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hilosophy
Vol. 11  No. 04 ( 2022 ), Article ID: 54422 , 5 pages
10.12677/ACPP.2022.114093

浅析王阳明知行观的价值启示

周灵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2年7月5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24日;发布日期:2022年8月5日

摘要

从古至今,不少学者都对知行关系展开了研究,留下了许多经典著作和观点供人们研究。而王阳明作为心学集大成者,他对知行关系的探讨一直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议题。他在批判和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主张知行结合、学以致用,反对空谈悬思、空谈心性,期望以此来改变当时社会上知先行后、知行分离的现象。王阳明的知行思想为我们解决当代道德领域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提供了新方法,研究他的知行观对推动我国当代道德建设、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推动教育事业的良好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启示。

关键词

王阳明,知行合一,道德修养,道德实践

On the Value Enlightenment of Wang Yangming’s Concept of Knowing and Doing

Ling Zhou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l. 5th, 2022; accepted: Jul. 24th, 2022; published: Aug. 5th, 2022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many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leaving many classic works and views for people to study. Wang Yangming, as a master of mind learning,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scholar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and inheriting the previous thoughts, he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dvocated the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put learning into practice, opposed empty talk, suspension of thoughts, and empty talk about the nature of mind, hoping to change the phenomenon of knowledge first and then knowledge and action separation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Wang Yangming’s thought of knowing and doing provides a new method for u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eparating theory from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morality. The study of his view of knowing and doing has important value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China’s contemporary moral construction, improving the moral quality of the whole nation, and promoting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words:Wang Yangming,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Moral Cultivation, Moral Practic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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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阳明知行思想的提出

关于知行关系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对知行问题展开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儒家经典著作《尚书》中有提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1] ,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谈到知行问题的书籍。宋代以前,关于知行问题的论述大多零零散散不成体系。直到宋代开始,学者们才逐渐将对知行问题的探讨上升到国家和社会层面,对知行关系的研究才慢慢形成自己的学说体系,其中二程朱熹和王阳明的知行观则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经典学说。朱熹非常重视学识,认为人应时刻不忘逻辑。王阳明则认为,无论知识多么丰富,若不转换为行动,就毫无意义,真正的知识是伴随着行动的,也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到了当时理学发展的影响而提出的,是中国哲学史知行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

1.1. 社会历史背景

在王阳明生活的明朝中期,社会动乱不堪,朝廷官员利用职权强占农民土地,接踵而来的农民、矿工起义严重威胁着封建政权统治。宦官掌权,王室内部道德沦陷,整个国家道德败坏现象频发,社会风气极度恶劣,各种斗争猛烈冲击封建伦理纲常,也深深动摇了程朱理学在明中叶时期的统治地位,导致其失去了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的能力。在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中,思想和政治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统治者需要依靠一个良好的思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

针对王朝面对的多重危险,王阳明认为朝廷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是由于人们的道德缺失和程朱理学的漏洞所导致的,程朱理学失去了它本来维护秩序的能力,逐渐变成了一个空虚的理论。因此为了解决国家动荡、社会混乱、世人道德沦丧所引发的动乱,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说到“一念发动处即是行” [2] ,认为要不断修炼,提升道德修养,期望以此来解决王朝面临的危机。

1.2. 理学发展的困境

宋朝时期,先前受到打击的儒学开始得到了重视。学者们为了复兴儒学,对儒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融汇诸家,贯以“天理”二字。这种以理作为核心,实用性更强的儒学,成为理学诞生的基础。宋代以来,理学思想因为吸收了道家和佛教的理论逐渐丰富了自己的学说体系,而慢慢成为了统治地位的官学,并且在元朝达到顶峰。然而,由于统治阶级的意识过多干涉,理学的发展也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变得更加极端。

明代从推行科举制开始,程朱理学⼀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对于中华文化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然而封建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过渡推崇,导致参加科举制的人们为了考取功名,对程朱的学问死记硬背而不加以理解,忽略了践行的重要性。并且在理学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成分、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成分和⼀部分被扭曲的学说,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扼杀了人的行动动力。

