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1年10月18日；录用日期：2021年11月16日；发布日期：2021年11月23日

摘要

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究感恩对道德敏感性的影响机制，以及情绪智力和道德认同在其中的具体作用。使用感恩量表、道德敏感性量表、情绪智力量表、道德认同量表对整群抽样与随机抽样方法招募的956名被试进行测量。结果发现：1) 感恩与道德敏感性(r = 0.16, P < 0.001)、情绪智力(r = 0.34, P < 0.001)、道德认同(r = 0.37, P < 0.001)呈显著正相关；情绪智力与道德认同(r = 0.35, P < 0.05)、道德敏感性(r = 0.15, P < 0.001)呈显著正相关；道德认同与道德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r = 0.20, P < 0.001)。2) 在95%的置信区间，道德认同在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0.047, 0.170]；同时“情绪智力→道德认同”在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起显著链式中介作用[0.02, 0.082]；但情绪智力在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0.027, 0.041]。结果揭示了道德认同在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情绪智力和道德认同在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揭示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内在机制，并对如何培养与提高个体的道德敏感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感恩，道德敏感性，情绪智力，道德认同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titude and Moral Sensitivity: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oral Identity

Yanhui Xiang^*#, Ying Xue, Ting Che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Oct. 18^th, 2021; accepted: Nov. 16^th, 2021; published: Nov. 23^rd, 2021

ABSTRACT

Obj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gratitude on moral sensitivity, and the specific rol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oral identity in it. Methods: The gratitude scale, moral sensitivity scal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and moral identity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956 participants recruited by cluster sampling and random sampling. Results: 1) Gratitud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ral sensitivity (r = 0.16, P < 0.001), emotional intelligence (r = 0.34, P < 0.001) and moral identity (r = 0.37, P < 0.001);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ral identity (r = 0.35, P < 0.05) and moral sensitivity (r = 0.15, P < 0.001), and moral ident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ral sensitivity (r = 0.20, P < 0.001). 2) At 95% confidence interval, moral identity played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gratitude and moral sensitivity [0.047, 0.170], meantim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oral identity played a significant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gratitude and moral sensitivity [0.02, 0.082]. Howeve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gratitude and moral sensitivity was not significant [−0.027, 0.041]. Conclusion: Moral identity played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gratitude and moral sensitivi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oral identity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gratitude and moral sensitiv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between gratitude and moral sensitivity, and contributed some implications on how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individual moral sensitivity.

Keywords:Gratitude, Moral Sensitivi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oral Identity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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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德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道德敏感性是影响个体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陈步青等，2018)，指个体对于道德事件或他人具有优先反应倾向，对道德相关问题具有敏锐的觉察及解释能力，并且还能够迅速采取合理的道德行为的能力(郑信军，岑国桢，2018)。感恩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已被证明是道德水平的一个显著预测因子(Mcconnell, 2016)。感恩指个体对生活的惊叹、感激甚至欣赏，倾向去理解他人善意的行为，从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McCullough et al., 2001)。感恩对个体的生活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比如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关系、亲社会行为(Kong et al., 2015; Shiraki & Igarashi, 2018)。积极心理学理论认为，高感恩特质的个体更容易去帮助他人(Bartlett & De Steno, 2006)，其社会道德水平也更高(Tsang, 2006)，即能够表现出更好的道德敏感性。目前已有研究对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内在机制仍不清楚，为深化对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的理论研究和进一步理解，本研究旨在探讨感恩与道德敏感性的关系及其内在影响机制。

情绪智力指的是个体觉察和辨别自我和他人的情绪，并能利用这些情绪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的能力，能够对个体的环境和压力的适应效果产生影响(Mayer et al., 2004)。虽然目前并没有直接研究证实情绪智力与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关系，但是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情绪智力高的个体具有更高水平的亲社会行为，而亲社会行为会促进个体的道德判断(丁芳，2000)，进而有利于提升个体的道德敏感性。另一方面，研究表明感恩能够对个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发展全面健康的人格产生积极作用(马述森，2007)。情绪智力的发展水平代表了个体人格和社会化的程度，这必然会受到感恩的影响。前人研究也发现，个体的感恩与情绪智力呈显著正相关，且感恩对情绪智力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张晓州等，2018)，因此，我们认为感恩能够正向预测情绪智力。基于此，我们假设情绪智力在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道德认同也称为“道德同一性”，同一性指的是个体的自我概念或者自我定义。道德认同则是揭示与道德相关层面的自我的概念，即自我道德知觉(Aquino & Reed, 2002)，有利于个体道德形象的维持。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视角认为，积极情绪能够对个体包括认知、情绪、行为等方面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Isgett & Fredrickson, 2004)。感恩作为一种典型的积极情绪，可以拓展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帮助个体建构持久性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资源，增加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积极评价(Emmons & Mccullough, 2004)。道德认同是个体的自我定义，属于一种积极正向的自我评价，因此感恩可以通过促进个体对自己的积极评价性，提高个体的道德认同水平(Pohling et al., 2018)。同时道德认同是个体理解与产生道德行为的重要基础(Hardy & Carlo, 2011)，高道德认同个体更倾向于激活道德的自我调节功能，并且对于违反道德规范的认知和行为更容易产生抑制作用，以此来保持自我行为与道德标准的一致(杨继平等，2015)，即具备较高水平的道德敏感性。基于此，我们推测道德认同在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积极心理学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社会智能，能够促进认知发展，而道德认同本质上就是个体的内在自我调节机制与产生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Aquino et al., 2007)。因此，相比于情绪智力较低的个体，高情绪智力者通常也表现出更多的道德认同。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感恩可以通过影响情绪智力影响道德认同，从而对道德敏感性产生影响。

