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3年1月2日；录用日期：2023年1月22日；发布日期：2023年2月6日

摘要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改编基本遵循原小说的女性议题设置，“异构同质”的嵌套结构更加突出了萨拉与安娜的女性成长路径，并使其镜像式地相互对照、互为指涉。作为新女性的代表，萨拉的个体成长折射出英国社会变革的更多可能性，她将身体化作僭越性别政治的武器，以此瓦解话语规训的藩篱，复归女性身体的本真与自治。然而，通过对电影文本的深度解读，我们也可以窥见其仍未能完全摆脱性别叙事窠臼。影片在女性身体、社会变革及故事结局等方面，仍未挣脱男性话语统治的桎梏。

关键词

《法国中尉的女人》，女性主义，女性意识，身体政治，叙事困境

The Writing and Predicament of “New Women”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Xinyu Shen, Jianhua Yu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Jan. 2^nd, 2023; accepted: Jan. 22^nd, 2023; published: Feb. 6^th, 2023

ABSTRACT

The adaptation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basically follows the female issue setting of the original novel. The nested structure of “heterogeneity and homogeneity” highlights the female growth paths of Sarah and Anna, and makes them mirror contrast and refer to each other.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women, Sarah’s individual growth reflect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he uses her body as a weapon to arrogate gender politics, so as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of discourse regulation and return to the truth and autonomy of the female body. However,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lm text, we can also see that it is still not completely out of the gender narrative rut. In terms of female body, social change and story ending, the film still has not broken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male discourse domination.

Keywords: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Feminism, Female Consciousness, Body Politics, Narrative Predicament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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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影片《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改编自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 Robert Fowles)的同名小说。作者摒弃了刻板的两性设定，使小说的文化内核不再纠缠于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转而忖度男性话语体系下女性的自我救赎，即在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的对峙中，如何消解性别话语中“制约性标准和特定的符号体系”对女性的宰制与束缚 [1]，从而推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生存空间的重构。这几种女性主义元素使得文学文本向影视艺术的深度转向成为可能，并指引着现代女性进行平权抗争，从影像场域出发，不断形塑女性叙事的新美学。

从总体上看，《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电影改编是颇为成功的。一方面，它基本遵循原小说的女性议题设置，并巧置“异构同质”的嵌套结构，使得萨拉与安娜(剧中萨拉的扮演者)所影射的两层女性成长历程镜像式地互为对照，彼此相互指涉、交错并置，剧中的女性议题也在双重情节的相互阐释、补充和回响中得以强化。另一方面，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影片中萨拉的个体成长奠定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基调，折射出英国社会性别政治变革的更多可能性。在父权制的挤压与异化之下，萨拉将自己的身体化作僭越性别政治的有力武器，以此瓦解思想殖民与身体规训的藩篱，回归女性身体的本真与自治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电影文本中仍可窥见性别叙事的窠臼，尤其在女性身体、社会变革及故事结局等方面的互文性改写中，影片仍未完全挣脱男性社会话语统治的种种桎梏。因此，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阈探究电影中的双重女性成长历程，以及其下掩藏的社会性别政治变革，旨在对女性叙事的困境进行勾勒与理性反思。

2. 女性主体意识：“意识衍化”与“主体重构”的同一性

《法国中尉的女人》电影巧设了“异构同质”的嵌套结构，将原小说中维多利亚时期萨拉的女性觉醒进程设为里层的嵌套叙事(embedded narrative) [2] (p. 25)，又叠加现代安娜的女性蜕变情节为套层的框架叙事(frame narrative) [2] (p. 33)，双层叙事交错并行，构成互文互补的指涉关系。在电影中，嵌套情节表征为萨拉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重构，在乡村与城市的空间场景的转换中，萨拉逐渐认识自我、确立自我、实现自我，最终完成“新女性”身份的整合与构建；框架情节则为电影拍摄间隙，演员安娜与演员迈克(剧中查尔斯的扮演者)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安娜身处其中，却并未完全陷入爱情的桎梏，同萨拉一样，她不甘沦为纯粹的男性附庸，积极寻求主体意识的重构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与嵌套情节有着镜像式的异构同质之趣。

