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0年10月6日；录用日期：2020年10月21日；发布日期：2020年10月28日

摘要

范畴化是认知翻译学的重要概念，翻译不只是跨文化的符号转换，更是认知驱动下的范畴转换，与人们的具身体验息息相关。本文将认知范式引入《牡丹亭》英译研究，运用范畴化理论考察《牡丹亭》汪译本中的非语言范畴转换，对文旭、余平和司卫国提出的范畴转换模式进行补充，增添“零范畴转换”模式。研究发现，《牡丹亭》汪译本将范畴间的相似性联系起来，通过对等范畴转换、错位范畴转换、空缺范畴转换和零范畴转换四种模式贴近目的语读者认知，提高了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但也损失了原文中国文化范畴的部分属性。本文以范畴转换从认知新范式探讨《牡丹亭》译本的转换模式，期望引起中国戏曲外译对认知翻译研究的关注。

关键词

《牡丹亭》英译，认知翻译学，范畴，范畴化，范畴转换

Cognition Driven: Non-Linguistic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in Wang Rongpei’s Translation of Peony Pavilion

Qijun S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Received: Oct. 6^th, 2020; accepted: Oct. 21^st, 2020; published: Oct. 28^th, 2020

ABSTRACT

Categorization bears a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s a new paradig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t views translation more as an embodied dynamic of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cognition than a sheer semiotic conversion between two cultures. By applying the cognitive paradigm to the C-E translation of Peony Pavilion, we explore the patterns of non-linguistic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in Wang Rongpei’s version as an attempt to shed light on its cognitive study. We also put forward a new pattern “zero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Wen Xu, Yu Ping, and Si Weiguo (2019)’s framework. As a result, Wang’s translation takes into account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source category and the target one. It is found that four patterns (equivalent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displaced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vacant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and zero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are employed in the translation to approach the target audience’s cognition, bringing about better fluency, readability as well as a partial loss of cultural property of the Chinese categories. The study introduces a cognitive paradigm into the translation study of Peony Pavil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in a bid to draw the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y of Chinese opera.

Keywords:C-E Translation of Peony Pavilion,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Category, Categorization,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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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学界对语言与认知、翻译与认知的关注不断增多，一度出现“认知转向”。揭示语言的认知表征，考察认知过程，对于探索语言、翻译的本质具有启示意义。认知语言学以体验哲学为基础，强调主体的具身体验，认为人类的认知与受身体验联系紧密。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将主体与客体相联系，主体的实践经验来源于这种联系，通过识解产生对客体的表征，反映到人脑认知，由此形成规约化、范畴化的认识，最后通过言语行为表现在人类语言中，而言语又以间接经验的形式映射于其他个体，形成语言与认知的双向互动。《牡丹亭》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重要著作，涉及到大量的中华文化概念，这些范畴化的概念多为中国读者认知独有，翻译时需审慎处理，具体的处理方式则需要从认知层面进行考察。

2. 范畴与范畴化

2.1. 范畴的定义及研究历程

范畴(category)与范畴化(categorization)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主体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以范畴化为体验基础，由此，客观世界的无数客体以类别化的形式构成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范畴，可以说，没有范畴化就没有对客体的逻辑认识，主体对客观的认知会变得混沌无序。

范畴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 [1] 在描述“范畴”时，将其视为人类对客体分类、概括的类别。一个范畴集合下的各个元素必然存在共有特征，地位相等，不同范畴集合边界明确。针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不足，往后的西方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 [2] 侧重于论证范畴成员间的相似性，即“家族相似性”，而非同等性，以及边界的模糊性，而非明确性，这为后来学界关注范畴的边界模糊提供了重要思路。随后在语义学领域，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Rosch [3] 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范畴成员的差异性，它们的地位不相同，且可以追溯典型成员，即“原型”(prototype)。以图像化呈现，范畴中的“原型”处于较为中心的地位，“非原型”则向边缘化方向趋近，呈辐射状，如：麻雀相较于企鹅更具典型特征，在“鸟”的范畴中更具典型地位，趋近范畴的中心。Rosch的“原型理论”突破了传统的二元划分，为范畴理论注入了新的解释力。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家Lakoff [4] 出版专著《女人、火和危险事物》，提出“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从认知思维的角度剖析了语言符号层面的原型范畴，推动了语言认知机制的阐释，为概念隐喻理论、认知语法等理论奠定了基础。总的来看，人类认知将不同个体以相似性进行归类整合，形成范畴，这种相似性而非同等性决定了范畴成员的不平等地位，有中心(原型)和边缘(非原型)之分。另外，范畴成员的数量、属性囿于人类认知，是动态的，并非恒定的。

