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s Kenneth Burkean “Identification”, including 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 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 and 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 to compare the usage of modal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se of modality reflects the psychological intention of the speaker, which, in some degree, embodies that language is subjective and culture is different. Meanwhile, two speakers adopt similar methods to seek for identification also proves the nature of rhetorical activities is the pursuit of identification.

Keywords:Identification, Modality, Compara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同一论”视角下情态动词的对比分析

宋媛媛，黄滔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17年9月22日；录用日期：2017年10月4日；发布日期：2017年10月13日

摘 要

本文运用Kenneth Burke的“同一论”，从同情同一、对立同一、误同同一三个方面，以奥巴马和习近平的大学演讲为例，对比英汉情态动词的使用情况。说明在同一修辞情景下，即面向在校大学生时，英汉情态动词使用反映了说话人语言编码的心理意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使用的主观性和文化差异性。同时两人在演讲采用了相似的同一策略，不断寻求认同，证明了修辞活动的本质和标志是认同。

关键词 :同一论，情态动词，英汉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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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态(modality)通指说话人对句子表示的命题的真值或事件的真实性状态所表达的主观态度，它可被看作是说话人对一个状态或命题的认知上、情感上和意愿上的态度。在各种语言中情态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中情态都被认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其中占主要地位的都是情态动词。关于情态动词人际意义的研究大多数是从语义学、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三个方面进行，而Burke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内容是“如何用语言符号诱使那些本能地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进行合作” [1] ，重视听话人的情感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对情态动词人际功能的理解。本文选取奥巴马和习近平对大学生演讲的语篇为例，试从修辞学的角度阐释英汉语中情态动词的选择和使用，从Kenneth Burke“同一论”理论的框架下解读中美两国领导人公共演讲中情态动词的使用情况以及实现的人际功能。

2. 文献回顾

2.1. 情态动词

最早对情态的研究可追溯到2000年前，Aristotle就可能性与必然性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论述，他的研究至今是情态逻辑的基础。随着对情态认识的深入和发展，情态动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角度：语义角度、语用角度和认知角度。

语义学认为情态动词是一词多义的。它从词义和由词义与语法意义构成的句义层面上入手，试图寻找含情态助动词句子的歧义产生原因，并罗列某一情态助动词在不同句子中可能表达的多重意义。

语用分析法认为情态动词只有一个基本意义，通过对情态动词的分析，解释并探究交际参与者的信念、意图以及欲望，旨在阐释人类目的性活动背后的交际模式。

认知语言学从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探究了英语情态的意义。重视语言现象的描述，认为英语情态的多义性是通过人类认知手段由一个词的中心意义或基本意义向其他意义延伸的过程，是人类认知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

2.2. 情态动词范畴的分类

2.2.1. 英语情态动词的范畴及分类

情态动词具有复杂性。一是因为其涉及面广，与逻辑学、哲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许多领域都有接触；二是因其具有多义性，且使用频率高。这些因素导致情态动词具有复杂性和争议性。学者试图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以构成一个框架确定所有情态动词的意义。目前，接受度较高的是Palmer提出的模式。他提出了情态动词具有认识、道义和动力三大范畴，基本上概括出了情态动词的语义全貌，是情态动词意义的总框架。但Palmer (2001)意识到，在句法和语义的许多领域里，要划分出明确的、清晰的类别是不可能的，很多情态动词的意义是模棱两可的，具有不确定性 [2] 。但他并没有对其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Coates (1983)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她认为，情态动词的不确定性对意义的理解有决定性作用，而其意义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意义的渐进和重合导致，其中尤以渐进为甚 [3] 。Coates对此从横向进行了研究。以can为例，它的核心意义是“能力”，渐变到边缘意义就是“可能”。从“能力”到“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们之间有一个不确定的范畴。根据Palmer和Coates以及已有文献的参考，最普遍的分类是从英语情态动词所表达的意义出发，将认识情态意义分为可能性(can, could, may, might)、推测/推断(will, would, shall)和必然性(must)三种；道义情态意义分为许可(can, may, could, might)和义务/必要(must, should)两种；动力情态意义分为能力(can, could)和意愿(will, would, shall)两种。

Halliday从纵向对情态动词意义的渐进过程进行分析 [4]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里，情态动词具有高、中、低三个值。高：must，musn’t，can’t，couldn’t，mayn’t，mightn’t，中：will，would，shall，should，won’t，wouldn’t，shouldn’t低：may，might，can，could。这种划分方法不仅包括了情态动词的肯定与否定形式，而且明确了情态意义的层进性与阶梯性，完善了情态助动词情态意义，同时也指示出了情态助动词人际意义的连续体性质与层进性，有助于不同语境下情态动词的研究与使用。

