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3年7月9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30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14日

摘要

作为相同历史时代中西方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都着眼于道德主体的德性养成，既具有目的归旨、核心内涵、理论方法等本质取向上的融通性，即以“道”与“至善”为目的指向和道德理想，以“德性”伦理为核心内涵观，以“中庸”与“中道”为理论方法；又存在话语逻辑、实现路径、发展方向等不同历史文化基因下的差异性，表现在思维论证与推演过程，德性生成及至善理想的实现，道德目标指向的侧重与现实出路等方面。其伦理思想在当代仍具德育向度及德育价值，尤其在价值导向、过程方法、内容体系等方面对课程思政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德性伦理，孔子，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德育

Confucius and Aristotle’s Ethical Thought and Their Moral Education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e Ethics

Xinqing Yang^*

School of Marxism, Chengdu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 9^th, 2023; accepted: Jul. 30^th, 2023; published: Aug. 14^th, 2023

ABSTRACT

As the epitome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e same historical era, Confucius and Aristotle’s ethical thoughts both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 of moral subject, which has the fusion of purpose, core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methods and other essential orientations, namely, “Tao” and “the best” are the purpose orientation and moral ideal, “virtue” ethics is the core connotation, and “the mean” and “the middle way” are the theoretical methods; There are difference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genes such as discourse logic,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which are manifested in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argumentation and deduction, the generation of virtu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deal of goodness, the emphasis on moral goal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Its ethical ideas still have moral education dimensions and values in contemporary time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process methods, content systems, etc., which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Keywords:Virtue Ethics, Confucius, Aristotle, Ethical Thought,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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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世界哲学史上，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思想影响深远，其德性思想相互间的延展性和融通性为二者伦理思想的比较提供可能。“至善”、“中庸”是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探讨的基本范畴，以“德性”为纽带，他们都分别对其进行了理性思考和深刻论述。因而学界常将其作为中西方德性伦理学的代表来进行比较研究，但着眼于德性伦理视域比较研究两者融通性与差异性的相对较少。基于不同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看似在伦理道德的思辨方向和价值建构等方面辩证相通的儒家伦理与西方德性伦理学在思维方式、达成途径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形成了不同文化体系与思辨方式下的伦理思想观念体系。

2.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在本质取向上的融通性

针对道德主体的自我实现问题，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以其敏锐目光，实现对道德理想和道德行为的理性建构即“合乎德”的应然状态。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却都对“至善”、“德性”和“中道”等核心概念及理论范畴进行界定与思辨，且体现出本质取向上融通性。这种中西方的伦理思想发展与流变上的“巧合”具体表现在二者对伦理思想的目的指向、核心内涵及理论方法等的建构中。

2.1. 以“道”与“至善”为目的指向和道德理想

《礼记·大学》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先秦儒家看来，至善是一种道德主体行为在一定价值取向引导下以卓越、完美为要义的至高境界，是修身的最高追求与终极目的。孔子的至善观主要体现在其“道、仁”学思想体系之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体现了孔子对道、德、仁、艺四者关系的理解，说明孔子以养成德行、明道为至善的最高理想追求与终极目标。相较于孔子，亚里士多德对善进行了界定：“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作为人类，我们的行为与决定同样也以某种善为目的。然而不同的目的之间是有从属与等级的。” [1] 他对善的阐释是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善具有等级，还将善分为外在善、灵魂善和身体善三类，而最高善是幸福，对幸福的终极追求便是“至善”。可以看出，从善的归属与内涵来说，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把善当作是一种功能上的卓越追求与至高理想，都着眼于德性，基于道德主体的德性生成，阐释“至善”的应然状态及其应然进路的一种伦理范畴。

