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科技大学，天津

收稿日期：2022年12月2日；录用日期：2023年1月11日；发布日期：2023年1月18日

摘要

本文在语料库批评译学的理论框架下，从人物指称、文化表达、名物化、被动结构、情态动词等方面对《边城》三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考察这些译本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因素。研究发现，在人物指称和文化表达的翻译方面：金隄译本主要采用归化、省略和直译的翻译策略；戴译本倾向于使用异化加省略的翻译策略；金介甫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辅以归化和音译。在名物化、被动结构和情态动词的使用方面：金隄译本使用被动结构最多；金介甫译本倾向于将原文中的形容词转化为名词来刻画人物形象；戴译本使用情态动词最少，但是对事物断言或判断更加明确，而金隄和金介甫译本则倾向于使用中、低量值情态动词来描述或评价事件。研究表明，这些差异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文化身份、翻译理念和目的等方面密切相关。

关键词

语料库批评译学，意识形态，《边城》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Bianch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us-Based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Nan Liu, Ruihua Zha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Received: Dec. 2^nd, 2022; accepted: Jan. 11^th, 2023; published: Jan. 18^th, 2023

ABSTRACT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rpus-based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Biancheng in terms of character referents, cultural expressions, nominalizations, passive structures, and modal verbs, to explore the hidden ideologi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in translating characters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 Ching Ti’s version mainly adopt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domestication, omiss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Gladys Yang’s version tends more to use foreignization plus omission; Kinkley’s version mainly uses foreignization, supplemented by domestication and transliteration. For the use of nominalizations, passive structures, and modal verbs: Ching Ti’s version uses the most passive structures; Kinkley’s version tends to transform the original adjectives into the nouns to describe characters; Gladys Yang’s version uses the least modal verbs, making more clear assertions or judgments, while the other two versions use more median and low-valued modal verbs to describe or evaluate events. It shows that these dif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lator’s social environment, cultural identity, translation philosophy, and purposes etc.

Keywords:Corpus-Based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Ideology, Biancheng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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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主要代表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曾位列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的巅峰之作” [1]。自1934年问世以来，《边城》一共有四个英译本，分别为项美丽和邵洵美译本、金隄和白英译本、戴乃迭译本以及金介甫译本。对这些译本(尤其是戴乃迭译本和金介甫译本)的研究主要从翻译理论 [2] [3] [4]、翻译伦理 [5]、翻译策略与方法 [6]、基于语料库的文体特征分析 [7] [8] [9] 等方面展开，仅有两篇是在文体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刘露 [10] 从词汇、句法和篇章三个层面探讨《边城》四个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风格差异，并认为这些差异可能与译者的文化身份、学术背景和翻译目的有关；张宇 [11] 从社会学翻译的角度研究了《边城》的三个英译本，发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在词汇、句子和可读性等方面对译者风格产生影响。

总之，对《边城》英译本的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主要是基于语料库探讨译者翻译风格的研究。关注意识形态的研究极少，有时虽有涉及到意识形态内容也多从译者风格的角度来阐述。目前尚未有研究从名物化、被动结构等角度探索译本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不但可使研究更具科学性，还能梳理语言形式和语言外部因素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基于《边城》三个英译本，即金隄与白英合译本(简称金隄译本)、戴乃迭译本(简称戴译本)以及金介甫译本，在语料库批评翻译学(Corpus-based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以下简称CCTS)框架下，从书名、人物指称、文化表达等的翻译以及名物化、被动结构和情态动词的使用方面考察这三个英译本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2. 语料库批评翻译学

