¹湖北艺术职业学院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²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4年4月19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9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20日

摘要

在海量女性向文本中，日剧《重启人生》落脚于女主角多次重生的生活实践及其精神成长，成为2023最值得关注的日本影视作品。本剧打造了女性主义的全新文化，在女性主义伦理学视角下实现了性别置换，以主角的多次人生体验构建了日本影视作品新女性形象，并通过对女性友谊的乌托邦式书写带给观众感动。与此同时，为女性依托于单性别友谊同盟实现生存可能提供了书写经验。在看似平凡的生活化剧情中标注上更新的女性文化价值观，兼具价值深度和创新性，从而使影片呈现出哲学范畴内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某些话语特征。

关键词

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女性友谊

Japanese TV Drama “Brush up Life”: A New Attempt of Feminist Film and Television

Jingjing Guo^1,2

¹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ubei College of the Arts, Wuhan Hubei

²School of Ar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Apr. 19^th, 2024; accepted: May 9^th, 2024; published: May 20^th, 2024

ABSTRACT

Among a large number of feminist works, the Japanese TV drama “Brush up Life” settles on the life practice and spiritual growth of the heroine’s multiple rebirths, becoming the most worthy of attention of Japa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 2023. The drama creates a new culture of feminism, realizes gender replacem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ethics, and constructs a new female image of Japa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with the protagonist’s multiple life experiences. At the same time, it writes about the utopian female friendship, which moves the audience. It provides writing experience for women to realize the possibility of survival relying on single-gender friendship alliance. This play introduces new female cultural values in the seemingly ordinary plot of life, which has both value depth and innovation, so that this pla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minist ethics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Keywords:Feminism, Feminist Ethics, Female Friendship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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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的艺术研究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被公众广泛认可的艺术历史其实是标准的男性凝视下的产物，在父权家长式社会的权力分配以及心理社会机制作用下，女性作者被排除在外，女性主义作品则被误解。因此，书写不被凝视的女性艺术历史显得尤为重要。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目标在于探索新的女性叙事逻辑，还原女性真实的银幕形象，从而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打开、审视、思考全新的女性议题。

近年来，在宏大叙事的主题价值被反复提及的背景下，日本影视作品呈现出借助细小敏感的情节挖掘更加纤细的价值的特点。通常倾向于从一个小议题出发，最大限度地带给观众对生活真切的观察，如《晚酌的流派》聚焦于女主角持之以恒的晚间饮酒习惯，在美食剧的范畴内进行更为细致地分类；如《年龄歧视》为在职场中遭遇性别以及年龄歧视的女性职员们发声；如《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以不愿成为家庭主妇充当免费劳动力的女主出发，探究这一传统习俗在现代日本社会土崩瓦解的可能性。这些议题围绕女性在饱受性别歧视的环境中抗争的过程展开，尤其是在关乎女性切身利益的题材上进行精准定位，“这些作品为日本影视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提供了土壤，虽然这些戏剧主题乍一出现时，难免显得刁钻古怪，不易被接受，然而它又总能通过整部剧作的情节走向，最终使观众对其认可与信服。” [1] 本剧选取了脱离现实的“重启”人生重生类题材，但区别于以往重生、幻想类的影视作品，本剧通过“性别置换”构建了一个全女性经验的文化圈，利用这种新女性形象，更多展现出对女性职业身份、女性好友情谊的关注，其内涵及价值是深耕于女性主义文化的，也是女性主义影视作品的全新尝试。

