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收稿日期：2022年7月11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8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19日

摘要

“立人”思想作为鲁迅理论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其创作的始末，而在五四时期，人学思想并非为鲁迅所独有，自其加入《新青年》阵营，同仁们观念的潜移默化便无处不在，观照对比两者之间的思想更有利于剖析鲁迅“立人”的宗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别从小说内容和叙事模式两个层面来透视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五篇小说及浸润其中的“立人”思想。希望能够进一步走近鲁迅，并对当下“人”本身的思索有更为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

鲁迅“立人”思想，《新青年》，小说内容，叙事模式

From the Version of the Thought of “Building People” to Think Five Novels Published by Lu Xun in New Youth

Wenjiao Du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Received: Jul. 11^th, 2022; accepted: Sep. 8^th, 2022; published: Sep. 19^th, 2022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u Xun’s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the thought of “building people”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Lu Xun’s creation.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e thought of human studies was not unique to Lu Xun. Since he joined the camp of new youth, the concept of colleagues has been imperceptibly influenced everywhere. It is more conducive to analyze Lu Xun’s purpose of “building people” by comparing the two thought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Lu Xun’s five novels published in the new youth and the thought of “building a person”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novel content and narrative mode. I hope to get closer to Lu Xun, and have a more profound enlightenment on the thinking of “people” themselves.

Keywords:Lu Xun’s Thought of “Building People”, New Youth, Nove Content, Narrative Mod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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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的证据实在古已有之。魏晋时期，“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对传统观念礼俗的消解，流露出了对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曹丕定九品中正制度，便有了精神原则代替行为操守的向内转的趋势。近代，启蒙思想传入中国，《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营，自然举起了“人”的旗帜，提出了“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1] 的新道德原则。

鲁迅应钱玄同之邀于1918年加入《新青年》并开始发表文章，从1918年到1921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五篇小说：《狂人日记》(第四卷第五号)、《孔乙己》(第六卷第四号)、《药》(第六卷第五号)、《风波》(第八卷第一号)、《故乡》(第九卷第一号)。早在1907到1908年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三篇文章奠定其“立人”思想的基础，并在此后的创作中一以贯之。“立人”思想并非诗鲁迅个人独特的行为倡导，《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胡适、吴虞、高一涵等人观念的张显与鲁迅思想底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有同也存异，不容忽视，因而必少不得对杂志同仁的思想也进行一番简要的扫射。在此基础上，再进入五篇小说的文本世界加以解读。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到贵族、古典、山林这种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的国民性互为因果，因而文学革命势在必行，可见文学与国民性联系的紧密程度。本文将从小说内容和叙事模式两个层面进行解读，希望能对鲁迅的“立人”思想发表一些自我的阐释和思考。

2. “立人”思想及与《新青年》同仁观念的暗合

儒家绵延上千年的家庭伦理组织和礼教道德规范传统，实际是运用理性主义的手段将一种强制的外在逼迫悄无声息地化为主动的内在欲求。礼秩在驱使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向家国同构体无条件地屈从、服务时，国人的个体意识也就逐渐隐没在集体的一致行动背后了。与儒家相反相成的道家文化也不见得是无辜的，无为、超然物外的态度实则提供给了国人一道明哲保身、耽于消极退却的强心剂。儒与道实现着对积极国民性意味的消解，而这里所谓的人也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了。不仅仅是目睹了几许的现状，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影响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鲁迅从梁启超“群–己”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超脱出来，在章太炎思想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具有个人魅力的观点。

