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the early 1930s,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Beiping University ranked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college in comprehensive streng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utbreak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orthwest region and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Beiping University was moved to Shaanxi and reorganized. This has not only brought a strong teaching staff for northwest China, enhanced the northwest higher agriculture education, but also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northwest China, and made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Keywords:Agricultural College of Beiping University, Nor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Higher Agricultural Education

北平大学农学院对西北高等农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贡献

廖惠芳，师桂芳，蔡远渊

中国农业大学档案与校史馆，北京

收稿日期：2020年5月6日；录用日期：2020年5月19日；发布日期：2020年5月26日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初，北平大学农学院综合实力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位居前列。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西北地区开发战略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北平大学农学院内迁陕西并改组。这不仅为西北地区带来了一支优秀的农学师资队伍，增强了西北高等农学教育的力量，且对西北农业开发与近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北平大学农学院，西北联合大学，高等农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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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建、发展于京畿之地的北平大学农学院，吸取了西方先进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在20世纪30年代初，其综合实力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就已位居前列。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大学农学院为了教育不辍，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内迁西北，先后成为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为落后的西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理念与农业技术。其后，又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为西北农学院，为西北地区农业开发、建设，尤其是西北地区高等农学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学界在西北联合大学对西北地区的发展、影响方面已有较多的分析研究，但对于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即北平大学农学院的研究涉猎则较少。本文基于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与考证¹，从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改组的背景及西迁改组的过程，探寻这所高等农业学府对西北农业与高等农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贡献。

2. 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改组的背景

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直接原因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北平大学农学院遭受巨大摧残，已无法在京畿之地继续生存下去；间接原因则与国民政府一直以来的西北开发战略和战时教育改革政策有关。

2.1. 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大学农学院的被迫内迁

早自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的日本，就一直妄图将整个中国纳入它的殖民体系，成为它跻身世界强国的垫脚石。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就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为达到殖民中国目的，日本采用了各种手段来破坏中国的教育文化机关，尤以承担着文化传承使命的高等教育机构为主要目标，妄图切断中国文化的根脉，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便把东北原有的各级学校毁坏接收殆尽，大批爱国师生惨遭逮捕杀害，新建的一批伪满高校，赤裸裸在东北推行殖民奴化教育，意使东北人民世代忘记自己中华民族的祖脉。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后，北平大学农学院大部分房舍及农林场设备即被日寇损毁及摧残，罗道庄校区及农场全部为日寇侵占作为兵营，所有财产也全部由其掳夺。对于日寇种种恶毒行径，不少知识分子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目标”，“此项教育机关，关系我国文化之发展，此项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 [1], p.28-32)。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全国战前的108所高校被轰炸破坏的达91所，占高校总数的84%，其中被破坏较严重的25所高校不得不暂时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财产损失达3360多万元。至于有些学校多年积累的珍贵资料的损失，则更是无法用金钱数字来计算的。甚至连国民党政府自己也承认：“当时平津京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因变起仓卒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转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分随校舍毁于战火，损失之重实难估计。”( [2], p.10)

由此可见，抗战全面爆发后，处于京畿要地的北平大学农学院如果不作内迁之举，必然在惨遭敌寇的炮火毁坏之后，或完全瘫痪停办，或为敌伪霸占接管，走上被毁灭、中断或受敌利用的绝路，师生们将有校难归，无书可读，流离失所，成为亡国奴。为了生存，为了教育不辍，北平大学农学院也同平津地区其他兄弟高校一样，被迫走上了内迁之路。