2.2.2. 汉语情态动词的范畴及分类

Palmer (2001)指出，任何语法范畴的类型学研究必然包括两个基本步骤。一是确定不同语言中的语法范畴，这依据的是语言的形式特征。二是确定不同语言中的某种语法范畴的同一性，这必须依靠共同的语义特征。根据情态动词的形式特征，朱德熙(1982)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情态动词划分标准 [5] ：

1) 只能带谓词宾语，不能带体词宾语；

2) 不能重叠；

3) 不能带后缀“了”、“着”、“过”；

4) 可以放在“不”的格式里；

5) 可以单说。

根据这些形式特征，朱德熙确定了27个情态动词：能、能够、可以、会、可能、得(de)、敢、肯、愿意、情愿、乐意、想、要、应、应该、应当、该、许、准、值得、配、别、甭、好、难、容易、好意思。

根据情态动词的语义特征，首先，将“得(de)、应、要(表示可能)、甭、别、配”排除在外。胡波(2015)指出，这些词是已经完全语法化的情态标记，类似于表达情态意义的附缀，不能单独作谓语，必须附着在动词之上才能回答问题，具有极强的定位性 [6] 。其次，将“难、容易、好意思”等排除在外。这些词虽然在句法特征上和情态动词相近，但意义上却存在较大差距 [7] 。再次，将“准、许、想(表希望)、愿意、情愿、乐意、值得”排除在外。这些词既带主谓结构的谓词宾语，还带有主语，不符合情态动词的动词属性，即以包含空主语PRO的动词短语为补足语的二元动词，或以包含主语NP的动词短语为补足语的一元动词。增加“必须、须要”2个基本符合情态动词的形式特征且含有情态动词的语义特征的词 [8] 。

结合上述判定标准，本文确定情态动词的范围为：

能(能够)、可以、会、可能、必须、敢、肯、要、须要、应该(应当、该)

分类上参照Palmer对英语情态动词的分类，有两方面原因：其一、Palmer不仅深入地分析了英语的情态动词，而且在掌握大量的不同类型语言(包括汉语)中有关情态的材料的基础上，对人类语言中的情态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因而他的结论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其二，尽管汉语与英语属于不同谱系的语言，二者差异较大，但在情态这一语法范畴上，二者却有很强的共性，即都是以情态动词作为主要表达方式和范畴的主要成员，因此Palmer对英语情态动词的分类值得借鉴。

综上可以看出情态动词的分类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同样，情态动词在人际交往中体现出的情态意义也是多对多的对应关系，即一个情态动词可表达多个人际意义，反之亦然。本文对英汉情态动词做出分类(表1)。

表1. 英汉语的情态动词分类

3. Burke的“同一论”

新修辞学是本世纪30年代在欧洲大陆及美国产生并在60年代盛行的修辞哲学，其中的代表性的学者是Kenneth Burke。不同于Aristotle (1991:74)将修辞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事件上找到可用的说服方式的能力” [9] ，Burke (1969:41)将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认为修辞学研究的内容是“如何用语言符号诱使那些本能地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进行合作”。在Aristotle “劝说”理论的基础上，他发展了“同一”(identification)理论，认为修辞学的核心不再是劝说而是认同。顾曰国(1990: 21)认为：“Burke的‘同一’理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劝说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本世纪以来重要的修辞学思想之一” [10] 。

在人际交往中，要想引发对方的合作就需要求同去异。“同一”来自于“实质”(substance)这一概念，自我由各种实质或特性构成，包括物质、职业、朋友、行为、信念和价值观等等。当我们与他人享有某些共同特质时，我们就取得了与他人的同一。就内容方面，Burke提出了三种方式来获得同一，即同情同一(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同一(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和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本文以奥马巴霍华德大学演讲和习近平北京大学演讲为例，试对比分析同一论视角下中美两国领导人公共演讲中情态动词使用的人际意义的差异。

4. 情态动词的同一功能

4.1. 同情同一

同情同一策略的关键就是强调共同的东西。演讲人需要激发和唤起同观众共同的情感或利益需求和经验分享。Burke (1969, 57)讲到：“演讲人通过同一的方式来劝服观众，那么他的劝说目的就应该是使得观众自身同一演讲人的利益，演讲人要把利益同一作为自己和观众彼此之间支持的重要因素。”正如

