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cram schooling is not only a unique educational issue, but also a social reality deserving closer examination. Most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demand side of cram schooling, the supply side, however, has not ye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of this, in this study I display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pattern of cram schools in Taiwan. Further, crams schools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are contrasted; traditional/old crams schools and advanced/new cram schools are also compared via their backgrounds, teachers and students, curriculum, promotion strategies, and involvements among communities.

Keywords:Cram School, Ecological Analysis, Urban-Rural Differenc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台湾补习班的发展模式与城乡差异

刘正

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台湾 台中

收稿日期：2018年10月23日；录用日期：2018年11月6日；发布日期：2018年11月13日

摘 要

在讨论台湾的教育相关议题时，绝对有必要讨论台湾的补习现象。补习不仅突显了正规教育的问题、影响着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它本身更已成为一重要而独特的社会现象。过去多数研究仅就补习的需求面进行分析，包括整理参与补习的各种因素、估算补习的成效及其产生的影响等，但对补习的供给面，也就是补习机构的发展、经营与运作等，着墨实在不多。因此，本研究先整理了补习班在台湾发展的重要阶段、模式与特征，再经长时间的访查，对相关资料进行区位分析，除对照台湾补习班在城乡之间的异同，也比较在不同时期成立的补习班，其经营方式的区别。相信能补充过去的研究缺口，也为未来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讨论基础。

关键词 :补习班，区位分析，城乡差异，教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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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参与补习是大多数台湾民众共同的生活经验。无论是学生为加强学科成绩或才艺专长以取得较佳的升学机会，在学校课程结束后前往补习班；亦或为了增加就业机会，选择参与专为考试及证照考试开设的补习课程，以求顺利通过考试。补习行为的普及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和社会现象。学者们曾对补习的需求整理出相关因素，包括传统儒家文化、台湾的教育改革、人口结构的变迁、近年来少子化导致教育资源集中而间接增加了补习行为等；也曾估算补习的效果，分析其对学业成就或升学结果产生的影响 [1] - [6] 。

然而，补习教育机构虽已成为正规的各级学校之外、深具影响力的学习场域，但遗憾的是，社会大众、参与补习的学生及其家长们、教育主管单位以及学界的学者们，对于补习班的经营、发展和运作、其教职员的来源与资格、学生的来源和流动性等问题，仍没有太多的了解；对于补教现场的观察与研究，在学界亦甚为罕见 [7] [8] [9] 。因此，本研究将先针对台湾补习班的发展历程，整理出重要法案、相关制度以及关键的事件与时点，以说明其发展模式与缘由；再经由对补习班与业者进行实地访查，以区位分析的方式归纳出台湾补习班运作的一般模式与城乡差异。相信能累积相关的研究成果，为未来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讨论基础。

2. 补习班的发展模式

如前所述，补习不仅突显了正规教育的问题、影响着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它本身更已成为一重要而独特的社会现象。过去多数研究仅就补习的需求面、补习成效、以及补习造成的各种影响等面向来讨论，但对补习的供给面，也就是补习班本身的研究，着墨实在不多。学者曾将补习班的变迁与发展，依重要法案的推行区分为国民义务教育实施之前的变迁、补习及进修教育法颁布之后的转型以及教育改革开始之后的发展等三个阶段 [2] ，本文将更细致的依照年代，整理出重要法案与大事记，再就其产生的影响来描绘台湾补习班的发展样貌。

首先是在1944年颁布的“补习教育法”，该法强调的是透过补习与进修，补充民众生活知识提高教育程度、传授实用技艺、培养健全民众、促进社会进步，在当时也产生了许多依附于国中小的进修补校与技艺训练班。只是当时的法案所设定的目标、范畴与内容，与今日台湾补习班的运作模式和目的，早已大不相同。随后各年代的关键事件与影响，请参见表1。

台湾的联考制度从1954年开始、国民义务教育于1968年起实施，竞争型的升学压力都造成了补习的高度需求，也产生了大量的补习人口。当时的补习班多由中、小学教师兼职，以个体户的方式经营，各班人数虽只有数十人，却也因教师们的绩效主义与政府的难以管理，形成了扭曲正常教学、上正课时留一手、鼓吹参与课后补习等恶补的风气。如此的现象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反感，社会舆论无不强烈抨击，政府亦从而开始修改法令，明文禁止。