2.2. 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战略

北平大学农学院等一批高校的内迁，也同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战略有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威胁华北和华南沿海一带，西北的后方战略地位得到国民政府重视，并被认为是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如戴季陶、宋子文、蒋介石等纷纷赴西北考察，宋子文曾言：“西北建设，是我中华民国的生命线” [3] “东北业已版图变色，西北又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之续，故急宜从事开发，巩固西防；即为收回东北失地计，西北之开发，亦为当务之急。” [4] 蒋介石则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甚至是“建国的根据地”。西北的开发建设随着战争形势发展，一直在紧锣密鼓的筹议中。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迫使国民政府加快西北建设步伐。特别是面对抗战对粮棉需求的不断扩大，国民政府不得不积极扶持即将破产的中国农业。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为农业国家，大多数人民为农民，故中国之经济基础在农村。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之发展。”( [5], p.470)在西北的开发过程中，以增粮增棉为主要目的农业开发居各项经济政策之首。国民政府意图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推动与军事关系最为密切的工矿业与交通运输业，从而推动整个西北后方建设，以支持抗战事业。为此，国民政府曾投入一定的资金兴修水利，推广良种，但西北的发展仍然缓慢，其现代农业、畜牧、工矿等技术的落后，严重抑制了西北的开发与建设。

建国以教学为先，施政以得人为本。无论是担当“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还是“建国的根据地”，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在当时十分薄弱与落后，根本无法满足其开发建设对专业知识与人才的需求。从我国高等院校的布局来看，抗战爆发前，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华北、华东、东南沿海沿江等经济相对发达区域，而在经济落后的广大西北地区，高等院校则寥若晨星，少之可怜。据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统计：全国高校上海22所，北平15所，西北五省共2所。同年，专科以上在校学生44,130人，按其籍贯计算，平均每百万人口拥有的专科以上学生人数以福建最多为261人，陕西31人、甘肃26人、新疆25人、宁夏17人、青海11人，均不足50人( [6], p.294-295)。中国高等教育和专门人才在区域上这种严重“东强西弱”的“畸形”布局，与西北重要的战略地位极不相称，对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计划也非常不利。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就曾提出：“西北自中央主持开发以来，物质建设成效渐显，惟教育一端依然落后，诚以陕甘宁靑新等省，人口总数2000万以上，乃竟无一大学作高深之培养，实不足以应事实上之需要。”( [7], p.26-27)

针对西北开发困境与西北高等教育现状，戴季陶在《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直言要“先办农林专科学校”( [8], p.4)，以农科发展，带动理、工、医各科开办，如此才能整体改良西北教育环境。戴季陶等人的教育计划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需求高度吻合，国民政府也因此于1934年成立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以培养西北开发所急需的农林专门人才，但就其规模与影响而言，作用十分有限，无法承担振兴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重任。西北开发战略的推进，对专业知识与专门人才的需求，必然要求全国高等教育格局的调整，抗战爆发后，平津地区高校内迁西北也正应和了这一战略的需要。

2.3. 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改革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自执政以来，一直试图解决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多年来的沉疴痼疾：高等教育区域分布不均、院系设置重叠、文理比重失衡等问题。教育部为此开展了多方面的整顿工作，如限制文法教商等科的招生数量，裁撤合并文科院系，对于改变大学文理比例失调的状况有一定的改善。但在大学区域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几乎束手无策。如面对亟待开发的广阔西北地区无一所国立大学的局面，虽有数度设置大学之意，但终因经费紧张、人员无着而放弃。至于迁移平津沪高校至西北，无论哪所学校都不会愿意，1933年“师大迁校西安”的事件即为一例。而早期在本土建立的国立西北大学几易其名，最后以改为高级中学结束。平津沪地区院校聚集、科系重复，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的局面一直到抗战前都没有得到有效改变。高等院校分布的不平衡使我国高等教育在战争爆发初期即遭受巨大破坏，至使高校“成立以来历年在教育上所建立之基础，损毁过半”( [2], p.10)。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痛定思痛，确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教育方针，迅速组织战区高校内迁，在长沙及西安联合组建临时大学。1938年初，陈立夫临危受命出任教育部长。还在军委会第六部部长任上时，陈立夫就明确提出应“乘战时对教育根本改革”的想法 [9]。其于3月8日发表的施政方针，就表明了其改革的意图和主张，对中国战时教育的走向发生了重要影响。他说：“今后教育之根本方针，须德智兼备，文武合一，农工并重，教育与政治措施、经济计划及社会生活实况尤须贯通，并与其他主管机关取得密切联系，庶能学以致用，人尽其才，同时并应注重乡土教育，认识本国国情，适应国防生产之需要。……”( [10], p.150-151)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的《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明确了“九大方针”，即：“1. 三育并进；2. 文武合一；3. 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4. 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5.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6. 对文学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7. 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8. 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9. 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 [2], p.11)这份纲要作为抗战时期教育的最高指导方针，与陈氏上任伊始发表的施政方针基本一致。陈氏力持“战时须作平时看”教育方针，认为教育工作的重心应不容置疑地放到维持稳定正常教学秩序上面，其扶助高校内迁、普施公费及贷金制度、收容战区流亡师生等措施，对于保存我国民族教育的有生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为配合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策略，对各级教育也应采取一定调整措施。配合西北开发战略，突出农工等实用学科以培养国防与社会生产之急需人才，提高西北地区高等教育水平，均衡化高等教育区域分布，成为战时陈立夫对中国“畸形”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西北联合大学遭逢改组的主要原因。

