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2023年6月5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8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15日

摘要

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是林白的一次创作转型，也是底层文学的一次颇具变革意义的实验。它以“口述实录”这一全新的小说文体形式，呈现了木珍这一迥然有别于传统想象的农妇形象。此外，它颠覆了传统的小说叙事秩序，以一种碎片化的叙述形式颠覆固有的文本秩序，并重建了一个迥然有别与传统想象与文化思维定式的底层世界，为底层的自我表述及其真实性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途径。

关键词

林白，《妇女闲聊录》，底层叙事，表述

The New Possibility of Expression: On the Underlying Narrative of Lin Bai’s “Women’s Chat Record”

Haotian C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Jun. 5^th, 2023; accepted: Aug. 8^th, 2023; published: Aug. 15^th, 2023

ABSTRACT

The novel “A Record of Women’s Chats” is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Lin Bai and a significant experi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literature. It presents the image of Mu Zhen, a farmer woman tha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imagination, in the form of a new novel style called “oral record”. In addition, it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order of novels, subverts the inherent textual order in a fragmented narrative form, and reconstructs a bottom-up world tha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thinking patterns, exploring a new way for bottom-up self expression and authenticity.

Keywords:Lin Bai, “A Record of Women’s Chats”, Underlying Narrative, Descrip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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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是林白的一次创作转型，也是底层文学的一次颇具变革意义的实验。它开创了“口述实录”这一全新的小说文体形式，它呈现了木珍这一迥然有别于传统想象的农妇形象。此外，它颠覆了传统的小说叙事秩序，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颠覆固有的文本秩序的同时，也用一系列看似杂乱无章的故事碎片建构着另一种富有现场性和生命意味的“完整性”，并由此重建了一个颠覆了传统想象与文化思维定式的底层世界，为底层的自我表述及其真实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

2. “农妇叙事”：底层女性形象的新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女权理论被大量译介，女性写作的叙事视点转向女性个体身份，身体经验、私人情感、闺房秘事一度成了重要的写作资源，林白即是这种女性写作“个体化”转向的先锋之一。尔后，以卫慧、棉棉等人更是一度将这种“个人化”写作发展成了“私人写作”“身体写作”。不过，尽管叙述视点不断发生变化，女性写作的精英立场却是一以贯之的。有鉴于此，当代女性写作存在的视野狭窄、叙述含混、题材单一、缺乏现实关怀、过度迎合消费市场等缺陷长期被评论界诟病。面对女性写作的这一困境，作家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作转型，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即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例。有论者认为，《妇女闲聊录》“是林白个人、也是当代女性文学从闺房到旷野的重要转变” [1] 。《妇女闲聊录》不再关注都市精英女性个体经验和私人情感，而是将王榨的一个普通农妇木珍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在木珍的闲聊中勾勒王榨世界的风俗人情、男女老少的种种行迹，为读者展现了女性与男性、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纠缠、撕裂与冲突。

《妇女闲聊录》从闺房到旷野的转变，为女性叙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个人言说、知识分子观念乃至宏大叙事，这些原本被言之凿凿地看做是女性文学书写特色或者是女性文学背道而驰的东西，现在有了被重新定位的可能。” [2] 在《妇女闲聊录》中，林白为女性写作对底层女性“想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作为农妇的木珍固然有别于都市精英女性，但她也全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愚昧、保守、木讷的农妇。首先，木珍有着“文化人”的优越感。王榨的男性大多数是文盲，粗鄙不堪，但木珍是小学毕业，接受教育时间相对较长。木珍喜爱读书，其阅读内容为金庸、琼瑶、岑凯伦和《家庭》杂志。木珍本人曾不无骄傲地表明，“看书”是自己最为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其地位仅次于“打麻将”。由此可见，在文化水平方面，相对于同村的男性和大部分女性是有一定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同样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价值认同中。木珍在潜意识里试图让自己的行为符合“文化人”的标准，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这种价值体系来审视他人的行为。因此，在谈及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时，木珍对桂娇的评价是：“桂娇高中毕业，打孩子就像没文化的人。” [3] 桂娇的受教育程度显然高于只读过小学的木珍，但木珍却用“没文化”来评价桂娇的行为，这其中分明地流露出木珍在文化上的优越感。而在论及王榨村民的平均文化水平时，木珍特别指出自己“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而丈夫小王的文化水平则仅限于写出自己的名字。在乡土社会中，文化与权威密切相关，知识的掌握者往往也更接近权力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看，木珍的文化优越感是极其鲜明的，这是她与传统女性最为突出的不同之处。