2. 女性主义伦理学视野下的性别置换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一系列的社会伦理传统和法律阻止妇女进入公共领域，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他们求助于法律的变革来争取妇女解放，试图在政治上通过法律一步步地走向男女平等……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妇女被压迫，妇女解放的道路是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2] 基于这样的背景，《重启人生》尝试构建了一个全女性的文化圈，但又区别于以往“大女主”类型的影视架构。从近藤麻美五次人生中可以见得，她绝非一个天才型人物，是依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断在事业中进取，脱离了以往影视叙述中的“主角光环”。在第三世中，她成为制片人，制作了以自身经历为主题的影片，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影视再书写中，都成为了非传统的成功女性，个人成就得到了肯定。世俗通常认为男性的成功由男性定义，而女性的成功也由男性定义。但在《重启人生》里，女性可以完全不和男性产生亲密关系，女性之间的互相评价也完全不依赖异性，女性的命运更是不与婚恋、父权制度产生直接关系，本质上形成了一个单性别生态圈。在单性别的环境中，个人欲望与“集体联结的欲望”相比会淡漠很多，这也为本剧的女性主角们组成不婚的友谊联盟提供了注脚。通过将女性生活与男性文本成功置换，企图打破性别在道德上造成的界限，缔造一种新的性别平等伦理理论。

“在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在后工业技术的扩张下，媒体越来越扮演着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缔造者的角色。消费、媒介和文化融为一体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利用。大众传媒逐渐演变成为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的建构者、推行者与同谋者，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传媒最终出现消费主义倾向并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参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 [3] 大众传媒不遗余力地推崇新的消费理念：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更好的生活需要大量的消费。于是，女性在影视作品中更多成为被观看者以及潜在消费者，这种影响是潜在且长期的。而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则成为了消费主义的帮凶，她们的视线也被转移——关注物质生活与美好爱情，缺失了对当今政治、社会问题的关怀。但在《重启人生》中，近藤麻美被放置在了一个“重启”的世界观里，她的生命从此为了“顺利投胎成人”而存在，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之下，近藤麻美摒弃了以往影视作品里女性对于物质的渴望，将行动力展现在事业追求以及助人行为上，成为了许多必要行动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将注意力诉诸个人的发展与生存问题之上，区别于以往的女性角色，成为传统父权结构里的中心人物。“激进女性主义创造出父权制理论，以概括男权社会的压迫性质。” [2] 区别于其他流派，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被压迫的主要原因在于她们的性和生育角色” [2]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生理上的，强调生育任务对女性发展长久以来的禁锢。而本剧最为精妙之处就在于将女性生活与男性文本进行了成功置换。在五次人生的重启中，近藤麻美经历了整整五次青年时代，却没有一次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婚恋情感生儿育女之上。虽然也有过短暂的恋情，但于她而言，这些经历从不成为影响自己人生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关系倾向，而男性比女性更具有个体化倾向。但在这部剧创造的情景中，这种刻板印象是被倒置的，因为被大众认可的“某些道德概念或方法根本不是普遍性的，而仅仅是体现男性特征的道德立场的反映” [4] 。女主与好友四人皆不婚，而剧中出场的男性人物却都是已婚身份。传统影视作品往往将视野集中于女性的家庭、婚姻、外表等私人领域，最大限度满足父权社会的现实需求，按照权力的归属来塑造叙述女性生活，这种处理无疑把女性局囿于世俗定义之中，女性角色也会更加边缘化。本剧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窥探社会性别倒置后的女性的生活方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令人耳目一新。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近藤麻美拒绝缔结婚姻关系，在心理结构上发展出独立的分离的自我，但她在重生后对于改变他人人生轨迹的再考量却更加引人深思：她坚信对于朋友福田来说，小孩的出生比他的音乐梦想更重要，因此没有改变福田的人生轨迹。传统的道德理论要求个人在自我生存和人类义务之间进行选择，而女性主义伦理学则更重视新生命在有利环境中的茁壮成长，它重新定义了自主性¹的概念，强调关系和情感，使自我界限成为可渗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彼此的联结所呈现的，而不是传统关系中的身份的联结。传统的伦理学观念忽视家庭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道德关系，而女性主义理论中则发展出了关系自我，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在与其他具体的人的关系中被塑造出来的，福田与孩子之间的“珍贵的连结”已经构成，于是女主决定不去破坏这种美好，她认为福田虽然在事业上失败，但能够在与孩子的相互移情的关系中获得另外一种情感满足。而编剧也为女主这样的选择早早做下了铺垫，近藤麻美成长于一个小康的四口之家，家庭和睦，经济条件尚可，最重要的是，她的情感与行为都被父母认可，她的发展以及变化都能得到父母的尊重，在这样的关怀中成长的女主，独立且自信地做出不同的选择，且从未被父母干涉。父母的爱护、教养为她创造了一个其乐融融的世界，因此在对待朋友的命运的选择时，她倾向于留下对方与孩子之间珍贵的联结，即便她自己在多次的重生经历中从未有与新生命的联结。这种体谅与共情来自女性的自爱，而这种自爱来源于深刻的思考。

