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5 No.01(2016), Article ID:17154,7 pages
10.12677/ASS.2016.51020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Informational Psychology

Ling Xiao1, Zongrong Li2

1Mental Health Center, People’s Hospita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Feb. 28th, 2016; accepted: Mar. 11th, 2016; published: Mar. 17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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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informational psychology and material psychology are the theoretical premises and research objects. Informational psychology advocates "informational man hypothesis" and studies inform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but material psychology advocates "material man hypothesis" and studies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al man hypothesis, how to study the inform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is illustrated. The authors focus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the objects, the subjects,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the signal- meaning, and the problems in informational psychology, and explain the basic approaches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researches in the related directions. We believe that these relevant studies will explore new and more effective ways for the mental health of all citizens, and for the creation of mental wealth and material wealth in society.

Keywords:Informational Psychology, Object Orientation, Subject Orientation,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Signal-Meaning Orientation, Problem Orientation

论信息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肖玲1,李宗荣2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湖北 武汉

2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6年2月28日;录用日期:2016年3月11日;发布日期:2016年3月17日

摘 要

信息心理学与物质心理学的本质区别在于不同的理论前提和研究对象;前者主张“信息人假说”,研究心理现象的信息特征,而后者主张“物质人假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特征。本文基于信息人假说,具体讨论信息心理学如何研究心理现象的信息特征。笔者重点从信息心理学的对象、主体、主-客关系、符号-意义、以及问题等方向,分别叙述进行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基本思路。我们相信,上述相关研究将为全体公民的心理健康、为社会精神与物质财富的创造,探索新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 :信息心理学,对象取向,主体取向,主–客关系取向,符号–意义取向,问题取向

1. 引言

人类心理现象具有物质和信息两个方面的特征,它们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物质心理学的家庭成员把自己的研究取向集中在心理现象的物理、化学、生物特征;有的甚至把肉眼看不见的人类意识赶出心理学的领域,主张所有研究非物质特征的心理学都是非科学的,即使不说它们是伪科学或者反科学。两相比较,信息心理学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把自己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心理现象信息特征方面,致力于研究心理过程的信息特征和规律性;它们不排斥关于心理物质特征的研究,而是致力于从物质与信息相结合的途径完整地解释人类意识。心理系统作为人类个体的软件系统,在整体意义上与人类生理系统是合二为一的,但是在逻辑上、组成上、功能上、机制上、运作上,可以而且必须单独地进行研究。在计算机界,经历了软件与硬件分离,然后有了软件科学,并且与硬件产业协调发展。人类心理学,主要是信息心理学,应当从人类生物学中分离出来,然后与生物学协调发展。

张掌然教授说,“哲学一词有一种基本含义,是指专门从事基本理论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工作 [1] 。”如果我们认同,生命是物质的、同时是信息的,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关于“生命哲学”的研究,是对于(人类)生理学或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这样,就容易理解,张教授在首届文化心理学高峰论坛(2013,武汉大学)上关于心理学研究五种基本取向的论述。本文在信息心理学关于“信息人假说”的理论前提下 [2] ,引用张教授的论述,进一步讨论信息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对象的取向,主体的取向,主客关系的取向,符号–意义的取向,以及问题取向。

2. 信息心理学的对象取向

在信息心理学关于“信息人假说”的理论前提下,宇宙构成要素从三元论(“物质–能量–信息”)变成四元论(“物质,物质能;信息,信息能”);在物理现象的背后,还有信息现象的存在;在物理学能量的背后,还有信息学能量的存在;信息被定义为“非物质的存在”,信息具有与物质一样的本体论地位;信息被认为是实在而不是虚在、是直接的存在而不是间接的存在;信息具有“非物理学能量”(即信息能);信息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比如“不守恒”(生物基因和人类文化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等 [3] 。依据“信息人假说”的理论,人既是一个物质消耗与能量转换的系统,又是一个信息处理与智能生产的系统;人在本质上是信息的人;人类心理现象的本质是信息,生物物质只是它的载体;人们的意识是信息过程,发生在时间中,却不占有空间位置,精神过程永远是没有重量和体积的,不可以像物质对象那样进行数量化,更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进行“实验”。