2.2. 以“德性”伦理为核心内涵观

“德”在先秦文字中和“得”通用，而“得”指获得和实现，强调获得与生成。中国文化中，最早可见的关于德性的论述来自《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把德性看成是自然至诚之性，认为君子既要有尊重德性的自觉，又要通过学习存养德性。强调德性为先，把道德品格的养成放在首位。孔子在对个体道德品质以及德性力量的思考和论述中，在内涵与体系层面对传统“德”展开理性思辨和继承发展。如他在《论语·颜渊》中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的德性思想体现在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仁在英文中也译为“德性”)，将仁看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与道德范畴，以具体德目“爱人、忠、义、礼”等内在品格来规范德性，建构起其“仁”学范畴，如“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理念。儒家德性由“礼”、“爱”(或仁爱)和“义”三部分组成。 [2] 其中，“仁”，是孔子德性品格中的理想人格，是个体通往“道”即伦理最高境界的基础，是引人至善的力量与路径。以已提出的任何标准来看，孔子的德性学说都有理由被看作德性伦理学的另一样本，他的德性学说强调人的品质和德性，并且非常明确地把它们看作内在于人的动因。 [3]

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定义为“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这东西状况良好，并且要给予它优秀的功能”，“人的德性就是种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 [4] 在他的“善”体系中，以幸福为最高善，且认为灵魂的善是达成幸福的第一位的善，把灵魂分为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亚里士多德声称要理解什么是幸福，我们需诉诸人的功能，而人的功能是“灵魂根据理性或不离于理性的活动”。 [1] 因而，他对德性的讨论也以灵魂为基点，认为德性就是使人善良。因而，在德性的划分上，他对照灵魂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把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且认为两种德性都具备生成性，即在后天学习和实践中获得。其中，理智德性是强调理性思维，如理智、明智等，道德德性强调实践养成，如勇敢、节制等。理智德性具有决定作用，引导个体道德德性，认为只要通过努力便可获得幸福。以此论证其“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 [1] 强调德性是实现幸福即至善的途径。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中庸”或“中道”的根本精神是要求人们的言行恰到好处，因为这都体现了人的德性。 [5] 因此，从德性的应然状态来看，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将德性看作是个体道德的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从德性的应然进路来看，都认为德性具有生成性和实践性，是可通过后天而获得的至善之性；从德性的功能取向来说，虽然二人对“至善”与德性的阐释路径和思辨角度有异，但都体现了视德性为通往至善的途径的思想真髓即引导道德主体在学习与实践中涵养德性，善因德性而生成。

2.3. 以“中庸”与“中道”为理论方法

在方法论的建构方面，基于“至善”的道德理想和德性内涵的思辨基础上，孔子对何以至善，何以合乎德性也展开了深入思考与阐释。他主张“执两用中”即用中庸之道使道德主体的情感与行为合乎德性。指出“过犹不及”，一切德性都是过与不及之间的中道，过与不及都不妥当，德性的评价与达成必定在过与不及之间的执中。因而强调“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认为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与不及。不难看出，中庸之道，或即中庸本身，是孔子对何以至善与何以合乎德性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至善品性的达成途径；此外，其本身作为一种理性态度和方法亦是儒家理想君子人格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德性。

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德性伦理思想中也倡导一种平衡与和谐的观点，即不偏向极端的任何一方，他谈到：“德性就是中道，是对中间的命中”，“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道才是德性。” [1] 认为中道本身就是一种德性。在道德选择上，他认为尽管适度并非一蹴而就，但只要努力，在理性地指导下，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对象不断实践，还是能够根据中道原则在具体的道德情景中来进行道德抉择的。 [6] 而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他从多方面来阐述中道主义。例如，在道德行为中，过度的勇气可能会走向轻率和鲁莽，而缺乏勇气则可能导致走向懦弱，真正的勇气的实现建立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平衡。

可见，虽孔子“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道”主义的推演路径不尽相同，但他们对思想理论方法的建构中都看到过、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强调理性“持中”，基于对立面来辩证的思考德性。简单来说，二者共通之处在于：一方面，都在伦理思想体系中视中庸或中道为德性生成与实现的途径，强调德性的生成和实现过程中要用不偏不倚的理性持衡的态度和方法，是至善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都从德性范畴本身出发，把中庸或中道看作具体德性，将在道德实践中这种平衡状态下的“中”看作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