CCTS是指采用语料库方法，对大量翻译文本的特征进行观察和数据统计，系统分析翻译文本及翻译过程与意识形态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 [12]。CCTS是语料库翻译学和批评译学的有机融合，以前者为方法论，并从后者中汲取所需的理论依据、研究原则和研究路径。一方面，语料库翻译学为CCTS提供了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即对译文或双语平行语料进行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另一方面，批评译学研究以批评话语分析为基础，为CCTS提供具体的研究路径，如及物系统、情态系统、主题词或敏感词等。这两种理论来源兼具描写性导向，能对翻译产品、翻译过程和译作功能进行全方位的描写并提供解释。结合两种理论资源，可以探究社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12]。根据胡开宝 [12] [13] 等学者们所述，CCTS包括四大研究内容和一大拓展领域：政治意识形态、性别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形态、个体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形象构建。

2.1. 翻译与意识形态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模糊概念。Simpson [14] 认为意识形态源自“被社会群体集体共享的假设、信仰和价值体系”；Van dijk [15] 提出了多学科意识形态理论，可以用“认知”、“社会”和“话语”构成的三角来概括；Puurtinen [16] 认为“意识形态与作者或译者对文本所做的语言选择的方式有关，第一，可能会对所描述的事件产生一种特定的视角，第二，可能会反映作者的观点和态度，第三，可能会影响读者的观点”；胡开宝 [12] [13] 将意识形态分为集体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前者主要包括某一社会群体、阶级等对自然和社会较为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以及某一民族、国家或集体的信念、价值观和见解等，后者指个人在一定时期或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等。本文结合胡开宝与Puurtinen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和分类，认为意识形态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既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译者的个人原因，比如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思想等，也包含作者的语言选择方式。

20世纪70年代，在操纵理论被引入西方翻译研究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关系 [17]。以Lefevere [18]、Munday [19] 等学者为代表的翻译界已经达成共识：翻译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纯粹的语言活动，而是受到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等多种因素操控和影响的复杂社会活动。Fawcett [20] 认为，“个人或组织机构把自己特有的信仰贯穿于翻译之中，以产生特定的效果”。Schäffner [21] 认为所有的译作都可能带有意识形态烙印。

2.2. 基于语料库的意识形态体现

Gumul [22] 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研究文本的意识形态：语法隐喻(名物化)、及物系统(被动结构)、情态系统(情态动词)、词汇选择以及衔接。根据CCTS [13]，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从以下路径着手：及物系统(六大过程和被动式)、名物化(形容词或动词的名词化)、情态系统(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情态副词和人称代词)、分类系统(人物和事件的命名与描述)以及关键词和敏感词汇。徐佐浩、蒋跃 [23] 结合二者，认为意识形态的研究可以从名物化、及物系统(被动结构)、情态系统(情态动词)和衔接(从属连词、介词)四个维度着手。基于前人研究，本人拟主要从人物指称、文化表达、名物化、被动结构和情态动词方面探讨《边城》三英译本中的意识形态。

人们在给事物命名或进行定性描述时往往受到立场和思想观点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对事物进行命名时名称的选择，包含着作者对于语篇提及的个人的态度 [14]。名物化是用名词性结构代替动词或形容词结构，是创建语法隐喻最强大的资源 [24] [25]。“通过这种转换，过程和属性(一般体现为动词和形容词)被隐喻地改写为名词，从而使其结构更加抽象、客观，并增加其词汇密度” [22]。及物性系统也经常被用于文本的意识形态研究。语言及物性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动化，对我们感知事件和行为的方式有强烈的影响 [26] [27]。被动句可以是一种有效的中和(或迷惑)方式来表示行为，过程和参与者，这样的方式使因果关系和行为的责任变得模糊 [16]，并具有增强语篇连贯、增加语篇交际效果、突出焦点信息的功能 [24]。

作为意识形态意义载体的另一个话语特征是情态。“情态在断言的有效性和提议的对错方面代表说话者的角度” [24]。Halliday [25] 将情态分为高、中、低三个量值，而任何量值的情态对命题可能性的判断都要弱于极性形式。按照Fowler [27] 的观点，情态的概念也可被简单地理解为评论或态度，并可在作者或译者采取的语言立场中显化或隐化。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1) 《边城》三个英译本在书名、人物名称、文化表达的翻译上有何不同？

