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3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4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11日

摘要

晚清社会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经历和呈现出了对西方文化拒绝、恐慌、有限接受直至认同的缓慢过程和特点。究其思想“近代化”缓慢的主要原因：一是科举制度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二是知识分子自身固有的传统的与国家关系的密切度；三是受到执政者晚清政府向后看思想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晚清，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Slow Cause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Intellectuals’ Thought in Late Qing Society

Minghui L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Received: Apr. 13^th, 2023; accepted: Jul. 4^th, 2023; published: Jul. 11^th, 2023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intellectuals in late Qing society experienced and presented the slow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jection, panic, limited acceptance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Western cultu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slow “modernization” of their ideology are: firs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as seriously constrained the thinking of intellectuals; second, the closeness of the intellectuals’ own inherent traditions with the state; third, it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backward-looking thinking of the ruling late Qing government.

Keywords:Late Qing, Intelligentsia, Modernization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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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步入近代化的轨道，在其漫长的近代化过程中，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其在思想上接受并践行近代社会思想经历了拒绝、恐慌、有限接受直至认同的缓慢过程。究其原因，既有科举制度的毒害，又有知识分子传统上与国家关系的高度密切度相关。本文就晚清社会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的发展历程极其缓慢原因做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2. 晚清社会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的发展进程

2.1. 明清时期西学在中国的传入及其曲折发展

西方思想文化即所谓“西学”，早在明代中后期时即已传入中国。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西洋人艾儒略的《西学凡》中，就既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又有西方社会科学内容( ‎[1] , p. 79)。当时一些官员如徐光启、李子藻等对“西学”显示了浓厚的兴趣。徐光启认为西学“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 ‎[2] 。而历史推进到清朝，国人对于西学则发生了变化。清朝知识分子一改明代学习西学的态度，对于西学由不以为然或漠然视之渐渐演变为不屑和否定。譬如《四库全书》的编撰者首先就将《西学凡》视为“是所以为异学”( ‎[1] , p. 91)。但由于西学之科学性而完全否定西学并不容易，针对西学中的天文历法、数学以至医学、机械工艺学，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思想家、数学家则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老子胡化说”(即老子西入印度教化佛陀或化为佛之说)的思路影响下，提出西方这些看起来先进的自然科学的东西实则来自于中国的“西学中源”说，邹伯奇甚至提出墨子乃是西式法祖 ‎[3] 。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不仅迅速恢复了科举取士，而且极力推崇中国儒家传统文化。顺治、康熙、乾隆、嘉庆等皇帝组织大量知识分子挖掘、整理古籍材料。于是《古今图书集成》《朱子全书》《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四库全书》等大型图书相继编辑出版，一时间乾嘉汉学之风日升，孔孟之道日烈。诠释训诂的乾嘉学风使知识分子一头扎到故纸堆，不仅阻断了前朝文人与西人合著介绍西学从而使西学流传中国的道路，而且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崇尚儒学培育的中国“天朝大国”、“君临万邦”的自大心理与知识分子的“西学中源说”相互呼应，从而促使西学非但未被认可而继续传播，被视为“奇巧淫技”加以排斥，甚而嘉庆皇帝于1812年放逐钦天监西士，更于1816年要求官民禁绝西器：“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尚有自鸣钟等物，更如粪土矣！” ‎[4] 前清政府这种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引导的乾嘉学风加之外交上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愚昧了自己和举国人民，使全国人民上下一致夜郎自大，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全球化的视角审视此时的世界，发展的天平已严重失衡：西方经济快速发展，政治日趋文明，向外扩展已成为其发展的需要；而东方曾经因繁荣富庶进步文明而引领全球的中国此时则固步自封，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衰落，知识分子在“西学中源说”的语境里完全沉醉于儒家的经典宏著中，对于西学因无知而不屑。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840年。当发展的天平失衡到不能维系时，西方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刺破了包裹清帝国的裱糊纸，伴随着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天朝上国的迷梦烟消云散。知识分子面对突然而至的民族灾难开始时是震惊、惊讶，继而是愤怒、不可接受，最终是部分人无可奈何地承认自身的虚弱。当接受了失败的结果之后，于是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乾嘉之风转向儒学原本固有的经世致用，并进而提出要了解和学习西方坚船利炮背后的西学。魏源、林则徐是彼时经世派的代表。“师夷长技以治夷”、“睁眼看世界”是知识分子思想转向西学的开始。