在电影的嵌套情节中，乡村莱姆镇与都市伦敦形成一组对位影像场域，其中迥异的物质景观隐示着异质意识形态的对峙与社会文化氛围的嬗变。首先，在与乡村莱姆镇的无声对峙中，萨拉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并开启了她反叛传统性别认知的征程。在莱姆镇，长期以来的父权制思想早已渗透入乡村的集体无意识中，男性将女性视为物化的附属物，而女性自身也已将所谓的“女性气质”内化，甘愿接受“第二性”的客体地位。例如，波尔坦尼太太的豪宅可谓是乡村父权制的物质性缩影，它屹立在莱姆镇后“一道陡峭的山坡上，居高临下，气势非凡”，是其“社会地位明确无误的象征” [3] (p. 17)。在这个“全景敞视监狱型”的家宅中，波尔坦尼太太不仅是掌握社会权力的“暴君”，更是维护性别话语规训的卫道者。她恪守顺从、贞洁的“女性气质”，并以此为道德礼教的本源对乡村女性进行层级监视与思想规训，“要是她看见一个女仆外出和一个男青年一起散步，那么灾难就要降落在这女仆的头上” [3] (p. 19)。显然，萨拉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她藐视圣经的权威，并在乡村的隐形监视下屡屡触犯“道德禁令”，譬如，故意在闲暇时去韦尔康芒斯山散步，以此来挑战乡村异质文化中僵死刻板的性别话语规训。因而，在这个“道德风尚最严谨的时代，对妇女贞德要求最高的时代” [4]，萨拉借着“法国中尉的女人”这一失贞的污名，得以游离于闭塞守旧的乡村秩序之外，为了逃离乡村道德的“凝视”，她甚至独自开启了向伦敦大都市的“空间转移”。

萨拉抵达伦敦后，电影场景也随之转为建筑师艾略特先生的都市住所。作为伦敦都市的物质性缩影，它映射着城市所独有的自由开放、民主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与乡村僵死刻板、封建压抑的生活图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然，电影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建筑意象的运用十分熟稔。譬如，电影中艾略特先生的住宅就是典型的“后现代建筑”的前身，是艳丽色彩与华丽装饰臻于统一的物质媒介，更是对“现代主义”建筑简朴拘谨、功能至上的建筑教条的反叛与革新。作为“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锋人物，艾略特先生用大胆前卫的建筑风格来追寻自由与真理，这给萨拉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并将她逐渐引导向独立自主“新女性”的道路。在电影的结尾，当查尔斯三年后再次见到萨拉时，她已经有了一份体面的“家庭教师”的职业，在闲暇时还可以借艺术绘画来陶冶情操并打发时间。社会地位的转变使得萨拉的女性人物形象逐渐脱离了其作为特定的文化符号所处的性别话语体系，她得以摆脱乡村封建道德对女性的思想束缚，并用具体的行动实践了女性对社会公共空间的合理消费。更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对原小说结局进行了互文性改写，萨拉故意将自己在伦敦的地址泄露给查尔斯，诱惑他来伦敦相见，这展现了萨拉在这段感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女性在性别话语体系中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叙事趋势。电影通过叙事视角的调度、人物身份的转换以及电影结局的改写，赋予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与性别地位置换的合理性，同时也扩大了女性身份的内涵与外延。电影虽未着重刻画萨拉在伦敦的“逃亡路线”，但还是有意识地借萨拉这一女性人物形象，使叙事视点聚焦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重构，以及女性对社会公共空间的合理消费，由此显露出女性角色的成长弧光。