3. 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改组经过

3.1. 抗战前的北平大学农学院

北平大学农学院前身乃始建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家创办的现代高等农业学府。“民以食为天”，我国在古代就为农业先进国，近现代也以农立国，农业变革是我国当时欲谋国富民强的当务之急。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建立，开创了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新纪元。

1914年农科大学改称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开始独立办学之路，1923年改称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是当时北京国立九校之一，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大学区制改革中被并为国立北平大学的一部分。北平大学农学院是学校历史上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学校拥有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农业生物系、农业经济系五系。其中农学系拥有王善佺、汪厥明和陈宰均教授三位业界巨头，包含作物、园艺、畜牧三个部分。王善佺是我国著名棉作专家，汪厥明是我国著名小麦专家，陈宰均是我国家畜营养学的奠基人。在他们的带领下，农学系学生率先在农业及生物科学试验中应用生物统计办法，并在农业院校中最早筹建动物营养研究室，进行动物营养及维生素的研究。

林学系则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最早设立的林科之一，早在1916年梁希教授就任林科主任七年间，就给该系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北平大学时期该系拥有贾成章、周桢、殷良弼、王正、李顺卿、蒋兆钰等知名教授。林学系包括造林、森林经理、林产制造三个部分，拥有林场四处以及林产制造室、测量仪器室、森林标本园、苗圃、制炭及干馏用土窑等设施设备。

农业生物系于1923年由章士钊创设，北平大学时期已初具规模，包括植物、植物病理、农业动物和昆虫等四个学组。系主任是自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林镕教授。林镕教授秉承“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方针，网罗一大批国内知名的生物学家为农学院学生授课：如经利彬、金树章、刘慎锷、徐佐夏、鲍鉴清、汪德耀、易希陶、夏康农、刘雅堂、卢开运、盛成，罗致欧美与东洋学者于一堂，共同研讨提高。

农业化学系建系于建校之初，至北平大学时期，已经形成了四个各具特色的教学与研究体系：生物化学部门、营养化学部门、土壤肥料学部门、农产制造学部门，并建有营养、土壤肥料、农产制造等若干研究室。农化系的知名教授有周建侯、虞宏正、王志鹄、刘伯文、陈朝玉、罗登义等人。

农业经济系建系最晚，但发展迅速，在教学、科研上有鲜明特色，是当年全国最早的农业经济研究教育机构之一。农业经济系在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如土地问题、粮食问题、佃农问题、农村金融问题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许璇教授、董时进教授和王益滔教授三位系主任均是农业经济系奠基性、开拓性人物，奠定了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科学的基础。

