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6 No.07(2017), Article ID:21495,5 pages
10.12677/ASS.2017.67136

Limitation and Reflection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Chen Liu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Received: Jul. 5th, 2017; accepted: Jul. 19th, 2017; published: Jul. 26th, 2017

ABSTRACT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China stirred up for ten years, during which various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theories of each other compete; this idea of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nfusion and chaos of Chinese society has brought a huge impact. But behind the benefits, there are some often overlooked limitations. Contemporary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We should reflect on the practice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and learn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Keywords:New Culture Movement, Anti-Traditional, Democracy and Scientific, Formalism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与反思

刘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 青岛

收稿日期:2017年7月5日;录用日期:2017年7月19日;发布日期:2017年7月26日

摘 要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激荡了十年之久,期间各种思潮学说互相交锋,这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给正在经历着迷茫与混乱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可是在带来益处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常常被忽略的局限性。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应该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实践过程,借鉴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民主与科学,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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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1915年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自此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篇章。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激荡了十年之久,期间各种思潮学说互相交锋,这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给正在经历着迷茫与混乱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众多理论学说之中传播开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就不再赘述,下面我想谈一谈关于这场文化启蒙的局限与反思。

2. 过分的反传统

五四启蒙运动的核心口号是“重估一切价值”,所谓“重估一切价值”不过成为反叛旧秩序、“打倒孔家店”的托词而已。在价值取向上,五四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都持有一种激烈反抗的态度,对于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封建礼教,特别是被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进行了充满火药味的批判,称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者也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他的口号是:“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他不仅猛烈批判一切旧时代的伦理道德,是抨击“孔教”的健将,而且是传统儒家伦理的反叛者。此外,梁启超也把中国变革的主要矛盾指向了对于旧文化的批驳上,鼓吹中国实现近代化的第一步应从文化开始,并且明确发出了“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这一新的历史变革号召。育新民的关键就是要使新文化扎根于人的思想,但是此时的中国社会文化仍然难以冲破历史的藩篱,群众基础深厚,梁启超认为,必须以下猛药的手段,才可打开突破口,由此表现出了在文化批判方面的激进倾向。适逢“进化论”刚刚传入中国,万物的发展均为“天演”的“公例”,这一主流观点恰巧为梁启超的想法提供了理论的支撑。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一致的认为要想使国民的思想重新追上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无不通过“下猛药”和下勇猛之决心与一切旧的文化相互隔绝的途径来实现。我认为,此二人的确是看到了中国社会中国民思想陈腐落后的“病根”所在,并且也为此开出了一剂“药方”。但是却忽略了此“药”虽可医病,亦可引起新患。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新青年》加紧了对孔教的抨击。钱玄同高声呐喊废除孔学,废除汉文。傅斯年也饱含热情的要求用欧式语言代替汉语。这种口号的出现显然已经把新文化的塑造引向了激进情绪的深渊。一个世纪以来,一代一代的人越来越与自己本土文化传统文化隔膜。近年来,尤其是在大陆,表现得更为严重。受到历史方面的原因直接影响,没能及时区别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和糟粕的部分,以至于造成了这方面的历史遗憾,影响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自然也影响了新文化的创造发展。这种情况甚至表现在文化精英阶层,已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再次回顾当年的历史,钱玄同和傅斯年完全不考虑民族文化心理和环境而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深刻的体现了文化的激进主义,当然也是极端反传统的。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急于冲破一切不同于西方先进文化观念的束缚,急于把中国带入到世界发展的领先潮流之中,因而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的部分有益因素,采用了过分反传统的方法,强行将中国的发展轨迹同先进的西方社会靠拢,为未来中国的文化生长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阻碍。

3. 不充分的民主与科学

“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然而讽刺的是,这两个诉求在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之下,根本只能是流于表面,脱离实践的一厢情愿。更甚的是,口号的原创者陈独秀也没有系统的民主理论。就陈独秀来说,他的民主思想来源复杂,他大体上是吸收了法国大革命时代天赋人权思想和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兼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当然也融进了他本人对于时代的思考 [1] 。在陈独秀的民主理论中,他否认民主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他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提出了“伦理革命” [2] 的观点。陈独秀认为,只有在中国彻底推翻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建立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才能实现新文化运动的标的。

一直以来,儒家的伦理纲常都被当作专制制度的核心因素受到批判,事实上,笔者认为法家思想才是专制制度的根本源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其自身尚且包含着民主的元素,也发展演化出“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但是就法家而言,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专制奴役,它企图通过条规的约束,使臣民都服帖于皇上,以便于维护具有极强权威的专制统治,而丝毫不考虑民众的利益。回顾百年的革命史,不少仁人志士都相信政治革命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途径。他们为此奋斗甚至牺牲生命。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宣扬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看起来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而所做的努力,可是当时的他们仍然是一门心思的为了拯救封建的清王朝,为了解救专制的封建君主,最后还是落得了失败的下场。辛亥革命打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枪,革命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不惜一切代价。最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在社会上,在国民中得到了传播。

接下来我们再谈一谈另一个口号“科学”。一直以来深受梁启超推崇的进化论的译作在1898年出版,一经出版就风靡全国。因为它契合了当时要求社会变革的时代愿望。然而严复作为译文的作者,实际上并非还原了赫胥黎的原著,实际上书中所表达的内容更多的夹杂了关于他自己对于“天演”的一些观点。比如原著中提到自然的进化与园艺的改进不一样,提到进化时也往往伴随着停顿、退化、轮回等,这些实际都意味着进化的理论有限性,但这些文字却被严复略掉了 [3] 。胡适的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后的一个总结性发言足以佐证“赛先生”当时的气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4] 由此可见此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已经把科学推崇到了一个独尊的地位。任何信念如果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就不该受到尊重,科学方法是达到真理的唯一方法,在这一时期科学承担起了民族振兴,国家兴旺的重要使命。

