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Linguistics
Vol. 10  No. 11 ( 2022 ), Article ID: 57645 , 8 pages
10.12677/ML.2022.1011332

《交往行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黄晨光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1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28日;发布日期:2022年11月9日

摘要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交往行为理论》促进了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向实践层面的深入发展,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用于研究探讨教育学,心理学,翻译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但通过查阅资料,笔者发现关于其译本在中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十分欠缺。因此,作者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译本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从社会背景、译者身份、接受与传播对《交往行为理论》三版译本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研究。从而得出了结论:在三个译本中,曹卫东2018年出版的译本接受情况更好。这与译者的履历背景,先前译文的参照以及学界对于用词准确、翻译质量高译本的迫切需求都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

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翻译研究

Translations and Acceptance of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China

Chenguang Hua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Oct. 1st, 2022; accepted: Oct. 28th, 2022; published: Nov. 9th, 2022

ABSTRACT

Jurgen Haberma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ers in Germany, and is also known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 in contemporary times”. As one of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to a more practical level in regards to its “linguistic turn”.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s been applied in multi-discipline studies with pedagogy, psychology, translation, sociology and other fields. However, on looking up for related article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its translation in China. Therefore,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are of great valu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ree versions of its published transl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background, translator identity, reception and publication. And the autho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among the three versions, Cao Weidong’s translation in 2018 is well accepted by readers, which has a connection with the translator’s profile, reference from previous translation and the need of scholars for a correct and high-quality translation.

Keywords: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Jurgen Habermas, Translation Studie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1.1. 背景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派,以社会批判理论闻名。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多方位的批判。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他一方面继承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又坚持创立交往行为理论以实现对传统批判理论的重建 [1]。哈贝马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展开对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他对马克思·韦伯的工具理性思想加以分析与批判,建立了自己的交往理论 [2]。他的交往理论集中批判了西方社会中潜在的深层次矛盾,并认为通过人的交往行为可以重新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交往行为理论》首个译本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对国内社会学学科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3]。本文主要从社会背景,译者身份以及接受情况展开研究,希望对于社科领域的翻译研究有所帮助。

1.2. 文献综述

笔者经过资料整理,发现对于《交往行为理论》译本的研究不多,但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则十分丰富,其中主要包括了交往行为理论与马克思的对比研究,交往行为理论在社会现象中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以及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翻译研究。

关于第一类研究,文献 [4] [5] 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做了联系,阐述了哈贝马斯在发展和完善理论的同时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肯定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有其客观历史主义性质,但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主张资本主义进行内部完善与重构,这需要通过个体与集体的再认同来实现,从而消除资本社会潜在的危机。文献 [6] 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交往行为理论》做了比较分析,主要从它们分析历史的视角,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以及对于时代发展的意义进行阐述。作者认为,马克思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待历史,而哈贝马斯则是用社会学分析历史。两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社会基本矛盾,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都做了不同的解释。值得肯定的是,他们的理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交往行为,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可以用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解释 [7]。许多学者都将交往行为理论应用到实际情景之中,分析其现实意义。文献 [8] 用交往行为理论分析了医患沟通中的“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作者调查了多个地区的医疗工作人员,总结阐述了医患沟通的几种行为及影响因素,强调了工具技术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文献 [9] 基于交往行为理论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阐述。交往行为的两个基本内涵,交往理性和生活世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良好沟通可以实现社会的有序一体。生活世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是交往行为运行的背景,为交往行为达到真理性、正当性和真诚性提供了判断标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遵循交往理性,改变生活世界。交往行为理论为重新理解社会的现代化和合理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于交往行为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文献 [10] 利用哈贝马斯对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以及对实践理性的肯定,强调翻译处理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译作“既符合社会规范,又能影响社会”。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批判启示译者注重文本、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流,强调了译者的社会性。文献 [5] 基于交往行为理论做了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主体间性是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作者对于翻译的主体性进行了探讨,认为交往行为理论为解决翻译主体性极端化问题有着重要启示作用。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交往行为,其主体间性能够保证翻译过程中的协商,从而达到共识,满足了交往行为有效性要求,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保证又不会过于突出。

经过笔者的整理,发现学者对译介与接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研究。本文从社会背景,译者身份和接受情况三个层面出发,研究《交往行为理论》译本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2. 研究框架

2.1. 研究对象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的代表著作之一,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并对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三种理性进行了分析,试图解决社会扩张理性化问题。本书完整体现了哈贝马斯的批判思想和创新主义精神,为分析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在社会学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交往行为理论》的国内相关研究众多,因此对于其中文翻译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交往行为理论》在中国的三版译本为对象,根据数据分析探究读者们的接受情况。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豆瓣,豆瓣作为国内大型用户分享平台,可信度高,评价也相对真实。

由于书评的原始数据比较多,所以笔者运用副文本分析法来分析书评,旨在由浅入深的分析副文本,获得其深层含义。本文借助ROST CM6软件进行原始数据分析。该软件具有浏览分析、分词、词频统计、聚类分析等一系列文本分析功能。