2.2. 范畴化的定义及研究历程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范畴化是“主客观相互作用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 [5] (p. 102)，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是概念形成的基础，语言符号的意义通过范畴化映射在主体认知中。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人们往往通过感觉器官将感受到的客体范畴化，如：在阅读各类不同书籍后体验到了“书”的相似属性，形成“书刊”范畴，此后便把某一本书自动归类进“书刊”范畴。

范畴可分为语言范畴和非语言范畴。语言范畴囊括语言的内部结构元素，范畴成员可以是各种词性的词汇，可以是诸如主、谓、宾的句法结构，也可以是构式、句子、语篇等。非语言范畴则是除自然语言外的实际客体，范畴成员既可以是乐器、厨具、水果等拥有具象化下位符号的元素，也可以是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的抽象概念，如：风水、阴、阳等。根据范畴的层级属性，可以分为：上位层级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以及下位层次范畴，层级关系分布如图1所示。心理学家Roger [6] (p. 14)发现，人们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层级范畴是基本层次范畴。文旭、余平和司卫国 [7] 认为，基本层次范畴能够使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识解过程中动用最小化的认知努力，取得最大化的信息效果。这一观点符合认知范畴观的经济效益。总而言之，范畴化过程涉及到各个层级范畴的映射，范畴是主体在范畴化过程中动用认知努力的结果。

图1. 范畴的层次划分

3. 范畴与翻译

3.1. 翻译研究的范畴观

翻译与范畴的讨论是认知翻译学的重要部分。以前文提及的范畴的层次划分来看，翻译这一概念属于非语言范畴，基本层次范畴可以是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翻译策略的下位层次范畴按照传统范畴成员来看，有归化、异化。从认知层面来看，翻译可以视作基于范畴转换的认知活动。文旭、余平和司卫国 [7] 认为，翻译研究应用范畴化理论可以避免传统译论的二元对立思维，不拘泥于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等的对立，帮助揭示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机制，是翻译研究的新范式。这样来看，翻译这一范畴的下位层不再只是归化、异化，直译、意译等的划分，而是各类范畴转换模式的集合。

Catford [8] 最早把范畴概念引进翻译研究，提到了语言范畴的转换。Neubert [9] 和Snell-Hornby [10] 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分别对源语和目的语语篇进行分类。在国内，贺爱军 [11] (p. 107)基于中西方群体的体验、认知差异，从诗歌语篇的英汉互译中讨论“牛郎”、“须眉”等词的原型和转换，认为追求语言各层面的对等是不实际的，须以范畴转换为切入点区分原型和变体，走出对等的死胡同。卢信朝 [12] (p. 92)将原型范畴理论运用于汉英同声传译研究，为传译的简缩策略补充“译语家族”及“译语连续统”概念，丰富了同声传译策略的内容。文旭和司卫国 [13] 解释了翻译范畴转换的模式和过程，从象似性的角度揭示了其中的认知机制。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如戴文静 [14]；李莉、张淼、潘玥宏 [15] 等)基于翻译范畴转换，针对中国古典哲学、文论和中医中的概念对翻译策略、翻译变异等进行了讨论。可以发现，认知翻译学是译学研究新范式，范畴转换以源语作者、译者、目的语读者的动态认知为基础，有助于丰富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外译的内涵，是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英译的新切入点，而现有的文献表明，应用此范式考察中国古典文学乃至戏曲领域英译的研究数量较少。