2) 三译本在被动结构、情态动词和名词化的使用上有何不同？

3) 这些差异背后的意识形态原因是什么？

3.2. 语料来源

本研究用到的语料为《边城》三英译本，即金隄译本、戴译本以及金介甫译本。英译本和《边城》的中文原文通过扫描转化为四个电子文本，组成四个子语料库。三译本去噪后，《边城》三英译本基本信息列在表1中：

表1. 《边城》三英译本基本信息

3.3. 研究步骤

本研究主要考察人物指称和文化表达的翻译，以及名物化、被动结构和情态动词的使用，前者主要是通过人工检索和识别。后者需要对其进行可操作化处理，应用CLAWS4 tagger在线词性标注平台进行CLAWS7词性赋码后可以用AntConc软件对相关项目进行检索和统计。名物化是基于前人的研究经验 [28] [29] 检索八类常见名物化词缀：-ion，-ment，-ity，-th，-ce，-ness，-cy，-ery；被动结构则是基于完整的被动语态正则表达式进行检索；情态动词的检索则基于Hallliday [24] [25] 高、中、低三种情态量值的词汇表进行检索。利用AntConc分别对上述结构进行检索并统计频率，再用统计工具Loglikelihood Calculator进行相关性检验，然后对结果进行分析。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书名、人物指称和文化表达的翻译

经过检索，三译本在书名、人物指称和部分文化表达的翻译结果总结在表2中：

表2. 书名、人物指称和文化表达的翻译

从表2可以看出，三译本对书名、人物指称以及文化表达的翻译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差异较大：金隄译本主要采取了归化、直译和省略的翻译策略，比如其对书名、“粽子”、“青盐”和主要人物名称等的翻译；戴译本则采取了异化、意译、省略等策略，比如其对“风水”、“粮子上人物”以及“天保”和“傩送”的翻译；金介甫译本则主要采取了异化翻译策略，辅以音译加解释，从其对主要人物的翻译中可以比较直观地体现出来。具体而言，可看下列几个例子：

(1) “……我还得戴了朵红花，装刘老老进城去见世面！”

金隄译：“...I’ll put a red flower in my hair and disguise myself as an old grandmother.”

戴译：“...I’ll wear a red flower and be a country bumpkin going in to see the sights of the town.”

金介甫译：“…I will, with red flowers in my hair, made up like an old country lady going to town on her first trip!”

(2) 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他把长子取名天保，次子取名傩送。

金隄译：…because of this hidden preference, he named the elder T’ien Pao, which means “Protected by Heaven,” and the younger Nu-sung, which means “Sent by the Plague-god”.

戴译：He had a soft spot in his heart for the younger, giving him the name Nuosong, his brother that of Tianbao.

金介甫译：This unconscious preference led him to name the elder son Tianbao (Heaven-protected),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Nuosong (Sent by the Nuo Gods).

例(1)中“刘老老”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这个故事叫“刘姥姥进大观园”，比喻从未见过令人眼花缭乱的人世间无数诱惑的人，也可以用来自我安慰或自嘲。在原文中，爷爷是在和翠翠开玩笑，说要不要去顺顺的棚子里享受一下端午节的热闹。这里金隄译本采取了直译方式，省去了这一人物背后的文化典故。戴译本和金介甫译本的处理则比较符合原文以及该典故的内涵，这与他们的翻译目的是相关的：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

例(2)中，在翻译两人物姓名时，金隄译本更倾向于使用归化，戴译本和金介甫译本则选择了异化，直接用拼音翻译“天保”和“傩送”的名字，戴译本在这里还采取了省译的翻译策略。戴乃迭对《边城》中主要人物名字的处理主要是基于她“把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的翻译目的和思想 [10]，但作为官方翻译机构的翻译人员，翻译过程中她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和文化环境，删除违背科学或社会主流意识的信息。因此，在这里她选择省略被认为是迷信的上帝或傩神的描述。比较之下，金介甫则不受这些限制，金介甫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沈从文及其作品，再现《边城》中的风土人情和习俗等文化，因此他的译文更接近原文。