表1. 台湾补习班的发展

为遏止恶补风气，专为升学的文理补习班从1973年起被禁止申请立案。1976年，政府修订了“补习教育法”，更名为“补习与进修教育法”；再于1978年通过“加强辅导中小学正常教学要点”，对恶性补习进行管理，各小型的、私塾式的、由各级学校教师经营的补习班，都受到查缉与处罚。然而，因各类补习的需求未曾减少，现有补习班随即更投入资本与设备，增加招生人数，扩大规模，逐渐转型为大型补习班；又因交通方便、地缘因素与群聚效应而集中化，形成南昌街和南阳街两条补习街。这种大型化、集中化的补习班的经营模式，在各都会区也愈发普遍。

1980年代之后，儿童美语补习班出现、之前对文理升学补习班立案的禁令重新打开、加上为应付公职人员考试的高普考类补习班的开始设立，台湾的补习班从此蓬勃发展：招生对象是向下蔓延到学龄前儿童，向上延伸到准备就业的成人；内容是五花八门、日益多元化；经营方式也开始有了更商业化的加盟与连锁经营。

1990年代起，教育改革的浪潮袭来，升学方式开始有申请入学、推荐甄试、考试分发、原校直升等多元管道，选择重考的学生数量锐减，专门招收国四、高四重考生的补习班受到严重冲击。然而，也因多元入学强调的适才适性，在执行上却造成量化各种才艺能力的扭曲发展，使补习科目不再仅侧重于传统的英数理化，所谓的“全科补习”竟渐成为学生心目中的首选；国文作文、书法、美术、音乐、体能、技艺类别的补习课程大量增加；专为协助考生修改、甚至撰写基本数据，美姿美仪、谈吐回答、时事猜题的模拟面试等，也都成为补习班大力促销的热门项目。

在2000年前后，由于台湾的人口变迁与少子化，以及80年代末期开始的高教大幅扩张，造成大学录取率的不断上升，甚至达到绝大多数的高中毕业生都能上大学的惊人情况。该时期的升大学重考班、升四技、二专等补习班的招生，都受到明显的影响。2002年起，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开始授权地方政府承办管理短期补习教育相关业务，政府仅作政策性的宣示。自此，各类补习班的数量更是快速成长。除了传统的文理补习班之外，由于政府鼓励技职体系的学生取得专业证照，以助其增加求职竞争力，加上证照制度的逐渐落实，多项行业(如珠宝鉴定、计算机操作等技艺类别)须拥有专业证照才能执业，因此成为技艺类补习班转型的重点项目；商业、语文以及计算机补习班，也开始大量增加。另外，拜科技成长之赐，补教业者开始将实体补习班转型为在线补习，学生透过网络视频就能补习上课，这种便利性更提高了大众的补习意愿，国、高中升学、大学转学、插班考试、研究所、公职、执照证照、语文能力测验等项目，都常见此等在线补习课程。

各项教育改革的政策对各级教育的影响皆甚为巨大。然而，台湾民众们许多教改措施的推行是存疑的，对诸多准备不周即匆匆上路的“政策方案”，更时有抱怨与嘲讽，也因而转向补习班求助，寻求各类解决方式与应考秘籍，甚或开始视补习为重要的教育投资。根据最新的资料 [10] ，在2018年，全台湾已有一万七千余家的立案补习班。当然，在补习班如此蓬勃发展，数量跳跃成长的同时，学界与家长们仍有许多忧心：补习将形成进一步的教育不平等、补习扼杀学童的创造力、降低其自主学习的能力、过早送孩子进补习班更可能造成揠苗助长等负面的影响。另外，补习班在管理上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浮现：补习班是否经正式立案、环境是否经过安全检验、教师是否具有教师资格、教材是否具有版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明确的规范等，都需要仔细考虑。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拟修订新的“补习与进修教育法”，首先即要求补习班在2018年1月1日前就完成立案。至于补习班的经营状况如何透明化，以保障消费者与学生权益的问题，也要求经由补教业品保协会开始提供履约保证。

上述说明概要的铺陈了台湾补习班的发展过程，也整理了各年期的重要法案、相关规定、关键事件与重要影响等，希望能提供读者们基本的图像，理解台湾补习班发展的因缘际会。时至今日，在台湾立案的补习班纵有不同的成立目的、规模、属性与类型，但其发展的历程却也同时代表着台湾的教育法规、社会环境、经济能力，乃至于人口结构的巨大变迁。以下我们再对补习班的经营方式、据点选择以及城乡差异等，进行对照分析。