Burke中提出的两个例子：政客亲小孩和他乡遇故知。政客亲小孩目的在于使父母在情感上认同自己，投自己一票；他乡遇故知会产生暂时的友好感，自然地在情感上认同彼此。共同情感还可以是话语参与双方公共的价值观和利益、共同的情感或共享的文化背景。这一点对于公共演讲实现其人际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演讲者通过一定语言手段如情态动词获取听众的同情同一，其理念更容易被接受或被认可。同情同一的语言体现形式主要有表推测的认识情态动词和表许可的道义情态动词。使用对命题作出有根据推断的表预测的情态动词，可以使听众更加信服，从而接受演讲者的观点，达到情感上的同一。道义情态动词表示命题得以发生的作用力来源于情理的许可，情理依据可能是法律或文件、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或社会常识等一些客观的、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条件或因素。通过使用许可类的低值道义情态动词，说话人更加委婉、更加礼貌地传达听众认可的观念，因此更容易实现同情同一。

奥巴马在演讲时，使用表推测的中值认识情态动词18个，表许可的低值道义情态动词1个，其中will出现了13次。

1) Now, if we want to reverse those trends, there are a bunch of policies that would make a real difference.

2) And by doing so, you will strengthen your own position, and you will hone your arguments. And maybe you will learn something and realize you don’t know everything.

例1奥巴马通过描绘一系列社会现象，如工资涨幅、财富不均等大学生比较关注的问题，呼吁大学生积极参与选举投票，并根据已有的政策，使用“would”合理推断，认为大学生的参与可以影响政策的制定，保障他们享有社会福利。奥巴马认同听话者的利益，从听话者的切身利益出发，有利于达到情感上的共鸣，达到同一的人际功能。

例2奥巴马连续使用3个“will”教育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在遇到分歧时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有收获，有进步。“will”的使用，既可以避免语气上的生硬，又可以表明意愿，从情感上更易于让人接受，有利于营造和谐友好的谈话氛围，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习近平演讲中，表推测的中值认识情态出现了2次，表许可的低值道义情态动词出现了2次。

1) …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

2) 有老师指点，有同学切磋，有浩瀚的书籍引路，可以心无旁骛求知问学。

例3中“要”所表示的可能具有预测性，在时间上指向未来。习近平在演讲中指出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必须同这个国家的自然、社会相适应，以此为根据，推测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要”在表达肯定趋向的同时，采用中量值向听众传达自己的观点，符合听话人的心理预期。

例4中，通过使用低量值“可以”，习近平在自己的认知许可范围内，指出在大学里，因为有老师、同学和书籍，大学生能够求知问学。这种情况表达的是命题的发生进入了说话人认知范围的许可，进一步说，命题发生的可能与否不是由说话人控制的，只是说话人觉得某一命题的发生是有可能的，是合乎自己认知经验的，由于这些特点，因此“可以”具有建议、劝告的色彩，并且委婉的向听众传达自己的建议，更好的与听众达成同一。

4.2. 对立同一

对立同一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分裂指的是对立面，这是由于大家具有某种对立面而形成的联合，即两者能够同一是因为他们共有一个敌人。两者间的共同敌人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物，更可能是人的生存环境。对立同一这一概念体现了Burke认识事物与处理事物的哲学观念，也体现出Burke的新修辞学思想是与他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哲学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对立同一的语言体现形式主要为表可能性的认识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表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以及高值情态动词或其否定形式。在所有情态动词中，Peter R. White (1999)认为，否定结构是作者用于拒绝不同立场，阻止协商可能性的内部声音化的最主要的语法手段之一 [11] 。因为，否定结构把不同声音——正面的观点内化于作者言语中，承认其存在，与之交涉，并予以否决，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可协商的余地。而情态动词具有多义性，通过使用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使其产生词汇歧义和语法歧义，造成模糊性，从而达到弱化否定语气、与听众形成同一体的效果。适当提高情态动词量值，可以使演话内容听起来更加真实可信，在树立威信的同时，还可以更加有效地鼓励和说服听者。

在奥巴马的本篇演讲中，表可能性的认识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出现了0次，表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出现了0次，高值情态动词及其否定出现了5次。

1) We assume whatever is on the web must be true. We search for sites that just reinforce our predispositions.

例5中运用了情态动词“must”，此处是认识情态动词同时也是高值情态动词。例5体现的共同对立面是话语参与双方公共反对的状态——网络上散播的虚假信息。将共同对立面与必然性认识情态动词连用，奥巴马意在告诉听众，要学会识别网络上的信息，莫被网络误导而徒增偏见，使听众认为演讲内容真实可信，增加了说服力，达到了警醒的人际功能，争取民心。

在习近平演讲中，表可能性的认识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出现了3次，表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出现了1次，高值情态动词出现了35次，高值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出现了7次。