最后，在文化表达的翻译中，金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与原文对等，但还是有一些翻译欠妥的地方，例如“清盐”的翻译。戴译本和金介甫译本虽都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但前者更具政治性，尤其是在翻译与政治、阶级等有关的词语或短语时，有时会采取增译或省译，例如对“顺顺”这个人物身份的处理；后者则以严谨、精准、流畅著称，译文既充分传达了源文本中中国传统文化和湘西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又实现了与目的国文化的完美统一：

(3) 意思是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至于傩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

金隄译：According to the legends of the place, one who was protected by Heaven might yet surfer ordinary human ills, but one who was protected by the Plague-god was necessarily immune from theirs.

戴译：---omission---

金介甫译：He who was protected by Heaven might not be so favored in the worldly affairs of humans, but he who was sent by the Nuo gods, according to local understanding, must not be underestimated.

沈从文所在的湘西，是一个汉族、苗族、土家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古以来，傩文化就在湘西盛行 [30]。傩神是驱除瘟疫鬼魂的神 [31]，傩神的根本目的是驱除邪灵，因为邪灵会导致疾病和死亡。戴乃迭的翻译目的是出于政治利益宣传中国文学，因此戴省略了解释这两个名字起源的信息，因为它们与旧时被认为是迷信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和戴译本相比，金隄译本和金介甫译本的翻译跟原文较对等，区别在于金隄解释了“傩神”的本质和内涵，而金介甫则基本遵循原文信息来翻译。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金隄后来的对等翻译思想，该思想与奈达的对等理论相似，但强调翻译对接受者(听者或读者)的影响应与原接受者基本相同 [32]。因此，虽然他没有逐字翻译这句话，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傩神的内涵。

(4) 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

金隄译：Shun-shun was the dock manager in this city. He had served in the arm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h’ing dynasty; he had been a sergeant in the famous forty-ninth army at the Revolution.

戴译：The wharf master, Shun Shun, served under the Qing Dynasty banner before becoming an officer in the celebrated 49th detach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in 1911.

金介甫译：The man in charge of the docks was one Shunshun, a character who’d spent his time in the rank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n led a squad as a sergeant in the famous Forty-ninth army regiment at the time of the revolution.

这里的“陆军四十九标”原是晚清新军的一个建制单位，1911年10月，它在湘西人陈渠珍的率领下，起兵响应武昌起义，为推翻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这里戴译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1) 强调时间的先后序列，把顺顺的生活分成“前清时”和“革命后”两个阶段；2) 强调顺顺的身份转变，此前是 “在前清营伍中混日子”，现在则成为“革命军队”的军官 [33]。由于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这里把陆军四十九标引申成为“革命队伍”，而顺顺则成为了弃暗投明的革命者，有助于保证顺顺政治身份的“清白”，而原文中其实并未强调陆军四十九标是“革命队伍”。

4.2. 名物化、被动结构和情态动词的使用

名物化，被动结构以及情态动词的使用特征可以被用来研究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12] [13] [22] [23] [24] [25]。表3和表4展示了三英译本在名物化、被动结构和情态动词方面的使用情况。

表3. 名物化、被动结构和情态动词的频次(F)和标准频次(SF)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1) 戴译本和金介甫译本使用名物化频次较高且相差极小，并无显著性差异，金隄译本使用频次最低；2) 金隄译本的被动结构使用频次最高，金介甫译本最低，二者之间有显著性差异；3) 金隄译本使用情态动词频次最高(1.52%)；戴译本频次最低(1.01%)；戴译本的情态动词使用频次与其他两译本均具有显著性差异。那么这三个译本在高、中、低三个量值的使用情况如何呢？本研究选取Halliday [25] 关于高、中、低三种情态量值的典型词汇作为比较对象，进一步比较了他们在三译本里的差异，结果见表5。