笔者认为最能体现鲁迅“立人”思想的三篇文章——《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都在祈求中国形而上精神界的“独异个人”，且必须是有力量的强者。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罗列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斯洛瓦茨基、裴多菲等诸位诗人，尽管他们之间横亘着种种差别，但“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2] 的精神品格使得他们足以成为一种信仰符号，能够依靠自己的声音产生出核心凝聚的力量，而不必消耗和衰竭民族身后的文化源流。沿着中国的古历史溯游而上，中国也不乏笔力深厚的诗篇，但大多如《诗经》、《楚辞》一般，诗情都化作了一滩喉间的悲哀，中国还是那个中国。因而鲁迅称颂撒旦，发出一连串急切的追问：“近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至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2] 《文化偏至论》就更加明晰了鲁迅的态度。他看透了近世文明的虚伪和偏至，在模糊了崇尚的物欲里逐渐缺乏了精神层面开创的禀赋，这种文化观念开始滋长出人格萎缩的瘤疾，当政治上大众式的民主一经联合催化，个人的思想便无立足之地了。“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物，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3] 的刀锋势必要把现实的非正道逐一击破，将“人”摆在首要地位。在这里，鲁迅同样突出“夫勇猛无畏之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 [3]，他们区别于庸众，被寄予厚望。再看《破恶声论》，其中揭露的中国现状简直不堪入目：蛊惑肆虐，悖妄横行，蒙蔽之音载道，犹如给已显隳败迹象的国家下了一管鸩毒，人心依附大众恶声，往往而是，渐渐也就听不到自己的话语了。因此鲁迅说：“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陟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几，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4]。”从精神界的战士到“勇猛无畏之人”，再到“独具我见之士”，都是独异个人具体化的不同表现，就是鲁迅所立之“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讲，在客观存在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是不可能脱离集体而存在的，“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5]，抛开群体的心理暗示，重拾被群体分散的责任，这样的人是不易得的。但正因为“立人”的艰难，所以更觉出鲁迅思想的弥足珍贵，便要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的那个觉醒者一样，纵使面对藏有恨与冰的笑仍停在点着一盏灯的独屋前，做那孤独的引路人。

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吴虞、高一涵等人作为《新青年》文化阵营的重要组成人员，与鲁迅的人学思想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宣扬青年品格独立自由一方面的培养，为杂志的思想基调奠定了主旋律。《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以褒扬法兰西自由平等博爱的方式，再次强调了自己的主张。关于自由这一点，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文中表示附和：“自由要义，首当自重其品格 [6]。”所谓自由，只有在关涉对象——人身上实行起来时才能体现出它真正的意义，倡导自由，那么对人本身的关注也就在这层交互关系中更容易理解了。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提到的家庭本位、感情和虚文本位，胡适《易卜生主义》中社会的三大势力，吴虞《吃人与礼教》中封建礼教的假面等都有碍于“人”的发展。因此胡适主张救出自己，学习娜拉敢于“跳下了戏台，去干他自己的生活” [7]，消除自己的奴隶性，求得自身的解放；吴虞认为应当树立“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 [8] 的观念；周作人就干脆提出“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观照实际情状，借此提出改善人生的诸种方法。他们所关注的“人”又往往把目光聚焦在青年人身上，从《新青年》杂志的名称就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当时作为杂志主编的陈独秀在《新青年》的文末说：“幸有一线光明者，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消沉中……作最后之哀鸣” [9]，高一涵也说过：“涤荡染于专制时代之余……惟在染毒较少之青年 [6]。”青年身处新的时代，具有供描绘的可塑性，是这一群知识分子所普遍期待的对象，是社会未来的希望。鲁迅也曾提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10]，以实现青年人摆脱畸形生活的愿望，把本位重置回幼者和将来。如此看来，青年似乎就等同于希望，但是中国几千年来沉积的集体无意识并没有给予青年人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权。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国民缺乏一种原始斗争的野性；陈独秀在《抵抗力》中提到“退缩苟安铸为国民性” [11] 等。而青年作为国民主力军，当敏于自觉、勇于奋斗，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不难发现，尽管《新青年》同仁间思想存在不同的侧重点，例如陈独秀倾向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周作人用人道主义进行武装，胡适借易卜生戏剧表达消除奴隶性以求得解放的思想等等，他们对于青年的关注都是不加以区别的。但是解放自我、改造国民性的共通点都落脚在对“人”的旨归上，这便是鲁迅与《新青年》同仁观念的暗合之处。

