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1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1日

摘要

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一直是一个百家争鸣的话题，解构主义翻译观中的不可译不囿于语言转换的具体形式，凸显了解构主义语言哲学对语言符号的特异性诠释。本文从本雅明及德里达等撰写的解构主义经典文献出发，探究不可译产生的原因及影响。研究发现，在解构主义翻译视角下，能指的延异和语言之间的亲缘性是不可译产生的两大根源，二者的双重影响使得翻译成为一项必须但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而语境并不会造成不可译，其使意义能够固定下来。语言符号可以在语境中获得短暂而相对的意义，但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迭代。

关键词

不可译，解构主义翻译观，亲缘性，延异，迭代

“Unlimited Deconstruction, Limited Translation”—Untranslatability in De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Theory

Yiru Zhang, Xinlan J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Oct. 23^rd, 2023; accepted: Dec. 1^st, 2023; published: Dec. 11^th, 2023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f untranslatability in de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theory has always been a topic always open to discussion. The untranslatability in the deconstructive view of translation is not limited to the specific forms of language conversion but highlighting the idiosyncratic of language symbols in the deconstructiv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untranslatability from the classic deconstructive literature written by Walter Benjamin and Jacques Derrida. It is foun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ve translation, the two major reasons contributing to untranslatability include the différance of signifiers and the affinity among languages, the dual pressures of which make translation a necessity but an elusive task. Signifiers are transiently and relatively located in contexts, the process of which is iteration rather than repetition.

Keywords:Untranslatability, De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Theory, Affinity, Différance, Iter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语言的可译性问题很久以来一直是困扰翻译界的难题。在进行研究时，人们往往同时将可译与不可译现象进行比较，进而分析成因。本文尝试深入探究解构主义翻译观中延异和亲缘性造成的不可译的问题，以及语境如何使得意义能够相对固定下来，从而又使文本可译。

2. 解构主义翻译观综述

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存在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翻译是什么？”慢慢地当人们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武装后，人们发现想要回答“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转换到哲学的角度，弄明白“世界是怎样的？”。于是从“世界是什么？”到“我所知道的世界是什么？”再到“我所表述的我所知道的世界是什么？”这一系列的哲学问题演变，引发了哲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探究 [1] 。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与哲学现象相交融。在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中，解构主义是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于法国。逻各斯的中心主义以及在场的形而上学，甚至是所有僵化封闭死板的体系，都是解构主义所反对的内容。主体消散、能指自由、意义延异等是解构主义热衷于宣扬的思想。解构主义系统地消解了一些重要概念，这些概念有关于结构主义中的结构和意义，由此称为“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解构主义席卷了多个领域，在人文、社会、哲学等领域引发了思想变革，使得西方理性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解构主义是一种将思想、文字、有机地融于一体的哲学。解构，或译为“结构分解”，是后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批评方法。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是“解构”这一概念的起源。“解构”原意为消解、分解、拆解等，德里达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消除”“问题化”等意思。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逐步形成的，由于其解构主义思想经常在语言学的领域下展开，所以他的关于语言、翻译的观点也逐步形成 [2] 。解构主义翻译观未对翻译策略等问题进行细致阐述，因此对翻译实践缺乏具体指导，致使很多人对其产生误解，视其为一种虚无主义。但实际上解构主义翻译观有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其对不可译问题的独到见解弥补了传统翻译观在此问题上的研究缺憾。

解构主义将语言哲学和翻译二者相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哲学的高度开始，进一步涉及了翻译研究中的标准、可译性(translatability)、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作者与译者的关系及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等问题。多位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相互呼应，把解构思潮引入翻译研究，逐渐形成了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以质疑和消解为主要特征的解构主义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审视和挑战了传统的翻译观，带领翻译研究走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封闭、单一的模式，充实了翻译理念，丰富了翻译研究手段，开启了翻译研究的多元化时代 [3] 。

解构主义翻译观还不能被称为一种成熟的翻译理论，因为它没有提出具体的翻译模式、方法与技巧。但该翻译观对原文本意义、译文的存在方式以及译者的地位都有着重新的定位，使人们对传统的翻译理论有着新的思考。