有了这样的概念和理论的前提与基础,精神现象就不会再被还原为物质;在信息的分类体系中,精神是人类信息的一个分支。人类信息分为生理信息与心理信息。因为有DNA为核心的生理信息,人类成为活着的物质系统;因为具有MEME为基础的心理信息,人类成为活着的信息系统。人类具有物质和能量代谢功能,但他自身并不直接生产物质和能量;人类能够直接生产知识和智能。这才是人活着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人的本质是一个活着、富于创造的信息系统、符号系统。我们每个人一出生,面对着两个世界,除了我们用肉眼可以看见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用我们的心灵才能看见的信息世界,即各种文本,它们记录着人类文化MEME。

人类文化基因就是MEME,就是理念(Idea, Form),对此最早著书立说的是古希腊学者柏拉图。他把理念说成是具体事物的模型和复制品。比如,依照飞机的理念及它的详细设计图纸,造出一架具体的飞机,飞机是全部图纸的“复制”,是飞机理念的物理模型。他说,与物质的存在(Material Being)相比较,非物质的存在(Immaterial Being)更重要,更有意义。他从来就没有否定物质世界的存在性,只是强调了信息世界更大的重要性 [4] ;他所遭受到的误解、不解、质疑和批评,堪称人类思想史上第一冤假错案。

由于柏拉图理论没有恰当地说明物质与信息两个世界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存在若干缺陷和不完善,未能自圆其说,他的物质–信息二重性的观点在两个对立的“一点论”观点的联合进攻面前,全线崩溃。在物理学成熟和成功的巨大光环的照耀下,物质一点论把信息一点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它难得翻身。但是,研究人类信息的意向绵延不绝。柏拉图之后,研究信息世界的一位大家是现象学的创立者胡塞尔。他对不想说、不愿说、说不清的东西采取回避的态度,将它们“悬置”起来,不予置评。他所说的“生活世界”,并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世界,而是我们的心灵所见到、具有普遍主观性意义的世界,也就是信息世界。从根本上说,心理过程是信息过程,这是人类心理研究的“对象”。

每一个人一出世,不仅生活在一个物质的生活世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一个文化的“生活世界”。否则,他就像“熊孩”和“狼孩”那样,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不会具有“人格”(人类之格),只具有“动物之格”。(在这个意义上,人格心理学首先应当研究人类之格的“共性”,而不是特定个人之格的“个性”。)如果说,文化是古往今来个人心理成果的“总和”(逻辑和,不是算术和),是“大心理”,那么,还可以说,个人的心理是“小文化”,是周围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在他心灵中的一个模仿、一个标本、一种“分有”。如果我们不讨论理念世界、文化世界,仍然津津乐道于心理过程的物质、生物特征,那么我们就很难与时俱进,很难贯彻信息主义的时代精神并跟上时代的步伐,很难超越心理物理学与心理生物学的历史阶段,就总是在心理信息学门槛的外面兜圈子。这正是现当代心理学遭遇困境、陷入分裂、徘徊难前的首要原因。

3. 信息心理学的主体取向

现在有的“发展心理学”课程,从父母亲的受精卵细胞开始讲起,一直详细地说到壮年及衰亡;至于脱胎而出的婴儿如何适应环境、与时俱进,则轻描淡写;至于如何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实现认知模式版本的升级,如何能够成为政治精英、商界大腕、学术泰斗,如何成就邓小平、曼德拉那样的心理辉煌,不知所云。即使不说它跑题了,成为了“发展生理学”,至少它在实际上成为了生理发展与心理发展的“拼盘”之学。

最早将生理和心理严格区分开来的学者是笛卡尔。他提出延展之物不能思,可思之物没有延展的命题。生理的我与心理的我,在逻辑上是可以分割的,但是两者又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道理他没有讲清楚,但是从他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范式的转变,开始了人们关于人类内在“自我”的深入讨论,把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探索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不是一个“酒囊饭袋”;我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却不是为了吃饭;我的本质是一个“可思之物”。所以,研究这个“思维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调控,以及它的发展、出错与修复,是心理学家们不能假手于人的本职工作。这是人类心理过程的“主体”。如果谁“跑题”了,那么他们要么在做跨学科的研究,要么干脆“转行”到心理学领域之外去了。