3. “立人”思想在五篇小说内容中的渗透

鲁迅“立人”思想的内核在于“独异”，它吸收了西方哲学“个”中独立自由的一面，又汲取了中国传统越文化中“狂”的因子。而这一颇具标识的思想内涵在鲁迅发表于《新青年》的五篇小说内容部分均得到了相应的渗透。

但是鲁迅往往偏爱从负面的角度塑造中国最广大的庸众群像，他们深陷封建制度和迷信的泥淖里“不时来点毒药：让人做愉快的梦。最后多来些毒药以便愉快地死去” [12]。从生理角度来说，他们符合一切做“人”的标准，然而精神层面摆脱不了对他者强烈的依附，便逐渐离真正的“人”渐行渐远了。《狂人日记》里扫射过那么一群人：“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13]。”他们麻木于统辖者的淫威和压迫，“怕”和“凶”的对象是全然错误的，是因为他们把人兽性的一面依附在封建礼教“吃人”的贯彻上，而不是利用这股原始的野性打破历史暗扣的枷锁，为了不触犯人心，所以首先要从自己开始，党同伐异，便皆大欢喜。

笔者认为实际可以从“吃与被吃”的逻辑层面结合起来看《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小说。首先，将目光聚焦在《孔乙己》的主人公孔乙己身上。他一出场，那件长衫就很是引人注目，偏偏“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 [14]，也就是从这件长衫上，我们可以模糊孔乙己的许多背景信息却可以断定他作为“中间物”的悲剧形象：穿长衫的一般都是受尊重的读书人或者是阔绰有地位的人，而这一类人可以享受“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 [14] 的待遇，只有短衣帮才“靠柜外站着”喝酒，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14]，他跨越了两个阶层然而不属于任何一边；鲁迅恰恰用的“十多年”一词来形容孔乙己又脏又破的长衫，为何不用几年呢，“十多年”代表孔乙己受封建科举考试制度的迫害已久，没能进学又不愿放弃读书人的姿态，且不会其他求生的技能，那长衫就成了束缚他的裹尸布，高不成低不就，竟落魄至此；孔乙己一张口便是些之乎者也的话，与他身上的长衫倒也不违和，但是别人是听不懂的，也就受到众人不理解的哄笑，仅此而已，在同辈人那里碰了壁，在小孩处也一样地不受待见——孔乙己想要热心教“我”关于“茴”字地几种写法，被“我”不耐烦的冷漠泼了冷水了。之所以要强调孔乙己“中间物”的尴尬身份，是想表明孔乙己不被任何一方接纳，即“特殊”的存在状态是注定要成为“被吃”的对象的。而吃他的，就是那一群如影随形的无聊看客。这群看客如寄生虫般宿在孔乙己身上，还时时发出刺耳的哂笑，借此来错置受压迫的心理，反而以高下者的姿态发展起愚蠢的快乐。文本无一可怖的字眼却到处弥漫着血腥味，枯骸遍地。所以可以看到孔乙己前后的变化：开始时对他人的揶揄尚持“不回答”的态度，有“排出九文大钱”那种坦然的自信，还会对他人的怀疑作争辩，再到不屑置辩，逐渐演化为颓废、不十分分辨，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到后来从破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祈求喝一碗热酒的落魄至极，直至“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14]。被封建科举制度以及它的帮凶啃食得连渣滓都不剩了，而那些寄生虫们循着原来的轨迹(封建制度几千年所铺就的一贯的路)又宿到其他活人身上去了。《药》就更加直白地暴露了一个“吃与被吃”的历史现场：那些“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过一种攫取的光” [15] 的如鬼魅一般的看客；“灯盏弥漫屋子的是青白的光”、“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 [15]，似人间又非人间的场域；“两面都已埋到层层迭迭，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 [15]，被吃的人已经长埋于此，吃烈士鲜血企图苟活的也已经被封建迷信给吃了。那些依附于心中所谓“偶像”的庸众便一直被困在“吃与被吃”的怪圈里了。《故乡》中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现实终于压迫得闰土不像是一个“人”了，因而他把自己交给了“香炉和烛台”——非理性物，即他所崇拜的偶像；《风波》中普通大众的命运就直接与封建帝制的复辟与否休戚与共了，从往常听他谈论城中新闻的村人的幸灾乐祸和回避，等“不坐龙庭”的消息一出，七斤又恢复了相当的尊敬和待遇便可见一斑。这些庸众散落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有各依附的方式和对象，然而现实逼迫得越紧就越是要把自己与封建思想捆绑得厉害，于是精神上被驯服得言听计从，不会了反抗，失去了自我，却不知道这正是走向自身毁灭的路径。

