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宝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2年7月5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16日；发布日期：2022年7月26日

摘要

本文以《亲爱的》和《海洋深处》为例，指出了儿童拐卖案件中受害者，主要是丢失孩子的父母和找回父母的孩子，两者身份重建的必要性，并从思想宣传、防拐教育、科技打拐和收养渠道四个方面，提出了国家在应对儿童拐卖及身份重建中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关键词

儿童拐卖，身份重建，《亲爱的》，《海洋深处》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ctims in Child Abducting Cases

—Taking Dearest and Deep End of the Ocean as Examples

Qingbao So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Received: Jul. 5^th, 2022; accepted: Jul. 16^th, 2022; published: Jul. 26^th, 2022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ing Dearest and Deep End of the Ocean as examples,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the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f child abduction cases for the victims, parents who have lost their children, and children who have reunited with their parents.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n response to child abduction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should take measures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ideological propaganda, anti-trafficking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ti-trafficking, and the perfection of the adoption channels.

Keywords:Child Abduction,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Dearest, Deep End of the Ocea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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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拐卖题材的中国电影作品，因其艺术地反映了当今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引起了大众的密切关注和热切讨论，比如《亲爱的》(2014)、《失孤》(2015)、《找到你》(2018)等。对于受害者而言，儿童拐卖案件的打击，不仅带来生命难以承受的丧亲之痛，更在于案件发生及破获之后的身份认同危机，因为“社会文化关系好比一盘棋，或者一张巨网，在每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个人必然要与世界、与他人建立认同关系，并遵循文化编码程序，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 [1]。类似《亲爱的》，美国儿童拐卖题材的电影《海洋深处》(Deep End of the Ocean, 1999)，其重点也是探讨案件中受害人的身份危机，所以本文以两部电影为例，来分析儿童拐卖案件中受害者的身份重建。

2. 电影简介

《亲爱的》是2014年陈可辛导演的一部打拐题材的电影，内容是围绕着田鹏失踪而展开的其父亲田文军和养母李红琴等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海洋深处》是1999年美国导演乌鲁·格罗斯巴德(Ulu Grosbard)执导的同类题材电影，讲的是母亲贝斯因3岁儿子的丢失而造成沉重打击，以及时隔9年找到儿子后需要处理的各种家庭新问题。

相较于电影《失孤》将重点放在寻找丢失孩子的过程，《找到你》侧重于描述当今女性在失去孩子后所面临的困境，《亲爱的》和《海洋深处》的重点都是在描述丢失孩子对原生家庭的沉重打击，以及找到孩子后父母和孩子所面临的身份重建的新问题。丢失孩子所带来的浓厚阴影，不仅仅从田文军为代表的丢失孩子父母身上可以看出，在《海洋深处》中更是描述的重点，因为这部电影在开头简洁明快地描述了女主人公贝斯在芝加哥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丢失儿子后，重点就转向了这次事件对其生活的重大破坏。贝斯不仅仅是对摄影工作失去了兴趣，而且和丈夫之间也面临着关系崩溃的边缘，一次次的争吵，一次次的疏远。家人在和贝斯的相处中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母亲善意地为本准备了圣诞节礼物，这也引起了贝斯神经过敏的吵闹和斥责。孩子丢失后一切都变了，昔日幸福的家庭如今行走在风雨飘摇的边缘。

两部电影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田文军找回了儿子田鹏，贝斯丢失的儿子本也鬼使神差地在9年后自己来到了贝斯的家中，最终通过现代科技辅助和警察的帮助，都实现了寻子的成功。但是寻找只是电影的一半，另一半的重点是找到之后的身份重建。作为受害者的丢失孩子的父母和找到父母的孩子，自然需要一个身份重建的过程，而作为养父母自然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亲爱的》中是对养母李红琴的打击，在《海洋深处》中是对养父乔治的重创，因为两者都是不知情者，而犯错的另一方都已经离开了人世，李红琴的丈夫外出打工时因为意外而死，而乔治的妻子因为精神病而自杀，这可以看做是对他们所犯错误的惩罚，那么作为不知情者的李红琴和乔治，他们也面临着一次丢子之痛，此后的人生将要如何度过，也将是他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难题。