《重启人生》通过女性角色反传统的选择，把女性特有的道德视角引入到伦理学中来，塑造了反映女性立场的概念和方法论工具。女性主义伦理学是以女性视角出发，以妇女解放为目的来构建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它要批判的是贬低和歧视妇女的伦理理论和道德实践，它要构建的是男女平等的伦理学说。” [5] 本剧在塑造女性人物的时候，使用了人物成长弧的设置手法，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见证人物的成长。近藤麻美在前几轮人生中的目标都是奋斗积德、来世做人，直到宇野真理的出现，让她在新一轮人生拥有了更实际的目标——拯救因坠机身亡的三位好友。按照传统的戏剧结构，宇野真理才是完成“从砥砺走向成功”的唯一主角，但编剧以近藤麻美的视角展开故事，使观众见证了她身上的情感价值变化，区别于以往作品中人物经历从负面到正面、抑或从屡屡失败到最终成功的变化，这样宏大叙事的英雄气概主题被故事的女二号宇野真理所背负，人物的成长也就完成了一种巧妙的转变，一方面是传统结构下宇野真理的拯救故事成功，另一方面是近藤麻美循环多次后意识到了活在当下的可贵之处。观众在观看一部作品时，通常是和故事的主角一同成长的，成长弧的设计帮助人物克服生活中的问题以及重新构建自我，这对观众来说也是一份成长的经验。影视作品里通常“把逐渐发现人性本质的过程称为主人公的内心之旅：从身份到本质的转变，从刚一开始戴着自我保护面具的闪躲状态到最后卸下假面，情感上坦诚并生活充实。” [6] 就是在这样的经历中，近藤麻美也实现了从不自主到自主、不自信到自信、不自觉到自觉的成长之路。在《重启人生》的观剧体验中，有不少人会发出更为实际的吐槽：在近藤麻美第三次人生中，她尝试书写自己真实的人生故事搬上银幕，在第二世人生完成了“阻止好友婚外恋”“帮助老师避免成为电车痴汉”等情节，却被其他编剧否定，大众认为新的人生应该做出更多诸如“拯救好友生命成为救世主”之类的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情节虽然在宇野真理的身上最终得到验证，但于近藤麻美而言，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过是“积德投胎”，成为富翁无足轻重，进入婚姻更是从未思考过。这样挑战旧的性别秩序的女性形象，投射出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虚拟探索，会使得观众在女主不断的转世过程中进行自我参阅，并在对包括女主角在内的几位女性友人的生活体验中产生共情，而后逐渐强化了这种女性意识，“并进而在伦理学层面上探索社会生活中女性身份‘他者’处境的生存价值。” [7]

不论是将女性生活与男性文本进行了成功置换，还是拒绝引入性别之维，构建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全新文化，《重启人生》都在争取更大的女性空间，表达更为饱满的生命经验。“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现代逻辑，不同于男性逻辑、父权逻辑、资本逻辑的现实，但是这个现实不是回归父权主导的昨日、故乡，而是去想象和创造一个更合理的别样的未来。女性的生命是生产性的，所以女性的生命经验当中包含的并非消耗性的、占有的、征服的东西，也许我们整体的生命经验会给我们提供一种去打开未来的可能性。这是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化最富意义的部分。” [8] 尝试把女性主义影像作品掰开、揉碎、解码，会发现，女性人物之间的互涉性与关联度超越了男女人物之间的同盟关系，在艺术家编织的全女性经验的艺术作品中，观众会意识到，女性的活力与真理正在以井喷式呈现。