其次，木珍对城市的态度也并不抵触，甚至对其有着比乡村更深的认同感。

林白以“处乱不惊”来概括珍的性格。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农妇，木珍四处闯荡，她“见过很多世面”，其世界观与价值观也与传统农村妇女迥然有别。独特的生活经历赋予木珍对城市和现代文明不同的观感。在小说中木珍对于城市中的种种了如指掌，她丝毫没有任何难以融入的不适应感或自卑感，也没有任何因文化隔膜而产生的抵触情绪。相反地，木珍在城市中生活自如，甚至有着一种独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来到北京后，木珍很快熟悉了交通路线，并能独自乘坐火车去天津看望打工的儿子。女儿放假来北京旅游，她能够熟络地和女儿介绍北京的种种地标景观。更值得一提的是，一般而言，文化的隔膜首先表现为语言的隔膜，但这一规律在木珍这里却并不成立。在进入城市后，她迅速放弃了方言传统，对于作为城市交际语言的普通话迅速产生了认同，并且熟练掌握了这一全新的交际语言。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木珍的观念中，“普通话”与“城市文化”是密切相关的，木珍对此的评价是“普通话好听”，而地滴水方言“土得要死，一点都不好听”。木珍在给出这种评价的时候仍以她惯用的“大家”作为主语，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增加话语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暗示“木珍”并不是一个稀缺罕见的个体，而很难有可能是一类“新农妇”的缩影。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木珍这里，城市与农村并没有成为彼此水火不容的两个空间，她也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农村进城务工者常见的怀乡情结。究其原因，“怀乡”本质上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不认同而触发的对“故乡”这一熟悉空间的种种温情想象罢了。《妇女闲聊录》是木珍在北京对故乡王榨的回望，但这种回望式的叙述却并不带有对城市的抵触，反倒有些对故乡的批判意味。在谈到洗发水时，木珍批评“农村的洗发液全是水货，没有一点真东西，就我这头发，在家怎么洗，都是乱糟糟的，像稻草似的”，“小县城，哪有真的啊！” [3] 木珍用“小县城”指称她的故乡王榨，这意味着她的叙述立场是站在北京这个“大都市”这里的。王榨依旧是木珍最后的归属，因而木珍始终是城市的外来者，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城市文化与文明的认同与艳羡。与之相伴，“进城”之后的木珍由于文化观念的变化，其叙述立场也发生了转移，因而当她以一种仰望的姿态讲述城市时，乡村就变成了一个被审视的他者了。因此，除了“文化人”的优越感，木珍身上其实还潜藏着对“城市人”这一身份的认同、渴望。

木珍是乡村的“异数”，也代表着现代农妇形象的另一种可能。这个来自农村，却有着文化优越感，认同并渴望“城市人”身份的农妇形象。木珍当然没能成为城市人，但她同样不全然属于乡村，这种蕴藏着多元文化观念的农夫形象，既是对某种刻板印象的挑战，也是林白对于想象现代底层妇女形象的可能途径的一次全新的探索。