但因为养父母的情况相对较为复杂，他们可能是不知情的收养者，也可能是购买者，甚至可能是拐卖者，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受害者，也可能是罪犯，所以本文主要探讨案件中受害者的身份重建，就是丢失孩子的父母和找到父母的孩子，以及国家在打击儿童拐卖和受害者身份重建中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3. 丢失孩子的父母的身份重建

丢失孩子的父母是儿童拐卖中最大的受害者，这在两部电影中也得到了突出体现。《亲爱的》中的田文军，本来是在深圳开着一个网吧，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虽然和鲁晓娟离婚了，但因为可爱的儿子天鹏，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可田鹏的丢失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之后寻找田鹏成为他唯一的生活目标，他无心工作，网吧也经营不下去了，最后被房东收回了房子，他哭喊着让房东保留他的寻人启事，为的就是有一天万一儿子回来后能够找到他，为了这一丝丝的虚无缥缈的希望，他不顾男人尊严地苦苦哀求着，这是电影的动人之处，非亲身经历不能体会其伤其痛。而这也正是他的生活原型彭高峰的生活写照，《亲爱的》中另一原型，同时是彭高峰的患难之交的密友孙海洋说：“当年寻子，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彭高峰当时急得见到我就下跪，别人都以为我们寻子寻得发疯了。”可见在至暗时刻，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身份重建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命题。

《海洋深处》作为同类题材的一部优秀电影，也侧重探索了身份重建的问题，因为贝斯被丢失孩子的痛苦所缠绕，陷入了抑郁的深渊而无心工作，也无法维持家庭的关系，就像田文军一样天崩地陷了。但是慢慢的她走出了丢子的阴霾，重新拿起了摄像机并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虽然不再是鲜花盛开，至少也月光婆娑，不至于跌入至暗的地狱。而就是由于她的工作拯救了她，因为儿子本竟然回来了，与其说这是一个浪漫的设计，不如说颇具有象征的意味，因为没有搬家儿子才能够找到丢失的家，她也利用自己的摄影，拍下了儿子的照片，从而通过指纹的确认锁定了他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丢失的儿子。但是儿子回来后，一系列的家庭问题也随之而来，而这时候找到儿子的贝斯，相比丢失儿子的田文军，却更需要身份重建。

可见受害者父母的身份重建，不仅出现在儿童拐卖之后，也出现在破镜重圆之后，那么为什么要要进行身份重建呢？

首先，从长远来看，只有进行身份重建才能走出至暗时刻，强大自己从而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未来。《亲爱的》中的田文军幸运地找回了儿子，但是他也面临着为儿子的未来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而丢失了工作的他，这就是一个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此考验对于彭高峰和孙海洋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如果失去了生活来源，不用说找儿子的费用，就是儿子的悬赏金，还有儿子生活、读书的费用等，都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很多寻找孩子的家长就哀怨到，自己为了找儿子已经一无所有了。虽然找回了儿子可以从头再来，但是很多是找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从头再来已经是晚了，或者是不可能了。自己可以风餐露宿，但是孩子的发展需要生活基础。所以，丢失孩子后尽快进行身份重建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身份重建并不等同于忘记，而是更好地从理性的长远的角度，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这对于当事人来说情感上可能一时很难接受，但是面对突发的意外，生活还要继续，就如同面对地震、空难、疫情，在直面苦难之后更要勇敢地走下去。此路坎坷有着生命难以承受之重，但是家人、朋友和政府，在其中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海洋深处》中，贝斯的丈夫派特就是如此，他耐心地劝说着贝斯，而且也在芝加哥开了意大利餐厅，这些都为自己的生活和儿子本后来的回归，打好了坚实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其次，从现实层面看，找回孩子后所面临的挑战也需要父母积极地身份重建。在现实案例中，很多找回的孩子，因为已经和收养家庭建立的多年情感联系，而和亲生父母却缺乏这种纽带，就最终选择了收养家庭。在《亲爱的》中，吉刚开始就更倾向于与和李红琴生活，而《海洋深处》的本，更是直接地向父母提出了要回到养父乔治的家中。在实际案例中，孙海洋的儿子孙卓开始也是选择回到了山东阳谷养父母家，而《失孤》中的原型郭刚堂的儿子郭新振，更是明确表示会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还有更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寻找儿子成功后，儿子再也不和亲生父母联系了。这对很多千辛万苦寻找孩子的父母来说，无疑是更为沉重第二次打击，是对自己寻找价值的否定，而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父母无疑更需要身份重建。在找回的孩子的重新选择中，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亲爱的》中，田文军的身份是农民工，而李红琴是农民，两人之间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与纯粹务农的农民相比，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有很明显的提高……与此同时，农民工的收入也高于种田的农民” [2]。