建立在罗道庄的这所农学院，其各系均拥有各具特色的教学与研究体系，学术活动活跃，科研成果显著，名师荟萃，成为我国近代高级农业专门人才的摇篮，培养了如路葆清、侯光炯、罗登义、陈朝玉、季士俨、熊毅等等杰出人才，他们在推进中国近现代式农业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学校发展在抗战前可谓盛极一时，综合实力排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的前列( [11], p.36)。

3.2. 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改组

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教育部为使“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计划在长沙、西安设立临时大学( [12], p.1)。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正式颁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成立西安临时大学。”( [13], p.350)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师生为了教育不辍，通过各种方式向西安汇集，成为了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1938年２月28日，临汾失陷，西安震动，西安临时大学被迫迁到汉中，各学院分设南郑、城固、勉县等处。4月2日，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分别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如果说战初西安临时大学的成立还具有“临时”性质，那么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则更多体现了“过渡性”特征，在1938年4月《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中组建西北联合大学的目的已明确表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 [14], p.622)，体现了陈立夫上台后按照前述战时教育方针调整高等教育格局的意图。1938年7月陈立夫签发汉教第5942号文件“查我国立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置，过去缺少一定之计划，故各校地域之分布，与院系之编制，既未能普遍合理又未能适合需要。……参酌目前情形，拟定调整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办法。自下年度起，该校农工两学院应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分别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及国立西北工学院业经电令知照。”( [14], p.622)面对教育部的这一电令，北平大学师生难以接受，纷纷表示反对，北平大学教授会曾致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陈立夫一长电，请求收回成命，教育部则回电称这次将联大农、工两学院分出，“系根据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及抗战建国综颁(纲领)之规定，谋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设置之合理”，是“确立西北农工教育基础之计”，实在是全国一盘棋，非专门针对“一校一院”量身订制 [15]。至此，农工两院的分立已成定局，而西北联合大学的改组才刚刚开始。陈立夫为配合西北开发战略，突出农工等实用学科以培养国防与社会生产之急需人才，通过合并改组成立了国立西北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工学院；为提高西北地区高等教育水平，均衡化高等教育区域分布，改组分设西北联大，在抗战时期为西北地区增加了五所以上大学，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布局，为西北的开发建设储备人才，为国家的长期抗战与建国积蓄力量。

4. 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改组对西北高等农业教育的历史贡献

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改组不仅为西北带来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农学师资队伍，增强了西北农业高等教育力量，且对西北近现代农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4.1. 为西北带来一支实力强大的农学师资队伍

西安临时大学的到来，为西北地区带来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其中农学院除了院长周建候教授，还有汪厥明、易希陶、夏树人、姚鋈、陆建勋、李秉权、王益滔、李正植、贾成章、殷良弼、周桢、王正、刘伯文、陈朝玉、王志鹄、虞宏正等人，他们均是在农学方面学术造诣很深的专家教授。

农学系主任汪厥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作物育种和生物统计学家，他一生执着于生物统计学研究，并具有独特的研究和见地，在生物统计学、作物育种学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他率先开设生物统计学课程，开创了中国试验研究应用统计之先河，被学术界尊为“我国生物统计学泰斗”。北平大学农学院迁陕后，汪厥明教授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陕西，在西北联大农学院任教期间，主讲育种学、麦作学、生物统计学等课程，注重将统计学的理论运用于农业科学及生物试验中，培养农学试验研究设计、分析等人才。他一生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中国现代生物统计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国的农学试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业化学系教授虞宏正，我国著名的胶体化学、物理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虞宏正教授1937年随北平大学农学院辗转来到陕西西安、勉县，目睹西北地区幅员辽阔、土地贫瘠、干旱多灾，水土流失严重，便决心努力改变黄土高原的面貌，并从此长期扎根西北从事农业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开展了改良土壤、水土保持等诸多项目，取得了多项具有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科技成果。他提出新建的分支学科——土壤热力学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他还创建并组织领导了一批农业科学研究机构，为我国农业科学与西北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诸多开拓性的工作。

