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the book of “Kuomingtang’s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author with keen problem consciousness, the open theory field of vision, strong reality concern, carried on the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of KMT’s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thinks it has a certain merit, and how China inheriting Confucian culture still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he author is balanced and come up with new ideas, but in detail processing aspect, still need to further efforts.

Keywords:Confucianism, The Fate of Modern China, The New Thinking

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命运的新思考

—评《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

吴修申

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Email: lcwxs@163.com

收稿日期：2015年9月28日；录用日期：2015年10月16日；发布日期：2015年10月19日

摘 要

在《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一书中，作者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开阔的理论视野，强烈的现实关怀，对国民党的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此举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对当下中国如何传承儒家文化仍有借鉴意义。作者虽持论公允，新见迭出，但在细节处理方面，仍须进一步努力。

关键词 :儒家思想，现代中国命运，新思考

1. 引言

近代以降，作为官方文化资源和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复存在；新文化运动后，儒家思想在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权威也岌岌可危。然不过十年光景，儒家思想在三民主义的光环之下，又堂而皇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认识和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儒化三民主义的行为至今仍是一个具有较大争议的问题。吕厚轩的《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一书，为学界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2. 敏锐的问题意识、开阔的理论视野

执政者正确地认识和继承儒家思想的精华，为治国理政和人民福祉服务。这一课题，自1912年现代共和政体建立至今，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本书主题就是以执政党与儒家思想的复杂关系入手，探讨儒家思想与政府的关系。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将儒家化的三民主义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可以说这是现代中国执政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首次实践，某种程度上也蕴含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方面塑造自身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努力与探索。引申而论，这也是关涉到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如何得到认可和转型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言：“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笔思想文化遗产，无论是谁执掌政权，都要认真考虑如何对待它，即要考虑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1] , p. 3)。因此，作者选择的是一个非常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学术眼光独到而敏锐。

在具体研究中，作者借用现代化理论，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处理好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过程的作用。在各章论述中，作者还借鉴了政治学文化学派理论，指出一个现代政权与传统思想文化系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撇清与传统思想的联系，且一旦割裂二者关系，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也是为现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践所证实。此外，作者还借鉴西方的“意识形态”概念，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遇到的挑战及境遇。以上种种，均显示了作者视野开阔，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时下历史学界担忧“碎片化”的研究，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林的危险之中，而作者这一研究路数所指示的，只要研究者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夫，历史研究就无所谓琐碎之忧，碎片只要用理论之绳串起来，就会由零到整，形成历史研究的宏观整体。

3. 强烈的现实关怀、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

儒家大都带有浓厚的入世情怀，自孔子以降的儒学大家大都期望为国家社会的繁荣与稳定贡献其智慧。作者显然不是纯书斋学者，而是一位充满现实关怀、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通读本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于儒家思想与国家社会前途命运的思考。他在绪论中明确指出了其研究目的：“通过寻求国民党实权派改造与利用儒家思想的真正原因，分析这种行为的利弊得失，总结其成败的经验教训，展望儒家思想在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基本目的”( [1] , p. 21)。

当前，无论是高层还是民间，社会各界对儒家思想文化在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作用渐有体认，但也存在不少分歧。历史的经验教训能够为各界在形成儒家作用的共识上提供一定的启示。正如该书所指出的，“当前，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继承其中的积极因素。因此，研究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成败得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1] , p. 7)。

儒家思想文化不仅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本世纪以来，中央提出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战略，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向世界推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显然离不开对儒家思想资源的鉴别与分析。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执政党与社会各界参与讨论，全面客观分析儒家文化，形成一致的意见或看法。

作者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经世致用学风，是因为他具有与儒家类似的入世的情怀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情；另一方面与作者求学、后又执教于孔子故里的曲阜师范大学有密切关系，曲阜师范大学以弘扬儒家优秀文化为己任，具有研究儒家文化的多种优势，借助于这块沃土和学术高地，加之长期的积淀，作者才能有此著作问世。

4. 新见迭出，持论公允

作者在绪论中指出，学界关于国民党与儒家思想关系的研究还不尽如人意，“从总体上研究国民党与儒家思想关系的文章和专著并不是很多，且观点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作者通过借鉴学界已有的成果，围绕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这一主题，从国民党与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国民党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国民党实权派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原因，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影响等等方面，得出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下面就以国民党实权派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原因这一部分为例，分析如下：