针对这种重知轻行的社会风气,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认为如果将知行分开来看,将导致社会上知行分离的情况出现,人们会只追求知而不顾行或是只重行而忘知。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期望以此来解决知行关系和人们道德实践的问题,将道德修养落到实践的层面上,拯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王朝。

2. 王阳明知行思想的论证

王阳明所说的知行与现代所理解的知行有些许差异,他们更多的是指道德层面的“知”,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和认知。知行关系首先体现在孔子的思想中,他谈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3] 这里的“改”字同时体现了“知”和“行”的意义,孔子的“知”一般表示知识,而“行”多指道德修养层面。而孟子继承其“生而知之”的思想,主张“知”的先天存在,在他看来“知”多指人的良知。 [4] “良知”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5] 。孟子将这种良知称为人的四心,分别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和“辞让之心”,他认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普遍性是具有“四心”人才以此有“仁义礼智信”的“四德”,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而王阳明也继承孟子“良知”的思想,他说到“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6] 。王阳明把良知看成是天理,认为“良知”是先天的,但是人必须要将知行统一起来,这样“良知”才能发挥作用。

程颐将理学作为自己学说的基础,提出世界万物都是由“理”所决定的观点,认为“理”是万物产生的根本,决定了万物的发展。在知行关系上,主张“知”先于“行”,认为“知”可以被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者都是先天而生的是人之固有的,但“闻见之知”要通过“格物”来启发,即只有通过“格物”才能“致知”,最终获得“理”,而“格物致知”的过程也就是“行”的过程,穷究事物原理,从而通晓天理获得知识。 [4]

与程颐不同,朱熹将心与理相对立,主张“外心以求理”。在知行关系上,他坚持知先行后。但朱熹受到封建环境的影响,他所说的学问思辩而笃行逐渐发展为“学而优则仕”,知行关系则变成了十年寒窗苦读后金榜题名的飞黄腾达。他的学说在封建社会中渐渐演变成“先读书后做官”的价值观念,变成了统治者用来维护自身阶级利益和禁锢人们思想的一种手段。 [7]

王阳明批判继承了二程朱熹的观点,主张“心即理”,反对“外心以求理”的观点,认为“理”就在心中,不能在心外求理,因为心就是“知”的来源。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是“良知”,而“良知”是先天存在的,是人生而具有的。但是“良知”是被蒙蔽的,需要将良知之是非下落到事物之间,而这一过程王阳明称之为“致知”,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致良知”的“致”字有推广和扩充两层含义。推广是行为,推广的就是良知这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扩充是推广行为的目的,是将被私欲掩盖的良知本体恢复。王阳明认为人们在“致知”的过程中要做到“格物”,即向内反求诸心,依照“良知”而行。 [8] 因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反对知先行后、知行分离的观点,认为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知”指导“行”,“行”是检验“知”的方法,而“知行合一”就是以道德修养指导道德实践,以道德实践检验道德修养的方法。

3. 王阳明知行的价值启示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他最具有特色的观点,他的许多哲学命题也有所涉及。他的“知行合一”思想在学术和实践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对当代道德素质的培育和教育发展有着深刻的价值启示。