1) 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的国家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例6中，“应该”属于高值情态动词，“不能”属于高值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不会”属于认识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体现的共同对立面是话语双方参与者公共反对的状态——外国文明对本土文明的影响和冲击。习近平通过使用两个连续的肯定形式，三个连续的否定形式，表明了共同维护与发展中国文明的决心，激励了听众的斗志与信心，与听众形成利益共同体，达到了鼓舞与呼吁的人际功能。

4.3. 误同同一

第三种认同“误同”是Burke认同说中最深奥的一个观念，也是最富有创新精神、最具有哲学意义的观念，这种认同最有影响但是最不被人有意识地注意。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Burke对人和人的生存环境主体互联方面问题的关注。从人的主观认识上来说，同情同一与对立同一表现出的主观的意愿以及由主观的意愿所规范、导引的对外界的认知与行动都很明朗化，而误同中无意识的那一部分所表现出来的认知却是主体的人对外界的事物形成的并不正确的认知，或者说是虚假的认知。当说话人的意象与听话人已知的意象有共同之处时，听话人就会将两个意象结合起来，产生偏误认同：它是一种形象的影射，比如美国总统竞选者均致力于将自身树立成“美国梦”的象征，使听众产生偏误认同，认为他/她就是“美国梦”，感染听众，从而获得选票。误同可以借助动力情态动词来实现。动力情态动词在所有情态动词中客观性最高。它看似与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无关，是对施事完成某个动作而言存在的内部的能力条件或意愿条件，让听众无意识中认为说话人是客观断言，从而认同他的观点。但动力情态动词却依然保留了情态动词独特的说话人取向的主观性特征，还未达到实义动词表示客观断言的程度。

在奥巴马演讲中，表能力的动力情态动词出现了17次，表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出现了4次。

1) We can raise the minimum wage. We can modernize our infrastructure. We can invest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We can make college more affordable. We can close tax loopholes on hedge fund managers and take that money and give tax breaks to help families with child care or retirement.

例7体现形象投射或重合是美国人民期待看到的发展。奥巴马提出美国公民使用选举权能够促使各项政策的实施，改善社会现状。这就将选举权与美国发展两个形象等同；并与能力情态动词“can”连用，奥巴马意在表明积极参加选举能促进发展是根据客观条件得出的结论，让听众误以为与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无关，是客观断言，从而认同他的观点。

在习近平演讲中，表能力的动力情态动词出现了14次，表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出现了22次。

2) 同学们！老师们！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理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例8体现的形象投射或重合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习近平将老师与同学的努力作为实现目标的实例与代言，这就将老师与学生和实现目标的形象等同；通过使用表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连用，习近平意在表明在老师与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才能实现，作为听众的老师同学在无意识中认为自己有责任且有能力达成目标，达到了鼓舞的人际功能，使习近平的话更有说服力。

通过对比奥巴马与习近平的演讲，发现奥巴马与习近平在与听众达成“同一”时使用的同一策略存在差异。奥巴马演讲中使用最多的策略是误同同一，其次是同情同一，最后是对立同一。而在习近平演讲中，使用次数由多到少依次为误同同一、对立同一、同情同一。Burke (1969)认为，演讲中为与听众形成“同质体”，最常使用的策略为同情同一，通过唤起情感上的认同更容易得到听众的认可。在对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演讲时，通过达到情感上的共鸣更能鼓舞学生，奥巴马在演讲中使用此策略的所占比例为42.2%，而习近平的却只占0.05%，达成情感同一的程度较差。在对立同一策略上，奥巴马使用的较少，仅占11.1%；习近平则占44.3%，且以高值情态动词体的使用频率最高，达71.4%。高值情态可以帮助演讲者树立威信，更加有效地鼓励和说服听者，但因其语气生硬，若使用不当，易给人留下颐指气使的负面心理效应。误同同一常被看作是最强有力的说服方式，同时也是Burke同一理论中最有特色的一种认同方式，由于它的无意识性，常常被忽略。奥巴马和习近平在演讲中，充分利用这种无意识性，影响和引导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与听众形成“同质体”。

5. 结语

实例分析表明演讲者通过情态动词，建立与听众之间的认同，使听众更易接受演讲者的劝说，从而促使听众采取行动。情态动词的使用反映了说话者为达成特定的人际功能或意图而选择语言编码的心理意向，体现了语言使用的高度主观性。同时演讲者根据受众对象，采用不尽相同的同情同一、对立同一、误同同一三个方法进行劝说，其目的是为了与听众达成同一，说明人是修辞的动物，修辞活动的本质和标志是认同。

文章引用

宋媛媛,黄 滔. “同一论”视角下情态动词的对比分析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od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fication[J]. 现代语言学, 2017, 05(04): 302-308. http://dx.doi.org/10.12677/ML.2017.54041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