2.2. 晚清学习西方高潮的兴起及其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的肇始

清朝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开始了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其中以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为代表所领导的洋务运动是统治阶级上层向西方学习的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主要集中于兴办近代中国军事、民用企业、近代学堂以及外交等方面。奕䜣作为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王爷重臣，对于清统治阶级开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1861年1月11日奕䜣等上奏：“(一)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北京，以王大臣领导，专办涉外事务。(二) 设三口通商大臣，专管北方新开口岸天津、登州、牛庄(后改为营口)，驻扎于天津；其它新增内江三口及潮州、琼州、台湾、淡水以及原来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仍归五口通商大臣办理，驻地上海。(三) 新开各口关税，请由各省就近派官管理收税。(四) 各省办理外国事件，请敕令各该省之将军督抚互相知照，以免歧误。(五) 请开设外国语学校。(六) 请收集各海口中外商情信息，及各国报纸，按月咨报总理处” ‎[5] 。从奕䜣的六条章程“新政”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他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外交、教育近代化。随后又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课程于学堂、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派政府使团出国考察、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拓宽大机器生产领域等方面积极拓展，从而使清政府在被动中迈出了对外开放的艰难步履 ‎[6] 。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李鸿章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首先从思想上对时局有了清醒认识，认识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7] 。并指出“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 ‎[8] , p.40)。进而提出解决当时危机的办法为要“师其所能，夺其所恃”( ‎[8] , p36)。“处今日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8] , p. 27)。西方的“能”、“恃”是建立在其先进的近代教育、经济及军事基础之上，所以李鸿章内部的变法就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主张改变科举制度，经济上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近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军事上主张变易兵制，建立海军。在此认识基础上，李鸿章在实践中建立了一系列的军工、民用企业，并组建了中国近代海军。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的展开，促使更多的统治阶级官僚如张之洞、左宗棠、刘坤一等积极跟进，于是学习西方的思想在统治阶级上层中被开明的人士认为是务实的挽救大清的措施。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也提出了要“以西法正中法” ‎[9] ，支持洋务运动。这场自19世纪60年代始持续了30年的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以“中体西用”为思想，实则是统治阶级上层知识分子面对列强的侵略自身统治不能维系的情况下，不得已的学习西学之举，这种学习不仅是停留在西学外在的器物层面，而且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时已落后反动的封建秩序，所以失败是注定的。

面对列强的入侵，主张学习西学的士人除了部分开明的朝廷官僚之外，在野的部分知识分子也提出了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对策，只是其所主张的学习西方的重点与洋务派官僚的主张有所不同。主张学习西方的在野的知识分子前期以郑观应、王涛、陈炽等为代表。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制度，指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因此“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10] 。陈炽指出“今中国果确知受病所在，决计开物成务，通商而惠工，则此商埠者固中国五行百产之菁英所出焉藏焉，交易流通，以与天下万国之商民相见者也。”他进而提出了“自辟商埠”的策略：“凡轮船铁路电报所通之地及中国土产矿金工艺所萃之区，一律由官提款，购买民田，自辟商埠……则此疆彼界虽欲尺寸侵越而不能。今通商之地日益多，占地之谋日益甚，非自辟华市以清其限制，则官司隔膜无可稽查……大兴商埠，则商贾通而民不为病，厘捐撤而国不患民贫” ‎[11]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影响更大，震撼也更为强烈。洋务派官僚30年的呕心沥血随着战争的结束灰飞烟灭，割地赔款范围之广、数额之大令国人个个扼腕，而更让士人震撼的是打败中国，攫取这一切的是曾经几千年来都以中国为师的弹丸之地日本。人们在分析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之后短短二十余年的发展就由学生变为教训原为老师的先生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身变革的缺憾。比较之余，向日本学习成为了士人的共识。朝廷官员中杨儒、王春之、伍廷芳等提出了中国应向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采取自主开放的政策，民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竭力主张中国应以日本为师，改革现行的腐朽落后的封建体制为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君主立宪制。

2.3. 晚清中国最高统治者在学习西方问题上的对立与斗争

作为晚清中国实际最高统治者并掌权中国达47年之久的慈禧，为了维护大清的基业，或者更确切的说为了维护延续自己的集权统治，就像曾经一度支持洋务运动一样，对于康梁的维新变法也曾一度表现出了有限度的支持。如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时期也曾采纳曾国藩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 ‎[12] 。光绪要实行“变法”时，慈禧“为之动”，同意颁布《定国是诏》，并称：“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且1898年1月，慈禧太后命李鸿章、荣禄等五大臣在总理衙门详细询问康有为“补救之方，变法条理” ‎[13] 。所以说慈禧也并不是完全顽固不化，对于有利于其统治的渐缓改革与其利益是相向的，她也是支持的，但当改革发展到要建立上下院议会，走君主立宪之路时，这已严重危机了她的独裁统治，特别是谣言光绪帝及维新派要对其发动政变时，她就运用手中的权力戛然而止地终止了变法。

晚清政府另一最高统治者年轻的光绪皇帝面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血气方刚的他更是表现出拯救大清于亡国灭种之境地的强烈进取心，特别是1889年其“亲政”之后，更是表现了其要挽救国家民族的抱负。相对前朝的皇帝而言，光绪的是个较开明的君主，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 ‎[14] 。在部分官员和康梁等维新派的影响下，其思想日渐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倾向于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来挽救陷于危机重重的自身统治和四分五裂即将分崩离析的国家。1895年7月顺天府尹胡橘某向光绪提出“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新法” ‎[15] 的变法要求。而对光绪帝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是康有为，则是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帝，慷慨陈词变法的必要和变法的步骤内容，这一方面与光绪帝甲午之后的强烈的雪耻图强之心一拍即合，又给与了他图强的方法路径。在维新派人士的影响下，光绪帝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强的毅力投入到向西方学习的变法活动中。当大学士孙家鼎谏日“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之时，光绪帝则说“联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联虽无权何碍？” ‎[16]