3.2. 翻译的范畴转换模式

翻译的范畴转换模式有语言范畴转换模式(词类范畴转换、句法范畴转换等)和非语言范畴转换模式 [7]，本文重点关注翻译中的非语言范畴转换模式。非语言范畴转换涉及对等范畴转换模式、错位范畴转换模式和空缺范畴转换模式。对等范畴转换即源语和目的语的三个层次范畴及范畴成员一一对应。如：“前怕狼，后怕虎”译为“Fear wolves ahead and tigers behind”，“狼”与wolves对应，“虎”与tigers对应，它们都属于猛兽范畴的基本层，而不是下位层的东北虎、北极狼等，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对等”是源语和目的语范畴成员间某一属性的对应，不能理解为两个成员属性完全对等，因为一个范畴成员往往会由于文化、社会等因素在主体认知中产生不同属性，在中国读者的传统认知里，“狗”具有“卑微”属性，而在英语文化读者的认知里则具有“亲密”属性。错位范畴转换有两类，一类是同一层次的不同范畴成员间的转换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16] 将“土豆烧牛肉”译为goulash (匈牙利国菜红烩牛肉)，虽然两者相似度极大，都属于“菜肴”范畴的下位层，但仍然是下位层中的不同范畴成员，此种译法贴近目的语读者的具身认知，目的是通过中西方读者隐喻映射认知的共通性，抓住两个范畴成员的相似属性，即“容易烹饪”，表达“共产主义并非‘土豆烧牛肉’那样简单”的隐喻内涵。另一类是源语和目的语的三个层次错位对应，如：“海棠红”译为red，是下位层范畴和基本层范畴间的错位转换。空缺范畴转换指源语范畴在目的语读者的公共认知中不存在，或是源语范畴根据特定语句需要凸显的属性不能与相关目的语范畴的属性兼容(即范畴属性空缺)，需要“再范畴化”以便寻找贴近目的语读者认知的目的语范畴，如：“鸿鹄”译为great chance。以上对非语言范畴转换的分类并不详尽，本文补充了“零范畴转换”这一类别，详见后文例7。

4. 《牡丹亭》汪译本中的非语言范畴转换

前文介绍了认知翻译学中的“范畴”与“范畴化”这两个重要概念，描述了范畴理论的历史脉络、研究进展及其转换分类。本节将基于认知范畴观考察《牡丹亭》汪译本中的非语言范畴转换现象。汪榕培所译《牡丹亭》于2000年出版，与其他译本最大化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不同，其译本注重可读性和流畅性 [17]，适合从认知角度展开分析。在分析前，有必要对近年来《牡丹亭》的英译研究作梳理。

通过梳理近十年来的《牡丹亭》英译研究文献，笔者发现，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译文美学效果、跨文化翻译、翻译策略等方面展开。张玲 [18] 运用副文本理论对《牡丹亭》汪译副文本进行研究，探讨了副文本对英文读者的引导性影响，为揭示翻译过程背后的译者思维具有重要意义。崔艳梅 [19] 和徐敏 [20] 都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分析了其译本的美学效果，前者主要得出了意象美与知性美的结论，后者则注重景美与人美两个层面。苏凤 [21]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总结了《牡丹亭》的英译策略，主张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平衡译者主动性和受动性，以求最大化的译介效果。张玲 [22] 通过考察《牡丹亭》汪译本的译者声音特点，得出该译文重在传达忧郁情节，为丰富了研究该译本的视角。此外，还有学者(潘智丹、杨俊峰 [23]；曹迎春 [24] )对《牡丹亭》中定场诗的英译，音韵英译进行了研究。国外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针对《牡丹亭》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研究，Jie Chang和Zhiyi Zhang [25] 将其不同译本以纯文学作品英译及舞台戏剧英译两种目的归类，并分析了相应的翻译策略。Lee和Ngai [26] 比较了三个译本对《牡丹亭》情色片段的翻译方式，发现白之译本保留了最大化的诗学效果，目的语读者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异化特色，且三位译者倾向于保留其中的情色片段，与其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侧重删除或委婉化有所不同。综上，当前学界尚未从认知角度对《牡丹亭》译本展开研究，这与丁水芳和杜泉贵 [27] 的发现相同，他们建议未来《牡丹亭》的英译研究可以引用非语文学模式，从认知、语料库的角度进行研究。下面，笔者将基于认知翻译学的范畴观，选取实例具体分析《牡丹亭》汪译的四种非语言范畴转换模式。