3. 新女性形象的构建

“当代影视流行剧中有四种经典的女性角色——总是和财富挂钩的灰姑娘，重在跨越阶层差异，肯定男性庇护；构成女英雄、女强人序列原型的花木兰；讲述美与灾难的‘红颜祸水’潘多拉；贤妻良母式的盖娅。这几类女性由于被过多地表现，而变得模式化。一些人会认为这些形象往往就是最真实全部的现实，但事实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的框定抑或是期望女性应该成为的样子。通过电视媒介按此标准所塑造的形象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歧视和偏见。” [9] 在传统日本影视作品构建女性形象中，往往倾向于制造三类女性形象：贤妻良母式女性、受害者与弱势女性、被凝视与异化的她者，以上三种女性形象是空洞且刻板的，而新女性形象是区别于以往边缘化、定型化的旧女性形象的，对于新女性的定义也是区别于传统观念中“女性处于性别第二序列”的划分的。在当下的影视作品中，新女性形象是指能拥有自我意识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个人命运上掌握主动权的自信女性，从自信、自觉到自主，此类新女性形象在荧幕上受到广泛的欢迎。新女性形象并不意味着十全十美，当下的影视市场受众的审美认知在不断变化，没有缺点的人物缺少现实感，会带给观众疏离之感，大团圆的结局更是容易让人感到疲惫。日本的影视作品里也少见完美无缺的人设，相比之下，平凡却不失生活智慧的人物形象更容易得到受众的青睐。

《重启人生》塑造了不同性格的新女性形象，善良崇尚自由的近藤麻美，隐忍坚持的宇野真理，果决又温柔的森山玲奈，编剧拒绝将这些女性形象作为男性凝视的对象或者是父权社会影响下女性的自我投射，从二元对立的父权中心论中跳脱出来，将追求自由、独立自信的女性作为重点描摹对象，从而以一种更完整和客观化的手法完成了这些女性角色的形象塑造。森山玲奈看似温柔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坚定果决的心，遇到“渣男”时毫不留情地与对方分手，一改以往日剧里女性遭遇爱情变故时拖沓犹豫的形象。近藤麻美在不同的职业中的形象设计也有所不同，但不论重生几次，她都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与当下的“容貌焦虑”彻底和解，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精神形象都与“服美役”²的被凝视的女性塑造相左，试图与男权社会隐性的意识形态霸权抗衡，从被支配抑或被奴役的“性别焦虑”中逃离，找回了女性的自主意识。

影视作品是对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生活最直观最生动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观众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2012年以来的网播日剧中，女性角色的社会身份已经逐步发生改变，“通过对这31个社会身份进行分类统计，可以发现，家庭主妇、学生、无业这一类完全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的女性共有10位，占32.1%。而除开这些，从事着社会工作，有相应的经济来源的女性有21位，占67.8%，她们的社会地位也更高。整体而言，2012年以来网播日剧中的女性几乎告别了家庭主妇和无业女型，她们可以独立生活，变得更加自立自强。” [10] 本剧中近藤麻美在每一世都进入了不同的行业工作，从政府职员、药剂师、制片人、研究员到机长，她在这些工作里都大放异彩，这样的新职业女性形象正是当下观众希望看见的。本剧通过聚焦于女主职业身份的构建，厘清并且洞悉了父权社会中暗藏的权力关系。例如近藤麻美成为制片人后，面对来抵名片的经纪人表现出不屑；戳破药店前辈的谎言时，身份转换后对对方的诘问与刁难；历经千辛万苦成为女性机长后依旧要向男性前辈讨好致敬等等。创作者以此探索着女性主体意识的策略性的建构，并且积极寻求着女性自觉、自主的道路，试图打破这种盘踞已久的权力结构。

