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4年4月13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3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13日

摘要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生动运用，承载着马克思指向社会变革的历史观，重点不在于对拿破仑三世称帝的解释与还原，而在于“改造世界”的向度，即在当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如何实现现有社会的变革。马克思通过对特定历史事件以及所涉相关主体的剖析，揭示出隐藏在复杂的政治乱象背后的是多重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相互博弈，由此明确波拿巴成功复辟与政治形象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联性，进而指明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革命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人权中，而应当立足于人的高度深入到社会变革当中去。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和思考，更是为实现人类解放提供的一种科学的路径和整体性的视野。

关键词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社会变革，历史唯物主义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ought in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hengxi Wang

Marxism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Apr. 13^th, 2024; accepted: May 3^rd, 2024; published: May 13^th, 2024

ABSTRACT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s a vivid application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carrying Marx’s historical view of social change. In this text, the focus of Marx’s concern is not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Bonaparte’s claim to the throne, but on the dimension of “transforming the world”, that is, how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isting society in the curr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and related subjects, Marx revealed that behind the complex political chaos was the mutual game of material interests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which indic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onaparte’s successful restoration and political image and material interests, and then making it clear that the revolution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hole mankind could not stay in the abstract human rights bu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height of human beings and go deeper into the social change. In this sen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ot only the grasp and thinking of the objectiv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 scientific path and holistic vis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Keywords:Marx,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Social Revolu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就其理论意义而言是马克思阐发其唯物史观的经典文本，马克思试图向读者鲜明地呈现出如何在具体历史事件中去把握历史。恩格斯也在序言中就明确指出“这就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1] (p. 3)，认为文本中所体现的历史思想是“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钥匙” [1] (p. 7)，由此可见马克思这本看起来偏向于对史实进行记叙的著作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这本著作的独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其一，《雾月十八日》不同于纯粹阐述哲学原理的著作，是作为时事评论而发表的，体现了马克思对于当时法国局势的认识和把握。这也就意味着，《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运用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科学地分析历史事件的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具体呈现。其二，就文章形成背景来看，《雾月十八日》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与《伦敦笔记》是同时期进行，因而《伦敦笔记》所关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该文本同样产生着深刻影响。与其说《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的政治梳理，不如说是马克思基于经济学的基本语境下进行的历史分析。也正是由于马克思这一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使得他从《德法年鉴》时期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法理批判开始转向更加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诉诸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分化”的政治解放道路转向在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历史基础上寻找全人类解放的道路。

但在过往对《雾月十八日》的研究中，却呈现出与其独特价值不相符的研究现状。一方面，由于《雾月十八日》不涉及纯粹哲学概念上的辨析，因此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更多关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此类直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对《雾月十八日》的研究多体现为对部分引文的解读；另一方面，就历史唯物主义与《雾月十八日》的相关性而言，《雾月十八日》呈现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一定的叛逆性，文中马克思花费大量的笔墨分析各类政党以及国家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因此部分研究重视《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的政党学说或国家学说，将其看作政论文章而忽视其中包含的历史主题，但是对国家的剖析不能仅仅立足于纯粹政治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是《雾月十八日》真正的解码器。事实上，《雾月十八日》的根本任务在于，它需要回答历史的倒退是否造成了对《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朝着前进的方向不断进步的历史的某种挑战？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力是否会大打折扣？马克思撰写历史更重要的是要指向革命，“这部作品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深刻地剖析了1848年革命，分析了这场革命会在全欧洲革命情绪高涨之时失败的原因” [2] 。正因如此，《雾月十八日》仍然是一部有待挖掘的学术著作，鉴于此，重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回顾《雾月十八日》，一方面有助于生动再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真正发挥作用，以具体历史情势中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互动性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并揭示出波拿巴复辟与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复杂关系的关联性，以此回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挑战。另一方面，《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彰显出一条不同于政治解放的道路，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表明革命应当是指向“现实的人”的社会革命，对政党和国家的剖析是为了进一步揭示出其背后的物质基础的客观决定性作用。