3. “乡野之声”：秩序的颠覆与重构

《妇女闲聊录》的主体部分为卷一至卷五，共计218个片段，每一个片段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型故事或者话题。本书是对湖北小村庄王榨一个普通农妇木珍的闲聊的记录，其内容颇为芜杂，主要涉及木珍的成长经历、农村的人事关系、王榨的风土人情等。值得一提的是，正如书名中的“闲聊”所指涉的那样，本书中不同的故事或话题之间在内容上并无逻辑关联，确乎仅仅是对于一个普通农妇“乡野之声”的记录。繁多的人物，琐碎的事件，都藉由木珍至口，彼此缠绕而出：王榨人喜好斗殴的彪悍民风；村中男女关系混乱却彼此心照不宣的怪现象；农村人口流失，村民进城务工；儿童早早辍学打工，部分女孩甚至因此流落风尘；留下的村民游手好闲，或病或死；王榨的风土人情、物候习俗，乃至于如何用米做糖、治疗疾病的各种奇异偏方甚至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巫蛊之术……不一而足。对于如上种种或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情状，作者和叙述者都没有进行任何的价值评判，只是由木珍独自完成了一段段“生动、泼辣、生机勃勃”的讲述 [4] 。“片断性”与“去中心化”构成了小说《妇女闲聊录》的主要叙事风格。这本身就构成了对传统文学一贯追求的叙事的“整体性”的挑战与颠覆，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文本秩序的实验与建构。林白试图用这种小说的形式的实验驳斥“只有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有呼应、有高潮的东西才是好的，整体性高于一切，碎片微不足道”的传统文学的叙事观念 [5] 。《妇女闲聊录》用碎片化的形式颠覆固有的文本秩序的同时，也用一系列看似杂乱无章的故事碎片建构着另一种富有现场性和生命意味的“完整性”。

此外，《妇女闲聊录》所建构的王榨这一底层空间，本身也意味着对传统文学中基于“底层想象”而建立的伦理道德秩序的解构。王榨的女性并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期待，也不符合传统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对农村妇女“苦大仇深”的“受难者”想象。同样的，王榨的男性并不是勤恳老实的庄稼汉，也不是罪大恶极的“夫权”“男权”的代言者。王榨没有模范夫妻，也没有乡绅恶霸，我们无法从传统文学中找到可以与小说中的人物完全吻合的“模型”。王榨的男女更多是庸常者，他们没有大奸大恶之举，却也乏善可陈，碌碌无为，随缘度日，他们的缺陷或许更接近一种“平庸之恶”：他们游手好闲，贪图享乐，缺乏责任感与上进心，男女关系混乱不堪，无视伦理道德，蔑视法治甚至公然挑衅法律权威……如此的乡村与乡民，善乎？恶乎？从现代文明的立场来看，礼崩乐坏的王榨竟然存在至今、运转自如，实在是一种荒谬的“奇迹”。但事实往往就是如此，一如鲁迅笔下未庄与鲁镇，混沌不堪却秩序井然，因为除了启蒙话语所宣扬的理性与科学之外，这世界上自有其他多种能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存在，它们未必“完美”甚至并不“合理”，但却能构成一种自洽的秩序。同样的，身处其中的混沌者不理解也不需要所谓的“启蒙”，他们各得其所，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王榨就是如此。在王榨的世界中，每一个人都呈现出原始、粗粝的本来面目，却有着一种质朴而恒常的生命力。他们只是他们自己，而不再是主流历史册页或文化思维定式中的某种模型。有意思的是，小说的作者与叙述者对于混沌的人事没有给出任何的评价，而是选择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纯粹的讲述者，以自己的方式呈现一种“真实”，将评价的权力交给读者。

王榨是狂欢的世界，狂欢本身就意味着对既有道德伦理等规范和秩序的颠覆。在木珍的叙述中，王榨的大部分村民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姓名，或以姓氏代之，或略称其名。但几乎每一个王榨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滑稽甚至粗鄙的绰号，而这种绰号却往往是他们身份的象征。“无名”的王榨人以粗鄙的绰号互相指称，而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各种带有生殖器官名称的粗话几乎取得了和其他日常交际用于一样的“合法”地位。王榨是一个混沌无比却运转自如的世界，它自有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作为社会秩序的支撑，尽管这种秩序显然有悖于传统或现代意义上的“公序良俗”。王榨人蔑视一切主流社会奉为圭臬的伦理秩序。王榨人认为盗窃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既不感到羞耻，也不担心可能的惩罚。他们“从来不种东西”，需要西瓜、秧苗、鱼就去偷窃，而当声势浩大的偷瓜队伍将看守者吓昏过去时，木珍的评价则是“很好笑”。盗窃还是彰显勇气与能力的一种方式，王榨人偷盗学校的建筑材料并不为了某种具体而迫切的用途，只是为了彰显自己“不好惹”，不愿被别人看不起。此外，在木珍看来，绑架竟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而在谈及因绑架他人而坐牢的细铁时，木珍不无惋惜地认定，倘若细铁杀人灭口，便可躲过法律的惩罚。王榨民风彪悍好斗，以致作为恶性事件的群殴竟成了村民不可或缺的娱乐，而作为“观众”的木珍等妇女对此展现出的期待，更是让这一荒谬的“爱好”带有了一种仪式般的庄严感。在木珍叙述中，“打架”和“花灯”似乎都是一种常规的娱乐消遣——由于没人打架，因此放花灯就成了一件令人记忆犹新的娱乐事件。除此之外，王榨人热衷于“看死人”，他们并不关心死亡的对象，也不在意死亡的原因。没有同情，也没有悲伤，我们惊讶的发现，从“五四”以降的乡土小说就开始反复针砭的荒诞的“狂欢”景象，在当代乡村中仍在反复上演。同样的，理性与科学在王榨也是缺位的，人们用治疗癞痢头的药治牙疼，无论对症，只看是否见效；在罹患疾病后，他们并不求助于现代医学，而是热衷于尝试各种奇怪的、毫无依据的偏方，甚至求助于巫蛊之流。最为离奇的是，村民们坦率戏谑地议论性和私生活，并不为此感到羞耻。王榨的男性背着妻子与他人有染，妻子心知肚明却坦然接受，不予干涉，甚至与第三者彼此友好相待；而女性同样与其他男性私通，丈夫们对此也视若无睹。如上种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想象的荒谬情形，却是木珍的口述中独属于王榨的“真实”。