3. 补习班的区位分析与城乡差异

要对台湾补习班的发展与城乡差异进行比较，以组织生态理论为基础的区位分析，是很适合的选择。Hannan和Carroll曾引用了生态学与组织人口统计学的观点，融合环境、资源、制度的因素，以数理模型解释组织发展的生存动态，对组织群体的创生、死亡、密度、正当性与竞争等问题，提出了多个命题，受到学界的高度引用 [11] 。他们以生态学及人口学的图像来说明造成组织群体出现、成长与衰落的控制过程与动态机制，应可作为研究台湾补习班群体相当好的范式。

经长期的资料搜集与对业者的深入访谈，我们发现台湾的补习业在都市与乡村地区，其经营型态、组织结构、区位与密度、开设的课程，师资与学生来源，以及与地方社区的连结程度，都有所不同；经营多年的传统补习班与近年来新兴的补习班也显现其间的高度差异。我们或可化约成截然不同的两种模式来进行对照说明。

3.1. 补习班的城乡差异

首先，城乡补习班之间在经营与功能上有明显的差异。都市中的补习班多为合股经营的形式，有较充裕的资金，因此在师资、管理人数、教学设备等方面更为完善，招生人数众多。都市以规模庞大的大型补习班为主，并且出现加盟式或集团式的经营方式，同一个老板、同一个集团，在台湾各地开设分班，再针对不同的需求，比如考证照、考高中、考大学、语言学习、才艺等多角化发展，开设课程较为广泛，开课密集程度高，尽可能充分使用空间，没有上课的教室甚至会出租给其他业者，做为各式说明会场地等用途。而乡镇的补习班常见为夫妻档合开或是家庭经营的个体户，规模小、师资人数少也较为固定，招生人数较少，教学设备不若都市补习班完善。另一方面，乡镇补习班的经营较为单一，例如专办升学辅导的补习班就不会开设证照考试或是语言学习的课程，开课密集程度低，没有上课的场地通常也不会另做他用。

补习班在城乡之间的分布样貌上也有所不同，这符合Hannan和Carroll的组织生态理论 [11] 。都市补习班的分布位置明显群聚于交通辐骤之地、造成该区域的高密度发展。以台北市为例，台北市面积721.8平方公里，人口约267.4万人，人口密度9831.1人/平方公里，为台湾人口密度最高的行政区，产业结构以二、三级产业为主，农业人口比例近三十年来均不及1%，为都市化程度极高之都市。台北市著名的补习街，即南阳街，因邻近台北车站，交通易达性高，又是大台北地区的重要转承结点，学生放学经过台北车站便可顺道去补习，因此形成补习班聚集的现象(参见下图1)。这是资源共享的结果，设置于此的补习班分享着该地的区位优势。

图1. 都市(台北市南阳街周边)的补习班分布

至于都市化程度较低的乡村地区，以苗栗县铜锣乡为例，铜锣乡面积78平方公里，人口约1.8万人，人口密度为230.8人/平方公里，二、三级从业人口比例偏低，农业人口仍占40%~50%，在城乡分类上属于乡村。乡村地区补习班数量较少，我们另发现它们在分布上有着明显的地段区隔：补习班之间通常相隔一定距离(参见图2)。这其实是为了减少竞争、维持关系。乡村是讲人情的地方，举例来说，如果在某地段开了家杂货店，附近就不会有人再开一家类似的杂货店，否则便会被认为是刻意破坏街坊邻居的友好关系。从我们的访谈纪录中也得到了印证：在乡镇间，补习班业者们彼此之间的确会隐约地做好市场的区域分配。

图2. 乡村(苗栗县铜锣乡)的补习班分布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年城镇地区的补习班经常集中开设在中小学附近(参见下图3)。以台南市麻豆区为例，麻豆区面积54平方公里，人口约4.4万人，人口密度为814人/平方公里，产业结构以二、三级产业为主，农业从业人口在10%以下，城乡分类上属于城镇。若针对这些补习班的教学内容来看，种类非常多元，也有相当比例包括了具有照顾学童性质的安亲班。这些补习班让学童放学后直接到补习班的教室做作业，还提供点心。至于补习班的老师则负责检阅作业、回答问题，较少提供正式的教学课程。