3. 不可译问题研究的历史溯源

纵观古今，许多翻译家秉持不可译的主张，从不同的角度探究翻译中的不可译。著名文艺批评家、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认为文学著作尤其是诗歌是不可译的，我们不能完全地将文学作品进行移植，只能通过艺术再创造的方式呈现文学作品，想要完全地再现原作，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4] 。卡特福德(Catford)是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他的《语言学翻译理论》一书在1965年出版，书中内容支持了不可译的观点，其认为不可译可以分为“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两个方面。语言的不可译指的是目的语与源语在一定程度上达不到语言形式上的对等。文化上的不可译指的是源语中的相关语境特点在目的语中有所缺失，这就产生了文化的不可译 [5] 。许多语言学家一直质疑翻译的可行性问题，因此提出了不可译的观点。布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对翻译的可行性就有着质疑的观点，他认为对语言进行陈述其意义就在于说话者陈述语言时所处的环境以及听话者听到这一陈述后所表现的一系列行为反应 [6] 。按照此观点，从实践的角度看，想要精确、完美地了解与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不可行的，因此想要精确、完美地把握、探讨与表述出一个陈述的意义也是不可行的。此外，新洪堡学派的“世界映象”理论也一直质疑翻译的可行性问题。该学派认为，语言、宇宙与人类思维的普遍结构之间的关系无法用等号表明。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也就不存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等翻译 [7] 。

同时，本雅明与德里达均探讨了不可译问题。本雅明虽然没有给自己的翻译观定义为解构主义，但其1923年所著的《译者的任务》却处处体现了解构主义的思想，甚至被视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真正源头 [8] 。本雅明曾经表示任何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无法翻译的，翻译只能尽最大限度再现原文但翻译无法和原文的高度对等，想要将原文一动不动地复制过来是不可能的，只能在运动的过程中以不稳定地方式朝着终极目标前行。关于可译的限度，他曾用圆的切线这一概念来进行比喻。圆的切线是一条直线，与圆有且仅有一个交点。正因如此，圆的切线才得以笔直延伸，通向无限 [9] 。同理，译作与原文也仅有意义这一无穷小的交点，并通过这一交点，译作秉持着忠于原文的规则开始了自己的语言航程。

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的开山鼻祖，亦提出了解构主义翻译观中的不可译问题 [10] 。他在《巴别塔之旅》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最初的语言体系是混乱的，而原因在于各种族的存在使语言变的多样，在翻译时语言的多样性又无法进行简化处理；翻译是一项必须进行的工作，而该工作又不可能完成；没有办法完成就体现了必需。”这些翻译学家与语言学家所阐述探究的“不可能”也是本文所探究的“不可译”。由此看来，翻译确实存在“不可译”性。德里达早在阐释解构主义哲学思想时就使用了“异延”“痕迹”“散播”等概念，都成为解释翻译中不可译现象的理论源泉。

4. 解构主义探究翻译中的不可译

解构主义翻译观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探究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对传统的翻译理论进行了补充。本文对解构主义翻译观进行归纳对比和分析总结，将从三个方面分析造成不可译的因素主要包括语言外部的亲缘性、语言内部的延异以及语境因素从而造成了语言的一种不确定性。

4.1. 延异

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19世纪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系统，该系统是由符号组成，而意义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意义关系是任意的，意义关系由符号系统内的关系构成。如果一个能指的意义是受上下文限制的，那么上下文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总是有新的上下文可以增加一个能表示的不同意义 [11] 。索绪尔认为，“语言只有系统的差异，没有实体内容的差异(positive terms)”。德里达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所指概念本身从来不会在场也并不会出现；反之，每一个有关概念的意义都附着于与其他概念的指涉关系相关的系统内，系统性差异的游戏使得相互的指涉关系成立。而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上都可以体现出差异的游戏。” [12] 因此就有了从意义而引申的延异。

延异，顾名思义，就是延迟和差异，延异所对应单词为différance，与索绪尔的difference (差异)并不相同。差异指横向上的不同，而延异既包含横向上的差异，也包含纵向的延搁。Différance是德里达探讨时间空间差异的一种方式。积极的或消极的存在于推迟之中的运动与延异相关，该运动的实现方法多种多样，例如可以通过迟缓、暂缓、迂回、退回、推迟、保留来实现。 [13] 从空间上看，différance表示区别、差异和分离；从时间上看它代表着迂回、接续和延迟。différance是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这种推迟也相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体现，将空间赋予了时间化的概念，也在时间的概念中体现了空间化。” [14] 差异不仅是共时的差别，更是历时的活动。陈晓明也对德里达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在空间上，符号会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定；在时间上，符号却可以将一系列的差异区分开来，在字面上，符号不能代表意指的概念，能指的意指活动从来不会在场，该活动是延搁所指的出场，因此，符号象征着‘区分’和‘延搁’的概念——也就是说，符号的本性就是进行‘差异性’的活动。” [15] 延异就是差异的一种体现，该差异既包含静态也包含动态，既是现成的也是延迟的，即存在于语言之内，也存在于语言之间。