在王榨的世界里，统摄全局、构成秩序的既不是传统伦理道德宣扬的“礼义廉耻信”，也不是现代社会所尊崇的科学与理性。如果我们对王榨人的行为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其中鲜明的丛林法则与实用主义：传统伦理道德的崩坏，现代社会秩序的缺失，使得王榨更接近于一种丛林社会。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村民何以如此好斗，又何以对偷盗和私通之事如此习以为常。弱肉强食的法则下，力量是生存的关键，因而偷盗和私通某种程度上就有了一种“博弈”的意味，这种“博弈”是在伦理道德的指导与规范范畴之外的。这一方面意味着底层世界对权威话语建构起来的某种文化霸权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对于传统文学在想象底层时的某种文化思维定式的颠覆。至于偏方与巫蛊之术的盛行，我们不必归结为“启蒙失语”，而应该承认实用主义从来都是民间伦理的核心逻辑：偏方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其疗效的生成机制也不在考虑范畴之中，唯有“灵验”才是关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的启发性意义或许就在于对某种在表述“底层”时习以为常的秩序和规范的颠覆，而这种颠覆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重构。

4. 表述的可能：“录”的真实性与文学性

林白将《妇女闲聊录》的文体定性为“记录体长篇小说”。小说完全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进行创作。为强调小说实录的文体特征，营造更为真实的艺术氛围，林白在每一卷的开头都注明了讲述的时间、地点和讲述者，这种小说的文体实验在当时也产生不小的轰动。林白在后记中也特别表明：“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实的声音。” [6]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真实性”，整部小说在文字表述上有意让被表述者以自己的“声口”发声，小说尽力保留了湖北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甚至不惜“在多处地方放弃了语义的准确性，用发音相近的字代替” [3] 。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闲聊录》确乎展现了林白为追求真实性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这种“口述实录”体的采用，为底层真实地表述自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多年来，不少论者常常将底层的“失声”归咎于写作者高高在上的介入姿态。诚然，客观的阶层差距让城市知识分子与底层乡民之间存在着天然隔阂，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在进行所谓的底层书写时难以共情，更难以触及底层的切肤之痛。有鉴于此，林白试图以一种谦卑的方式介入生活，她没有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群生，也没有以一种看似悲悯、实则高傲的语调评头论足。如果说“妇女”是以性别的共性淡化阶层的差异，那么“闲聊”则标志着谈话双方是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以一种可以彼此理解的语言，展开的一次非功利性的谈话。因此，林白在《妇女闲聊录》中有意以“碎片化”叙事和方言写作作为了叙述策略。过度强调叙述架构的传统小说难免忽视或过滤了底层言说的许多细节，而充满随意性发散性的“闲聊”则弥补了这一缺陷。此外，方言写作让叙述对象得以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这就瓦解了因阶层差异而导致的语言隔阂。