道德敏感性作为复杂的道德行为的构成部分，是当前心理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但已有研究更多地侧重于研究道德敏感性对其他心理现象的影响，并未对感恩与道德敏感性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且缺乏关于情绪智力与道德认同作为中介变量的相关研究。因此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拟探讨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及情绪智力与道德认同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三个假设：

1) 情绪智力在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2) 道德认同在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3) 感恩可以通过“情绪智力→道德认同”的连续中介作用影响道德敏感性。

2. 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以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的形式在中国大陆的四所高校中共招募956名被试，其中男性281名，女性675名。其年龄范围是17岁到26岁，平均年龄为19.081.56岁。本研究已获得作者所在单位心理学术委员会批准，且所有被试在参与本研究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在完成问卷填写后获得了相应的报酬。

2.2. 研究工具

2.2.1. 感恩量表

本量表由McCullough等人共同编制(McCullough et al., 2002)，由六个题目组成，如“我在生活中有很多要感谢的事”等。采用七点计分制，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感恩水平越高。已有大量研究证明该问卷在中国有较高的信效度。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789。

2.2.2. 道德敏感性量表

本量表由Tybur (2009)编制，共包含七个题目，如“从便利商店里偷一颗糖果”等。该问卷采用了七点计分制，0表示“完全不厌恶”，6表示“极度厌恶”，得分越高，则道德敏感性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721。

2.2.3. 情绪智力量表

本量表是由Wong和Law授权(Wong & Law, 2002)。量表由16个问题组成，分为4个子量表，分别探讨情绪智力的不同成分包括自我情绪评估、他人情绪评估、情绪调节、情绪使用，如“我通常能从朋友的行为中猜到他们的情绪”。采用7点计分制的评分方式，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即表明个体的情绪智力越高。该量表在中国人群中被证明是高度可靠和有效的，其克隆巴赫系数是0.894。

2.2.4. 道德认同量表

本量表源于Aquino和Reed (2002)编制的道德认同自我重要性量表，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该问卷由10道题组成，如“百货商场的盗窃案对其营业额的影响不大”等。量表采用七点计分制进行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低，道德认同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859。

2.3. 统计处理

第一，采用SPPS 22.0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探究感恩、情绪智力、道德认同和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第二，为评估我们选择的指标是否能够可靠地代表潜在变量。我们使用AMOS22.0构建测量模型并进行评价。采用项目构建平衡法，将感恩和道德敏感性分别分为两个维度，情绪智力分为四个维度以及道德认同分为三个维度作为影响因素的指标。依据Byrne (2001)研究，我们将选择卡方统计量(c²)，标准化的均方根残余(SRMR)，均方根误差近似(RMSEA)，和比较适合指数(CFI)作为我们模型拟合度的指标。同时，我们以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 (AIC)作为比较模型的指标，探讨出适合本研究中的四个变量的最优模型，AIC值越高表示模型的拟合度越好。此外，我们还使用expected cross-validation index (ECVI)来评估模型的复制潜力，EVCI值越低，表明模型的复制潜力越大。第三，当测量模型拟合度良好后，我们将构建结构模型，模型拟合指标与测量模型相同。第四，我们使用SPSS当中的Bootstrap检验情绪智力和道德认同在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的的中介效应。最后，为检验不同性别下，该模型是否依旧成立，我们对模型进行了性别差异性检验。当两模型的路径标准差的临界比(Critical Ratios of Differences, CRD)小于1.96时，则表明该路径具有性别稳定性。