此外，电影的框架情节主要是围绕着演员安娜与演员迈克在电影拍摄间隙中衍生出的浪漫爱情故事展开的，其中安娜是嵌套情节中萨拉的扮演者。由于演员对角色的客体从属性，电影形成了框架情节包裹并附着于嵌套情节的整体叙事结构，两条主线“平行推进”，构成了“扩展主题意蕴、扩大叙事空间功能”的叙事美学特征 [5]。在电影中，作为时代“新女性”的安娜也同样吸引了迈克的目光，他们迅速坠入爱河，并在电影拍摄进程中感情不断升温。然而，在温德米尔湖拍完团聚的最后一幕后，安娜却在庆功宴上不辞而别，因为安娜深谙，情感关系的确立将不可避免地对女性的心理状态及生存空间造成一定的侵袭与改造，她选择了离开恰恰表现了她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坚守与捍卫。“阁楼上消失的安娜”为观众塑造了一个具备独立人格及自我掌控能力的新女性形象，这也与现代女性观众预设的立场相契合，使其在对“新女性”角色的自我投射中，获得对性别焦虑的缓解以及女性身份的认同。同时，它也引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无尽遐想，迈克是否会像剧中的查尔斯一般，与传统的婚姻观和道德观决裂，继续去寻找安娜？至此，电影的开放式结局已超越安娜和迈克的个人体验，而是变成了观者的“群体体验” [6]，对故事结局的探寻随之延伸至电影银幕之外，由此形成更强有力的叙述张力。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电影中，导演通过巧置“异构同质”的嵌套结构，将萨拉与安娜的两条女性成长线进行镜像式描写。细审之下，两个叙事层实质上是同一个女性成长故事在不同时空的不断复写，彼此相互映照，交错并行。而电影中暗含的女性主义议题，如女性的主体意识、以及性别地位的去边缘化等，也在双重情节的不断阐释、补充和复写中，犹如多声部共鸣，不断回响，并获得强化。同时，电影中的这一表现手法也消解了个体叙事层的界限，模糊了嵌套结构的层级边界，使得部分人物可以自由穿梭于异位的叙事空间中。譬如，在电影结尾安娜离开时，迈克对着窗外喊了一声“萨拉”！此时，萨拉摆脱了原嵌套层的时空束缚，与安娜互为一体，这充分利用了电影叙事空间的开放性与连续性，为主题的跨时空复写提供了空间便利。总而言之，影片《法国中尉的女人》以女性成长为核心主题，巧借萨拉与安娜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移来奠定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基调，折射出后现代英国性别政治的更多可能性。

3. 女性身体政治：“女性身体”对“性别政治”的僭越性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电影中，嵌套情节的故事背景被置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这不仅是一个道德伪善的时代，更是女性在社会性别政治的倾轧下自我否定甚至自我牺牲的时代，“那时候妇女是神圣的，然而，你花几个英镑就能买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甚至只要几个先令” [3] (p. 272)。在家庭生活中，表面上女性被尊重和平等对待，但实际上女性被极端物化，性别话语的失衡使其成为了沉默无声的男性附庸，而且在“子宫神话”的话语遮蔽下，女性身体也俨然沦为孕育生命的工具。在社会空间中，女性更被极度边缘化，其社会流动性与身体自治权遭到了极大的限制与剥夺，尤其是这一时期高扬的温顺、贞洁的“女性气质”实则是男性话语体系针对女性身体实施的文化“暴政”。但是物极必反，维多利亚时期是性别政治的禁囿时代，也是英国女权运动兴起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女性”积极倡导女性主体身份的重构与女性身体自治的复归，她们试图通过去边缘化来重塑女性的社会生存空间。从这一历史背景出发，我们重新审视嵌套情节中萨拉中的空间转移可以发现，乡村莱姆镇与都市伦敦一方面构成了物质层面上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在物质空间的对峙下暗藏着社会性别话语的变更与重组，这又造就了社会意义上的二元对立。而由于影视场域中意识形态的非实体性，影片《法国中尉的女人》主要是以女性的身体政治为依托，在不同空间的转换中建构关于社会性别话语嬗变的影像化实践。

在乡村莱姆镇中，女性身体是作为巩固男权统治的物质性工具而存在的。具体而言，乡村中的女性几乎都面临着类似的身体困境：男性对她们的身体进行层级监视与话语规训，使其身体的形塑与运行都沦为了性别文化编码下的机械性产物。譬如，影片中生动刻画了一众乡村女性群像，而欧内斯蒂娜便是其中最值得效仿的“女性楷模”。她时刻秉持着驯顺、贞洁的“女性气质”，高扬女性心灵的纯洁以鞭笞身体的污秽，“每当涉及女人肉体方面的内容，诸如性、月经等” [3] (p. 28)，她都如临大敌，急切地要将这些“龌龊”之物从意识中驱逐出去。社会性别政治以圣洁的宗教禁律为名包装并美化其男性支配思想，以此将女性的身体规范化、模式化，使女性主动否认并压抑身体的本真欲望，最终被降格为社会的驯顺客体。同时，在乡村道德律令的严苛规训下，女性身体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被剥夺，其整体形象趋于扁平化，逐渐消解于父权话语的囚牢之中。在影片中，欧内斯蒂娜的着装以繁复的爱德华风格为主，高立领、钟形帽以及落地长裙的搭配几乎包裹住了她的每一寸肌肤，全然遮蔽了其独有的女性身体魅力。于她而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仅是能够嫁给查尔斯，再为他生几个孩子。对传统性别秩序的认同与内化使她丧失主体价值，最终湮没于“因主体缺失而产生的自我割裂感” [7] 之中。