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发出“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的呐喊，“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底的信仰用不能合一” [16]。要摆脱典型的奴隶式依附生存形态，就必须打破导致中华民族精神萎缩的文化根性，把人从精神上解放出来首先实现独立自由的条件。五篇小说无不从反面揭露了大批的庸众，正是他们非人的存在，才突出了鲁迅“立人”思想的坚定性和艰巨性。但可以看到的是，小说中并不乏“独异个人”的存在，尤其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具代表性。狂人借其独特的病理特征，从那间有着许多熟睡的人的铁屋中醒来，向那群小孩子大声质问议论的事实；向大哥问出关于“吃人”的事，并且质疑“从来如此，便对么？”最后发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的呼喊，唯有赋予了他“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语权，不再让反抗和挑战的话喑哑在喉咙间，终于将它曝晒到阳光下了；而为何所谓的“正常人”都保持缄默，“古来时常吃人”的真相——“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 [13] 为何偏偏让一个疯子发见了呢？除了作者的讽刺意味之外，“被迫害”的病理特质暂时地把狂人从一干世人间剥离出来，处在一个可以不遵守寻常礼法、寻常言谈举止的相对平行时空中，他的思想获得了高度的独立和自由，极尽展露狂人的狂、勇、异端等等，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了。其次，《药》中的夏瑜不可不谓“独异个人”的代表之一。夏瑜也可以说是另一个狂人，但是需要区别清楚的是，夏瑜的“狂”是在清醒的情况下用抛头颅、洒热血垒起的高台，是把“狂”展露在庸众面前的——以革命觉醒者的精神姿态睥睨这些愚昧的可怜虫。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15]。”这样的话可不就伤到了群众深扎在封建土壤里的麻木的神经末梢，便更在人们心中坐实了他疯子的身份了。

鲁迅通过从负面塑造的庸众群像把奴颜婢膝、蒙与骗的现实悲剧推向了舞台，封闭的舞台上挤满了呆滞的来回游荡的人，作为主角的“独异个人”不是“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13] 就是化作了荒野里的一座新坟，总归结局黯淡，世界还是那个世界。然而对庸众与独异个人的巧妙安排让这出悲剧涌向高潮，尔后显现落潮趋向的同时使人胸口的气懑想要冲出这具肉身，那么鲁迅的“立人”思想便得到了最大化——陷入绝境才需要被拯救，知道是绝境却从内拼命挣扎解脱才是真正的“人”。

4. 以叙事模式解析五篇小说中的“立人”

上一小节已简要地阐述了鲁迅“立人”思想在小说内容方面的体现，但笔者认为小说的叙事模式与其“立人”思想之间也存在着互通性，因而本小节试图通过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结构三个维度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浅要探究。

