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identity and school adjustment of college freshmen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on that relationship. Methods: 950 college freshmen in Beijing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assessed with the CCSAS and College Student’s Self Identity Process Questionnaire. Result: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lf-identity types was as follows: Achievement (33.8%), Moratorium (28.8%), Foreclosure (19.0%), Diffusion (18.4%); 2) In terms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ampus life, emotion, the overall adjustment and the subjective family economic situation,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freshmen and rural ones; 3) In subjective family economic situation, commitment of self-identity and self-adjustmen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n-only-child participants and the only-child ones; 4) Commitment was positive predictor of the school adjustment, and it was a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the relation of subjectiv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chool adjustment. Conclusion: The college freshmen of Achievement self-identity type and Foreclosure one had the best school adjustment and making commitment was advantageous to develop good school adjustment, then demographic background has certain connection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identity and school adjustment.

Keywords:College Freshmen, School Adjustment, Self-Identit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大学新生学校适应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

谢安娜，李梅，杨蕴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学系，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收稿日期：2016年4月3日；录用日期：2016年4月17日；发布日期：2016年4月26日

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新生学校适应性与自我同一性之间的关系及人口学相关特征对此关系的影响。方法：采用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CSAS、大学生自我同一性过程问卷对北京950名大学新生进行调查。结果：1) 获得型同一性个体占33.8%，扩散型占28.8%，延缓型占19.0%，早闭型占18.4%；2) 人际关系、校园生活、情绪、总体适应及主观经济状况存在城乡差异；3)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间主观家庭经济状况、同一性承诺水平和自我适应水平均存在差异；4) 同一性承诺能正向预测学校适应，并在主观经济状况与学校适应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结论：获得型和早闭型同一性个体的学校适应最好，承诺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良好学校适应的发展，且同一性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同人口学相关因素存在一定联系。

关键词 :大学新生，学校适应，自我同一性，人口学特征

1. 引言

大学新生的学校适应一直是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一个重点，但当今对于学校适应(School Adjustment)的界定尚不统一，大多围绕“适应”一词以及校园背景下学生所承担的角色与任务特征而展开，如Ladd等人 (Ladd et al., 1997) 提出学校适应是在学校背景下愉快地参与学校活动并获得学习成功的状况。侯静作进一步定义，认为是大学生在学校环境中，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和谐地与他人交往、独立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愉快度过大学生活的状况 (侯静，2013) 。综合以上，学校适应可概括为：个体在学校背景下，依据自身条件及所处的境遇，能客观地认识新环境，并从行动上积极地进行调适，以使得身心与学校环境及学生角色达到和谐。

Erikson提出个体在12岁至20岁左右需完成建立同一性、防止角色混乱的任务，而大学新生18、19岁的年龄恰好是发展自我同一性的关键阶段。自我同一性的确立能带给人们方向感，而这种方向感可能成为人们在面对变化而做出调整时的参照，因此，新生入学时所达到的自我同一性水平对其学校适应性可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自我同一性最初于二战期间由Erikson提出，即为ego-identity，后其考虑同一性植根于个体及其共有的文化内，与社会变化不可分割，因此将ego-identity扩展为self-identity (王倩，2005) 。作为“同一性之父”，Erikson对同一性赋予的内涵却并不统一，主要有几个方面：他认为自我同一性是一种个体对独特性的意识感与潜意识追求；从主观方面以个体跨时空的内在一致感和连续感定义同一性；从发生学视角将同一性的形成看作是人们对儿童期的各种认同有选择地抛弃和同化，从而吸收为一个新结构的成长步骤；还从功能层面指出自我同一性能够使个体拥有一种内在把握感、方向感以及自我整体一致感和连续之感 (王倩，2005) 。Erikson所呈现的概念框架较为弥散，因而难以验证。而Marcia则在此基础上克服了这一难题，他从Erikson的著作中推断出探索和承诺两个维度，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操作性定义，即个体进行各种可能的探索，并产生个性感以及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经验跨时空的一致感和对自我理想的投入 (郭金山，2003) 。其中探索(Exploration)旨在为了对重要的人生选择做决定而运用个人信息等主动探寻的过程；而承诺(Commitment)则指对特定目标、价值和信念等所形成的决心并能坚持执行( 韩晓峰，郭金山，2004 ； Grotevant，1987 )。由此，Marcia将Erikson的同一性理论过渡到了明确可验证的阶段 (Schwartz, 2001) ，使同一性实证研究成为可能，本文也将据此对大学新生样本的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的关系进行考察。