《海洋深处》的贝斯也无疑是个很好的范例，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孩子本，所以她也更尊重他的选择，当她看到本闷闷不乐时，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亲自将本送回了养父身边，这是一种真爱，这就像所罗门的故事，两个女人为了争夺一个孩子，都声称是亲生母亲，所罗门建议将孩子劈开，一人一半，养父母因为不是亲生的而选择了同意，而亲生母亲就选择了放手，因为她更疼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放手就是一种真爱。理智的对待孩子的选择，做好身份重建，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现实和未来，一切就会健康而美好。在《海洋深处》，最终本还是回来了，当他体会到了这种真爱时，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本的养父乔治也会理解并支持这种选择。而为了找寻孩子而失去了一切的父母，是无法为孩子提供真爱的物质基础的。在《海洋深处》我们可以看到贝斯一家除了真爱之外，也有着强大物质基础，这在父亲的意大利餐厅的一场戏中可以看出。当父亲邀请儿子本跳意大利舞蹈时，本说自己只会跳希腊的一种舞蹈，作为老板的父亲派特对乐队说，我儿子只会跳希腊舞，你们会演奏吗？所以整个乐队就为了本改变了演奏风格，意大利的餐厅中大家也跳起了本所喜欢的舞蹈。如期说这是爱，不如说这是爱的能力的体现。在拐卖的案件中，大多回归的都是从农村到城市，也就是从边缘向中心，一个家庭只有靠近中心，孩子找到后选择回归的可能性才会更大，可见父母一定要做好身份重建，不仅仅为了找到孩子，也是为了孩子找到后的选择。孩子不是父母身份认同的唯一标尺，父母需要自己的独立的价值认同。哪怕是孩子选择了养父母，而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也可以带着对孩子的无私的爱，强大地、幸福地、独立地活着。

4. 被拐卖的孩子的身份重建

被拐卖的孩子也是拐卖事件中的受害者，因为本来的他们只有一个身份，等到被找到后，就有了两个需要选择的身份：原生家庭和养父母家庭。和前者是血缘关系，和后者是养育之恩。而拐卖的时间越长，这种养育之恩就越难以割舍，而血缘之情因为被拐时多是年幼，所以也就难以有很深厚的感情，这个时候的孩子，在选择的时候往往就是两难，而如何身份重建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被拐卖的孩子找到后，按照法律自然都是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而养父母如果参与了买卖，在法律上构成了买卖儿童罪，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我国现在的法律，相比起西方的法律来，对于拐卖儿童中的买方，还是相对轻的，没有买卖同罪。正如丢失孩子的父母所说的，不管你对孩子付出了多少，这都是建立在亲生父母的痛苦之上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从伦理上还是从道德上，养父母都已经不具备了再抚养孩子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在《亲爱的》中，吉刚被田文军领回，而吉花也被送到了孤儿院。但是作为吉刚，他应该如何身份重建呢？