考虑到译本受欢迎程度不同导致的评论数目以及质量的不同的因素,本文将所有评论作为原始数据。由于2004和2018译本的译者相同,所以将两书评价合并分析。借助ROST CM6软件的分词、词频分析、可视化等功能对副文本进行进一步挖掘处理,最后挑选出所有具有情感性的评价类词汇。

3. 《交往行为理论》中文翻译的社会背景与译者背景分析

3.1. 社会背景分析

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艰难曲折,1952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重建。学科建设初期,缺少理论学习来源,无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此书英文原版1981年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11]。20世纪90年代,正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迎来第四次翻译高潮。翻译品类更加丰富,这本书作为社会学经典之作也于1993年被翻译引入国内,成为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创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学学科体系,社会学逐渐被细分为多个分支。社会学的研究也从一开始的学习借鉴,步入本土化的阶段。社会学学者们希望通过社会学的重要理论来进行社会研究考察,开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引入国内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对西方著名学者理论的精炼和反驳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研究社会发展前景,社会基础矛盾,实现社会发展的合理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能够更好地完善中国的社会学学说体系。《交往行为理论》译本也被重庆出版社收录进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这也说明了其在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巨大的研究价值。

3.2. 译者背景

《交往行为理论》共两卷,笔者查找到的译本有三种,涉及三名译者,分别是洪佩郁、蔺青和曹卫东。洪佩郁和蔺青合作翻译了1993年的译本,曹卫东贡献了2004年和2018年两个译本。曹的译本接受度较高,这与译者背景离不开关系,也因为有了前一个译本作为参照,翻译工作做得更加完善仔细。相比起来,洪的译本错误较多,对原版德语理解有所欠缺。

洪佩郁毕业于北京大学,又在民主德国耶拿席勒大学哲学系深造过,毕业后在中央编译局负责翻译和校订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同时也研究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洪的译本有些晦涩难懂,让人看起来囫囵吞枣,难得其意。

曹卫东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后获得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1995~1998年获中国社科院博士学位。1999~2000年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深造。从他的履历不难看出,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社会学,并且对德语的掌握程度也很高。在他的2004年译本中有提到,他在翻译《交往行为理论》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教授的帮助,社会学的研究让他在翻译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

3.3. 2004版《交往行为理论》译本翻译方法分析

2004版的译者曹卫东曾经于1997年在杂志《学术思想评论》上发表过一篇名为“哈贝马斯:认同与差异”的文章 [12]。他提及哈贝马斯在90年代的中国无疑是十分受欢迎的,但当他发现《交往行为理论》在国内已经有了译本,拜读过后只觉“胆大”和“妄为”。他指出洪佩郁译本中的种种谬误,并将自己校对后的目录附在文章末尾。曹的译本无疑更为读者所能接受,笔者将选取书中序言和第一节的几个片段,并与洪的译文进行对比,以便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其中存在的差异。由于笔者主要探讨的是中文译本翻译方法,所以将普适性更广的英文译文作为原文对照,有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

以下是笔者对此部分译者的翻译方法分析:

例1:First, a concept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hat is sufficiently skeptical in its development but is nevertheless resistant to cognitive-instrumental abridgments of reason; second, a two-level concept of society that connects the “lifeworld” and “system” paradigms in more than a rhetorical fashion; and finally, a theory of modernity that explains the type of social pathologies that are today becoming increasingly visible, by way of the assumption that communicatively structured domains of life are being subordinated to the imperatives of autonomous, formally organized systems of action.

洪译文:它首先涉及论述令人深疑、并与理性认识论工具论概述相矛盾的交往合理性概念;其次涉及把生活世界和体系变例与并非仅限于修辞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二层次的社会观,最后涉及把当代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社会病态典型解释为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得服从于独立化的、形式上組织起来的交往体系命令的这样一种现代理论。

曹译文:首先是交往理性概念,我在对它进行阐述时虽然充满重重疑虑,但交往理性概念还是顶住了认知工具理性的短视行为;接着是两个层次的社会概念,它用一种并非只是修辞学的方法,把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了起来;最后是现代性理论,它对当今越来越清楚可见的社会病理类型进行解释,认为现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独立的系统的摆布。

洪的译文比较混乱,句里的词素堆积在一起,让人无法分清主次。相对而言,曹的译文以短句为主,将句里的成分进行了重新排列,内容清晰明了,让读者能够轻松理解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其中对于“交往理性”,“社会病理学”等重要概念也因为国内社会学的日渐成熟而有了公认的说法。并且在译文的开头,曹将“我”这个作者视角凸显出来,而不是按照原文机械地翻译,更符合汉语的行文习惯。

例2:Greek thought did not aim at a theology nor at an ethical cosmology, as the great world religions did, but at an ontology. If there is anything common to philosophical theories,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inking being or the unity of the world by way of explicating reason’s experience of itself.