4.1. 对等范畴转换

对等范畴转换建立在源语范畴和目的语范畴成员间的相似性基础上，源语范畴和目的语范畴的上位层、基本层、下位层一一对应，且源语语句与目的语语句中凸显的范畴成员属性为两种语言读者的认知重叠部分。此时，翻译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对应层的转换，并且是对应(属性对应)成员的转换。

例1：蚁上案头沿砚水，蜂穿窗眼咂瓶花。(第七节)

An ant is creeping to the ink-slab pool;

A bee is sucking at blooms with its sting. [28]

例2：虽然一时抵对，乌鸦管的凤凰？(第十二节)

Although I answered like that, how can a crow control a phoenix? [28]

例1选自第七节定场诗，其背景是冬烘先生陈最良准备为杜丽娘讲解《诗经》，描绘了书塾里的情景。“蚁上案头”与“蜂穿窗眼”通过生物的自然活动形成直观对比，将书塾里的沉闷与窗外的明媚生机呈现在读者眼前。此处的“蚁”对应ant，“蜂”对应bee，皆属“昆虫”范畴的基本层，如前文所述，是人类生活实践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层。“蚁”在此处并不是指具体的某种蚂蚁，“蜂”也并非指蜜蜂、木蜂，即便可以通过“咂”排除马蜂(马蜂的口器为咀嚼式)，原文也并不意在凸显其下位层的种类属性。可以发现，此处的对应转换凸显的是两种生物的自然属性，“蚁”强调身形及行动属性，通常身形小，沿着某一路径匍匐前进，此范畴成员反映文本聚焦到了较为微观的层面，缓慢的状态激活了读者静谧沉闷的具身体验；“蜂”强调采蜜的生物习性，读者在形成“蜂”的范畴时通常会伴随着“花”、“草”等生态景观范畴，也会伴随着翅膀震颤发出的高频率嗡声特性，体验到盎然生机。这两种生物并非中国或其他国家独有，它们普遍分布于自然界，中西方读者共同享有对两种生物的范畴化建构，作为基本层成员，它们的生物属性、习性在两种语言的读者认知中是重叠的。因此，此处“蚁”对应转换为ant，“蜂”对应bee不仅抓住了两者间的客观属性，更抓住了源语及目的语读者对两个对应层的共同具身体验。

与例1不同，例2的范畴转换则是在中西方读者认知差异背景下寻找相似性。在中国神话及民间传说中，“乌鸦”携带神秘的巫术色彩，可以预示吉凶，也常常带有不祥及败亡象征，如：“枯藤老树昏鸦”；西方寓言中的乌鸦是聪明智慧的，但在爱伦坡的名诗中象征着绝望和死亡 [29]。“凤凰”在汉语指代“凤”和“凰”两种神鸟，从东方殷族的鸟图腾演化而来，象征着祥瑞、高节与君子气质；而在西方语境下，“凤凰”(phoenix)起源于亚述人的不死鸟与埃及的太阳鸟，由两者混合演变而来，每隔三至五百年自焚重生，象征着不朽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韧，也隐含着爱情、完美等含义 [30]。此处“乌鸦”对应为crow，“凤凰”对应为phoenix，利用了中西方“乌鸦”范畴的“体型小”属性，以及“凤凰”范畴的“强大”属性，通过两个范畴成员的关联，对比产生“乌鸦远比不过凤凰，无法管制凤凰”的意蕴，抓住了中西方读者认知相似性。