3.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在不同历史文化基因下的差异性

诚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存在本质取向上的融通性，为中西方德性伦理之“共性”；然而，文明的特性与差异亦是烙印在历史文化中的显著基因，于中西方伦理思想而言，则为“个性”，表现为迥异的历史文化濡养与影响下的不同话语逻辑、实现路径及发展方向等。

3.1. 话语逻辑的差异——思维论证与推演过程

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伦理思想的推演过程与逻辑思维上。概括来说，虽然二者都使用归纳演绎的方式来论述其伦理观念，但孔子在论述过程中主要使用的是整体性视野以及情感体验式的思维方式。其伦理思想从整体上将天地人与道关联，赋予天地等自然万物以道德的内涵。如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命与道，天地的不言之教等宇宙观体现了孔子中庸思想中的超脱性的整体思维。

相较于孔子，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更关注思维论证与逻辑推演的过程，在其论证过程中体现出了严谨的形式逻辑思维规律。如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至善”概念的内涵解读，运用归纳推理来进行论证。并在第一章第七节中运用功能论证的方法分为四步来定义至高善——幸福，直接的展现了他对概念下定义的逻辑推演与思辨过程，明显区别于孔子形而上的整体性、情感体验式及结论性的论述。孔子的中庸思想更具宇宙观上的包容性，但同时也缺乏亚里士多德逻辑解读的过程。

3.2. 实现路径的差异——德性生成及至善理想的实现

在德性生成及至善理想的实现上，虽然从德性的应然进路来看，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德性具有生成性和实践性，可通过后天学习和锻炼而获得。但在具体路径的建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孔子主张“修己”、“慎独”及“知天命”，主张个体自身通过修养而不断超越以达到至高的道德境界，强调一种内在的主观能动性与道德理想内化的过程以及与向自然万物问道的过程。君子“时中”的环境伦理思想以“时”的客观规律，要求个体达到向内反求、天人合一之“中”的德性境界提升。 [7] 此外，孔子还强调个体对于家庭、社会、国家等的道德责任与使命，用宗法关系及外在的道德责任与道德情感来规范个体的行为，以帮助完善道德品格的修养来生成德性。

亚里士多德也强调德性的培养与生成，但他认为个体德性的获得，要通过其能力的发挥，而个体能力与内在潜力的发挥必须通过理性来引导实践活动；主张欲望遵从理性，认为个体道德实践及行为养成是德性生成的关键。他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强调后天实践对“中道”德性获得的至关作用，并将法律意志看成是一种德性。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实践智慧就是我所说的“知道去做”，而不仅仅是“知道如此”，其反复强调具有实践智慧的人一定是乐于行动的人。 [8] 可以看出，在伦理观的实现途径上，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重视道德品格及行为习惯的养成，但孔子侧重于修身修己的道德理想内化的过程以及宗法关系的约束作用；亚里士多德则更注重于个体在理性指导下道德实践的过程以及法律意志上的中道主义。

3.3. 发展方向的差异——道德目标指向的侧重与现实出路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在发展方向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其道德目标指向的侧重与现实出路上。在目标指向上，虽然二者都最终指向德性养成与至善的最高道德理想境界，但却各有侧重。孔子的中庸思想强调“中和”，即和谐的状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主义则更侧重于强调公正，一种平衡与制约状态。在现实出路上，孔子所主张的德性与中庸思想，强调的是“仁礼”范畴下的道德选择与道德自觉，以及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道德责任。个体最终达成的理想修养与德性品格服务于建立在封建伦理纲常之上的宗法统治，以此实现和维系和谐的道德理想境界。