诚然，传统的底层写作确实存在着“理念先行”、“语言隔膜”的缺陷，因而作家宣扬的“为底层发声”最终难免成为隔靴搔痒的“想象底层”，甚至沦为一种高傲而矫情的“悲悯”。这种与“生活”有着巨大差距的“想象”一经传播，就难免构成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助长某种难以突破的思维定式。如此：“发声”非但于事无补，甚至可能阻塞真正的底层本就所剩无几的言说路径。无可否认，林白在《妇女闲聊录》中通过文体形式和叙述语言的变革，努力尝试着让读者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探究底层的生存状态，更近距离的触摸“生活”的“真实”。从这个层面看，《妇女闲聊录》“口述实录”的文体形式，确实为底层的自我表述及其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不过，无论《妇女闲聊录》在文体上有着何等难能可贵的创新，它毕竟只是一部小说，只是一部聚焦于特定的时地人事的小说。试问，对于一部小说，我们对于它的“真实性”可以有多少期待？而对于一部以“真实”作为“亮点”、甚至是“卖点”的小说，其“真实性”又经得起多少考量呢？换言之，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提供的“真实”是否可靠？如果可靠，那么这种关于“真实”的“经验”的适用范畴几何？事实上，类似的聚集某特定地点的人事变迁的小说不胜枚举，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提供了一种可以信赖的真实，也为我们认知世界提供了不同层面的可靠经验。然而，莫言小说里的高密只是高密，梁鸿笔下的梁庄只是梁庄。更严格地说，莫言小说里的高密未必是完整、真实高密，梁鸿笔下的梁庄也未必是全部的梁庄。同理，王榨也只能是王榨。王榨是中国湖北的一个农村，但王榨绝不能等于湖北农村，更不能被偷换为“中国当代农村”，犹如王榨人既不能代表湖北农民，更不能代表“当代中国农民”。过分强调共性而忽视个性，就会让概念的外延无限拓展，直至模糊。外延模糊的概念是不精准的，缺乏适用范畴界定的经验同样是不可靠的。孤证毕竟不足以为证，可以代表当代中国乡村的某种风貌，但却决不能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神奇效果。既往的文学创作基于某些选择性真想而产生的思维定式固然是一种傲慢，但过分强调局部的代表性甚至动辄让王榨代表整个“当代中国乡村”又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呢？同样的，小说只是小说，它固然有本事，但作为一种虚构性文本，它绝不能作为“信史”。换言之，如果一部小说宣称其“绝对真实”，那么它显然早已无法构成“小说”。另一方面，“闲聊”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它只属于对话者，并不对外开放。换言之，正对话的封闭性确保了所谓的“真实性”。因此，林白和木珍的对话也许可以是“闲聊”，但作为公开出版物《妇女闲聊录》显然不是。然而，“闲聊”的封闭性一旦被取消，其真实性自然也就存疑了。此外，被公开出版的“记录”本来就是一种功利性的行为，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实录”真的可能吗？“闲聊”又真的只是“闲聊”吗？退一步说，如果真的将“实录”不加修饰、照实出版，它真的具备可读性吗？甚至，在当下的文化市场中，它真的具备被出版的可能吗？答案不言自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闲聊录》提供的“真实”也是一种选择性真相，甚至是至少经过木珍、林白两次过滤后的“真相”。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端倪：林白的提问真的没有任何引导性和倾向性吗？木珍的叙述真的没有选择和保留甚至夸饰吗？林白和木珍各自以何种心态切入这场所谓的“闲聊”？在“闲聊”生成为“闲聊录”的过程中，小说宣扬的“真实性”又遭受了何种程度的考验(甚至是损害)？至此，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林白与木珍可以“闲聊”，也可以不厌其烦地构成实录。但《妇女闲聊录》作为一本既叫座又叫好的文学作品，它必然经历某种有损“真实”的生成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以谈话的方式进行的绝对隐私话题，被现代媒体(受政治和意识形态操控的机构)利用，一个貌似‘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转型的民主化过程，实质上却是生活世界逐渐被体系殖民化的过程，因为私人的隐私，已经被当作一种商品和卖点，在引导一种消费，在重新制造一种‘生活’假相” [7] 。因此，《妇女闲聊录》不能等同于林白与木珍的原始对话，而应该视为文化消费的一个环节。当《妇女闲聊录》被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进行生产与加工时，它就不免受到某些意识形态的规训和消费市场的影响，以期获得合法性和正向的市场反馈。既然如此，“口述实录体”的真实性是否真如其所宣扬得那样值得信赖，也就值得商榷了。