为数不多的国内外研究均提示，自我同一性水平高的新生在校适应较好，但各研究所采用的适应性指标和同一性量表不尽相同，因此结果十分分散，如Marie与Adams (Good & Adams, 2008) 在对765名新生的研究中以学业成就为单一指标，而Berzonsky (Berzonsky & Kul, 2000) 的研究中是以学习自主性和人际成熟度为指标。国内陈晓等人 (陈晓等，2012) 对258名新生的研究中以学习、人际、生活等多方面为指标。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尚未有足够的研究证实，并且既往研究所采用的国外量表并不适用于中国学生群体 (周红梅，2006) 。再者，既往研究还较少兼顾考虑人口学特征在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关系中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以大一新生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国内编制的适合我国大学生群体的量表，结合新生的人口学特征(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农村与城市生源、主观感受的家庭经济状况)，进一步探索大学新生自我同一性水平与学校适应性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学生心理咨询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些实证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随机抽取北京4所综合性大学的950名大一新生作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发放问卷950份，回收率为100%，有效问卷874份，有效率为97.11%。其中女生428人，男生446人，比例约为1:1.04，平均年龄19.05 ± 0.799岁。

2.2. 工具

2.2.1.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The China College Student Adjustment Scale, CCSAS)

由方晓义等人编制，适合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共60个条目，分为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和满意度7个维度，前6个维度又包含现状和调节2个二级维度。采用5级计分，分数越高，表示适应状况越好。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3，再测信度为0.996。有很好的构想效度和同时效度 (方晓义等，2005) 。

2.2.2.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过程问卷

由郭永玉、周红梅等人在同一性探索和承诺两个维度的基础上编制，适用于我国大学生群体 (周红梅等，2008) 。采用6级评分方式，共有37个条目，包含6个一阶因子与2个二阶因子。二阶因子为探索(E)和承诺(C)；一阶因子分别为个人内部探索(E1)、个人内部承诺(C1)、个人和社会之间探索(E2)、个人和社会之间承诺(C2)、社会探索(E3)以及社会承诺(C3)，其中个人内部领域指性格、职业、学习和生活方式，个人和社会领域指家庭、友谊、恋爱和娱乐活动，社会领域指信仰、道德。以探索和承诺两个维度的中位数为界，可划分出获得(Achievement，高探索高承诺)、延缓(Moratorium，高探索低承诺)、早闭(Foreclosure，低探索高承诺)和扩散(Diffusion，低探索低承诺) 4个类型 (周红梅等，2008) 。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达0.835，探索和承诺子问卷的信度分别为0.774和0.823，且有良好的构想效度 (周红梅，2006) 。

2.2.3. 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长期居住地(城乡)、主观经济状况(即对家庭经济情况的感受，为连续变量，5级计分)等。

3. 结果

3.1. 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总体水平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作被试自我同一性探索维度、承诺维度、总分以及学校适应性总分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全体被试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性的总体水平(见表1)。

3.2. 性别、城乡、是否独生子女条件下同一性类型的分布情况

在总体被试中，获得型同一性个体占33.8%，其次扩散型占28.8%，延缓型占19.0%，早闭型最少，占18.4%。同一性类型的分布除在独生与非独生子女间存在差异外(χ² = 8.78, P < 0.05)，在性别与城乡维度上均无显著性差异。并且独生子女组中早闭型比例大于延缓型，而非独生子女组反之(见表2)。

3.3. 主观经济状况、同一性维度及学校适应性的城乡差异

比较男女生样本及城市与农村生两组样本的学校适应性，发现性别差异对学校适应性没有显著影响，而在人际关系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情绪适应及总体适应上，城市新生显著比农村新生好(P < 0.05或P < 0.01或P < 0.001)。此外，相比农村新生，城市新生主观感受到的家庭经济情况更好(P < 0.001)；而在同一性的探索和承诺两个维度上，城乡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见表3)。