吉刚只是一个孩子，他对于发生的一切可能只是懵懵懂懂，所以从情感上，他依赖养母李红琴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李红琴也是不知者不为罪，她是一个善良的被欺凌的中国农村妇女形象，因为被丈夫欺骗不能生育从而感觉低人一等，她如此温顺以至于从来没有怀疑丈夫的真假，也真心真意的爱着吉刚和吉花，为了能够要回吉花，她甚至委曲求全和丈夫的工友发生了关系，但是吉花被田鹏的母亲鲁晓娟收养了，所以电影就展示了这样一个情感和理智的冲突，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李红琴怀孕了，她得知自己是可以生育时，痛苦和喜悦的泪水流了下来，她无助的蹲下来哭泣着，这时的镜头慢慢拉远，只留下走廊里哭泣的李红琴。不同于《秋菊打官司》里的迷茫，影片的镜头语言告诉我们，在时代文化的重压之下中国农村妇女的孤独与渺小。而无论养父母多么善良和努力，吉刚都需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而幸运的是妹妹吉花也会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吉刚在开始时还是不适应原生家庭的生活，所以他说的既不是父亲田文军所影响的陕西话，也不是母亲鲁晓娟所希望的普通话，而是养母李红琴的安徽话。正如田文军所问的“你说孩子拐到那家得过多久才叫她妈？”孩子回归后自然也需要一个过程来适应原生家庭的氛围。

但是《亲爱的》没有更深入地探讨吉刚回归后的生活，这在《海洋深处》中就得到了很好的探索。本被找回后需要重新融入这个亲生的但却又陌生的家庭，一个是亲生父母和养父的关系，另一个就是和兄弟姐妹，主要是和哥哥文森特的关系。在感情上他自然是忘不掉自己的视为己出的善良的养父乔治，这从在教堂的镜头中可以看出，当他看到养父乔治出现在教堂的时候就如释重负，这是她内心里所关心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自己没有错误，他的养父也没有错误，而犯错的养母是精神病，而且已经自杀去世了。所以他即使知道乔治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也深深地爱着这个抚养了他9年的养父。再一个就是和哥哥文森特的关系，从父母的角度来讲，对于失而复得的本，父母有些冷落了文森特。影片中有一个打篮球的情节，本来是兄弟两个正常的篮球娱乐，因为文森特撞到了本就被父母所呵斥，所以文森特的心理就失衡了。这非常类似《圣经》中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儿子虽是长子，可也还是一个需要宠爱的孩子，自然也就不能理解父母了，所以故意犯罪被关进了监狱，以此来获得父母的关注。但是后来本去监狱看望了文森特，提起自己的记忆中有和文森特玩捉迷藏的游戏，以及躲在床底下时的松树的味道，这样兄弟两个就和解了。文森特也知道了父母的爱，而本也找回了自己儿童的记忆，在和养父乔治商量后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所以，回归的孩子是需要一个身份重建的过程，亲生父母需要足够的耐心，哪怕孩子做出了回到养父母身边的选择，伟大的父母之爱也会理解儿子的选择，因为没有一个比儿子还健康活着的信息更为重要的了。

两部都是蕴含着悲剧意识的作品，“《亲爱的》虽然以打拐为切入点，但却牵带出不同社会层面的问题，有人生的无奈，父母失去孩子的痛苦，孩子找到后与养母、生母的情感碰撞，将悲剧、压抑的氛围充斥于银幕之上” [3]。面对人生悲剧，作者的价值导向都很明确，就是创作文艺作品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而对于受害者，作者倡导其遭遇悲剧人生时积极地进行身份重建，从而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坚韧而乐观地生活下去。

5. 国家在身份重建中的作用

丢失孩子的寻找，除了是父母的责任之外，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国家的责任，因为这是社会性的事件所以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但是在《亲爱的》中，更多的是个人的寻找，也就是丢失孩子的父母们的不计成本的锲而不舍，而公权力的警察等更多的是扮演了配角。在《海洋深处》中，父母却没有更多的去寻找，虽然孩子就住在相邻两个街区的旁边，因为这种寻找的责任，更多的赋予了公权力。那么作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如何在儿童拐卖中，尤其是在身份重建中起到积极作用呢？