3.1. 学术价值

明中期,当时的学子受到程朱理学先知后行的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略显浮躁,人们习惯将知行分离开来,道德修养往往不能与实践相结合,因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希望以此来改变这一现状。第一,改变了学界知行脱节、知而不行的现象。朱熹的知行观相较于程颐的知行观念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其强调知先行后,以穷理为目的的格物致知,终将导致人们更重视道德的心性修养,而忽略实践的重要性。王阳明揭露出程朱知行观的缺陷,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者之间的空谈之风,其对知行关系的深度解读使学者们认识到行的重要性。第二,使学子们注重道德实践。王阳明主张将知和行两者相联系,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要学用结合。他从实践的角度来讨论道德修养,主张将道德实践落实到现实生活的践行中,减少学子们空谈知而不行的现象。第三,王阳明对知行关系的新解读,体现了他尝试从实践角度来理解道德修养,这也是其将儒家的道德的本体与实践生活相结合的标志。他对知行关系的新解释和运用,在丰富了儒家的实践学问的同时也将儒家的善恶观念传入了人们心中。第四,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促进了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明晚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等人惩于明季鼎迁之痛,读书人平时空谈心性而无践行,所以反思并开始研究实学。他们反思宋明理学,认为理学将“心”和“理”放在了主要位置而忽视实践是导致学子们空谈心性的原因,强调要“行必有果”。这些学者受到王阳明知行观的影响,反对空谈心性,在一切社会文化领域提倡唯物论的实学,而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产生,重视实践、反对空谈主义,讲究经世致用,学问的发展要有益于国事有益于社会稳定,为明清实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 现实意义

首先,王阳明知行观给予我们启示,除了道德修养外,我们还需要加强道德实践,通过知行合一的思想使我们让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强自身的行动力,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我们从小受到儒家道家学说的熏陶,要做一名有道德的公民,因此我们从小受到的道德教育并不少。但是仅仅只学习和理解道德修养的知识内容而不落实到行动上,与王阳明提出的“事上磨练”的功夫不相符合,我们缺乏将道德知识转化和落实到道德实践的行为和能力。但是近年来,作为培养高知识分子的大学校园内道德缺失的现象频频出现,因为人们往往会过度注重物质生活而忽略精神修养,导致拜金主义、网络暴力等现象的出现。因此,我们要知道高知识并不等同于高素质,在教育学生时也要注重道德实践的培养,要学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学会担起责任和义务。在道德实践中提升道德修养,以道德修养来指导道德实践,真正达到知行合一,成为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

其次,王阳明的知行观还启示我们要学以致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高速发展的经济并没有高质量的素质相匹配,快餐式的生活往往导致人们理论知识丰富,但实践能力不足。而且长期的应试教育和考试,对于学子而言也有很严重的影响,学校和家长紧抓孩子的成绩而忽视孩子的道德实践的培育。在王阳明的知行学说中知和行是一个相联系的关系,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因此要想在学习过程中做到“知行合一”,我们还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良好的习惯。要明白培养良好的习惯并不是只用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还需要付诸于行动。内心充满良知,不以善小而不为,做一个有良心也有良行的人。第二,懂得因材施教。王阳明在教学生的过程中,会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不同能力而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注重学生的个性培养,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现代教育中也应该学习王阳明的教学方法,教学方式因人而异,根据他们各自的情况因材施教。

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运用在学习上,让学生们带着问题去学习,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但有明确的目标,也可以增加他们学习探索的积极性和热情。并且知识的学习也需要运用到生活实践上,如果不能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那知识也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将知识的学习落到实践上,用来解决现实问题,将更有利于对知识的吸收和运用。并且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对当代教育意义也十分重要,我们的教育因为应试程度较高而受到人们的诟病,加强实践、注重实践更有助于教育体系的改革,并且能给予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也为我们国家创建良好的教育体系、培养优秀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4. 结语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是对前人知行思想的继承和扬弃,他的学说使知行的内涵与关系变得更加丰富和具体,他的知行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国古代哲学传承下来的重要财富。“知行合一”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文化学习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对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培育及当代教育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启示和指导意义。

文章引用

周 灵. 浅析王阳明知行观的价值启示
On the Value Enlightenment of Wang Yangming’s Concept of Knowing and Doing[J]. 哲学进展, 2022, 11(04): 522-526.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093

参考文献

  1. 1. 方克立.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2.

  2. 2. 王阳明. 传习录[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112.

  3. 3. 孔丘. 论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70.

  4. 4. 姜依汕.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及其当代启示[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5. 5. 孟子. 孟子[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 11

  6. 6. 王守仁. 传习录(上) [M]//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卷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7. 7. 尹超超.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21.

  8. 8. 马关泉.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及现代意义[J]. 武警学院学报, 2007(11):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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