“儿童读物、神话、故事、童话，全都在造就男性的强大威望，也同时造就着女性的依附心理，这种依附心理支持了她们对爱情的迷信。在爱情神话中，女人是睡美人、灰姑娘、白雪公主，她在接受、服从。女人最大的需求就是迷住一颗男人的心，这是所有女主人公渴求的回报，虽然她自身可能是勇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爱情神话给予的暗示是，女性只要拥有美貌就拥有一切，而并不需要有别的特长。” [11] 儒教思想对日本女性的地位影响很深，屈身于斗室之中做家庭主妇甚至是许多日本女性的梦想，此类现象在过往的日本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而近年来日本编剧在尝试构建积极平等的新女性形象，此类女性主张不屈就、不将就，把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权。《重启人生》里，近藤麻美不论在哪一世的生活都没有落入当下“雌竞”³的窠臼中，而是纯粹以自己的兴趣为引导来生活，她父母的婚姻相当幸福，但是从来没有对女儿“催婚”，在每一世里都十分尊重女儿的选择。近藤麻美唯一一次谈到婚姻，是在妹妹的提问中，她的回答是：“我有地方住，用钱也很自由……哈哈结婚……”，然后这个话题自然而然结束，姐妹的对话转向另一个方向。女主的生命体验纯粹停留在自我满足感上，从未尝试迎合他人的期待，也未曾因别人的评价而焦虑。除了女主之外，其他女性角色的婚姻属性也都被淡化，化妆师美佐早婚，但女主是六年后才知道的，可见日常交往中她鲜少提及家庭生活，把大部分的注意力倾注在事业与个人体验上。在“独立女性”一词被反复提及的社会语境中，女性的独立时常与“不婚”的选择挂钩，然而本剧除了塑造了不婚的女性，还展现出了已婚幸福的女性以及逃离不幸婚姻女性的生活经验，全景式地重新定义了“独立女性”一词。把父权社会的群体性影响排除在外，将以近藤麻美为代表的女性的整体生命经验呈现在观众面前，提供了别样的生活经验与人生参照。

《重启人生》重塑了日本当代的单身女性形象，将当代女性逐梦工作之路的进阶属性展露无遗，克服了以往都市题材影视作品中对于职场工作竞争的片面化书写，同时弱化了婚恋关系，强调了友情这一能引起年轻观众共鸣的深刻主题，直击时代痛点。它将女主的工作安置在不同城市之间变迁，从家乡到东京这一地缘空间，让主角替代观众多次做出选择，将现代城市文化与家乡文化相结合，利用女主近藤麻美的多份工作刻画了现代女性工作中的不同状态，传达出贴近现实的，真实反映青年状态的创作内涵。但由于编剧个人的主观意识以及客观环境的不可颠覆性，在创作本剧的时候，赋予了以上这些女性独立意识的同时却也难以规避外界因素的倒逼，于是干脆模糊了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让新女性形象的构建变得过于顺理成章，缺失了理所应当的社会阻力，这种处理方式无法解决主动性不足的弊病，也让本剧的立意稍逊三分。值得肯定的是，《重启人生》为女性题材现代剧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方法，反映出时下女性青年真实的物质生活与情感需求。通过近藤麻美五次重启人生的个人选择，生动描绘出了一幅新时代女性的生活图景，得以引发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共鸣。

