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7月30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0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30日

摘要

19世纪的德意志在经济上落后于同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只有黑格尔的哲学处于当时世界的最前线。黑格尔认为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作为“绝对精神”代表的普鲁士是解决德国问题的秘方。而马克思根据自己对德国现实的观察，批判性继承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提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实现了国家观上的重大突破，也为他今后发现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准备与理论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黑格尔，市民社会，政治国家

“German Problem”: Differences between Hegel and Marx

Xinxing Tang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Received: Jul. 30^th, 2023; accepted: Aug. 20^th, 2023; published: Aug. 30^th, 2023

ABSTRACT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Germany lagged behind other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erms of its economy and was politically fragmented. However, Hegel’s philosophy wa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at that time. Hegel believed that the political state determined civil society, and Prussia, representing the “absolute spirit”, held the key to solving the German Problem. On the other hand, Marx, based on his observations of the German reality, critically inherited Hegel’s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He proposed that civil society determines the political state, achieving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his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This also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his future discove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th in terms of intellectual preparatio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Keywords:Marx, Hegel, Civil Society, The Political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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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式问题”的历史背景及提出

如果要认真的讨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眼中所观察到的“德国式问题”，那么首先应该从法国开始分析。18世纪的法国并不太平，经济上，法国经济由于通货膨胀而日益恶化，教廷征收的什一税，国内关卡林立，王室的铺张浪费，由于战争导致的国库空虚和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无一不在折磨着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思想上，从康德开始，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开始思考理性，启蒙思想席卷整个欧美大陆，对专制王朝的愤恨突破了君权神授的神话。阶级上，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波旁王朝划分的三种等级明显已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在18世纪末，法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和社会不满情绪，封建主义的体制和旧有的特权制度严重限制了广大人民的发展和权益。路易十六的不作为和挥霍无度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而路易十六解散议会的企图成为压垮巴黎人民的最后一根稻草，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从一个封建的君主制国家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时髦”的由资产阶级掌权的共和制国家。

在此期间，德国作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与英法等国形成鲜明对比。经济上，传统的封建经济仍然是德国的主流经济，尽管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没有主导影响。政治上，德国作为一个邦联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表现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实体。但对于国内而言，邦国林立，各个邦国都有独立的政治权利。文化上，马丁路德金的宗教改革将人们的思想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有直接联系的观念，并将注意力引向人类本身，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从康德等哲学家开始，德国古典哲学开始展露锋芒。结果，尽管德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并不出色，但它在思想和哲学方面却成为一颗闪亮的新星，影响了整个欧洲。

就19世纪这个时间节点而言，德国在政治经济领域远远落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德意志仍然处于封建社会。但在哲学领域，德国保持现代的水平，从康德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一脉相承的德国古典哲学处于欧洲哲学的顶峰。由此，时代错乱的产物——“德国式问题”被提出，即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言：“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 [1] 1843年德国的现状还不如1789年的法国，德国的现状是英法的历史。

2. 黑格尔：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黑格尔作为著名德国哲学家，其思想对于理解人类认识和精神发展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黑格尔的哲学出发点是意识或精神，他认为人的本质是抽象的自我意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意识是先验的、绝对的，这意味着意识在人的思维和认识活动中起着根本的作用。 [2] 他认为客体世界只是意识自我否定的结果，即意识通过认识客体世界来实现自身的外化和对象化。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客体世界只是人的对象世界，而人通过主动的认识过程来理解和塑造客体世界。这种对客体世界的认识是人的意识的外化和演化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与客观世界达成了一种和解。然而，黑格尔在思想中也强调了绝对精神的概念。他认为，为了达到绝对精神，人需要超越对客体世界的简单认识，要将物的世界再次扬弃、再次外化。这意味着人必须通过持续的哲学探索和意识的发展，逐渐达到对世界的全面理解和超越。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指向了人在认识过程中的最高境界。通过不断的思辨和探索，人可以超越有限的个人意识，与世界达成更深层次、更全面的和解。绝对精神代表着对真理、道德和价值的综合追求，以及人类文化和历史的递进发展。