但是这种崇尚唯科学至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文主义在中国社会中的成长。陈独秀想要通过借助“科学”这个护身符来宣扬自己的思想,这样以来就可以实现其个人思想崇拜的局面,反而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4. 采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和简单的“拿来主义”

介绍外国文学,是五四运动的先驱者改革和创新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鲁迅先生赞成“拿来主义” [5] ,把外国的优秀文化拿过来。但是,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并没有冷静、细致地对东西两种文化进行辨析,存在着思维的单向化,从而导致了价值的单向度,认为一切西方的舶来品必能超越固有的传统。“这就导致了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大多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认为只要学习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或引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事实上先驱者们对西方的自由与民主的思想理解并不十分透彻,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教条的理解,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6] 而且,没有辩证的看待对待西方文化,误把西化当成了现代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西化的道路。显然,简单的借鉴历史的经验后,急于把中国带入现代化道路而忽视了中国实际国情的他错误的认为只要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中国就能像欧美国家一样,成为民主大国,科学大国,世界强国。

5. 新文化运动没能感染广大底层百姓,只是社会上层精英的狂欢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所及主要是知识精英和大中城市,没有延伸至社会底层、广大农村,由此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打了折扣。“其实,新文化运动进行之时,知识界已意识到应扩大新文化运动的普及范围,使更多的国民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受益。知识界在开设平民学校、提倡注音字母、推行白话文、创立新刊物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但发展不均衡,收效不甚明显。” [7] 例如,作家沙汀的家乡四川安县,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到了后期阶段的1921年,沙汀却还从未认识陈独秀、胡适等先驱者。可见,新文化在社会底层、广大农村的影响力有限。毛泽东清楚的看到了新文化运动这一弊端,即当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平民文学”中作为核心作用对象的平民,并不是指那些食不果腹的普通百姓,实际上针对的对象仍然是些乡绅地主这样的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倡导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激烈的反传统,反封建,但是又不是彻底的。想要依靠新文化来改革旧中国的人只是少数的知识分子,没有也无法真正把绝大多数麻木的民众唤醒。

6.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新文化运动至今已过百年,可以说现在的我们更能够站在一种“旁观者”的立场上去理性地看待这一文化启蒙运动。首先,百年前的中国在刚刚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失败后,社会上的仁人志士急于为中国,为中华民族寻找到一条可以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由于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们亲身体验过了西方文明所带来的优益,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倡导要打破一切旧的文化。陈独秀说:“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 [8] 在他看来,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本质就是别尊卑、讲贵贱、重阶级,近代西洋文明则是提倡自由、平等、独立的个人主义精神,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儒家伦理推崇的纲常礼教危害最大。这样实际上就与新文化运动喊出的“民主”口号相一致。破除封建纲常思想的传播实际上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国民人人知民主,说民主,即使是流于表面不知其含义,但是却在这传递之中逐渐形成了反封建伦理的氛围。民主的真正实现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然而令人庆幸的是由于民众反对“三纲五常”的传统道德,政治野心家也无法利用百姓对于封建主义的迷信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历史再也不能倒退回封建社会了。因此,假若新文化运动没有如此坚决地批判传统道德,恐怕民主之理想也就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其次,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上去看待这场文化启蒙运动,我不得不置身于历史的视野下。回首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民众刚刚从沉痼了两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中醒悟出来。处于上层社会当中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恨透了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一时没能彻底地把儒学中对于社会发展有益的部分和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部分区分清楚。毛泽东在评价新文化运动时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9]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受到当时自身理论的局限,没能吸取儒学当中的合理因素,没有辩证地看待传统道德,一定程度上也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

最后,新文化运动值得今天的我们用心珍视。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这段光荣历史的见证者。”在这里,他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予以了明确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称之为“这段光荣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8月23日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又指出:“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 [10] 新文化运动把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传入中国,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三纲五常。民主的观念广泛宣扬,让一些企图实现复辟的政治野心家再也不能开历史的倒车,唯有民主共和的思潮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才能使死气沉沉的中国重新赶上时代发展的潮流。新文化运动为一个保守孤闭的中国开启了一扇门,为各种先进思想的涌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条件。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特别是在当前以文化竞争为突出地位的国际竞争中为我们提供经验借鉴,让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文章引用

刘 晨.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与反思
Limitation and Reflection of New Culture Movement[J].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06(07): 950-954.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7.67136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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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陈独秀. 宪法与孔教[N]. 新青年, 1916-11-01.

  3. 3. 孔范今. 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60(6): 1-9.

  4. 4. 温兆军. “科学”一词何时传入中国[J]. 中学历史教学, 2012(4): 88.

  5. 5. 鲁迅. 鲁迅全集[M].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6. 6. 杨勇, 章征科. 孙中山工农观的转变——基于五四前后工农运动的考察[J]. 桂海论丛, 2011, 27(5): 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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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韩丹. “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伦理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南昌大学, 2008.

  9. 9. 习近平. 青年应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中国青年报, 2014-5-5(B1).

  10. 10. 习近平. 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5-08/23/content_2918446.htm, 2015-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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