4. 女性友谊的乌托邦式表达

《重启人生》尝试去关注女性好友的主体意识和生存境遇，描摹了一种理想化的女性友谊之美：在这个单性别生态圈内，好友之间赴汤蹈火，全力拯救。“在现代女性写作的初始阶段，对“姐妹情谊”的书写是新女性探索自我认同和女性性别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 [12]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分析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和温切西尔夫人，她认为女性之间会因拥有共同的困境、经济压力以及被“凝视”的性别经验而促成友谊。这种情感经验上的共同性使得女性作家之间“具有‘隐秘’的团结和‘共谋’而这种由于建立在共同女性经验基础上的女性团体之间的身份认同就是‘姐妹情谊’” [13] 虽然这种经验论被爱丽丝·沃克怀疑其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承认，区别于文学与影视书写，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情谊的确建立在一定的共同经验之上。这种共同经验，可以延伸为同窗的经验、同事的经验、邻里的生活经验。在《重启人生》中，女主历经五世，每一世都与几位好友相伴，从学生时代到进入职场，与好友保持着一个月两次的会面，直到她们一起住进高级养老院，最后变成鸽子，这样全新的以女性为核心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逃离父权制的，新的自我意识与生活方式。实际上，纯粹呈现女性友情的作品少之又少，少数以此为主题的，主角们最终也会恋爱或者结婚分道扬镳，仿佛女人的终点永远是家庭，友情永远只能是点缀。文艺书写中，女人间似乎不具备像男人间一样深刻的纽带，或者它终将因为各种外因内因而断裂。女性的友谊，从未成为完美关系的典范，女性之间想要拥有始终如一的情感链接是十分困难的。父权制经过几千年的演变，通过异性婚姻制度打散了这种女性联盟，除非一个女性一辈子不婚，否则她无法跨越这道障碍，异性婚姻是撕裂她们人生阶段的重要标志。近藤麻美的五次人生，皆以单身的方式度过，但每一世都精彩。她在一百七十多年的时光里，都与婚姻关系绝缘，她的好友也是如此，相比较于天赐良缘，她们更加珍视好友之间超越了生命的友谊，因此观众才会在近藤麻美的“人生巅峰”第四世，看到小夏、小美成为途经近藤麻美人生的普通过客时，感受到不输给美丽爱情成空的刺痛。才会在近藤麻美第五世，与幼儿时期的宇野真理第一次见面时感动落泪，区别于男性气质下大叙事策略的并肩作战，近藤麻美与宇野真理的拯救之旅显得轻松许多，但感动的力量不止。完成“终身大事”后，四位好友相聚，所有的时间线回归到最平常的第一世，由此可见，探索女性友谊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女性之间“凝聚的渴望” [14] 。

近藤麻美与朋友们借姐妹之邦营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是这种“你就是我自己”的攻守同盟并非庐隐们的世外桃源，“并非一个没有个性只有共性的完美共同体，相反，女性友谊的构筑是以欣赏、尊重并认可彼此的个性为前提的，一旦这种欣赏、尊重和认可被破坏，姐妹之邦也随之瓦解。” [12] 表面上，在编剧乌托邦式的幻想中，她们与男性以及男权社会划清界限，为“女性好友集体不婚”提供了书写经验。这种设想的愿景是美好的，为女性心灵的解放带来希望。但这种脆弱的联盟实际上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最终导向的依旧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象。在许多作品里，构建女性情谊时，会将其中一个女性的性别倒置，以男性的镜像式的凝视对自我展开身份认同。《重启人生》前八集里近藤麻美的人生都是细碎平淡的，直到宇野真理出现后，剧情的走向变得近乎英雄主义，宇野真理奋斗近两百年，只为了阻止那场空难，她拒绝与其他人沟通自己艰难的处境，绝不求救，一心成为一个世俗定义下的英雄。不难发现，本剧的女二号一意孤行不加商议的拯救行为实际上是性别倒置过的男性气概的体现。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提出要使人格获得和谐发展，“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 [15]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者则阐释两性的性别气质本质上是由父权文化造就的，压抑人类先天存在的异性气质只是为了剥夺女性权利以稳固男权主导地位。” [12] 近藤麻美与宇野真理在最后一世虽然和男性一样通过进入社会活动介入社会变革，通过扮演社会角色获得社会地位，并借助“机长”的身份完成拯救，进而实现终极价值，可惜的是，女性经验中包含着的更为委婉的、温情的部分却未被提及。