3.4. 主观经济状况、同一性维度及学校适应的独生子女组与非独生子女组差异

在城市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占79.4%，非独生子女占20.6%；在农村大学生中，独生组占33.2%，非独生组占66.8%，城乡的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比例差异显著(χ² = 156.96, P < 0.001)。城市新生主观感受到的家庭经济状况显著优于农村新生(t = 12.07, P < 0.001)。

以城乡为协变量，作独生子女组与非独生子女组在主观经济状况、同一性维度及学校适应性各方面的差异检验发现：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组，独生子女组认为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好(P < 0.001)，其同一性承诺维度的得分较高(P < 0.05)，且自我适应性较好(P < 0.05)，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见表4)。

3.5. 学校适应各维度与同一性维度、主观经济状况间的相关

同一性承诺维度与学校适应总体及其各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1)。探索维度除与自我适应、满意度无明显相关外，与学校适应及其余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 < 0.01)。被试主观认识的家庭经济状况除与同一性探索维度及学习适应无显著相关外，与学校适应及其余维度和同一性承诺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1) (见表5)。

3.6. 不同同一性类型在学校适应及其维度上的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获得型、延缓型、早闭型及扩散型同一性四组个体的适应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1)。事后检验结果显示：

四组中获得型和早闭型的被试在总体适应及各维度适应上分值均比延缓型和扩散型高(P < 0.05) (见表6)。

3.7. 同一性维度与经济状况对学校适应的回归分析

以学校适应总分为因变量、同一性六个因子为自变量，做多重线性回归，结果表明：个人内部承诺及个人社会承诺的程度对学校适应的得分存在线性回归关系，二者能联合预测总体学校适应的35.0% (见表7)。

表1. 大学新生自我同一性、学校适应性的总体水平

表2. 不同性别、生源地以及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同一性类型分布(n/%)

表3. 城乡经济状况、同一性及适应性的评分比较()

备注：df = 872；^*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差异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差异显著，^***表示在0.001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表4.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经济、同一性及适应性的差异()

表5. 学校适应、同一性维度与经济状况的相关分析

表6. 不同同一性类型的学校适应及其维度的评分比较()

表7. 同一性维度对学校适应的回归分析(n = 874)

此外，将主观经济状况、同一性承诺维度及学校适应总分中心化后，根据温忠麟等人 (温忠麟等，2004) 关于中介效应检验的综述，采用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传统做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如表8，主观经济状况对学校适应的正向预测显著(P < 0.001)，对承诺维度的正向预测也显著(P < 0.001)，同时主观经济状况与承诺共同对学校适应的预测显著(P < 0.001)，并且前者对适应性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由0.166下降至0.097，即承诺维度对主观经济状况与学校适应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新生自我同一性类型的分布结果分析

自我同一性类型的分布结果表明，在总体被试中，获得型同一性水平的个体最多(33.8%)，扩散型其次(28.8%)，再次是延缓型(19.0%)，早闭型最少(18.4%)。这一分布情况与徐红红等人 (徐红红，2007) 及叶景山等人 (叶景山，2006) 的研究所得结果一致。该结果提示，大学新生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水平可能存在两极化的现象，分别是最成熟的、经过思考和探索之后有明确方向的获得型状态和最不成熟的、对未来迷茫却又不加思考与探索的扩散型状态。扩散型同一性状态在非获得型状态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原因可能与高考的结束及新生个体面临的一系列变化有关。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与教育体制下，为了高考和进入名校而高考、将高考分数作为最终目标的学生并不在少数，高考的结束就意味着这部分学生的目标得以完成。由于这部分学生缺乏长远的目标，进入大学后就往往容易陷入迷茫、失去努力的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大一新生处于由高中生向大学生的转变当中，可能面临一系列较大的变化，如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变化、学习方式和文化氛围的变化、与重要养育者(父母等)的分离等，这些都可能使得个体产生无方向感、甚至心理应激的状况。有前人研究( 徐红红，2007 ； 郭金山，2004 )指出，长期处于扩散型同一性状态的个体自主性低，易受外界影响，被动接受、顺从社会压力，往往在与人交往中紧张、拘束，不擅言辞，甚至退缩，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和依赖等。因此在实际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中，扩散型自我同一性的个体需引起重点关注。