笛卡尔主张的主体世界,到了海德格尔那里,成为了存在的世界。如张掌然教授所说,“存在主义哲学从存在角度理解主体性。存在主义所说的‘存在’,主要还是指人的存在,而不是指万事万物存在的根基的那个最终的和最高的存在。”“存在主义哲学、文学、神学和心理分析的基本主题就是,对人的生存境遇的被抛弃性和荒诞的体验、对各种生存的情绪(如焦虑、无聊、绝望、希望、异化)等的描述、对死亡的沉思以及对人的决断和自由的追问。”每个个体继续不断地追问、思考和表述生存意义的问题;这说明,存在主义代表着最典型的20世纪的文化精神。因为,传统哲学所理解的存在是自在的、客观的、独立的实体或事物,它不为人的理解所干扰和改变;而存在主义的所说的存在是为我们的存在,其意义是可以通过语言和思想而被我们理解的存在 [5] 。

在存在主义的视野中,我就是在,在就是我;“我”的“在”就是世界;在我意识到自己之前,我就被抛入了这个世界,就已经存在,然后才有对存在的领会和思考。只有通过人的存在才能寻找到存在的意义;也只有人类具有认识自己存在的能力。存在主义心理学因存在主义影响而兴起,是“第三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两大取向之一。它强调人的存在价值,主张人有自行选择其生活目标及生活意义的自由,重视现实世界中个人的主观经验;它还强调人必须负责其自由选择所产生的后果。这种研究取向,就克服了当代西方心理学的最大弊端,即脱离主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生活实际。

4. 信息心理学的主客关系取向

人们通常认为,主体、客体、中介三者构成实践活动;主体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客体是主体活动对象的总和,中介是联系主客的手段或方法。这样,主体与客体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对立,主体把客体作为经验和利用的对象与工具。在“信息人”假说的理论前提下,客体由分属物质与信息两个世界的“物”与“人”组成;每一个主体都同时生活在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中;人没有物不可能生存,但是仅仅依靠物而生存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所以,关于“主客关系”必须就“人–物”以及“人–人”两种情况分别进行讨论。

在信息心理学的视野中,作为客体的“人”不再被视为主体的利用工具,而是共同分享与创造人类文化的合作者。携带与传播人类生物基因是人活着的“物”的意义,而携带、传播与丰富人类文化基因则是人活着的为“人”所特有、动物们全部没有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思想史,是思想在指导行为,是思想在设计和创造物质的以及精神的产品,那么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心理学正是研究人类思想的设计与创造的实践活动,研究文化基因的传播与创作的过程与机理。张掌然教授指出:“心理学作为一个渗透力极强的学科,甚至能起到把科学、艺术、哲学、常识和宗教五个领域联结起来的作用。”在信息心理学的研究中,我们经常注意把关于人类心理现象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和常识综合运用,收到了比较好的成效。

在不少关于“天才与疯子”的著作中,作者们认为,医学界关于健康/疾病的分类标准也许有问题;按照99%的所谓“正常人”确定的标准,有的天才就只能被医生诊断为疯子。有人说,世界上1%的人拥有了人类99%的物质财富,这太不合理。其实,如果把社会的“权力”看成是资源,那么在政界、军界不也是1%的人拥有99%的权力吗?如果把思想史上创造的新观念、新方法、新理论看成是资源,那么不是1%的人创造出了99%的精神财富吗?可惜,极大地创造出精神财富的那些疯子天才,其总数可能还不到人类总数的1%,他们通常很难有机会享受99%物质财富拥有者那样的荣耀与风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重新审视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善待那些思想创新中的特立独行者、倍加珍视那些人类思想史上的“英雄”。

