仁“语用身份”理论(陈新仁 2013 [6]，2018 [17] )，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华春莹身份进行归类，并关注其使用的话语资源，再将两者进行对比，并尝试探讨差异背后的原因。

3. 研究语料来源及选取

本研究共随机选取2020年2月至5月期间20篇外交部发言人主持例行记者会语料，10篇来自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第31任新任发言人赵立坚，另外10篇来自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¹。赵立坚副司长外交工作经历丰富，外交经验充足，沟通能力良好²，但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正式亮相蓝厅回答记者提问仍为首次；华春莹2012年11月担任外交部发言人³，2019年担任新闻司司长⁴，至今已作为发言人8年有余，熟悉与新闻媒体的相处之道，自身外交话语体系业已成熟。

国别、讨论事件的性质不同等原因使得发言人的身份构建显得错综复杂，话语选择也因此更加多样。为进一步明确发言人构建的语用身份及话语实践方式，以便作出对比，本研究将研究语料限定于发言人对美国相关问题的回答，包括美国总统、国务卿、政客本身及言论，以期发现赵立坚及华春莹在语用身份构建和话语实践类型上的不同。

4. 研究结果及讨论

在陈新仁“语用身份”理论的指导下以及对应身份建构相关的话语实践类型这一标准，通过分析语料，发现二位发言人使用了不同的话语资源，在对美问题的回答上大致共同构建了如下三种语用身份(具体见表1)：

表1. 语用身份、描述以及典型话语特征

为保持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研究者共对建构身份的话语资源进行了两次甄别，第一次与第二次间隔时间为两周，最终一致性为97%。通过对话语资源的研究，发现了如下异同：

1) 劝导者

在赵立坚建构劝导者身份时，“敦促”一词出现频率为12次，占同类话语资源总频率的60%，“奉劝”一词出现频率为4次，占总频率的20%；对比而言，华春莹在建构劝导者身份时，“希望”和“敦促”分别出现4次，占比约27%；“奉劝”一词出现5次，占比约为33%。数据表明，赵的词汇多样性程度不如华的丰富，以“敦促”和“奉劝”两个词为主，且“敦促”占大多数；而华的使用词汇则较为多样，且使用频率较为均衡。按礼貌层级划分，“希望”一词最高，“敦促”位于其中，“奉劝”一词最低。赵在建构劝导者身份时，采用的动词较为礼貌，立场较为中肯，听众接受程度较高；而华则根据不同态度、语气、事件性质等选择不同的词，试见如下例子：

① ……我们希望美方官员可以集中精力抗击国内疫情。中方愿同美方加强合作，争取尽早取得这场战“疫”的胜利。

虽然该回应整体为否定性质，意为反对美方说法，但疫情关乎人类整体利益，与国别、政治之争无关。另外，疫情防控由各国具体实施，属内政范围，不宜干涉，因此在谈论到该问题时，用了礼貌等级最高的“希望”一词，保持了较远的社交距离。

② ……中方敦促美方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干涉委内政。呼吁各方以委人民福祉为重，相向而行，多做有利于维护委内瑞拉和地区局势稳定、促进委内瑞拉问题和平解决的事情。

③ ……我们奉劝美国官员还是好好了解中国的历史，还是多管管美国自己的事情。

“敦促”也为赵最常用的词汇，内含恳切、尊重之意。表达了发言人希望美方尽快停止其不正当的行为，承担起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然“奉劝”一词则体现一种命令感，警告劝诫美方立刻停止其损人不利己的行为，礼貌等级最低。

2) 反对者

“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为赵表反对时常用短语，出现频率分别约为67%和33%，共现频率约为 33%；同时也出现过“强烈愤慨，并予以谴责”这一语气更为强烈、责备意思更重的表达。华表反对时则更常用疑问句和反问句，使用占比达69%；“坚决反对”频率为25%。

对于美方一些侵害中国利益的做法，赵或单独使用，或结合使用两个偏正短语来表达中方的态度和反对，表达的语气较为激烈、强硬。但这两个短语更多体现中方自身立场，并无逼问之感、攻击性不强。反对的对象也更加集中于事件和做法本身，针对人较少。

