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4年1月19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22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9日

摘要

2016年6月英国完成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一“黑天鹅”事件势必对国际经济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英国一直以来都是与中国联系紧密的贸易伙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深入研究这一事件对中英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有何影响，对于规避贸易投资风险，深化投资合作，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利用合成控制法对英国脱欧对中英对外直接投资、贸易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本文最后基于已有文献，针对这一事件产生的影响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经济，影响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ino-Britis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Ming Hou

School of Economics,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an. 19^th, 2024; accepted: Feb. 22^nd, 2024; published: Feb. 29^th, 2024

ABSTRACT

In June 2016, the United Kingdom completed its referendum and decid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black swan” event is bound t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The UK has always been a close trading partner with China.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is incident on China-U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will be helpful for avoi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risks, deepening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This will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 This article uses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China-U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Finally,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impact of this incident.

Key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de, Economy, Impac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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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年6月24日英国完成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一结果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这势必会对多方在投资、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与英国在经济贸易层面的交流互通由来已久。近年来，中国与英国的投资贸易关系不断升温，据环球网报道，在2021年，中英两国间的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成为英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2022年，中国更是一跃成为英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另外，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英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22.3%。不难发现，中英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利益融合深、合作领域广，中国稳定优良的投资环境对英国投资者有很大的吸引力，英国近年来也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理想目的地，两国在贸易上的互通往来也愈发频繁。显然，在投资、经贸领域，中英双方未来会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英国脱欧对中英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有何影响，对于规避两国的贸易投资风险，深化投资合作，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近些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并行增长的趋势(李磊和冼国明，2018) [1] 。对外直接投资，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8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3%，连续十年位列全球前三；202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79万亿美元，连续五年排名全球前三。有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双边投资问题已然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同时，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形成全球资源要素强大引力场，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进一步提高国际双向投资水平。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英国脱欧是否影响了中英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英国脱欧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如英国脱欧是否会影响到人民币的汇率、英国脱欧将如何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英国脱欧后的对华政策调整等，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领域，且缺乏基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的量化分析。

英国脱欧这一重大的“黑天鹅”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场景。为此，本文采用Abadie和Gardeazabal (2003)提出的合成控制法来评估英国脱欧对于中英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合成控制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DID的缺陷，充分考虑到了处理组的特殊性，通过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加权平均来构造一个合成出来的英国，作为“反事实”控制组，处理组和合成控制组事后结果的差异就是政策效应。基于2010~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在控制了年经济规模GDP，年出口规模export，年进口规模import，汇率水平exch，失业率水平unem等因素后，我们研究发现英国脱欧对中英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2. 文献综述

回顾以往文献，共有两支文献与本文的选题相关，其中一支与英国脱欧有关。就英国脱欧的背后动因而言，这次事件是一系列历史和现实复杂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金玲(2016) [2] 认为英国公投脱欧，既是其“例外主义”欧洲观和欧盟多重危机共同推动的结果，也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带来的社会分化，以及一体化市场与社会政策国家化矛盾的体现。冯仲平(2016) [3] 的研究显示，英国脱欧之所以发生，不仅与英国一直存在的强大的疑欧力量有关，而且民粹主义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曲兵(2016) [4] 认为英国的疑欧主义是多种因素综合且长期演变的产物，不会一朝一夕就轻易改变，受到一定的外部刺激还可能爆发，“脱欧”公投其实就是这种疑欧情绪的升级和宣泄。已有研究表明，在导致英国脱欧的诸多因素中，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是其最根本的原因(郑春荣，2017) [5] 。同时，英国民主政治面临发展困境，高涨的“民粹主义”不断挑战“精英民主”模式，传统政党在政党理念和发展方向等问题上面临深重困境，英国脱欧则是对这种困境作出的最好诠释(李靖堃，2017) [6] 。英国脱欧作为国际政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无疑对英国、欧盟乃至全世界都造成了多重影响。任琳(2016) [7] 认为英国脱欧势必导致欧盟作为一极的影响力下降，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攀升，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虽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受之牵动。有研究发现，英国脱欧将重创欧盟经济，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其次，脱欧将激化难民危机等短期焦点冲突，若未得到有效管控，或将进一步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金瑞庭，2016) [8] 。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诸多方面，中国与英国一直是重要的合作伙伴，英国脱欧势必会波及中国。王原雪(2016) [9] 的研究显示，脱欧事件可能会导致欧洲市场对华进口需求萎缩，增加中国企业对欧投资风险，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损伤中国利益，此外，英国脱欧也可能会促进中英、中欧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冯仲平(2016) [10] 认为英国脱欧后，英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势必增大，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增强。