3. 结果

3.1. 各变量相关性检验

对感恩、情绪智力、道德认同、道德敏感性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感恩与情绪智力、道德认同、道德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情绪智力与道德认同、道德敏感性呈显著负相关；道德认同与道德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见表1。

3.2. 测量模型的检验

测量模型由感恩、道德敏感性、情绪智力与道德认同这四个潜在变量组成。结果表明，测量模型的数据的拟合度为：[c²_{(29, N=956)} = 165.140, P < 0.001; RMSEA = 0.07; SRMR = 0.0441; CFI = 0.946]。此外，各潜在变量的因子负荷均显著相关(P < 0.001)，说明观察变量很好地代表了潜在变量。

表1. 描述性数据与变量间的相关性

注：^***P < 0.001, ^*P < 0.05。

3.3. 结构模型合理性评价

首先，在没有中介变量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感恩能够显著预测道德敏感性(Beta = 0.237, P < 0.001)。然后，我们构建了模型1，即感恩通过情绪智力和道德认同影响道德敏感性，同时感恩还通过“情绪智力→道德认同”的连锁中介作用进而影响道德敏感性。结果显示模型1的各个指标匹配度良好[c²_{(29, 956)} = 165.140, P< 0.001; RMSEA = 0.07; SRMR = 0.044; CFI = 0.946]，详见表2。因此，我们使用模型1作为最终的结构模型(图1)。

表2. 模型1的拟合指标

RMSEA：近似的均方误差；SRMR：标准均方残差；CFI：比较拟合指数；AIC：Akaike信息准则；ECVI：预期交叉验证指数。

图1. 情绪智力和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示意图

3.4. 中介变量显著性检验

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我们使用自举估计法来探究中介效应的稳定性。即从原始数据中随机抽取2000个Bootstrap样本(N = 956)。当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时，表明路径的中介效应均达到显著性水平。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区间，情绪智力在感恩和道德敏感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0.027, 0.041]；但道德认同在感恩和道德敏感间起显著中介作用[0.047, 0.170]；并且“情绪智力→道德认同”在感恩和道德敏感之间起显著的连续中介作用[0.02, 0.082]。如表3所示。

表3. 95%置信区间内的标准化中介效应

3.5. 模型跨性别的稳定性分析

为检验结构模型的稳定性，我们对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跨性别稳定性分析。首先，对四个潜变量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进行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道德敏感性[t₍₉₅₄₎ = −2.488, p = 0.061]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感恩[t₍₉₅₄₎ = −2.104, p = 0.002]，情绪智力[t₍₉₅₄₎ = −0.395, p = 0.012]和道德认同[t₍₉₅₄₎ = 0.336, p = 0.023]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且女性的感恩、情绪智力水平高于男性，男性道德认同水平略高于女性。

在发现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我们采用多群组分析来进一步探究其在模型中的稳定性。本研究在保持因素负荷、误差和结构协方差不变的基础上，建立了两个模型，其中一个为无约束结构模型即允许进行跨性别的路径自由估计，而另一个约束结构路径要求两种性别的路径系数相等。结果显示两模型间有显著的差异[c²_{(20, 956)} = 102.182, P < 0.001]，同时，两种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都达到了适应度的标准(见表4)。此外，由于c²易受样本量大小的影响，因此为验证模型跨性别的稳定性，我们以两模型标准差的临界比(Critical Ratios of Differences, CRD)为指标来进一步考察结构模型的跨性别稳定性。结果表明，感恩到道德敏感性的路径不具有性别差异(CRD_GQ-MD = 0.635)，道德认同到道德敏感性的路径不具有性别差异(CRD_MIS-MD = 1.183)，情绪智力到道德认同的路径不具有性别差异(CRD_WLEIS-MIS = 0.346)，感恩到情绪智力的路径具有性别差异(CRD_GQ-WLEIS = 2.600)，情绪智力到道德敏感性的路径具有性别差异(CRD_WLEIS-MD = −2.052)，感恩到道德认同的路径具有性别差异(CRD_GQ-MIS = −2.071)。

表4. 跨性别的约束和无约束结构路径模型比较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情绪智力与道德认同在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加入情绪智力和道德认同两个中介变量之后，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的直接关系不再显著。但感恩可以通过道德认同影响道德敏感性，同时感恩还可以通过“情绪智力→道德认同”的连锁中介，进而对道德敏感性产生影响。本研究对道德认同和情绪智力在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从情绪智力与道德认同的角度提高个体的道德敏感性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介分析验证了假设二中道德认同在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的显著中介作用。从积极心理学的拓展建构理论出发，感恩可以增加个体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积极评价(高正亮，童辉杰，2014)，其中包括积极的道德认知评价。道德认同是个体关于道德概念的自我定义，属于积极的自我评价，即我们认为感恩可以促进个体的道德认同水平。同时，道德认同也是道德行为产生的重要动机，所以另一方面从社会规范理论来看，具有感恩特质的个体更倾向于遵守社会规范及帮助他人(McCullough et al., 2008)，表现出更多的道德行为，即具备较高的道德认同感。同时道德认同能够独立影响道德行为也有利于塑造个体的道德行为，能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以及抑制个体的反社会行为(Wang et al., 2018)，表现为增强个体的道德行为并抑制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即增强个体的道德敏感性。