洪译文:希腊思维的对象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大世界宗教意义上的伦理宇宙起源学,而是本体论。如果说过去的哲学学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试图通过解释自身理性经验的途径,来思考世界的存在或世界的统一性。

曹译文: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a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在或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对比两个译文可以看出,洪的译文选词比较模糊,让人产生疑惑。“希腊思维”究竟是哪一种思维,“广大世界宗教”又是指的哪些宗教呢。而曹的译文则将这些概念很好地翻译了出来,让读者能够有所共鸣。并且,在整本书的翻译当中,他将所涉及的重要概念,人名和书名都用()的方式将德语也一并写上,方便读者进一步查询了解相关信息。有一些概念或人名可能没有经过统一,这样能也能更好地保证不会产生不该有的误会。

4. 《交往行为理论》在中国的译本出版和接受情况

4.1. 翻译出版

《交往行为理论》德语原版于1981年出版,1984年出版了英文译本,后传入中国。中文译本一共有三种,分别是199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洪佩郁和蔺青译版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04年和2018年出版曹卫东的两个译本。如表1所示。

4.2. 接受和影响

4.2.1. 书评分析

通过豆瓣图书,笔者将几个版本的《交往行为理论》译本的书评整理成TXT文件,由于洪的译本出版较早,评论不多,笔者将其译本两卷书评合并分析。而2018版译本由于出版较晚,故笔者将2004版和2018版的书评也一起合并分析。

Table 1. Publication records of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lations in China

表1.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译本在中国的出版历程

通过ROST CM6软件进行分词,词频统计操作,得到所有版本译本的情感评价词一览表,详见表2

Table 2. List of sentiment words in the 1993 translation of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表2. 1993版《交往行为理论》译本情感评价词汇表

观察表2可以发现,1993版《交往行为理论》译本共有14个情感评价词,其中有一部分是正面评价的,比如出现频次较高的有“客观”,“精确”,“神圣”等词。但也有诸“糟糕”,“偏颇”的负面评价词出现,说明部分读者对2004版译本存在不满。

Table 3. List of sentiment words in the 2004 and 2018 translation of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表3. 2004 & 2018版《交往行为理论》译本情感评价词汇表

观察表3可以发现,2004版和2018版译本情感评价词共有21个,没有负面评价词,排名前三的有“客观”,“合理”,“主观”。也有诸如频数较低,但对译本积极评价的词,如“精彩”,“恰当”等。

将情感评价词分类,得到正面词,负面词以及中性词(不好评定词性的词语归为中性词),将每一类别的词语出现的频率算出并整合,得到表4

Table 4. Table of sentiment word frequency in the three translations

表4. 三种译本情感评价词汇出现频率表

表4中可以看出,1993版译本的正面词、负面词和中性词出现频率分别是60%,40%和0.00%;2004 & 2018版译本的正面词、负面词和中性词出现频率分别是76.47%,23.53%和0.00%。从数据可以看出,读者对曹卫东的译本接受度较高,正面评价居多。而洪佩郁和蔺青的译本则有不少负面评价。

4.2.2. 出版及引用率分析

《交往行为理论》共有三个版本的译本,由重庆出版社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进行出版发行,其中1993版译本被重庆出版社选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这说明了《交往行为理论》的译本具有较高的研究学习价值,它的出版发行在社会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在知网上搜索关键字“哈贝马斯”,共检索到11,506篇文章。搜索关键字“交往行为理论”共检索到1257篇文章。对于哈贝马斯和《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最早从2000年开始,并且文章发表数呈稳定增长的趋势。说明中国学者对哈贝马斯和他的理论研究热情不减。但笔者检索关键词“社会学翻译”,只搜索到176篇文章,这说明我们在社会学领域做的翻译研究还远远不够。在读秀上检索“交往行为理论”,搜索结果包括4299篇期刊文献,9240篇学位论文。这也同样说明了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在国内有着很长的历史,研究成果产出丰厚。而从研究涉及的领域而言,根据知网上的数据显示,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涉及了包括哲学、高等教育、社会学、世界文学、心理学等二十个领域。这表示交往行为理论在许多领域都能被有效应用,它的研究价值正不断被学者们发掘。

5. 结语

根据笔者对《交往行为理论》译本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得出了此书以及它所涵盖的理论对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与人的有效合理化交流有着重大意义。曹卫东研究学习社会学多年,他的翻译工作也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求学过程中完成的。他的译文以短句为主,将主要名词信息用()标注出来方便阅读。他的译本因此也是在国内接受度较高的。这本书是社会学领域必读的重要著作之一,本文主要从它的社会背景,译者身份和接受情况分析了其译本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学者们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发掘仍在继续,并陆续将它应用到新的领域,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有效交流,为社会发展前进提供方向。曹卫东作为译者,也在不断打磨自己的译本,并且第二卷也将发行。正如他在2004版译者前言中写道:“翻译是一门理解的艺术,不同的译者,不同的时代,对原著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作为译者,我们要始终坚持提升自我,做到与原文作者和读者的双向沟通,创造出理想的“生活世界”。笔者希望对于《交往行为理论》的译介研究能够帮助社科领域的翻译活动进一步发展壮大,为翻译史研究做出贡献。

文章引用

黄晨光. 《交往行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Translations and Acceptance of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China[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11): 2427-2434.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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