国民党实权派改造和利用入儒学的原因很多，但作者择其要从三点论述。

第一，着眼于国民党自身角色的变化，即从在野到执政、从革命到建设的身份转移的角度。国民党内重要人物蒋介石、戴季陶和陈立夫等人深知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道理。国民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后，暴力色彩必须逐渐淡化，因此儒化三民主义，或者说是三民主义的儒家化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因为，一方面儒家思想里面本身就含有为政权治理设计和服务的成分；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不断改造，才能不落后于时代，才能为社会大众所认可。1924年后，孙中山将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理论，在借鉴和吸收列宁主义建党和建军的理念基础上，结合形势的需要，改造成了具有崭新内涵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中的一些成分，与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戴季陶延续了孙中山挖掘传统思想资源的这一做法，使三民主义的儒家色彩进一步加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国民党实权派继续开展这一工作。国民党实权派对三民主义儒家化的工作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三民主义革命色彩逐渐褪色的过程。

第二，蒋介石个人出于维护政治地位和统治的需要，自觉支持并参与三民主义的儒家化。作者指出，从1924年蒋介石任职黄埔军校校长起，直到1928年底北伐成功，蒋介石在军事上取得巨大的成功。这有助于提升其政治地位，但要想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他尚须克服诸多挑战，即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当时蒋介石本人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适合于自己口味的理论，也就是戴季陶主张的“孔孙道统论”。作者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将这一套理论作为自己的工具，可以理解为占有军事优势的蒋介石与有理论特长的戴季陶联合，以弥补自己在三民主义理论方面的不足，从而更好地与擅长理论的汪精卫派和胡汉民派进行竞争与对抗。征诸史实，蒋介石的这一策略获得了成功。儒家思想主张人治，而蒋介石又有独裁的倾向，但又不能抛弃孙中山的思想。因此，戴季陶的带有儒家色彩的三民主义学说，就非常适合蒋介石的口味。因此二者自然就联姻，从而蒋介石在意识形态方面拥有了较大的话语权。

第三，在作者看来，蒋介石祭出儒家思想的大旗，更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即利用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带有民族主义特点的儒家思想化的三民主义排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书中所指出的，蒋介石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着重点，就是以“共产主义是外来的，不符合中国的民族性，否定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性”。这种分析是有一定见地的。后来，中共吸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单纯维护苏联利益的教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使外来主义成功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以后的顺利发展。作者提出的“蒋介石等国民党人，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这些宣传，给共产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论点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作者在对国民党实权派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这一行为的评价，尽管充满现实关怀，但是其观点大都依据史料条分缕析，言而有据，持论公允，不走极端。既指出这种改造的积极性与不足，又强调后来的影响与相通之处。如针对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这一行为，作者指出一个政权对儒家思想改造“并没有错，只是在方法和内容的选择上还有待于商榷。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并非是一无是处，无论是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发展，还是对中国社会的进步，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1] , p. 223)。作者认为只要有一个适合的度，改造是无可厚非的。国民党实权派的尊孔活动和文化建设运动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对本民族伟大历史人物表示尊敬其实是每一个民族的共性，只要这种尊敬不超过一定的限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当然，由于这一课题属于政治思想史范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研究这一问题既需要弄清楚传统儒家思想与政权的关系史，又需要把握近代以降中西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还必须做到国共政争在国民党儒化三民主义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因此作者在具体事件的研究上略显粗糙，书中涉及的不少史实还有进一步引申分析的空间。此外，作者将本书研究时段定为1927~1949年，但通览全书，1927~1937这十年着墨最多，1937~1945抗战八年略有论及，而1946~1949这3年可以说几乎没有触及。有前重后轻之嫌，为什么如此安排，没有给交代与说明。这就让读者既有疑问，同时也有一种美中不足，意犹未尽之感。

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实事求是的讲，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的命运这一课题需要较多的理论阐释，研究起来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作者在国民党与儒家思想关系领这一问题上的研究理路和学术思考，不仅对学界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国民党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大有裨益，而且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儒家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处境与发展趋势。

文章引用

吴修申. 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命运的新思考—评《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
The New Thinking on Confucianism and the Fate of Modern China—Review on “Continuity of Orthodoxy: Kuomingtang’s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1927-1949)”[J]. 历史学研究, 2015, 03(04): 52-55. http://dx.doi.org/10.12677/OJHS.2015.34008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