2. 根源于物质利益对立的法国政治乱象

《雾月十八日》回溯法国1848年至1851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窃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为主线去反思“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1] (p. 14)。这一时期，法国政局跌宕起伏，各个派别粉墨登场，出现了一系列单从政治层面看来偶然无序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乱象：行政权与立法权的争夺，山岳党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间的疏离，秩序党内部的分裂，小资产阶级竟与工人阶级联合成为社会民主派与资产阶级对抗，以及最终波拿巴以“烧酒”和“香肠”轻松攫取了政权等等。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从诞生到覆灭整个历史过程都充满了政治的虚幻性，不同阶级都以各自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在虚幻的“博爱”和“自由”的口号下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波拿巴正是在此种局势下，联合流氓无产阶级和小农阶级这群基数庞大但却无法在政治生活中寻找到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人，轻而易举地扫除议会，镇压起义，并通过虚有其表的选举合法化其统治地位。从各阶级的政治角色上看，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这种种似乎是令人惊异且无法理解的，但马克思认为正是法国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1] (p. 3)，革命的失败是整个历史进程所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因而马克思在这里追问的是为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最后会以如此荒诞可笑的形式收场，换言之，这里关切的问题是历史为何会导向一个“假”的社会革命？

历史不是线性的独白，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呈现的不是单一的主体和单一的政治形象，而是一幅多个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图景。从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变，法国政局呈现出各个阶级代表人物走马灯式轮番上台的政治乱象，甚至同一政治主体在政治主张与行为之间也会存在错位。以至于马克思明确表示“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为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党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各种敌对的王室，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 [1] (p. 34)。

出于表象的逻辑，每个阶级的历史角色对应着其在政治斗争中采取的行动。换言之，各个政党的政治主张与其在政治活动中的具体行为是相互印证的，各政党所采取的行为是由自身的政治主张所预设好的，而政治行为作为一种表象是对该阶级的阶级定性在实际行动中的表现。但是在《雾月十八日》中，法国各政党的政治行为与政治主张之间出现了错位甚至是自相矛盾，甚至展现出一副“传统文化符号狂舞、历史的幽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近代政治神话世界” [3] 。这些政治乱象使马克思认识到从政治角色的角度来理解党派间的纷争是不充分的，他试图找出支配当时各政党政治行为的本质驱动，而这一本质驱动就是各党派物质利益的博弈。对于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倘若从政治属性上看，两者同属于保皇主义，只不过支持的王朝不同，但马克思指出二者实际上的分离“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 [1] (p. 38)。因此，“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的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护卫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对立的保皇党人” [1] (p. 39)。

各阶级在政治属性外衣下的所有言语变得华而不实，秩序党打着维护国家政权的旗号公开实行内战，资产阶级只关注“到交易所里去贴现” [1] (p. 7)，巴黎无产阶级沉浸在幻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平友爱的氛围中，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隐藏在政治乱象之下，观念与行为的错位，阶级的伪代表性频繁出现。马克思充分洞察到“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分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1] (p. 38)，一个政党的统一性不在于政治观念上的统一，而在于他们根本物质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制约各政党在政治活动中究竟会采取何种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本阶级利益的维护。

马克思在对波拿巴政变的分析中，将政治问题放置于经济学语境下认识，以物质利益作为主要根据，将法国革命中混乱无序的权力游戏，模糊不清的政治身份有序地安置在这场整体性的政治大戏中，表明各个政治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以及与观念相悖反的选择不过是利益间的纠葛与矛盾。归根结底，小资产阶级即使能够提出以民主的方式改变社会，但是他们不可能会消灭资本，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无法超出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所划定的界限。因而在多重物质利益相互博弈的社会，渴望通过政治解放，不触动物质基础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是不现实的，至多只能形成一个虚假和平的临时政府。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完全偶然的，看起来混乱无序的政治变动背后体现的是对当时政局走势的把握以及对物质利益的维护，马克思试图通过《雾月十八日》提供一种关于破解历史表象把握社会历史发展本质的思考路径。

3. 意识形态在具体历史情势中的能动作用

各政党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之间的错位为波拿巴成功发动政变、窃取政权提供了机会。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不仅表明政治社会的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是所有制的斗争，是各阶级根本物质利益之间的对立，还表明在具体社会现实中，社会意识有其相对独立性，处于具体社会现实中主体的行为和选择不仅受物质利益所支配，同样受情感和观念的影响。不同于各个政党在政治层面上所持的固有观念与立场，波拿巴在政局中“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 [4] ，波拿巴能够成功上台进而实现复辟，恰恰离不开他对意识形态的操弄和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在1848年革命中，波拿巴以一个不断变换自身阶级形象的政治阴谋家的角色游走在各阶级中，他既将自身标榜为立宪派来代表资产阶级，也借用“拿破仑观念”来代表小农阶级，同样还拉拢无产阶级，使其相信波拿巴的胜利可以推翻现有资产阶级共和的统治，在自身政治形象的变换中操纵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对峙，最终达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有利局面。