马丁·布伯(1878~1965)是现代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是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研究集中于宗教有神论、人际关系和团体。在名著《我与你》中,他对近代西方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真正决定一个人存在的关键,在于他自己同世界上各种存在物和事件发生关系的方式与能力。上帝无所不在,拥有一切事物。人则是一种居间力量,是世俗和神圣之间的桥梁。那么,如何实现人的这种使命,如何与神圣和崇高相联系?他以上帝为终极依托,因为“与人的关系本是与上帝关系之本真摹本”,他提出“我–它”,“我–你”,“相遇”,“对话”,“之间”的概念和理论;主张世俗与神圣间的重新结合,不是体现为一种实体,而是体现为一种关系 [6] 。这样,他把人与人的关系提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如果我们认同,“上帝”是一个不断演化与发展中的概念,经历了“女蜗”、“宙斯”、“耶稣”和“理性”四个时期(即由三种“人格神”到“理性上帝”)的演变,而上帝观念的发展过程正是人类心智乃至人类文明的完善过程 [7] ,那么,可以把上帝看成整个人类文化之魂。在“理性上帝 = 人类文化之魂”的意义上,信息心理学研究者所表达的“心理是小文化、文化是大心理”等命题,置个人心理现象于人与人之间、于社会和文化之中,与马丁·布伯的意思非常接近、几乎是相通的。张掌然教授说:“布伯的哲学对包括心理剧创始人莫雷诺、以来访者为中心疗法创始人罗杰斯、完形疗法创始人皮尔斯等心理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疗法本质上都是在实践马丁布伯的哲学 [5] 。”我们觉得,用信息科学的语言翻译和解释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思想,可能对于信息心理学的建设与发展有着很好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5. 信息心理学的符号——意义取向

按照理论信息学的观点,在人类发明符号作为意义(理念)的载体之前,人和动物、植物等生命物体传递意义靠信号。眉目传情、暗送秋波至今仍然是人类传递男女之情的经常手段。如果说动物们一生下来就被抛入一个物质的世界和一个信号信息的世界,那么人类同时还面临着一个符号信息的世界;换言之,人类信息世界包含符号与信号两个子世界。有专家说,海啸到来之时,几乎所有动物都知道逃往安全之处,唯有具备现代高科技知识的人类不知道大难临头,依然在海滩上尽情嬉笑玩耍;于是,海啸过后,漂浮成群的尸首只有人类,没有其他物种。有人估计,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的信号系统至少不会低劣于其他动物物种,但是发达的符号系统让我们的信号系统逐步退化了;这大概也属于人类进化所付出的代价。

奥古斯丁在归信基督之前可能就已经阅读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大师--普罗提诺(Plotinus)的著作,所以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有着很明显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他看重永恒而形上的事物,轻视感官可及的事物;看重理论性的冥思,轻视实用的知识为此生的必须和无奈;坚持要借着从感官的奴役得解放以达于灵魂的净化。奥古斯丁把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普洛丁等人的理论与基督教教义糅合在一起。奥古斯丁是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堪称神学百科全书。奥古斯丁的著作流传到西方,成为公教会和16世纪之后的新教的精神财富。他把文本的校订、诠释、评论和翻译(即文献学)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物质科学知识之外,人生尚另有其意义和价值,而那是物质科学所无能为力的,所以需要信息科学。理论信息学以前的信息学都把信息定义为可以度量的信息载体:信号和符号。在严格的意义上,信息是信号与符号的“含义”,而不是信号与符号本身。这样,“载体”和它的含义是并存的,信息心理学必须坚持研究“符号和意义”的取向。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关于意义的可以言说的世界的概念。他的创新在于把意义作为原始范畴,它比存在或知识更基本。他认为,不管有什么样的存在和知识,它们都是由语法和语言决定的,都是语法和语言发挥作用的结果,语法和语言深深扎根于生命的形式。布鲁纳提出将重建意义形成过程作为文化心理学和复兴的认知革命的核心过程。他认为我们按原则方式理解的“意义”的概念,已将语言性约定与构成整个文化的各种约定组成的网络重新联系在一起了。

6. 信息心理学的问题取向

生命从根本上说是在跨越障碍、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形成的。问题是人的存在形式或生存方式。不论是生命意义的生成、发展、演化、升华、还是生命意义的失落、丧失、重拾,都与广义问题解决(由发现问题、评价问题、选择问题和狭义的解决问题四个环节构成)活动紧密相关。生命意义的建构、解构和重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对生命意义问题进行广义解决的过程 [8] 。