“在20世纪初西方小说大量涌入中国以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叙述大都是借用一个全职全能的说书人的口吻” [17]，甚而“新小说”家因为难以调和的矛盾心理依然没有开拓出脱离传统的成功案例，到“五四”作家这里才有了突破性的转变。《狂人日记》是鲁迅选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代表小说篇目，也正是以狂人的主观感受来罗织文本节奏才带来了真实感觉的无限魅力。《狂人日记》的序言部分借助“余”的话语交代了“我”是个患迫害狂一类的病人，即异于常人，便奠定了相应的期待视野。第一则写到晚上极好的月光，狂人却想“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 [13]，月亮始终都在，怎会三十多年不曾见到呢，紧接着便由月光突然转移到了赵家的狗身上；第二则起先还是没有月光的夜晚，然而思绪却推移至早上看到赵贵翁等人时的情形；第三则“我”被关进了黑屋子，不知白天黑夜，又想起前几日来告荒的佃户，甚而更把时间拉回到许多年前踹古家簿子的节点上，再重返现在，诸如此类。先抛开种种象征性不论，单拿日记的内容，也就是狂人的思想意识来看，狂人的这种症状性质让我们的眼前浮现了一个浮躁不安的人物形象，并且带来了一系列反理性、模糊凌乱、印象性的意识流，它在时空中来回穿梭、相互交织，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以独特的语体特征所勾勒剪辑出来的蒙太奇式的事件片段与镜头，但极度地贴合于人物的设定，遵循狂人病状的客观真实。当然，这一切也要结合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使用才更能说明效果。日记题材本身就为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发挥空间。“我”与狂人本体几乎重合，读者的眼和心在字里行间爬模而产生奇妙的交流时可以说完全信任了这的确都来源于狂人的执笔。在日记封闭的环境中，读者不再是上帝，只能跟随狂人的目光看赵贵翁奇怪的眼色、七八个“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一伙睁着怪眼睛的小孩子，街头打儿子的女人、告荒的佃户、大哥、大夫何先生、赵家的狗把“我”包围起来，时时提防、处处怀疑被吃的狂人心态让读者极有代入感，便达到了主观情感上的真实性。而通过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所展现出的情感体验，是鲁迅怀着“强烈的启蒙意识……保持站在特定人物角度思考、发言的权利” [17]，于是狂人的个人思想价值被无限地放大了，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思考的“人”正撞向那“铁屋子”，为沉睡的人们带去觉醒的信号。《故乡》一篇也是以同样的叙述视角倾诉着“叙述者和主人公共有的过去回忆” [18]，由“我”讲述“我”的故事意味着“感知世界时能够把表象和实质相分离” [19]。“我”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上，联结了种种的过去和展望的未来，打通了一个“我”所存在的时空平面，毫无遮蔽且自由地，因而便于将解剖刀对准自身，从表面刺入肌理，“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 [20]，这样的自我叩问，是接近于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一个人“勇”的一面便爆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杨义曾说：“叙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文化的过程。” [19] 五篇对时间的处理自然是为了主题思想服务的——时间对于中国来说仿佛是静止的。小说《风波》中，七斤撑船进城恰好遇到革命被剪去了辫子，一听说帝制复辟需要辫子，否则不仅自己没命还会带累家人，“家景总有些黯淡，村人大抵回避着，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 [21]。待到皇帝不坐龙庭的消息传来，七斤又恢复了在家庭和村人心目中的地位了。七斤身上的遭遇很具有代表性，尽管社会风云变化，人们的思想最终都回到了原点，没有一丝进步。尤其是“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康健” [21] 的九斤老太，象征着不死的封建礼教怪物，依旧在流动的时间中长存，所以一开始七斤虽然剪去辫子，相对应地，长大的下一代六斤仍然被执行了裹小脚的畸形传统，就像那只破了缺口的碗，十八个铜钉重新钉合，也钉死了本该破开新思想的缺口了。《故乡》的文本则借助“游子归乡”的主题建构了一条生命轮回的循环线索。“我”回到故乡之时，“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与当初闰土到来时“我便飞跑的去看”是一模一样的场景和愉悦的心情；闰土刚到“我”家见人怕羞，与“我”却很是要好，正与水生的害羞、松松爽爽和宏儿出去相重合；儿时闰土曾也邀“我”夏天去他家海边玩，多年后宏儿也在遐想水生的邀约。“我”与闰土，水生与宏儿处在两条时空线当中，因故乡这个场域在同一平面上发生了交集，进行了一场对话，然而发现“我”与闰土过去发生的一切也在水生与宏儿身上发生着，生命轮回的感受与悲剧性的幻灭感似乎如影随形，只不过“我”与闰土由于那一声“老爷”已然谱写好了结局，水生与宏儿之间还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但正如“我”所忧虑的——愿望渺茫罢了。时间的对称与消失并不是这两篇小说的独有之处，其他三篇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的某君仲昆原来也是个正常人，患了“迫害症”之后反倒显露出“狂”的特质来，病愈后还是免不了“赴某地候补矣”，又湮没于普通大众之中；《孔乙己》中的看客从前只当孔乙己是生活另外增添的一点笑料，“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14]，时间并没有改变这些看客们的态度；《药》中原本屋子里青白的光最后化成了小栓坟头的几点青白的小花，吃了浸过烈士鲜血馒头的小栓也就藏进馒头一样的坟墓当中了。五篇小说中的人、事、物越是困在凝滞的时间范围内，那么时间发展过程中一切异端、温情、希望的有效意义便被取消殆尽了。因而在国人麻木、挣扎徒劳，人外在与精神的自由与发展都受限的情况下，更需要有力量的强者来打破这悲剧性的循环，实现人自主的前进。