马克思将波拿巴称为小农阶级的“另一个拿破仑”，小农阶级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 [1] (p. 109)，独特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相互隔离，彼此之间没有形成共同关系，自然也无法形成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无法自己代表自己。小农阶级渴望一个强有力的代言人来维护自身权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小农阶级是资本主义经济所无法包容的。小农经济所依赖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拿破仑时期所固定下来的，但是随着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小农阶级的生存境况逐渐瓦解，他们无法被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吸纳，成为了被体系所排除在外的一个部分，无法在已有的体系中安放自己。而在1848年的法国各阶级中，在小农阶级的既有观念中，标榜自己为新的拿破仑的波拿巴显然更加值得信赖，因为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使小农阶级相信，一个叫波拿巴的人将会带给他们稳定和自由。而波拿巴正是借助小农阶级对拿破仑的迷信和自身的无位置感，骗取了法国社会中人数占比最多的人的支持。

此外，波拿巴能够复辟帝国与其没有任何规定性的阶级形象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流氓无产阶级体现了波拿巴的本色，流氓无产阶级是一个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具有自身特定利益诉求的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是那些“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 [1] (p. 38)，他们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具有投机性、欺骗性和暴力性，其“核心特征是寄生性” [5] ，因而他们极易被波拿巴收买，并且波拿巴更加擅长使用下流手段，随时变换自身政治形象、没有固定的阶级利益束缚的这些特点与流氓无产阶级十分契合，两者具有同构性。正是波拿巴这种不属于特定政治阶级形象束缚之外的角色，更加能够突破出各个阶级抽象的政治形象的束缚，与一系列鲜活的人的物质利益诉求相契合。波拿巴为自己建立起“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式的恩人” [1] (p. 119)的政治形象，并以此超脱出受固定物质利益和根本诉求约束的阶级和政党之外，将各阶级玩弄在股掌之间，挑起矛盾，勒索贿赂，借用能指与所指之间松动的任意性，逐步增加自身的权利，最终夺取政权。

而使波拿巴能够借用流氓无产阶级的阶级形象获得最终胜利的深层原因在于，波拿巴的流氓无产阶级形象与资本的流氓性相契合。资本创造出了市民社会，在这样一个资本不断追求增殖的市民社会中，利益可以赎买，价值的普遍性也随之逐渐消退。波拿巴对各政党的胜利意味着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政治斗争是在前资本时代为各政党所特别关注的存在，在经济利益占据主导的市民社会中，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超越了一切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则所规范的底线。波拿巴背后体现的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因此波拿巴政权从历史的必然性上讲，担负着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推动法国走向彻底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认为波拿巴政权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完成，波拿巴帝国的历史任务是充分发展资本主义，进一步加剧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崩溃，将原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的小农阶级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来，进而实现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由此，波拿巴政变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内在环节，波拿巴成功复辟并不构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叛，相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应有之义。

4. 指向社会变革的历史观

在波拿巴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国家成为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 [6] (p. 152)、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之间频频出现错位，这些都是市民社会的特质的表现，即市民社会的重心不再是政治权力的斗争，而是其背后物质利益的斗争。资本的无价值立场使得物质利益超越一切原则，成为斗争的核心焦点，由此，在市民社会中，人成为被资本裹挟的存在物。在此种情况之下，从国家体制层面提出的公平友爱仅仅只是观念上的追求，政治革命所实现的国家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想象的、虚幻的共同体，是对市民社会中原子化的、抽象的个体的解放，所获得的人权只是一种抽象的人权。在打破这一迷雾之后，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指出革命需要立足人的高度实现真正的社会化的革命。“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7] ，革命需要经由这一失败的过程才能认清政治层面共同体的虚幻性，进而才能真正将从抽象的公民重新复归到现实的个人，并立足于“这一更具整全性的社会” [8] 进行指向整全社会的革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在《雾月十八日》的开篇，马克思就指明革命不能一味地用过往的历史传统来推进当代的历史任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19世纪法国革命的这种固执地为自己的革命披上历史传统英雄的外衣的行为，是没有认识到真实意义上的历史在其特定历史情境之外总是“缺席”的，不断召回的是观念上的历史，是对原初历史的文本化再现。历史总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当下的有限的“在场”，历史虽然会出现反复的情境，但并不可能是对历史事件原原本本的再现。由于真实的、实在的历史无法再重复出场，符号应运而生，观念的历史由此展开。因此革命进程中所借用的“语言”是承继下来的观念的历史，是丧失了实质性内容的幽灵，只有文本化的历史观念真正表征当下的社会现实，“政治观念必须回归历史的现实与现实的历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存在论的前提的规范性的基础” [9] ，才是推进历史发展的有益实践，需要警惕只是对旧革命时期英雄的单纯重述，召回历史是为了指向新的变革，正如“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1] (p. 11)。