图3. 城镇(台南市麻豆区)的补习班分布

3.2. 传统与新兴的补习班的对照比较

若再就补习班成立的时间长短来区分，也可整理出许多明显的不同(参见下表2)：第一，在创办人和师资部分，早期的补习班多由家族成员合力创建；新兴的补习班则是朋友、同学间的合作，也可能是单纯的投资引入。传统的补习班师资较固定，有些即为家族成员，与补习班多保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新兴的补习班师资多经由网络与媒体招聘而得，与补习班之间属单纯的雇佣关系，流动状况也因而频繁得多。

表2. 传统补习班与新兴补习班的比较

第二，在学生来源、课程与教材部分，由于传统的补习班招生对象是单一的，其课程也较为单一，教材的使用包括坊间的各类参考书与补习班教师的自编讲义；新兴的补习班提供的课程与服务种类较多，范围也广，生源因而较为多元但也较易流动，教材则多为针对各类考试的参考书籍。

第三，在顾客，也就是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方面，这两种形式的补习班都各有忠实的拥护者，也各有其优点。传统的补习班有其口碑，教师在某专业已有一定权威性，学生人数众多，也因此有同侪效应；家长们则较为放心，传统的补习班在各种服务项目上多已标准化、制度化，与顾客的契约关系也有书面保证，甚至是律师认证，较不担心这样的补习班会有违约或经营不善，导致其子弟权益受损的情况。新兴的补习班优点就是弹性大，专为顾客或学生量身订做的课程、教学方式、上课时间都能讨论，收费也因其行政开销不若传统补习班来得大而相对低廉，教师群多半年纪较轻也可能因此较有热忱，愿意以因材施教的方式带领学生。

除了从城市与乡村的分布以及传统和新兴的经营方式来对照补习班的各种异同之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各补习班在与社区的连接程度上，也有明显的差别：设在乡镇的补习班，其招收到的学生多半来自当地社区，学生与家长通常会参考当地口耳相传的各家声誉，来选择补习班；补习班也仰赖在邻里间建立良好的名声来招生，因此补习班与在地社区的连结是紧密的。至于都市地区的补习班，由于交通便利，招收得到居住在较远地区甚至是外地的学生，学生来源广泛不限于邻近社区，加上都市地区的补习班多设在密集的商业大楼内，使其与社区的连结相对薄弱；新兴的补习班也可能因进驻当地时间不长，一切都还在起步阶段，尚未与在地社区建立起紧密关系。

补习班依营业据点的都市化程度高低和创建的时间长短，不仅造成与社区连接紧密程度的不同，在与其他产业的连接关系上，也有着相似的情况。我们发现业者开设补习班之前，需事先接触拜访的各行业人士繁多，包括出版业(协助其采购教材、印制与出版讲义)、广告(协助其制作广告)、房产商业中介(协助其取得营业据点)、装潢水电(协助其设计办公室与教室)等。地处乡镇区域的补习班多委托熟识的朋友或该区域附近的业者经手处理；而都市地区的补习班通常则借由公开招标的方式来进行，也因而形成不同的产业连结形式。

4. 结论与讨论

过去与补习相关的研究多数仅就补习的需求面进行分析，包括整理参与补习的各种因素、估算补习的成效及其产生的影响等。本文先依年代，整理出重要法案与大事记，另就其产生的影响来描绘台湾补习班的发展样貌与重要模式；同时，也指出传统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人口与社会的变迁等，都是造成台湾补习班今日如此蓬勃、多元发展的原因。至于补习的供给层面，经相当时日的访谈与搜集数据，我们用区位分析的方式，将都市与乡村的、传统与新兴的补习班，在立足点与功能上的差别、经营形态上的不同以及分布上的差异都做了对照；对各补习班开设的课程、师资与学生的来源区分、与当地社区及其他相关产业的连接等，也都进行了比较分析。相信能提供读者们一基本图像，也能为学界累积相关的研究成果。

台湾今日存有着大量形形色色的补习班，证明了补习早已不是“弥补正规教育之不足”的、附属的影子教育，其与正规教育之间的关系、补习班供需双方面的诸多细节，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详加探究。本文已就补习班的发展历程、模式、以及城乡差异等进行讨论；至于在供给面向中，如补习班的经营方式与成本分析、教师来源与培训方式、教材内容与教学方法、以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等，皆尚待我们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文章引用

刘 正. 台湾补习班的发展模式与城乡差异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Urban-Rural Differences of Cram Schools in Taiwan[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07(11): 1752-175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1126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