事实上，五篇小说对于叙事结构的编排也同样与鲁迅“立人”思想的表达是分不开的，这里就举出几个简单的例子以方便说明。首先，是横截面式的选取。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说过：“横截面……用最经济的手腕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片段 [22]。”五篇小说都抛弃了“纵剖面”的单线叙事传统，不访前因，不问后果，集中笔力“展示劳动大众麻木的目光和知识者痛苦的灵魂” [17]，在情节和环境的考量因素退居次要之后，相对应地，对人本身包括日常和喜怒哀乐的还原就登居首要地位了。也只有摸透了人如何为人的问题，才算完成了对国民精神气质的梳理，才能实施对症下药；其次，是日记形式的更新。用一种相当内在化的形式来表现一种相当外在化的行动，尤其是伴随着自我解放意识且具有强烈的表达欲望时，便与日记体记录过往心路历程的封闭时空产生了碰撞，两相矛盾之下，寻求自由的意图就更为明显了；第三，是强调时间参与的变异势能结构的穿插。《故乡》中二十余年的时间跨度足够物是人非：印象中美丽的故乡已经变成了“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20] 的景象，童年还无所思虑的生活都被辛苦辗转的现实磨平了棱角，甚而变得麻木、向封建礼教的偶像卑躬屈膝。前后历时差异的梯度越大，转换生成的势能便越大，所渲染的作家的主观情绪就愈加浓烈。从此处看，笔者认为“立人”就不完全是庸众的惩罚，也是救赎，所以狂人对“吃人”的大哥的劝说、孔乙己为孩子带来的笑语、夏瑜不改初心的刚毅皆是明证。

5. 结语

不论是鲁迅对“立人”思想的个人见解，还是他在小说作品中对“立人”思想的深邃表达，都影射出一位从时代大潮中走来，擎着火炬引导庸众走向光明的精神界的战士。正如他在《睁了眼睛看》一文中说的那样“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23]，鲁迅便是要用手中“匕首”“投枪”一般的笔，让国民精神在血泊中踏出一条路来，燃成希望。本文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从鲁迅的三篇杂文诠释其思想，并且把鲁迅放在《新青年》杂志同仁群体间进行横向比较，以便更加明确地击中“立人”思想的内核；第二，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五篇小说的内容和叙事模式两个模块，把握“立人”思想与小说作品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对全文思路作一番回顾的同时，也想在此处反思一回行文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缺漏：仅依靠三篇杂文来谈鲁迅的“立人”思想过于草率，而对《新青年》同仁思想的概括还应当跳出杂志的场域；五篇小说在“独异个人”的正面分析上深度不够；叙事模式之一维的叙事结构的论述与“立人”思想间的关系尚有待作更明晰的阐释，等等。当然，通过本文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简要探究，笔者得以获取了对鲁迅观念的补充性认识，受益匪浅。

文章引用

杜文姣. 从“立人”思想看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五篇小说
From the Version of the Thought of “Building People” to Think Five Novels Published by Lu Xun in New Youth[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03): 391-398.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306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