本剧的编剧笨蛋节奏曾撰写多个女性群像影视剧本，包括《架空OL日记》以及《黑暗中的十个女人》，但在女性书写方面，依旧难逃男性视角的虚假想象。四位女孩生活的呈现并不具有现实感，堆砌了过多的男性凝视下的典型女性物像，包括且不限于女孩们小时候喜欢玩贴纸、创造电视剧社、痴迷于大头贴机器，长大后聚会的话题局限于八卦其他朋友的婚姻或者恋爱关系，编剧对这些“大部分女孩”爱好的强调也在促进刻板印象的形成，而女性独有的那种同性好友间对于彼此困境的讨论、生活中的互助却被忽略了。最为重要的是上文提及的，宇野真理在长达两百年的拯救过程中，对成为机长改变航线获得“成功”始终如一的执着。当下，女性的失败和男性的失败实际上是迥然不同的，当女性被锁死在父权结构之下，男性也在接受父权社会对他们的规训——拒绝失败。父权逻辑强调男性必须成功且必须占领主流话语权，女性的失败尽管依旧伤痛，却被视作理所应当。宇野真理从未思考过直接与小美和小夏解释真相，共同完成拯救一飞机人的生命，而是独自在生命循环中背负这个责任。使得小美与小夏这两个角色也逐渐沦为引入新角色的次要存在，成为意义与细节的填充物，与近藤麻美之间的羁绊也显得不够深沉。此类生活细节的集合呈现，表现出男性作者对于新时代独立女性生活的片面想象。因此会带给观众一种女主等人生活在真空的日本社会的幻觉，而那些根植于女性心里的身为第二性的困境、社会习惯化的“厌女”等情节都被隐藏了。女性的生存永远被讨论，但她们的困境却始终未消失。剧中看似完美的结局实际上未曾真正进入个体独有的经验和感受中，也没有对社会关系中具体的性别结构压迫进行反思，某些批判变成了隔靴搔痒甚至是讽刺。由此也可以看出，编剧的女性意识是进步但不那么激进独立的，甚至是有些矛盾纠结的，他们的书写依旧是类型化的。女性艺术并非要用题材和内容进行规定，认为权力偏向女性的生态圈、女性为主角的作品才是女性作品的观点是狭隘的。女性作者的存在也许并不能直接改变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边缘性，但她们的确无法被替代，观众更加期待看见女性书写下更千姿百态的、繁复真实的女性形象。

女性之间的情谊具有成长性，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新的发现，且其内部的空间性与指向性也是在不断扩充的，如同一颗从内部打开的洋葱，每拨开一层都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在《重启人生》中，主角在五世的重生之旅中改变了职业、改变了恋爱的对象、改变了人生轨迹，不变的是与三位女性好友的情谊。她们结成了不易更改的女性联盟，直到一起在养老院往生，转世成四只鸽子。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风气的不断开化，与女性好友缔结一生的友谊成为了一种生活的可能。婚姻不再是女性唯一的归宿，在这个层面上，女性友谊可以不再是一个仅存于想象之中的乌托邦，而可以是可靠的联盟。对于女性观众来说，“这种理想化的单性别生活无疑将提供榜样的力量，并在潜移默化中鼓励更多的女性去践行这种积极的、以自我为主体的生活方式” [1] ，在这个层面，《重启人生》为女性的生活经验留下了更大的阐释空间。

文章引用

郭晶晶. 日剧《重启人生》：女性主义影视作品新尝试
Japanese TV Drama “Brush up Life”: A New Attempt of Feminist Film and Television[J]. 艺术研究快报, 2024, 13(02): 68-75.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4.13201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