使用问句为华春莹外交话语当中一大特色。华曾在一段202字的回答当中接连使用7个反问句，连续的疑问句和反问句的使用给人一种逼迫感，使得质疑和否定显得更加强烈。同时，华的语气较为激烈，起伏较为明显，体现在文字转稿当中感叹句的使用。如在反驳美方污蔑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病毒实验室时，华在一段回应中使用了两个感叹句：“蓬佩奥先生说有‘大量证据’，那就拿出来！”；以及“……他怎么可能拿出来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另外，华的否定更加直接，对对方的面子需求考虑较少。如上文直接质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如下例子：“这位叫作Walter Russell Mead的作者，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你的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

3) 捍卫者

在反驳美方说法、捍卫中国的形象时，赵的话语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综述、总结性话语较多，具体事例列举较少，使得说服力减弱，如：“中方一直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同世卫组织保持密切沟通合作，以实际行动支持世卫组织开展全球抗疫合作。”二是对政策措施的实际用意进行解释，便于外人真正理解，消除误会，如：“……我们在社交媒体平台开通账号，是为了更好地对外进行交流，更好地介绍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新疆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目的是从源头上预防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完全符合中国法律，也符合国际实践。”

相比而言，华对目的和原因的解释较少，在综述性话语后举例说明较多，尤以数字和时间为主，如：“目前，中国各类信教群众近2亿人，其中2000多万人是穆斯林，宗教教职人员38万余人，宗教团体约5500个，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14万多处。新疆现有清真寺2.44万座，平均每530位穆斯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美国和西方少数政客无论怎么重复他们编造出的谎言，都不能改变这些事实。”一方面，数字和时间的硬支撑使得反驳更加有效，更易让旁观者看清真相，捍卫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对时间和数字的准确掌握体现了发言人对真实情况的关注与了解，也体现了发言人代表国家的负责任的态度，间接证明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树立了中国形象。

5. 结语

通过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和华春莹的外交话语资源进行分析，发现在涉美问题上二者大致建立了劝导者、反对者和捍卫者三种语用身份，并在建立这三种身份时使用的话语资源有较大差别：在建立劝导者身份时，赵偏爱使用“敦促”一词，结合使用“奉劝”，而“敦促”、“希望”和“奉劝”在华的话语资源中出现频次相当，视具体语境而定；在建立反对者身份时，赵或单独或结合使用“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两个短语，华则使用问句和直接否定，语气更加激烈；在建立捍卫者身份时，赵更倾向于自我总结，对被质疑的行为和政策进行解释，而华对动机的解释较少，但更善于用数字和时间作为具体例证，增强说服力。

以下两个方面可对二者之间的话语资源差异进行有效解释。首先，从性别因素影响方面来看，男性更加理性，女性更加感性(Hu 2018 [18] )。因此，总体而言，赵立坚说话方式更加中肯，听众接受度更高；华春莹则语气起伏较大，攻击性较强。其次，赵立坚与华春莹在语境移情与离情程度上处理不同。冉永平(2007 [19] )指出：移情的目的在于实现交际双方之间的情感趋同，缓和人际关系；与语用移情相反的是，语用离情显现交际主体之间的情感趋异，疏远交际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交际。简单而言，语用移情更加体现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尊敬，语用离情则反映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厌恶。总体而言，赵更加偏向语用移情，虽反对美方的说法，但总体上仍体现出对美国的尊重；而华对美方说法反对更加激烈，呈现出语用离情。

更加有趣的是，通过研究外交部官网提供的例行记者会的官方译文可以发现，华春莹词汇的强度被弱化了，如“奉劝”被译为“建议”(advise)、感叹句“那就拿出来！”被译为了陈述句。译者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一些隐性的作用，使得华春莹的形象显得更加柔和，不那么锐利。对译者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影响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更多相关翻译研究。

最后，由于本研究选取语料有限，分析方法也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未来可建设更大的语料库，从定量的角度加以出发，以确定外交部发言人其余语用身份和辨别出使用的话语资源。

文章引用

董其鑫. 外交部发言人语用身份建构及话语资源对比研究——以赵立坚和华春莹为例
The Pragmatic Identities and Discursive Resources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s—With Zhao Lijian and Hua Chunying as the Case[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01): 138-143.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01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