邓克尔(Duncker)于1945年给问题下了如下定义:“一个问题产生于一个活着的人,他有一个目标,但又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之时。每当他不能通过简单的行动从一种情境达到另一种需要的情境时,就要求助于思考…思考的任务是设计某种行动,这种行动能使其从当前的情境达到需要的情境 [9] 。”这里,他把我们一般人问题求解和程序设计的思想说得非常明白,只是没有使用现代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心理学的术语。

关于存在的问题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发端和逻辑起点。其内容是:重新提出存在问题的意义,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不同提法以及隐含的问题。如果说康德提出了存在问题,那么海德格尔的工作导致了哲学研究范式的存在论转向。海德格尔指出,存在者的突出特点是指它是现成的、确定的东西。一切确定的存在物,无论它是物质的东西还是精神的东西,都属于存在者的范围。但存在却不能明确地给出定义,我们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不是什么,从否定的角度去理解存在。存在是一种原始的、绝对的可能性,是万物的本原和归宿,因此,它没有存在者那样的依托,只能依靠自我揭示,自我显现来体现自己的意义。存在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有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存在者在关心着自己的存在,因为只有关心自身存在的存在者,才会去询问存在的意义。关心自身存在的存在者,他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存在的方式,追问自己为什么存在,应该如何存在,并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通过这个询问者,我们便能达到对存在的领悟。

在传统的时间观中,时间作为测量的手段而存在,而西方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家从对传统时间观的批判入手,创立了自己的时间哲学。柏格森指出,真实的时间是川流不息的绵延,它是意识状态的持续出现与相互渗透(On the Time Aspect in Bergsonism),不可逆转、不可预测,充满着生命的创造力。

福柯认为,我们为识别思想而发明出来的实践属于更大范围内的塑造主体的实践。他强调我们被塑造的方式多种多样。没有任何语言理论能够容纳或解释它。语言也许在我们被塑造的方式中必不可少,但分析主体构成并不是分析语言。这不仅是我们怎么谈论自己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对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做了什么的问题。生活本身就是美的,但是人类的生活之美要依靠每个人在自身的生存实践中去发现和创造。在福柯看来,只有通过自身的实践,反复地在自身的生活过程中,进行学习和生活体验,从身体、精神等方面进行不断的训练,才能深刻地体验生活之美。

维特根斯坦说,关于精神活动之公众标准的重大问题属于更大范围的实践研究,这些实践决定了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能有什么样的行为。柏格森明确赋予问题以生存本体论特征。问题的概念超越了历史而植根于生命之中、或者生命冲动之中:生命从根本上说是在跨越障碍、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的构成既是问题的提出,也是问题的解决。

7. 结论

笔者认为,张掌然教授倡导的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取向、主体取向、主客关系取向、符号–意义取向、以及问题取向等,对信息心理学具有极好的指导意义。由于信息主义时代精神的鼓舞以及信息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引,由于理论信息学的信息科学概念和原理的支撑,由于人工智能的概念、理论、技术、产品和市场的需求,将为信息心理学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信息心理学研究的不同取向都将取得较快的进展。

推动信息心理学研究前进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在解决温饱、奔向小康的道路上,亿万国民对于心理健康和幸福指数的需求不断提升,使得心理问题日渐凸显、心理援助供不应求。2016年2月3日,“浙江在线——钱江晚报”网站刊登《杭州一小学女生连换3男友 目前正和第4个交往》。它揭示的只是一个个案,但是涉及一类群体、一个领域、甚至整个社会。透过这个故事,还反映出一个事实:当代中国对于心理学理论、实践和服务的需求,已经无法通过西方心理学主流提供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得到满足,它们自己的发展已经陷入困境而举步维艰。

就像张掌然教授所称,信息心理学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心理学的“新大陆”。笔者相信,关于信息心理学的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将为全民心理上的健康、为国家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新的更为有效的途径。同时,信息心理学的发展必将为国家精神财富的创造,探索新的更加有效的途径;关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它将把生产的智能化提升到新的高度,因为人工智能只是对人脑工作的模拟,它必然依赖于人类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档次和水平。

文章引用

肖 玲,李宗荣. 论信息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Informational Psychology[J]. 社会科学前沿, 2016, 05(01): 137-143.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6.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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