此外，《妇女闲聊录》既然是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就还需进一步审视“口述实录体”对于作品的文学性可能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妇女闲聊录》甫一问世，即有论者对其充满先锋意味的叙事架构提出批评，认为其在结构上“过于碎片化、零散化，忽略了艺术概括的艺术性和完整性”，而不加修饰的记录则“模糊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雷达语)。值得一提的是，小说要成书并得以出版，不免要考虑文本的可读性和某些既有的规范与秩序。尽管将作品命名为“闲聊录”，林白最终还是做了一定的“妥协”，她试图将不同谈话内容进行分类，归纳为五卷，并给每一段对话内容都加上小标题。然而，形式的分类毕竟无法取代文本的内在逻辑，如果我们细细推敲就会发现，无论五卷的编排，还是各个故事之间的串联，都很难找到明确的逻辑主线。至于小标题的拟写，除却直白，实在也乏善可陈。换言之，从这样的叙事架构中，我们很难看到作者本身的艺术创造。“闲聊”之“闲”在保证“真实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发散、冗杂、散乱，而这都是文学作品的避之唯恐不及的致命缺陷。文学作品毕竟是艺术加工的产物，纯粹的记录意味着作家主体性的取消，也意味着作品文学性的缺失。文体实验当然值得鼓励，但文学史的走向同样表明，任何一种先锋的思潮一旦无视文学内在的艺术审美特质，而仅仅在外部形式上标新立异，其结局往往是“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形式的先锋可以引领某一时期的文化风潮，但它终究难以成为时代主潮，也难以构成一种稳定的审美范式，更不足以成为一种恒常的艺术准则来指导创作。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追求文本形式的原生态之外，林白还试图通过保留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的方式确保语言的“原汁原味”，甚至不惜牺牲文学语言必须文从字顺的基本准则。相较于传统的文学作品，《妇女闲聊录》的语言显得颇为粗粝、浅白，甚至在表述上存在多处语病。这种作家有意为之的方言写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赋予了作品别样的艺术风貌。然而，方言写作不意味着文学审美要求的退位，相反地，它对作家的语言和文化功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8] 。惟其如此，作家才能对生活中的原生状态的方言进行提炼、增删、改造，达到“文字是庙堂的, 声音是民间的”审美目的 [4] 。令人遗憾的是，林白显然不具备这些能力。粗粝的语言固然是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但它同样意味着阅读障碍的增加。由于缺乏对陌生方言及其文化背景的了解，林白在“转写”是显得颇为吃力尽管作家努力采取各种补救办法，或用同音字代替，或以普通话加以标注，但却都没能很好地消除文本的阅读障碍，反而使得行文更加赘余、冗杂、拖沓。此外，为了“真实”而保留的大篇幅的粗话，也不免大煞风景，使得小说的文学性大打折扣。

5. 结语

《妇女闲聊录》是林白的一次“最胆大包天的尝试”(封面标语)，它开创了“口述实录”这一全新的小说文体形式，它呈现了木珍这一迥然有别于传统想象的农妇女形象。此外，它颠覆了传统的小说叙事秩序，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颠覆固有的文本秩序的同时，也用一系列看似杂乱无章的故事碎片建构着另一种富有现场性和生命意味的“完整性”，并由此重建了一个颠覆了传统想象与文化思维定式的底层世界，为底层的自我表述及其真实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尽管小说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结构松散拖沓、语言粗糙等缺陷，但对于女性写作和底层写作的转型以及当今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而言仍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妇女闲聊录》或许无法作为一种可以模仿和传承的经验供后人因袭，但作为一种尝试和实验，它确实不失为一次可贵的探索。

文章引用

陈浩天. 表述的新可能：论林白《妇女闲聊录》的底层叙事
The New Possibility of Expression: On the Underlying Narrative of Lin Bai’s “Women’s Chat Record”[J]. 国学, 2023, 11(03): 203-209.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303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