与孔子强调内在的主观性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与中道主义，更多的强调意志上的平等与自愿。他强调：“中道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是自愿的，为正确的理性所指使。” [1] 说明他认为中道是一种自主选择性的德性品质，且选择是基于理性指导下的自愿行为。体现了道德实践与个体意志自由的实现，使之为古希腊民主与法制的社会环境的建立提供伦理基础，从而达成社会公正的道德理想。可见，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在与社会道德的衔接及对待个体意志自由等问题上有较大的差异。亚里士多德“中道”观念中，中道德性的获得，需要以个体实践理性把握中庸标准为前提。通俗来说，中道是一种理性的智慧，需要主体自身的积极反思与考量。 [9]

4.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当代德育价值

作为诞生于同时代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伦理思想体系，一方面，二者都以至善作为最高道德理想，都将德性作为核心思想内涵，都主张中庸或中道，在本质属性上具有共通性，其伦理思想都属于德性伦理的范畴。另一方面，由于二者的理论来源于不同的群体环境与文化，因而在语言逻辑、思维方式、达成途径及发展方向等方面的显著差异性是中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辩证的看待二者的伦理学思想，有助于更深入的了解中西方伦理发展的异同，其融通性与差异性既是中西方不同文化环境的产物，又是中西方文化的客观反映。

4.1. 德性伦理思想的德育向度

理论终究要指向和回归现实，观念的澄清与思维的交锋不是伦理思想研究的最终目的，生成何种德性、德性何以生成、理想境界何以实现才是共同的价值导向所在。伦理思想在其文化属性、社会性价值特性和理性建构的基础之上，还应思考如何形而下化，以更好的实现德性的个性化生成和社会化拓展。伦理与道德作为个体德性建构过程的两个概念，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念。前者是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和风土人情中逐步形成的具备公共意识和普遍规则属性的理论体系，而后者是在这种理论建构下的具体的、实践化的意识与行为。因而，伦理的形而下化离不开道德，而道德的实现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个体发展所需的其他素养协同并存于育人过程之中，以德育为外在形式。在伦理思想极具德育向度的基础上，决定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思想深远的德育意义。

4.2. 德性伦理思想的当代德育价值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基于人本位立场，从现实情境和社会生活实践中回答生成何种德性、德性何以生成、理想境界何以实现。其伦理思想在当代都是极具德性价值的，对于德育，尤其是学校德育在贯彻落实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导向作用。

其一，作为伦理思想体系，具有引人向“善”的价值导向功能。在德育实践中，促进当代德育育人格局的建构与落实。积极寻求德性伦理思想与学校德育的协同，以德性伦理理念浸润德育过程，探索德性伦理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针对全员育人的问题，发挥“至善”的目的定位和价值导向作用，在学校德育理念的建构中回答“生成何种德性”的问题。其二，作为道德主体行为准则，规范德育的内容体系。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对于个体身心发展不同阶段、所处情境的不同方面和处事的不同维度的德性有深入的阐释。这对当代德育内容的建构与完善具有现实意义，也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根据不同学科特点不同教学内容开展浸润式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思路。针对全方位育人问题，引导学校德育关注道德主体的道德思维、道德情感、社会化交往、自我认知等方面协同发展。其三，作为生成性德性思想，为过程性育人提供方法指导。在德育教学中，尤其是在课程思政和大思政课的教学实践中，除创新教学方法、丰富德育资源、拓展德育途径等，更应强调意识的形成、动机与行为的培养。针对全程育人的问题，关注个体道德意识的建构与发展，因时制宜科学嵌入道德规范和准则，帮助道德主体以真善美作为内源性动力引领其建构道德认知并在道德实践中规范道德行为，在德育过程中回答“德性何以生成”的问题。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立项课题“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研究”(TER2022-026)。

文章引用

阳新青. 德性伦理视域下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及其德育价值探析
Confucius and Aristotle’s Ethical Thought and Their Moral Education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e Ethics[J]. 哲学进展, 2023, 12(08): 1608-1613.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826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