另一支文献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首先，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不少文献从宏观层面探讨了FDI的经济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改变着全球价值链的格局。余海燕(2020) [11] 利用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丁秀飞(2021) [12] 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会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反之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也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研究发现，一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母国(地区)全球价值链质量及分指标全球价值链效率、全球价值链稳定性，并主要通过提高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扩大贸易规模三条途径实现(宋玉洁，2022) [13] 。其次，有学者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分析。鲁万波(2015)的研究显示，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中国国内的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裴秋蕊(2019) [14] 利用2006~2015年中国对全球181个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泊松伪最大似然方法进行双重回归，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自然资源寻求动机、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并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呈现出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趋势。最后不少国内学者基于微观视角，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郑丹青(2019) [15] 利用2004~2011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全面评估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价值链分工地位促进效应，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价值链效应逐渐增强。毛其淋(2014) [16] 利用2004~2009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效应，且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并逐年递增。有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出口，但这种“出口效应”会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此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蒋冠宏，2014) [17] 。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在边际贡献有三个方面。首先，本文是关于英国脱欧是否影响中英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研究尝试，丰富了英国脱欧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其次，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英国脱欧的原因、影响进行了讨论，但由于英国脱欧时间相对较短，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仍比较有限，且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领域，鲜有研究从经济学视角对脱欧事件进行分析，故本文丰富了研究脱欧事件的学科视角。此外，关于英国脱欧的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本文基于合成控制法，构造反事实估计框架，对英国脱欧对中英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更具科学性。最后，英国脱欧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中国政府需要根据脱欧事件导致的经济关系变化进行相应政策调整，不断加强中英双方在投资贸易层面的合作关系，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研究方法

经济学家在评估各种重大事件影响及评价各类政策效果，并为传统计量回归模型提供因果联系的基础时，常使用反事实状态框架分析，即假想该地区未发生某个重大的事件或受到政策干预时的情况，并与事实上受到影响或干预的实际数据对比，通过二者之差来估算事件或政策的影响。自Abadie et al. (2003)提出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简称SCM)以来，该方法也已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其基本原理为：当难以直接找到与处理组完全相似的控制组时，合成控制法首先通过纯数据驱动，以事件或政策发生前特征变量的相似性为标准，估算出多个控制组的最优权重；然后利用最优权重组合，加权构造一个与处理组在事件或政策发生前特征非常相似的合成控制组；最后，通过比较事件或政策发生后处理组与合成控制组之间的差异评估影响，其差额就是事件或政策的处理效应。

本节基于Abadie (2003)提出的合成控制法，模拟欧元区其他未发生脱欧公投国家的情况，构造出一个合成的英国与真实的英国进行对比，以研究政策效性。

3.1. 模型设计

给定 $t\in \left[1,T\right]$ 时期内中国对欧元区K + 1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数据，其中 ${\pi }_{it}^0$ 表示英国脱欧未发生时，在时点t上中国对第 $i\in \left[1,K+1\right]$ 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pi }_{1t}^1$ 表示英国脱欧发生时，在时点t上中国对第i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假定英国在时点t = T₀宣布脱欧，则[1, T₀]期内每个国家均未受到英国脱欧事件的影响，即 ${\pi }_{1t}^1={\pi }_{it}^0$ ；英国脱欧发生之后，即[T₀ + 1, T]期内，令 ${\alpha }_{1t}={\pi }_{1t}^1-{\pi }_{it}^0$ 表示个体因果效应。为叙述方便，假设只有英国在T₀期后受到政策干预，而其他所有国家均未受到政策影响。我们的目标是估计政策影响，对于t > T₀， ${\alpha }_{1t}={\pi }_{1t}^1-{\pi }_{it}^0$ ；英国受到政策干预，因而在t > T₀期，我们可以观测到潜在结果 ${\pi }_{1t}^1$ ，但无法观测到没有受到政策干预时的潜在结果 ${\pi }_{it}^0$ ，因此，政策评价的关键是如何估计出反事实结果 ${\pi }_{it}^0$ 。为估计这一结果本文采用Abadie et al. (2010)提出的因子模型来进行估计，假设 ${\pi }_{it}^0$ 可以用下列模型表示。

${\pi }_{it}^0={\delta }_t+{\theta }_t{Z}_i+{\lambda }_t{\mu }_i+{\epsilon }_{it}$ (1)

式(1)中 ${\delta }_t$ 是对所有国家具有相同影响的时间固定效应； $Z_i$ 是一组不受处置影响、不随时间改变的可观测的控制变量； ${\theta }_t$ 是 $1\times K$ 未知系数向量； ${\lambda }_t{\mu }_i$ 表示不可观测的互动固定效应，即个体固定效应 ${\mu }_i$ 与时间固定效应 ${\lambda }_t$ 的乘积； ${\epsilon }_{it}$ 是随机扰动项。