4.2. 错位范畴转换

当源语映射至目的语所对应的范畴成员无法满足语句凸显的范畴属性时，目的语读者常常会产生认知上的疏离感与陌生感，出于社会或者文化上的体验差异，有时甚至会导致语义误读。这时，采取错位范畴转换将源语范畴层映射至目的语范畴的其它层次，虚化或具化范畴成员的某一属性，可以缓和疏离感；也可以通过同一层次不同成员的错位转换，贴近目的语读者认知。

例3：且留憩甘棠之下。(第八节)

Under trees I look far and near. [28]

例4：看他似虫儿般蠢动把风情扇。(第十节)

He swirls like a busy bee.

And glares the flowery maiden’s eye. [28]

例3将“甘棠”这一范畴成员属于“植物”范畴的下位层，基本层为“树”，将“甘棠”译为tree是下位层范畴错位转换为基本层范畴的结果，其层级转换路径如图2所示。下位层中的范畴成员较基本层具象化程度高，有时往往满足语句的典故、象征需要，需要动用更多的认知努力达到语境效果，当范畴化的概念蕴含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信息时，其他国家目的语读者如若缺乏相关认知，更难以通过有限的语句了解其内涵。“甘棠”这一概念源自《甘棠》一诗，是百姓为怀念西周召公所作，相传召公曾于出巡时在甘棠树下小憩，后人常用“甘棠”指代好官，比喻清明的政治氛围。对于西方读者，他们通常缺乏此类文化认知，只能通过对于自然的具身体验，联想到“甘棠”的自然植物属性，出于“甘棠”这一下位层成员的具象化特征，可能会产生诸如“为什么要在甘棠下休息”的疑惑，甚至停留下来反复研读上下文思考，徒增对译文的理解难度。译文把“甘棠”错位转换为“树”，将其文化特征模糊化，减轻了认知负担，有利于提高阅读流畅性。

例4也属于错位范畴转换，与例3上行错层转换不同，例4为下行错层转换，“虫”属于“动物”的基本层，译文转换为了bee这一下位层，该层级转换路径如图3所示。Busy bee (繁忙的蜂)凸显了蜂繁忙采蜜的范畴属性，比原文的“虫儿般蠢动”凝练但更具象化，充分调动了目的语读者对自然的范畴化认知，丰富了认知效果。

4.3. 空缺范畴转换

有时，源语范畴成员并未在目的语读者认知中范畴化，或者源语范畴成员与目的语范畴成员无重合属性，若强行在译文中保留该范畴成员，则易导致语义失真(目的语范畴语义与源语语义相去甚远)，甚至语义缺位(通常在发生在音译的情况下)，如：“阴”译为yin，若缺乏注释，或上下文语境难以提供联想补充，目的语读者可能需要借助词典等媒介查阅含义。

例5 秀才，不要攀今吊古的。(第十三节)

No more of your allusions, master. [28]

图2. “甘棠”与“树”范畴层级转换示意

图3. “虫”与“蜂”范畴层级转换示意

例6 还则怕嫦娥妒色花颓气，等的俺梅子酸心柳皱眉，浑如醉。(第二节)

For fear that beauty fades away too soon,

I seem to sit on pins and needles.

And cry for the moon. [28]

例5涉及到“秀才”这一范畴成员，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可以发现“秀才”为“明清两代生员的通称，也泛指读书人” [31]。此句处于柳梦梅进京赶考的背景下，“秀才”在原文中属于老园公对称呼语。可以确定，“秀才”属于“科举制考生”的范畴，亦属于“中国古代称呼语”范畴，通常带有尊敬属性，在例5中也蕴含了称呼者与被称呼者间的地位差。科举制下的考生名号为中国的特有范畴，在英语语境里为空缺状态，因此，需要对源语范畴进行解构，根据“称呼”、“尊敬”与“地位差”属性对其再范畴化，取英语称呼语范畴中的成员。查询《牛津高阶英汉词典》，master意为下人对服侍对象的尊称(通常在古时候) [32]。此处master弱化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属性，强化了原文的地位差属性。面对范畴空缺状态，该译法是侧重目的语读者认知的属性妥协。