与之相反，萨拉却不愿被驯化成温顺谦卑的“奴隶”，她将自己的身体化作僭越性别政治的有力武器，以此瓦解思想殖民与身体规训的藩篱，复归女性身体的本真与自治。在影片中，电影以莱姆湾为远景拉开序幕，此时的莱姆湾阴雨连绵，晦暗冷瑟，在幽长的堤岸尽头萨拉只身孤影，身着一袭纯黑色长袍，嘴唇惨白，沉默不语，全然不是“微不足道的乡野生活里的正常景观” [3] (p. 3)，很像是“溺水者的一座活的纪念碑” [3] (p. 3)。事实上，“服饰附着于身体，承载着身体的符号价值” [8]，萨拉身着黑袍于堤岸孤身远眺，实则是在以其身体实践主动割裂自己与乡村审美教条之间的纽带，而这种晦暗不明、充满神秘的出场方式也暗示着她对失衡的乡村性别政治的不满与反叛，以及在貌似风平浪静的乡村生活下涌动着的异质性别话语相互较量的暗流。

除了在服饰上悖反男性主流审美，萨拉的主体性觉醒还与其积极主动的身体语言休戚相关。诚然，“法国中尉的女人”这一污名使萨拉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但也正是这“糟粕的名声”将萨拉从乡村严苛的道德律令中拯救出来，并赋予了萨拉自由表达的契机。在莱姆镇，普特尼夫人出于“怜悯”，雇佣萨拉为她的女仆，每日为她诵读圣经。但不久后，萨拉刻意“亵渎”圣经以及时常去韦尔康芒斯山散步的“轻浮”行为，令普特尼夫人勃然大怒，并辞退了萨拉。然而，这些“越轨”行为正是萨拉在用“无声”的身体语言向传统性别秩序表示轻蔑并发出挑战。

此外，她还通过故意受伤来进一步打破女性的失语窘境。萨拉离开乡村后，几经辗转来到了埃克塞特。在这里，她私下传书给查尔斯，并在他到来的当天早上故意从楼梯上摔下，扭伤了脚踝。于萨拉而言，女性身体已经幻化为僭越性别政治的有力武器，她巧借身体上的劣势，以博得查尔斯的怜惜，并顺势扭转了他们之间的情感地位。这一情节消解了那些主宰女性的社会性元素，并重新赋予女性身体以本真性与世俗性。此刻，萨拉受伤的身体一方面喻指女性的困顿处境，另一方面更指涉女性以其身体政治观向传统性别文化发起了反攻。无论是“亵渎”圣经和去“禁地”散步，亦或是故意的身体损毁，这些“越轨”行为都是严苛的社会规训下，萨拉以其积极的身体语言宣告着女性的颠覆潜能，以及对父权制加诸于女性身体的各类话语规训实行的层级解构。

与查尔斯在埃克塞特的短暂一面后，萨拉便消失了。一别三年，再次重逢已近影片尾声。当查尔斯再次见到萨拉时，萨拉已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掌控自我命运的“新女性”。从服饰来看，她此时身着一条灰色的亚麻长裙，腰间系着银灰色金属皮带，并将白色的丝绸上衣系在里面。一条粉色的女士领带松垮地搭在衣领处，微微敞开的领口露出她的优美的颈部曲线。她大胆地展示着女性独有的身体魅力，并以这种“俏皮而略带卖弄风情的方式暗示其他方面的解放” [3] (p.456)。萨拉这一全套“新潮女性服装” [3] (p. 456)是其内在主体性的外化表征，表明她已逐渐摆脱了传统性别秩序的囿禁，女性身体不再是性别政治下的文化符码。从社会地位来看，萨拉此时被聘为艾略特家族的家庭教师，具有女性的独立人格与存在价值，逐渐由边缘化的客体角色转变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主体。可以说，在伦敦都市自由开放的文化格局中，萨拉获得了身体与意识的双重解放，逐步完成了对女性内在主体与外在身份的整合与回归。