自1898年6月11日始，在随后的103天的时间里，光绪帝发布诏令、谕旨近二百条，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社会方方面面，开启全面学习西方的变法历程。不仅如此，光绪皇帝还为进一步推进变法把杨锐、刘光弟、林旭、谭嗣同选入中枢，在自己的身边形成一个辅佐“新政事宜”的秘书班子，以模仿西方国家的体制，设立“议院”和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如前所述，光绪帝欲以西方的先进政体挽救中国的变法努力热情随着戊戌六君子的人头落地瞬间偃旗息鼓，国人思想近代化在实践中再一次碰得头破血流而被迫终止。

戊戌变法失败后，八国联军联合侵华清廷再一次屈膝投降，《辛丑条约》把中国推到亡国的悬崖边际，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孙中山等的领导下，认清了清政府封建的反动本质，意识到只有以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满清封建统治，代之以当时国际上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体制才能最终挽救国家和民族。于是他们以国外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蓝图，以“三民主义”为旗帜，于1911年发动了伟大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

3. 晚清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特点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自明朝中期以来就开始在思想文化上和西欧接触，且一度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是较开放的。但是到了清朝之后，知识分子这种对西学的认同和接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度表现出因固步自封自大而不屑，但当西方文明伴着其生产力的急剧发展而以坚船利炮强行登陆东方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恐惧中不得不接受西学，时至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在近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了其鲜明的历史特点。

一是其在学习西方和历经国内运动的过程中逐步趋于思想近代化。晚清社会的知识分子思想在经历了漫长的夷夏之辩以后，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的洗礼，其在与守旧派的斗争过程中开始逐步地学习西方，思想也在逐步地近代化。

二是其近代化思想促进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由于晚清社会知识分子逐渐接受并学习西方，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晚清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上，而且也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譬如汽车、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等新生事物的出现，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看在某些方面是日新月异的，甚而是翻天覆地的。

三是其思想在近代化进程中呈现了缓慢、迟疑的特征。但当我们以国际化的视角来看东方世界知识分子在接受西学的过程时，特别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日本的知识分子加以比较时，我们发现虽然两者在接受西学的起始阶段都是被动的，但日本知识分子一旦接受了西学，其思想上的认同和进步是迅速的、快捷地、高效的。自1853年佩里叩关被迫与西方接触，到1868年明治维新全面接受并主动学习西学，直至1900年明治维新完成，日本用40余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由封建落后的弱国向资本主义强国的华丽转身，快速进入现代社会，这其中日本知识分子思想的快速近代化是前提。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表现出缓慢、迟疑的特征。

4. 晚清社会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缓慢原因

正是由于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学方面表现出的迟疑、排斥、摇摆不定，才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经历了70余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一个漫长过程。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科举制度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科举制度开创于隋朝，唐宋时期得以完善，至明朝始以八股取士，直至晚清延续不断。科举制度由于具有一定的公平性，促进了社会精英的有序流动，给予了统治阶级的新陈代谢和社会底层与上层社会的对流渠道，“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联系了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 ‎[17] ，一度使传统社会因具有活力和凝聚力而繁荣发展。但由于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忽略自然科学，加之八股取士以来“因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摩试题，读时文选本，模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务新知” ‎[18] ，因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清朝入关之后沿袭了明朝科举制度，到了晚清，科举制度的弊病暴露得更加明显，它不仅摧残士子，造成近代人才匮乏、破坏士气，加重近代政治腐败，而且束缚、窒息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延缓了他们接受并拥有近代西方先进思想的进程。

其二，知识分子自身固有的传统的与国家关系的密切度。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传承了一个传统，那就是在思想上与朝廷保持一致性，修身养性平天下更多地体现在对皇权的效忠和维护上。而晚清以来的朝廷在对外关系上沿袭的是雍正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政府对外来的近代知识、思想经历了完全排斥、无奈渐进接受的过程，所以晚清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的进程也相应地缓慢、走走停停。

其三，作为执政者晚清政府向后看思想的影响。晚清以来虽然中国日渐衰落，同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相比较远远落后，甚而被列强侵略，但腐败的政府没能看清世界潮流的趋势，非但没有向日本那样积极向先进学习，与强者为伍，反而在挨打受辱之时更津津乐道于列祖列宗创造的辉煌，此等思想严重影响着彼时士人的思想，从而造成晚清社会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的缓慢。

文章引用

李明徽. 晚清社会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的进程、特点及其缓慢原因探析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Slow Cause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Intellectuals’ Thought in Late Qing Society[J]. 历史学研究, 2023, 11(03): 156-161.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3.11302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