其次，研究结果虽然没有验证我们的假设一，即情绪智力在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起中介作用，但验证了假设三，即感恩可以通过“情绪智力→道德认同”这一连续中介路径影响道德敏感性。此类中介作用不显著，但连锁中介显著的结果并不是偶然，如Zhao等(2019)。从积极心理学的拓展建构理论来看，感恩有助于个体拓展其认知水平，建立长久稳定的心理资源(邓衍鹤等，2016)，而情绪智力作为个体的情绪的调节与监控能力，属于一种心理资源，因此感恩可以提高个体的情绪智力也是情理之中。同时也有实证研究表明感恩对于增强青少年的社会情绪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喻承甫等，2012)，具体可表现为增强个体的情绪智力。前人研究也已经证明，感恩是个体情绪智力水平的显著预测因子(张晓州等，2018)。另一方面，情绪智力作为一种在社会情境当中觉察和解释人际信息的能力，高情绪智力的个体往往对他人的感受和情绪更敏感，也更能准确感知他人的想法。因此，在面对道德问题时能够更好的提取信息进行认知，情绪智力成为促使个体产生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机制(Aquino & Reed, 2002)，表现出更高的道德认同感。而道德认同感更高的个体，其道德敏感性水平也越高。虽然本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我们的假设一，这与我们的预期不符，但是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矛盾。证明了当个体缺乏对道德自我的认知时，即使具有较高水平的情绪智力，在面对道德情景时依然无法敏锐的觉察到环境中的道德因素。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今社会上一些高情商犯罪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表明了道德学习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未加入中介变量(道德认同和情绪智力)时，感恩对道德敏感性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将中介变量加入结构模型后，结果发现感恩对道德敏感性的影响不再显著。结合中介分析的结果，可以推断出现这一结果是由于道德认同和“情绪智力→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在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这也进一步证明了道德认同和情绪智力在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还发现，感恩、情绪智力与道德认同在性别上存在差异，而道德敏感性在性别上不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女性的感恩水平高于男性，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即女性在感恩测试中的得分通常高于男性(Chen, 2013)，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减少的花费时间用于回顾生活中的事件，相比女性来说情感更为豪放，感恩的体验和表达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男子气概和社会地位(张惠，戴冰，2018)。女性情绪智力水平高于男性也与前人研究结果相同，情绪智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男性的情绪智力水平得分比女性低(张进辅，徐小燕，2004)，其原因可能是女性一直被灌输东方女性“贤妻良母”的思想，扮演体贴细心的角色，更善于观察自己与他人的情绪，并给予安慰和疏导。前人研究多认为女性的道德认同水平高于男性(吴鹏，2015)，而本文中男性的道德认同水平略高于女性，这可能是是因为大学阶段的男性与高中男生相比更为成熟，且正处于极具社会责任感的阶段，因此对于道德的自我同一性更高。

此外，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尽管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初步的推断，但更确切因果关系却需要通过追踪研究或实验研究设计才能验证；其次，本研究被试均为中国大学生，样本的代表性存在不足，下一步可对不同年龄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进行研究；此外，本研究建构的模型虽然基本具有稳定性，但个别变量路径在性别上依旧存在稳定差异，关于这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感恩和道德敏感性的关系以及情绪智力与道德认同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一方面，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感恩和道德敏感性领域的理论，对于内在机制的探讨深化了我们对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本研究也为心理干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可将感恩教育作为一种预防性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体提高自身的情绪智力和道德水平，同时也能使个体具有更积极的心理状态，有助于提高个体道德敏感性，从而对提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到的结论：

1) 感恩与情绪智力、道德认同、道德敏感性均呈显著正相关。

2) 道德认同在感恩和道德敏感性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情绪智力→道德认同”在感恩与道德敏感性之间起显著链式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SP18YBZ117)的资助。

文章引用

向燕辉,薛 迎,陈 婷. 感恩与道德敏感性的关系：情绪智力与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titude and Moral Sensitivity: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oral Identity[J]. 心理学进展, 2021, 11(11): 2570-257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1129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