例6涵盖“梅子”与“柳”两个范畴成员，在此处充当双关语表明柳梦梅渴望功成名就、爱情美满，由于同音同形的语言要素约束，“梅”与“柳”无法在英语范畴中找到对应的成员，以表示双关特点。如果运用对等范畴转换，将“梅”与“柳”转换为plum和willow，仅能保留范畴的自然属性，目的语读者无法根据“音”、“形”提取隐含义，失去了原文的双关效果，增加了晦涩感，难以感知到柳梦梅的消极情感。译文将原范畴解构并进行再范畴化，注重凸显“情感”属性，转换为pin (大头针)和needle (缝衣针)，运用习语pins and needles激活目的语读者的具身体验，传递发麻情绪。

4.4. 零范畴转换

认知翻译学将翻译视为基于范畴转换的动态活动，应注意到语句中的零范畴情况，零范畴指语句中非语言范畴处于空缺状态。零范畴转换即将源语中的零范畴转换为目的语的非语言范畴，或者将源语中的非语言范畴转换为目的语的零范畴。此转换模式建构在语境含义属性的提取基础上，寻找或取消对应属性的范畴。

例7 吟余改抹前春句，饭后寻思午晌茶。(第七节)

I read and copy poems I wrote last spring，

To while away the morning like a king. [28]

例7原文表现的是私塾先生修改诗句与放松思绪的动态过程，后半句注入“饭”、“茶”范畴，让读者体验到先生的生活化景象。后半句译文将原文中的“饭”、“茶”范畴转换为了零范畴，将原文中的零范畴转换为了“国王(king)”范畴。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提取了原文“闲适”的心境属性，将这一属性在译文中范畴化为king，同时，为追求语言凝练，“饭”、“茶”范畴转换为零范畴，运用动词语言范畴while away (打发时间)保留了“闲适”属性。虽然“饭后寻思午晌茶”是一种共通的消磨时间活动，但king这一范畴在西方读者认知中更为具象化，把消遣时的闲暇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句创造性地将零范畴转换为king范畴，贴近了目的语读者的认知，但为追求可读性把原文的范畴转换为零范畴，失去了部分语义特征。

5. 结语

翻译并不只是跨文化间的语言符号转换，究其本质，是认知驱动的范畴转换过程，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原文范畴是作者认知经验化的结果，译者通过自身对社会、历史、文化等层面的经验认知，采取一系列转换方式加工这些范畴，以激活目的语读者的完形机制与具身体验，完成范畴内涵的传递。本文通过考察《牡丹亭》汪译本中的非语言范畴转换发现：该译本涉及对等范畴转换、错位范畴转换、空缺范畴转换和零范畴转换四种模式，对等范畴转换抓住中西读者的共同认知体验，利用范畴的相似性完成意义传递；错位范畴转换、空缺范畴转换、零范畴转换以贴近目的语读者认知为重点，追求语言凝练性与理解经济性，但难免会损失原文范畴的部分属性特征，不利于中华文化概念的传播。本文认为，四种转换模式都是译者在自身认知驱动下对目的语读者认知的趋近，如何在保留中华文化范畴与趋近目的语读者认知之间寻找平衡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是基于认知翻译学范畴观对《牡丹亭》译文范畴转换的初步考察，对文旭、余平和司卫国 [7] 提出的范畴转换模式进行了补充，今后研究可以延续这一新范式，定量考察整本译文范畴转换的总体特征，借助语料库等手段进一步解释认知机制。

文章引用

宋啟骏. 认知驱动：《牡丹亭》汪译本中的非语言范畴转换
Cognition Driven: Non-Linguistic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in Wang Rongpei’s Translation of Peony Pavilion[J]. 现代语言学, 2020, 08(05): 773-781. https://doi.org/10.12677/ML.2020.8510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