林学系教授殷良弼，林学家、林业教育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1937年殷良弼只身随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陕西任教。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甘肃成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殷良弼调任该校教授兼教务处长及森林科主任，负责教育行政管理职务，为西北林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殷良弼是中国几所农林院校的创办人之一，为祖国培养出的高级林业科学技术人才遍布全国各林业岗位。在我国林业教育发展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38年西北联大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为西北农学院的时候，为西北地区留下了一支54人的教学团队，其中教授多达20人，副教授4人，讲师2人，助教16人，职员12人。跟随北平大学农学院来到大西北的这支优秀的师资队伍，为了民族的抗战胜利和国家的农业科学教育事业，积极投身到西北地区的农业发展研究与高等农业教育，有的甚至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大西北，为我国西北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学人才，为西北地区的农业科学事业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4.2. 增强了西北高等农业教育力量

虽然清末新政开始，西北地区就陆续创建各类农业学堂，实现了西北地区农业教育的从无到有，但直到1934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立，才出现了西北地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高等农业专门学校。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直到1936年7月才开始招生，专业设置上仅有农艺、森林、园艺、畜牧、农业经济、水利等六个学科组。

西安临时大学内迁陕西后，增强了陕西高等教育力量，为西北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高等农业教育方面，西安临时大学农学科的唯一来源高校就是原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后，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农学院下设三系，分别是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原农业生物系与农业经济系并入农学系)。1938年7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根据《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办法》，国立西北农学院科系设置为：“设农学、森林学、农业水利学、畜牧兽医学、农业化学五系。”“设农林学、园艺学及农业经济学三专修科。”“国立西北联大之农学院，原有之农学、森林学、及农业化学各系并入西北农学院后继续办理。”“国立西北农专原有之农艺、森林、园艺、农业经济各组合并后暂行继续办理，至各组学生毕业为止。其一二年级学生愿改入性质相同之学系者，亦得核许之，原有之畜牧兽医及农业水利两组即改为系。”( [14], p.623)同年9月，陈立夫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增加了园艺系，并明确规定农学系之中包含农艺、病虫害、农业经济三个组。1939年4月，筹备工作结束，国立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次年，农学系分设的三组全部发展成3个系。直至解放前，西北农学院专业一度发展到10个系和1个农田水利学部。西北农学院的成立，不仅汇集了大量优良的师资、更多的学生，完善的设备仪器，更重要的是学科知识的积累，使其逐渐构建了完整农学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西北农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农学与农业技术的基础 [16]，并从此肩负着为西北地区培养农业建设人才、发展农业科学事业的重大使命 [17]。

国立西北农学院组建不久，为进一步发展西北高等农学教育，国民政府于1939年又下令组建了另一所农科高等院校—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校址设在甘肃省。教育部鉴于“今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职员人数过多，本部为求办理经济起见” [18]，抽调西北农学院部分教职员充任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教职员。这所学校初期48名教职员工全部由西北农学院抽调而来，其中17名人员来自原北平大学农学院，殷良弼教授任该校教授兼教务处长兼森林系主任。此校为甘肃高等农业教育的开端 [19]，是西北地区培养农业技术人员的又一所高等学府。

西北地区在抗战时期被国民政府视之为抗战后方根据地，甚至是“建国的根据地”，是国家抗战与建国的战略要地。广阔的西北区域，既要承担抗战时期军民用物资来源地，又要收容因战争而流落来的难民，还要培养未来建国之人才，对于一个工业空白的地区来说，发展农业生产是开发西北、建设西北首要关键因素。因此，对于西北高等教育，南京国民政府首先要发展农业教育，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到来，凭借其雄厚的学科实力与优秀的师资队伍，不仅为西北地区升级一所实力雄厚的国立西北农学院，还助力甘肃省建立了另一所高等农业教育学府，极大地增强了西北地区的高等农业教育力量，为西北地区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发展西北农林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4.3. 对西北近现代农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西北近代农业技术落后，现代农业发展起步更晚，主要原因在于西北深居内陆，交通阻塞，经济及文化教育落后，人民群众生活困苦，以至人才短缺、财力不济，无力直接引进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即使后期国民政府为巩固国防而开发西北，引进了一些外来技术，但因缺乏对西北特殊地形地貌、土壤与气候的全面科学的研究，新技术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相反，盲目的开发导致土地沙化严重，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得不偿失。