指向社会革命的历史观要求革命应当立足于“现实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 [10] ，因此历史主体不能只是抽象的存在，而应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真实存在的个体。革命所带来的解放是对“现实的人”的解放，因而革命不能离开对社会的根本变革，而只在上层建筑中寻找能够进行公平分配的政策方案。事实上，波拿巴的成功复辟正是表明建基于市民社会之上的政治解放，本质上无法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市民社会的原则使得各阶级更关注于手中的钱袋，胆怯于社会变革带来的不确定的利益风险，基于抽象的个人的政治革命“解放出来的是关注于现实物质利益的现实的个人” [5] ，革命的最终归宿只能是回到对利益的狂热追求中去。“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1] (p. 12)。革命不是为了使国家机器成为各政党、各派别轮流坐庄时“胜利者的主要战果” [6] (p. 192)，进而带来弥散在社会中远离现实情况的虚假权利，而是要切实改善社会现实中，具体的真实存在着的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况，打破束缚着“现实的人”生存和发展的障碍和枷锁。

指向社会革命的历史观表明革命应当是指向未来的革命，这也就意味着建基于市民社会这一社会基础之上的政治层面的变革与解放是不彻底的，对整全化的社会进行革命是对作为政治社会前提的物质基础以及国家机器的彻底革命。因此，无产阶级不能仅仅停滞于自上而下的政治解放，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社会变革建立起一个新社会，实现人类解放。而在真正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之前，革命自然会需要经历失败，无产阶级需要在历史悲喜剧中不断明晰自身的阶级定位和历史使命，破除了对共和国形式的迷信，获得革命真正的内容，认识到开拓新世界的革命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形式。当革命经历了痛苦、退缩后，当历史主体认识到政治辞藻之下真实进行的是物质利益的矛盾斗争时，指向未来的社会革命才会真正发生。此时的带来的将不再是政治表象上抽象的自由、平等与博爱，而是“在已获得解放了的市民社会之上实现一种真正的社会化的革命” [5] ，实现全面且彻底性的对“现实的人”的解放。

5. 结语

《雾月十八日》的写作任务绝不只是简单地梳理波拿巴作为一个“小丑”何以能窃取法国革命的果实，马克思不是为了解释说明历史而撰写历史，而是为了构建起指向未来的社会变革的真正内涵而撰写历史。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祛除了政治角色以及历史观念的幽灵，表明历史的进步性和合法性是建立在对所处时代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利益的充分认识和能动把握上。《雾月十八日》展现了从传统封建主义逻辑中强调权力高于一切到市民社会中经济占据主导的转向，表明资本的到来使得仅仅依靠政治革命无法再完整地实现人的解放。市民社会下的革命应当要更加激进，更加彻底，要指向的是全人类的根本解放。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给历史寻找客观规律，而是要在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中发现革命可能产生的那个契机。

《雾月十八日》中所论及的相关问题在如今社会中仍然有共通之处：最终支持波拿巴上台最主要的原因是各政党都在渴望着秩序的回归，决定当时法国革命的小农阶级尤其如此。小农阶级背后的生存状况正在瓦解，缺乏能够代表自己的历史代言人，这使得他们迫切希望在一个统一的秩序中安放自己。这种在社会整体没有位置的缺失感使得小农阶级陷入到社会整合的危机中，进而被波拿巴利用成为社会革命的反动力量。这种从秩序之链中脱嵌出来的无意义感和不安感同样也是现代性所要面临的问题，现今的人们同样需要思考和回答如何在一个秩序之链逐渐瓦解的时代安置自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马克思对于法国革命的剖析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此外，资本的流氓性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依然要求着自身的不断增值，且呈现出极强的灵活性，因而，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各类新变化同样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综上，《雾月十八日》作为体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活的历史”，它穿透历史事件中纷繁复杂的表象，展现了经济架构对于历史事件的本质作用，既体现了马克思对于所处时代的历史洞见，对于当今时代仍然也有理论价值和解释空间。

文章引用

王呈西.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ought in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J]. 哲学进展, 2024, 13(05): 810-816.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512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