假设英国(i = 1)发生了脱欧，余下的K个国家 $i=2,\cdots ,K+1$ 均未发生脱欧。考虑一个(K × 1)维的权重向量 $W=\left(w_2,\cdots ,w_{k+1}\right)$ 使得 $w_k\ge 0$ ， $k=2,\cdots ,K+1$ ，且 $w_2+\cdots +w_{k+1}=1$ 。每一个向量W都代表一个潜在的合成控制组合，针对每一个控制组国家的结果变量值，经过加权后得到：

${\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pi }_{kt}}={\delta }_t+{\theta }_t{\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Z}_k}+{\lambda }_t{\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mu }_k}+{\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epsilon }_{kt}}$ (2)

假设存在 $\left(w_2^{*},\cdots ,w_{K+1}^{*}\right)$ 使得

${\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pi }_{k1}}={\pi }_{11},{\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pi }_{k2}}={\pi }_{12},\cdots ,{\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pi }_{k{T}_0}}={\pi }_{1T_0}和{\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Z}_k}=Z_1$ (3)

能够证明 ${\displaystyle {\sum }_{t=1}^{T_0}{{\lambda }^{\prime }}_t{\lambda }_t}$ 如果是非奇的，那么

${\pi }_{1t}^N-{\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pi }_{kt}}={\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displaystyle \underset{s=1}{\overset{T_0}{\sum }}{\lambda }_t{\left({\displaystyle \underset{n=1}{\overset{T_0}{\sum }}{{\lambda }^{\prime }}_n{\lambda }_n}\right)}^{-1}{{\lambda }^{\prime }}_s\left({\epsilon }_{ks}-{\epsilon }_{1s}\right)}-{\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left({\epsilon }_{ks}-{\epsilon }_{1s}\right)}$ (4)

Abadie et al. (2010)证明，在一般条件下，如果干预之前的时期较长，(4)式右边的均值将趋近于０，从而我们可以用 ${\displaystyle {\sum }_{k=2}^{K+1}{w}_k^{*}{\pi }_{kt}}$ 作为 ${\pi }_{it}^0$ 的无偏估计，得到政策效果的估计值：

${\hat{\alpha }}_{1t}={\pi }_{1t}-{\displaystyle \underset{k=2}{\overset{K+1}{\sum }}{w}_k^{\ast }}{\pi }_{kt},t\in \left[T_0+1,\cdots ,T\right]$ (5)

获得 ${\hat{\alpha }}_{1t}$ 的关键是找到使得(3)式成立的特定权重 $W^{*}=\left(w_2^{*},\cdots ,w_{K+1}^{*}\right)$ 。 $W^{*}$ 需要第一个国家的特征向量位于其他国家特征向量的凸组合之内。但在现实应用中很难保证存在严格使得(3)式成立的解，这就需要通过近似解来确定权重向量 $W^{*}$ ，即通过最小化 $X_0$ 和 $X_1$ 之间的距离函数 $\Vert X_1-X_{0}W\Vert$ 来确定 $W^{*}$ 。本文通过借鉴Abadie et al. (2010)采用的距离函数 $\Vert X_1-X_{0}W\Vert =\sqrt{{\left(X_1-X_{0}W\right)}^{\prime }V\left(X_1-X_{0}W\right)}$ 来进行度量，其中V是一个对称半正定矩阵，V的选择很重要，不同的V将得到不同的 $W^{*}$ ，V的最优选择是在赋予 $X_1$ 和 $X_0$ 权重的同时，又得到最小的事前均方预测误差(MSPE)。本文将使用STATA 17.0里的Synth程序包对模型进行估计。

3.2. 模型的优势和局限性

本文研究目的是深入探讨英国脱欧对中英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的影响，通过对比英国与合成英国在脱欧事件发生前后的情况，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否有显著变化这一角度衡量政策效应。与同为政策评估方法的双重差分法(DID)相比，合成控制法更适合本文干预组只有一个个体的情况，其具体优势体现在1) 合成控制法通过数据驱动来确定权重，克服了具有时变性未观测混杂因素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2) 合成控制法考虑了随着时间推移所产生的累积影响，可以看出脱欧事件发生后英国脱欧对中英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的影响是如何变化的。3) 研究者们可在不知道实施效果的情况下设计实验。

当然合成控制法在应用上也存在局限性。合成控制法要求权重必须控制在0~1之间，因而，如果干预组观测特征远远大于或者小于控制组个体特征，将无法找到合适的权重拟合干预组个体，此时，将无法使用合成控制法。如果愿意放松假设，允许负的权重，从而允许外推，那么仍然可以通过类似合成控制的方法得到一个合成的控制组。