差异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空间上的差异是因为符号不能指示具体某些实体内容，只能指示与其他所指的差异关系。时间上的差异是因为符号不能表明当下，只能体现与所指形成的一种网络关系。该网络关系的形成又在更深程度上指向了其他的关系。由此，寻求意义就不仅仅是发现已经存在于现场/在场的意义，而是通过差异的游戏来追踪符号的踪迹从而寻求意义 [10] 。当今十分流行的网络词汇“破防”和“土豪”，其意义变迁便可以理解为语言之内的一种延异。“破防”一词原意是指攻破对方的防御，从而使对方丧失了防御能力，而现在其意义有所改变，现指情感，内心会因遇到一些事或看到一些信息而受到波动，受到冲击，原有的情感，内心防线被攻破。“土豪”，原意为在封建社会中掌握并享有大量土地从而拥有更多财富的大地主阶级，现在其含义为十分有钱却有着不理性的消费行为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延异，不仅发生在语言之内，也发生在语言之间。硬核——引入自英语单词hardcore，是一种直译的方法，让该词从英文更好的融入进了中文语境。硬核原指一种力量感强，节奏激烈的说唱音乐和游戏的风格。近年来，其含义逐渐变化，硬核现多指十分厉害、刚硬、剽悍的人。例如硬核规定、硬核玩家、硬核人生等，其含义的变化也体现了语言之内发生的延异。这种译法也是从语言内到语言间的翻译。人们无法把握一个符号的终极所指，事物的含义永远没有一个确定的完美解释。时空上的延异始终存在，词的含义有赖于其他符号，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含义只能在语境中暂时稳定下来。总之，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发生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稳定而又单一的指涉关系会被延异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否定延异否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间稳定单一的指涉关系，而延异肯定了延时的差异，其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 [16] 。解构主义的观点是某种明确的中心意义在语言之外是不存在的，而语言的意义存在于语言符号自身的差异游戏之中，并非存在于语言之外的某种思想或意识之中。能指无法对应确切的所指，只能在能指间置换游戏中无限地延伸下去。当符号处于一个自由游戏并开放的空间里时，符号之间可以发生无限替代，意义便可以进行无限发展与游离，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终极意义。在符号自由游戏的开放的空间里，符号之间可以无限替代，意义可以无限游离，所谓的终极意义并不存在。因此延异就是文字的本质，并且延异会无休止地一直进行下去。

4.2. 亲缘性

翻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例如翻译理论总是去关注某一个语言是如何转化到另一个语言的，却没有考虑到同一个作品中也有可能出现两种语言，会用两种语言进行表达 [17] 。本雅明认为，身为译者，其任务是要把具有亲缘性的不同的语言连接拼贴在一起，从而使各种语言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而趋于圆满。语言的亲缘性简单地说就是语言能够在意指方式上互补这种特性。需要注意的是，语言的亲缘性想要在翻译中体现出来并非是通过寻找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来实现的，而实现方式常常体现为“纯语言”观。

在德里达看来文本不仅是互文的，也是多语言交融的。在作品中使用多种语言是一种技巧，似乎在时刻提醒人们读者就是译者。例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芬尼根守陵人》就是不可译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其原因在于该书中既存在大量真实的语言又存在大量虚拟的语言。“he war”是该书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它在德语动词和英语名词中都有着不同的功能。这种将一种语言嫁接到另一种语言的行为，或者在写作中同时穿插多种语言的行为，给翻译造成了巨大困难。这种情况往往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 [18] 。“he war”涉及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对于掌握这两种语言的人来说，其中的意思可以理解，但却无法翻译。译者对这种非常规的纯语言的组合往往是一事一议。在And he war这三个不同的词中，and和he英语词汇，war在德语与英语词汇中均存在，在英语中是名词，表示战争，在德语中是动词，sein的过去式即为“war”，表示“是”“存在”“成为”。将这三个词组合到一起有许多意义，可以翻译成“他开战”“他曾经是”“他存在”等等。这个例子表明在不同语种中，相同形式的语言符号也可能会有差异，就会导致翻译的不可能性。每一种翻译都是单一语言的文本的呈现，“he war”虽具有多重含义，但其各个含义不可能同时在一种语言中完整地表现出来。这种将多种语言拼凑起来的现象虽然体现了语言间的亲缘性，释放了纯语言，但却会造成不可译。

纯语言之间所体现的亲缘性代表了每一种语言的不稳定元素或不可译，而这使得“成功的翻译”不可能。雅克·德里达用《威尼斯商人》的故事讲述翻译的尴尬。夏洛克发誓不得违背契约，一定要忠实于契约，他要从安东尼奥的身上取走一磅肉。他一开始相信一磅肉和金钱是有着完全对应的关系的，他相信翻译(或转换)是可能的。但是，夏洛克最终并未成功，失掉了财产也失掉了宗教，因为他不能保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的时候不流一滴血。