北平大学农学院内迁西北后，与当地的农业院校、机构迅速开展合作，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对西北当地的农林作物、畜牧业、农村农情、水利、气候的调查，开展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研究，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据《西北农业大学校史》载，1937年11月27日，“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致函农专，要求支援实习材料及标本等，农专给予所有之水稻三种、小麦八种、大麦、玉蜀黍、黍、粟、稷、荞麦、大豆各数种，蔬菜种子五十种，蔬菜种子五十种，昆虫八种。”( [20], p.12)农学系师生还赴陕西棉产改进所、陕西省农事试验场、陕西水利局测候厅、大华纺织厂、咸阳棉花打包厂取缔所及棉籽轧油厂等地参观学习交流，接洽借用标本及实习材料事宜。畜牧组的师生们则对西安附近的西京牧场、陕西省家畜保育所等牧场参观考察。即使在从西安徒步南迁汉中的长途跋涉中，农学院师生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详细调查沿途各地的自然条件与环境、农村农情、风俗习惯等等，实地考察当地农林作物生长以及病虫害情况，并有针对性的给出意见和建议。迁到汉中后农学院特地选址勉县，其中用意之一就是利用汉水及周边自然环境，开掘沟渠从事灌溉，开展相关的实习试验工作。

在学术研究成果方面，农学院的专家教授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学科特长优势，结合当地的农业现状，深入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其间最少发表论文8篇，如汪厥明《瑞典作物育种协会现况》、陈岗国《水稻光照试验计划》、茅伟《蚕桑情报——汉中职业学校养蚕设备概况》、虞宏正《乳浊说》、陈朝玉《抗战期中农学者对于食品问题应有之认识》、沈文辅《从世界原棉产销说到陕西棉产改进》，王益滔《中国之植棉政策》、贾成章除了继续进行陕西林事调查，还发表了《为移民垦荒进一言》，等等。

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农学院师生重新组织并继续推进北农农学研究会的工作，复刊《北农通讯》，定期邀请名人讲演，出版农学论著和专刊，以广泛宣传农学知识；同时多次组织近郊农情参观调查，深入了解陕西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状况，谋划辅导农民改进农业生产，为西北农业开发与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尽最大努力。

在人才培养方面，北平大学农学院内迁西北后，曾两次招考新生，加上原有报到学生及借读生，全院共有学生140名。农学院对学生的培养，注重学术研究与西北实际相结合，学理与实践并重。1938年和1939年共有72名农学院毕业生领取原北平大学毕业证，其余学生则在西北农学院学习直到毕业，毕业生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员留在了西北，从事农业教育事业或农业技术研究传播推广工作等等。

北平大学农学院从内迁西北到改组为西北农学院，在西北独立开展教学研究的时间虽然前后不满一年，但师生们不顾生活和教学条件的恶劣，克服很多困难，在西北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上尽心尽力，为推进西北的近现代农业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更为后来的西北农学院在人才培养与农业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发展与成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5. 结语

回顾历史，抗战时期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内迁表明，一所学校的命运是与一个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北平大学农学院师生在艰难时期牺牲小我、服从大局、不怕困难、扎实务农的选择，不仅为西北高等农业教育增强了力量，且为西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我国的高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目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蓝图已经展开，广大农林学人更应勇敢担负起时代的重任，以强农兴农为已任，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文章引用

廖惠芳,师桂芳,蔡远渊. 北平大学农学院对西北高等农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贡献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Beiping Univers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Higher Agricultural Education[J]. 教育进展, 2020, 10(03): 368-37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306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