4. 研究结果

4.1. 数据来源及说明

使用合成控制法首先需保证事件发生前的时期数达到一定规模，使在该时间段内合成控制组能够很好地拟合处理组地区的经济特征，以提高研究可信度。故本文选取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9年至2020年，并以英国公投脱欧的2016年为节点时间，将2009年至2015年作为事件前窗口期，2017年至2020年作为事件后窗口期。

在控制组的选择中，将奥地利、法国、德国等27个欧盟国家作为控制组，将英国作为处理组，使用2009年到2020年28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研究英国脱欧对于中英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所用数据均来自商务部发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世界银行官网数据库。

4.2. 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中国对欧盟主要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合成控制法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而作为解释变量的控制变量组，我们参考张为付(2008)等的研究，选取了一系列影响OFDI的相关变量：1) 人均gdp 2) 年出口规模export 3) 年进口规模import 4) 汇率水平exch 5) 失业率水平unem需作说明的是：1) 本文采用总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的比例来衡量失业率水平2) 为减少异方差对估计精度的影响并增强可比性，本文中部分预测变量如人均GDP、年出口规模、年进口规模对相应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4.3. 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所选取的对照组国家(地区)集合和预测变量，运用合成控制法构成了“合成英国”作为反事实去对比“真实英国”。“合成英国”的权重构成中，德国最高为0.376，其次是奥地利、法国、波兰、荷兰、瑞典和意大利，分别为0．172、0.168、0.148、0.084、0.026和0.026；对照组中其他国家(地区)的权重均为0。

由奥地利、法国、波兰等7个国家(地区)通过合成控制法构成的“合成英国”与“真实英国”2009~2015年相关变量的对比中可以发现，“真实英国”的变量与“合成英国”的变量的差异较小，并且小于“真实英国”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差异。这说明由立陶宛、秘鲁、塞尔维亚等7个国家(地区)构成的“合成英国”可以较好地拟合2009~2015年“真实英国”的情况。

为了更直观地研究英国脱欧对于中英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本文计算了“合成英国”与“真实英国”投资流量的差值。可以发现，自2016年开始，投资流量差距的停止下降，并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由此可见，英国脱欧对国际经济体系产生的震荡也不小：脱欧信号一发出，全球金融市场和欧洲经济均陷入动荡。从中长期看，英国脱欧的冲击波会逐渐显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贸关系已是一个个密切的联动体系，中间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掉了链子，对整个联动体系都会产生影响。从这个视角分析，英国退欧会冲击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重构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甚至给全球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害。从实体经济来说，美国、欧盟、日本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GDP都会受到影响，无一能幸免。

4.4. 稳健性检验

最后根据Abadie等(2015)的研究，本文通过主要结果对对照组国家变化和对变化的敏感程度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国表明，所有“合成英国”的线彼此之间非常接近，“真实英国国”与每个“合成英国”之间在2014年后的差距都很大，这表明就对数人均GDP的变动而言，各种“合成英国”之间的偏差很小，2016年脱欧发生后中英经济贸易遭受的冲击很大。上述稳健性检验再次证明本文对于构建“合成英国”所选取的对照组国家是可靠的，模型的稳健性很好。

5. 小结与政策意见

英国脱欧的发生并非偶然，究其内在原因很可能是疑欧情绪、欧债危机、移民难民问题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随着近些年来，中英两国经济贸易的联系日渐密切，投资领域的往来日益频繁，英国脱欧这一事件势必对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造成巨大的冲击。政府和企业必须要立足长远，把握当下寻求合理的应对措施，深化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鼓励更多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于变局之中开新局，谋求两国的共同发展。

首先两国政府应该认识到中英双方开展贸易合作对于两国人民都是有益的，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中英合作中国政府应当加强与英国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提高信息之间的流动性，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同时可以构建两国贸易合作平台，建立中英两国自由贸易区，推行优惠的关税政策以此促进双边国家进行跨国投资，从长远来看，这些措施势必可以降低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优化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此外，根据经济学中的预期理论，政府部门应当采取预期管理手段以此来干预群众的社会心理，从而管理社会的公共预期，消除不确定性，推动两国贸易持续稳定地共同发展。

其次，我国企业要树立风险意识，认识到国际投资波动较大，应多引进与培养财务保险方向的专业人才，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专门的研究，提高企业的抗击风险能力。同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自身更好地“走出去”，在跨国竞争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吸纳国际上的人才，改善企业的产业结构，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加强与国际上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顺应全球化的大进程，更好地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实现经济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

文章引用

侯 铭. 中英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影响研究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ino-Britis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J]. 可持续发展, 2024, 14(02): 438-444.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205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