夏洛克按照契约的要求从安东尼奥身上取一磅肉，不流一滴血，但他对其中一种语言过于的“忠实”致使他失败。交换价值无法衡量，每一方(一磅肉或金钱)都无法译入另一方。所要求的翻译(或转换)不可能实现，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不稳定性因素，语境的重构和完全对等的翻译无法实现，使得翻译不成功。由此，“纯语言”是我们身为译者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寻找的目标，只有找到“纯语言”，原作才能焕然一新，原作与译作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才可通过意指的方式显现出来。

4.3. 语境中的意义的及时性和相对性

不同于前文两个不可译的影响因素，语境使得意义相对固定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本可译。德里达的观点包括“文本之外无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 [19] ，以及后来的“语境之外无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context) [20] ，这两种观点都体现出在德里达看来意义是对语境有一定的依赖性的。依德里达之见，语言是一种充满差异与延迟的游戏，而文本则是游戏的活动场所。“因为文本有所差异，会在语境网络中交织或叠生，所以单独提出一个定义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我们必须将它与语境相联系，借助周围的经线、纬线来确定定义。”与此同时，在德里达看来，翻译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由于翻译无法将原文一动不动地复制过来，译者便需在翻译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分析探索，才能让不可能变成可能，提高翻译的可译性，以最大程度接近于原文的高度。原文在翻译中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意义并不单一，不同的语境造就了意义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有不同的语境意义才不是单一的，才使得翻译在不可译的情况下变得可译。意义只能在文本中暂时得到确定。译者可以在不断变化的语境当中偶尔确定其意义，让其能翻译。

在《明信片》中，德里达将意义的传递用明信片的邮递来进行阐释。一个确定无异议的发送者将明信片投递给一个同样确定无异议的接收者，然而明信片却不一定能够准确无误地投递到目的地。在邮局的办公室里，总会存在一些无法投递的信件。因此德里达认为语境的不同会造成语境中陈述意义的不确定，所以翻译由于语境的改变，也会存在可译和不可译的变动。一些表述只有在可能的语境中才能传递明确、同一的意义，这些表述也因为特定的语境而成为了可能。而一张明信片也有可能沿路经过多个地点，经历各种解读，也许永远无法到达特定的目的地。后现代阅读正是如此：阅读可能性无限，同时误解误读可能性也无限。

德里达认为语境就是“从实用性上起决定意义的环境(pragmatically determined situations)” [20] ，不仅包括语法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甚至所有的语言。没有语境是可以完全封闭的，它只能相对限制踪迹的漂移，留下一个间隙。德里达同时也认为，“任何符号，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言说的或书写的……都可以被加以引用，换言之就是将这些符号置于引号之间；这样它就可以与每一个给定的语境决裂，就可以无限的产生出无数多的新语境。这并不意味着在语境之外符号是有效的，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在没有任何中心和绝对固定的情况下，只有语境。”

意义是有语境限制的，而语境本身是无限的。一个词语在被使用时，其意义随着补充形式的变化或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例如，确定“宏大”“渺小”这类词的含义在根本上取决于语境，我们不能将目光所及之处的任何东西仅用大或小来描述，而要有特定的语境才可以使用这两个词语，例如有比较之物或者有一定的背景。这也就证明了语境才可以促成意义的确定，意义不可能全部出现，因此应该将词语放进语境中考虑，一种语境下的某一段语言可以在其他语境下获得新的意义，也因此有可能被重新翻译与表述出来。

由于语境的边界是移动的、边缘不清的，我们只能与诸多的边缘效果进行协调、周旋和交易。换句话说，我们越接近使意义固定下来的语境的边缘，文本作为文本而存活就越危险。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每一个文本或叙述单独处理，在其所处的语境中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它的意义就会越少，因为是根据这样的语境才能在能指的领域中识别其意义。从另一方面讲，这样的文本或叙述的意义越能够被普遍理解，它就越可能接近绝对陈腐，而最终消失在周围的语境中。因此正是有了语境，在某种意义上文本才是可译的。语言符号在语境中获得了短暂而相对的意义，而又在新的语境中的获得再造与重生的机会，这绝非简单的重复而是更新迭代。

5. 结束语

翻译理论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本文以解构主义翻译观为主，从不同层面解读不可译的现象，从不同角度挖掘导致不可译的因素，探究了延异、亲缘性对不可译的影响。以及语境使得意义相对固定下来。

对不可译问题的研究加深了对翻译本质性的认识，为译文的质量评估以及翻译工作者的评价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对未来的翻译理论的研究以及翻译实操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章引用

张祎茹,贾欣岚. “无度解构，有限翻译”——解构主义翻译观中的不可译
“Unlimited Deconstruction, Limited Translation”—Untranslatability in De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Theory[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12): 5789-5795.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277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