4.2. 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性的相关关系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同一性类型为获得型和早闭型的学生在学校适应的各方面及总体适应上均优于延缓型和扩散型。这与Berzonsky、Wyttenbach、陈晓等人( Berzonsky & Kul, 2000 ； Wyttenbach，2008 ； 陈晓等，2012 )所报告的“以扩散型为适应性最差的同一性类型”这一结果略有不同。在本研究中，除同一性为扩散型的个体外，延缓型新生的适应性也较差，这可能与延缓型同一性的特点有关。延缓型同一性状态是个体正面临多种可能的选择，能够积极思考和探索、但无法明确地投入到其中一个或少数几个目标和方向当中的状态。Kidwell等 (Kidwell et al., 1995) 指出，延缓型同一性的个体面临着不确定感，个体需要去承受并持续地做出调整和选择，所以同一性延缓的状态往往让个体感受到内心的动荡和不稳定感。这种感受可能对学生投入学校适应形成干扰。因此除同一性扩散型外，延缓型的学生也需引起学生工作者们的关注。

表8. 主观经济状况、同一性承诺对学校适应的回归分析(n = 874)

由于获得型和早闭型同一性属于高承诺的类型，扩散型和延缓型属于低承诺的类型，因此由方差分析结果还可推测，相比探索维度，承诺维度在对新生适应性的影响中可能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相关分析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也提示了这一点。在同一性6个因子对学校适应的回归中，只有承诺维度中的个人内部因子和个人社会因子进入了回归方程，对适应性起正向预测作用，并且对学校适应性的解释率达35%。个人内部承诺主要是指个体对自身内在的觉知，比如性格、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明确认识；个人社会承诺主要指向人际关系层面，比如恋爱、友谊等相关的觉知和成熟水平，这两方面恰恰是在校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承诺所带给个体的方向感可能使得其面对变化时不至于迷茫，从而做出更快、更有目的性的调整，因此能更好地适应。这也提示了在对适应困难的新生进行心理干预时，帮助他们明确新的目标和方向，提升对自我内在需求的觉知以及在人际互动中观察和理解彼此的能力(通常指向如何能获得自我价值感和意义感)是促进其提升适应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4.3. 人口学因素在同一性与学校适应关系中的影响

从城乡差异性检验结果中发现，相较于城市新生，农村新生在主观经济状况和总体适应性上得分更低(t = 12.07, P < 0.001; t = 2.07, P < 0.05)，即感受到的自身家庭经济状况较差，且学校适应性较差。此外，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主观经济状况与适应性呈正相关。这提示城乡这一因素对学校适应性的影响可能不是直接的，是通过城乡间对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观感受差异产生的影响。

以城乡为协变量，考察独生子女组与非独生组间的差异发现非独生子女组感受到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同一性承诺程度较低，自我适应性也较差。结合相关分析结果，同样提示了独生子女因素可能也通过组间主观经济状况的差异影响适应性。因此，相比城乡和独生子女的人口学因素，主观经济状况与适应性可能有着更直接的联系。此外，相关分析结果还显示主观经济状况与同一性承诺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这使我们推测主观经济状况与学校适应性之间除直接的二元关系外，可能存在着以同一性承诺为中介因素的三元关系。

作同一性承诺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同一性承诺维度在主观经济状况与学校适应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述的推测，但主观经济状况对同一性承诺与学校适应的解释率均很低。主观经济状况作为对家庭贫富程度的一种感知可能受到某些心理特性如安全感等的影响，也可能影响某些人格或心理特质，如自尊、自我效能等，由此推测，相比主观经济状况直接的影响，其相关的心理变量或许能更好地解释同一性承诺和学校适应的关系，但这有待后续研究的证实。

综上所述，新生入学时的同一性承诺水平是影响其学校适应的重要因素，明确的目标方向感有利于良好学校适应的形成。高校学生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以未达成承诺的同一性扩散型和延缓型的新生为重点对象，并着重深入了解主观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群体的相关心理特征及其对同一性和适应性的影响，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工作。

文章引用

谢安娜,李 梅,杨蕴萍. 大学新生学校适应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Identity and School Adjustment of College Freshmen[J]. 心理学进展, 2016, 06(04): 490-498.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6.64065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