首先，在思想宣传上，要鲜明地抨击落后的传统道德，弘扬先进的新时代精神。中国的儿童拐卖案件中，背后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虽然历史车轮已经到了21世纪，但是在广大的农村，这种冲突传统观念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亲爱的》中的李红琴和其丈夫，之所以拐卖了吉刚和吉花，就是为了传宗接代从而养老送终。这和原型彭高峰和孙海洋都是一样的，高永侠和国某立，都是生活在农村，一个是徐州邳州市八义集镇人，一个是山东菏泽阳谷县国庄村人。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在各大媒体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继续深入宣传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的男女平等的观念，就可以从文化根源上杜绝拐卖现象。

其次，在防拐教育上，学校和媒体上都应大力对家长和孩子加强宣传。尤其是在幼儿园和小学的课程上，学校、教师等都要大力加强这方面的课程，比如通过角色扮演等，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拐卖的伎俩，让拐卖难以轻易成功。而掌控媒体的国家机关，更要利用各种媒体和公共资源，宣传防拐的理念从而让拐卖者无从下手。在现实的很多案例中，或者是由于父母的疏忽，或者是由于拐卖者欺骗的小伎俩，从而轻易得手，而这和缺乏防拐教育也有着重要的联系。而电影《亲爱的》、《找到你》、《失孤》等的热映，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从而实现法律电影寓教于乐的重要宣传功能。

再次，在科技打拐上，可以效仿西方成功国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快捷有效的系统。德国之所以大部分的儿童能够找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有效的公共系统，能够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参与。再比如美国就有“安柏报警系统”(Amber Alarm)，这样就可以在黄金时间段找到丢失的孩子。当然，中国人口众多、社会复杂，这样自然可以占用很多公共资源，所以这也需要公民素质的提高，比如有市民在打羽毛球时，因为对方偷后场而报警就占用了公共资源，而这样的公共资源一旦被挤压，能够真正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就更加有限。所以报警系统的建立也是建立在公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有限的公共资源才能真正用在刀刃上。因为没有国家力量的参与，个人在社会上寻子其情可感天动地，但是却很少能取得成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利勤，其寻子十年无果，谁料竟被拐卖到眼皮底下，最后通过微博而寻子成功。而很多被找回来的孩子都得益于先进技术。“公安部于2009年底建立全国公安机关打拐DNA数据库。一方面，要求各地机关在接到儿童失踪、被拐的报警后，采集其亲生父母的DNA录入信息库；另一方面，要求各地公安机关采集疑似被拐儿童DNA录入信息库” [4]。类似高科技的应用，可以使打拐更加科学有效。

最后，在收养渠道，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完善健全，从而让因各种原因没有子嗣者实现有子可养的梦想。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成为了中国的工作中心，中国也因此实现了经济腾飞的世界奇迹，但不可否认，苍蝇蚊子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一并飞了进来，拜金主义也更为突出，所以就是在很多社会福利机构存在着为谋私利而收养混乱的现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修养，真正建立合法的收养渠道，从而实现不用拐的良好社会氛围。

儿童拐卖案件的破获以及之后的家庭重建，都依赖于国家公权力的主导，因为这是社会事件。“《亲爱的》清晰地折射出当代中国的道德伦理状况，它提示着我们新的伦理秩序的建构迫在眉睫，而这种新秩序的建构又有赖于社会公共理性的健全，有赖于充实健康的文化精神的濡染” [5]。所以，儿童拐卖案件不应该靠一个个彭高峰、孙海洋、郭刚堂个人的千里单骑的寻找，否则就是一个社会的失职。只有通过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天下无拐的观念，让犯罪者不想拐、不敢拐、不用拐、不能拐。而一旦拐卖儿童事件发生，作为受害者的家长和孩子，都能做好身份重建，从而更好地直面人生、面向未来。

文章引用

宋庆宝. 儿童拐卖案件中受害者的身份重建——以《亲爱的》和《海洋深处》为例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ctims in Child Abducting Cases—Taking Dearest and Deep End of the Ocean as Examples[J]. 艺术研究快报, 2022, 11(03): 97-102.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2.11301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