将电影中的女性身体化为反诘父权话语的有力武器，这样的设定迎合了当代女性观众的审美视阈，她们可以从叙事视角和叙事空间的嬗变中，一窥性别话语体系的社会演进性。同时，从影像话语出发，呈现女性抗争的艰辛，能够唤起女性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促使她们由被动观瞻转为主动认同。这样，电影文本与现实境况形成互文性观照，使得《法国中尉的女人》成为了与现实交织的新型影像场域。从另一层面来看，电影的叙事设置也独具匠心，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缺乏实体性，难以在电影银幕上以具象呈现，它便转而以女性的身体政治为切入点，借萨拉的身体语言来隐示社会性别政治的新风向，最终实现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话语对接与影像重叠。

4. 女性叙事困境：“女性话语”与“男性霸权”的悖反性

总体来看，在影片中，女性的叙事立场由他者言说向自我表述转变，女性的社会地位由边缘化客体向社会主体过渡，女性的人物形象也从附属性的男性陪衬向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蜕变。这些叙事转变赋予了女性观者新的文化体验，并唤起其强烈的共鸣与移情，同时也揭示出蕴含于现实语境中的女性身体实践与性别政治转向。但值得深思的是，通过对电影文本的深层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影片《法国中尉的女人》仍未完全走出既定的性别叙事窠臼。在一定程度上，电影并未呈现出真正的女性话语，尤其是在女性身体、社会变革及电影结局等方面的互文性改写中，仍未挣脱男性话语统治的种种桎梏。

劳拉·穆尔维在其女性主义的影视理论中提出，观看的快感被分为“主动的男性”与“被动的女性”，影片中的女性作为男性观者“凝视”的客体，她们的身体被编码成具有“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的视觉对象，沦落为“男性的欲望”与性幻想的符号承载域 [9]。而在《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框架情节中，安娜的身体形塑也同样遵循着父权社会刻板的性别设定。影片中不乏以低机位拍摄的画面，镜头聚焦于女性的低胸、束腰及脸部特写，甚至还穿插着少量毫无意义的性暗示情节，这使得影片充斥着对男性窥视欲的迎合与妥协。从细节处理来看，在女性演员选择上，安娜的五官立体，体态纤瘦，拥有健康的小麦肤色，这些都是男性视野下西方美女的标准配置，向观者展现了一个按父权审美体系精致剪裁而成的女性身体；在服装造型上，安娜在剧中无论是身着睡袍，抑或是西装礼服，都多以深V领为主，甚至普通的条纹衬衫也要解开几粒纽扣袒露酥胸，这样的装扮看似新潮前卫，实则意在为男性观者提供审美愉悦与窥视快感；在情节设计上，有两处安娜几乎以全裸镜头出现，这在整体框架下显得媚俗又冗余。由此可见，即使《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部以女性成长为主旨的电影，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依旧未能摆脱父权制文化的审美机制，借女性身体的暴露来撩拨男性的色情幻想，主动将女性降格为“被窥视的客体和被动的欲望对象” [10]。

此外，电影中的女性叙事还陷入了另一层桎梏，即妥协于男性本位文化在社会层面上的霸权统治。在小说原作中，自由开放的城市文化氛围是借助罗塞蒂先生的男性人物形象展现的。作为拉斐尔前派的代表人物，他以其大胆前卫的艺术画作，引领着社会思潮解放的新风向；而在电影的嵌套情节中，艾略特先生以艳丽繁复的“后现代建筑”风格书写着对传统审美教条的反叛与革新。无论是原著中的罗塞蒂先生，抑或是影片中的艾略特先生，叙事文本无一例外都将思想启蒙的重任交予了男性角色。不仅如此，作为影片着重刻画的“新女性”代表，萨拉在伦敦获得的双重解放某种程度上也依附于艾略特先生的援助与指引。他给予了萨拉一份体面的家庭教师工作，并鼓励她在闲暇时进行绘画创作，以陶冶自己的艺术修养。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作为“新女性”，萨拉依然是“待拯救”的女性客体。其实，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权运动已然兴起，而影片依旧秉持传统的父权制论调，表露出对男性本位文化的依依不舍。因而，由于影片意识形态中潜在的悖论性与妥协性，电影中的女性叙事被迫割裂成表层与深层两级，表层中的女性具有独立主体性，将身体幻化为利刃，试图刺破性别政治话语的繁荣泡沫；然而，深层的女性叙事却依旧禁锢在男权垄断的话语场，将男性作为社会思潮的引领者加以尊崇，而这无疑带来了女性叙事的失真，致使影片中的女性话语异化成另一种男权文化实践。