面对时代的错乱，即“德国式问题”，黑格尔认为德国无法从经济政治领域追赶西方其他国家，他寄希望于普鲁士君主专制。黑格尔提倡用政治国家结束市民社会四分五裂的状态。他认为德国没有在完全意义上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德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现代问题是分裂，也就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他认为这种分裂是由于“公人”和“私人”角色的分裂导致的。“公人”是指把人与人联系到一起的政治纽带，而“私人”则主要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和经济关系，这两种关系本来应该从属于同一个人。但是，在现代的德国，二者割裂了，这也就导致人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成为了一个类存在物。黑格尔认为理性决定非理性，即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在德国现实中，这个“绝对精神”的现实表达就是普鲁士王国。黑格尔用自己的哲学理论来论证普鲁士是绝对精神的代表，希望能借此将德国带向现代化，带向繁荣的未来。

3. 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

柏林大学的马克思追逐着黑格尔的理论，直到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担任主编时，他发现了黑格尔理论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悖论。在倡导黑格尔哲学的德意志，普鲁士作为理性的代表，遵循着法的原则，但当法律遇到利益，也就是非理性原则时，理性却向非理性做出了让步，利益给法颁布法，马克思开始疑惑：“难道不法可以制定法吗？”由此，马克思开始怀疑普遍理性的“真理”，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也由此展开。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发现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裂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也发现了黑格尔在相关论述上的重大错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一本以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为核心的马克思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于家庭、市民社会以及政治国家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分析。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所颠倒，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所以，应该从市民社会，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去找寻解决国家分裂的方法。市民社会注重经济关系，也就是一个注重物质利益的社会，从经济关系找寻社会解放和人类命运的秘密，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开始与黑格尔告别，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

有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方向后，马克思着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发现经济学的批判与哲学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批判，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在他们的经济理论背后都隐藏着哲学的影子，资本家剥削工人获得剩余价值，意识形态领域黑格尔哲学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无论是经济的批判还是哲学的批判，都属于资本的批判，二者是一种共谋的关系。对于德国来说，经济的批判就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就是以黑格尔为首的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双重的批判使得马克思的批判拥有了最独特的特质。

在“公人”与“私人”问题的统一上，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能让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公人”与“私人”角色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的异化。“异化，主要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人作为有自我意识和能动性的主体亲手创造出来的力量，外在于人，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疏远或隔阂，甚至转过来支配人、奴役人。” [3] 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同自己劳动相异化、同类本质相异化，解决这种异化的方式就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也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人在进行劳动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显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达成的，这就要求我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在这种条件下，人才能成为“现实的人”。而在实现人与共同体和解的途径的问题中，马克思认为应当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来实现。在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中，阶级被打破，劳动成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自由与个性能够得到最大的发展。

由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国外也有人认为马克思把万事万物都归结于市民社会，也就是经济基础上，认为它只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还原论的一种。事实上，马克思着重的是其中物质因素的作用，只是通过经济现象表现出来，“一切现象都是经济现象”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强调的只是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并不认为经济是唯一的影响因素，没有把一切的现象还原为经济。同样的，在阶级方面，马克思着重批判的是社会阶级而非经济阶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能动的关系，而非单一死板的关系。总之，马克思讨论市民社会，讨论经济，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找其背后的物质动因，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

4. “德国式问题”的解决差异

德国的现状是英法的历史，对于如何解决“德国式问题”，修正时代的错乱，马克思和黑格尔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黑格尔的观点是建立在他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基础上的，企图通过论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来解决德国社会即将面临的分裂问题。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体追求私利的领域，而国家则是具有普遍意义和公共利益的领域。然而，黑格尔没有深入探讨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如何影响国家形成和发展。这导致他将市民社会仅仅看作是连接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中介，忽视了市民社会内部自身的矛盾和问题，在国家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陷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黑格尔通过分析作为既具公共属性又是独立个体的人在这两个属性之间发生的分裂，进而超前性的提出德国即将面临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问题，这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不可谓不是一项伟大发现。并且，他的思想奠定了对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探讨的基础，并且引发了后来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进行继承和批判的思考。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进行了批评与继承。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国家观忽视了经济基础对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他认为政治国家的出现是受到特定经济形态的制约，并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用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法哲学，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国家是经济阶级统治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他接受和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了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由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而政治国家则是为了维护和管理特定的经济利益而存在的工具。他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市民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认为这些矛盾和斗争是驱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

总体而言，马克思的这些理论突破了黑格尔的观点，并为他今后的唯物史观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基础。在唯物史观中，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推动了对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支撑。

文章引用

唐新星. “德国式问题”：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差别
“German Problem”: Differences between Hegel and Marx[J]. 哲学进展, 2023, 12(09): 1707-171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928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