最后，在进一步考察影片中嵌套情节的结局时，我们可以发现，电影中的女性叙事并未真正摆脱父权制束缚，依旧是男权话语规训下的产物。在电影的尾声，萨拉传书约见查尔斯，并在重逢后请求他的原谅，最后影片以两人泛舟湖上的诗意场景作为他们的美好结局。此时，电影又重拾了陈规旧套的女性设定，即爱情是女性存在的全部价值，独立人格终会解体，女性最终还是要回归循规蹈矩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生活，于是，女性又再次沦为男性的附庸，她们所谓的叛经离道只不过是男权文化创作的试验场。从受众角度来看，电影的这种改编或许是为了迎合当代观者的审美机制而进行的“大众性转化” [11]，其中寄予着他们对现实美好爱情结局的愿景，但这种弱化女性的性别设定委实是既意蕴浅薄又动机不良。由此，我们反观小说原著中的第三种结局：三年后，当查尔斯跨越重洋去找寻萨拉，意欲重归于好时，萨拉却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很珍惜(现在)这种生活”，也并“不想与他人分享” [3] (p. 463)。萨拉深知一旦陷入婚姻，她就必须像“一个妻子应该表现的那样” [3] (p. 464)，丧失女性的独立人格，沦为家庭樊笼中驯顺的傀儡和繁衍后代的工具。小说中的第三种结局显然与前文中萨拉的女性成长历程更为契合，也使得萨拉“新女性”的形象更为饱满立体。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原著中，因萨拉的出现，查尔斯背弃了与欧内斯蒂娜的婚约，因而遭到“正统社会”的唾弃与鄙夷。而重逢之后，受到具有独立人格与平等意识的萨拉的感染，他似乎又“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丝信心” [3] (p. 480)，并以此开始重构其崭新的生活，他坚信有一天，“生活之河会重新奔流” [3] (p. 480)，平等、自由、包容的理想世界也一定会重现。在福尔斯的笔下，女性意识觉醒与主体重构不仅使得女性自身找到了本真的自我，还在男主人公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与升华，这弥合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裂痕，更指明社会的整体进步只有在两性和谐共生的境况下才能实现。但令人惋惜的是，小说中这一颇具积极意义的结局却在电影结局的改编中消失殆尽。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在《法国中尉的女人》影片中，表层的女性话语与深层的男性霸权构成了一种悖反格局，使得原作极具鼓舞性的女性叙事在男权话语体系的挤压下顿失神圣性，隐藏于表层女性话语下的传统性别政治昭然若揭。由此可见，如何在男权中心的文化语境中，打破传统的性别秩序，解构女性边缘化的社会处境，复归女性身体的世俗状态，以及如何在两性关系和谐共处的基调上，完成影视场域中性别文化的彻底解放，这些问题都仍需影视工作者的进一步反思与探索。

5. 结论

总而言之，从女性意识与身体的双重路径复观影片《法国中尉的女人》，可以管窥到，影像场域中性别话语的转向与叙事立场的变更都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演进性。就女性成长议题的设置而言，影片在“异构同质”的嵌套框架下安置了萨拉与安娜两条女性成长线，双重空间并行，人物不断更迭，剧中的女性议题也在情节的复写与回响中获得主题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影片不仅是一部浪漫爱情作品，更反映了西方影视界对现实社会中如何消解性别歧视、反拨性别政治、重塑女性话语等话题的严肃思考。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影片的女性叙事仍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其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被视为男权文化规训下的产物。简言之，女性主义的影视化实践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真正的女性话语构建仍任重而道远，前路漫漫。

文章引用

沈欣雨,于建华.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新女性”书写与困境
The Writing and Predicament of “New Women”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J]. 艺术研究快报, 2023, 12(01): 7-14.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3.12100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