表4. 名物化、被动结构和情态动词的对数似然值和显著性

表5. 高、中、低量值情态动词的频次和标准频次

由表5可以看出，戴译本在高、中、低三个量值的情态动词使用频率上均是最低。金隄译本使用了最多的中量值情态动词；金介甫译本更倾向于使用低量值情态动词。

下面本研究将从三译本在名物化、被动结构和情态动词的使用特点结合文本内外环境、译者因素(如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思想等)方面举例阐释这些特点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名物化的本质是把过程、性质、环境、关系、事件等非实体性现象固化成实体，用名词或名词词组的形式予以体现；当局部和暂时的过程或特征转换为实体固有的状态或属性时，就由动态变为静态，由具体变为抽象 [34]。相比较金隄译本，戴译本和金介甫译本更倾向于使用名物化，尤其是在进行人物描述和刻画时，更大概率会将形容词转化为抽象名词用以固化人物形象，加深并影响读者对人物的印象与看法，仿佛名词所展示出的特点是边城人物的独特特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戴乃迭和金介甫两位致力于翻译工作，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思想和宗旨是一致的，因而他们会更注重湘西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描述, 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5)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金隄译：There is a curious purity in the habits of the frontier people, so it happened that prostitutes...

戴译：Border ways are so simple that even these girls remain honest.

金介甫译：Folkways in a border district are so straightforward and unsophisticated that even the prostitutes retained their everlasting honesty and simplicity.

(6) 尤其是妇人感情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

金隄译：And if the man failed to return in time, the woman would grow mad with desire...

戴译：The girls, especial1y, love so well that if one’s sweetheart fails to return by the time appointed...

金介甫译：Particularly the women, who were given to true infatuations of indescribable simple-mindedness, would see their man in their dreams if he failed to return within the agreed-upon time.

例(5)中，金隄译本和金介甫译本使用了名物化来表示边城人物的特点，侧面强调了湘西人的本质特点，赞扬了边区人的纯洁和诚实。它会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名词化所呈现的是边城人民的本质属性。例(6)中，只有金介甫译本在描述妓女的“真挚”和“痴”时采用了名物化，且用了最长的篇幅，揭示了根植于她们骨子里的深情和专一的特质，因为他致力于再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文化和风土人情；金隄译本则选择了形容词短语“grow mad with desire (因欲望而发狂)”来形容那些女性的情感特点，显然与原文中所表达的意思并不契合，而戴乃迭译本对动词短语“love so well”的使用过于抽象和宽泛，不足以传达“真挚”和“痴”的涵义。

被动结构可以影响我们看待事件和行为的方式，还具有增强话语连贯性、提高话语的交际效果和突出重点信息等功能。研究发现，金隄译本在陈述事件时更偏向于使用被动结构，强调动作过程的描述，且更注重对环境和情境的描述，忽略动作所涉及的主体或动作的执行者；在某些情况下，金隄译本会使用被动结构来添加额外的信息；戴乃迭译本可能会出于政治原因使用被动结构来强调信息；金介甫译本相对更注重对人物的刻画。

(7) 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金隄译：but if anyone wanted to cross the river, the old man would put down his flute and follow them into the boat. And always at such moments there would be heard a high-spirited cry from the rock…

戴译：The arrival of a traveler makes the old man lay aside his flute and hurry down to ferry the stranger across. Then from the cliff the girl calls…

金介甫译：When someone came to cross, the old ferryman would lay down his flute and ferry the person across on the boat by himself, while the girl, still on the cliff, would call out in a high-pitched voice, just as the boat took off…

(8) 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

金隄译：Sometimes, too, both Green Jade and the dog opened their ears wide to listen to Grand-father telling stories of the wars that had been waged in the city many years ago.

戴译：Sometimes Emerald and the dog listen intently to her grandfather’s tales of fighting in the town in years long past...

金介甫译：Or Cuicui and the dog would prick up their ears while Grandpa told them stories of war in the city many, many years ago.

例(7)中，只有金隄译本选择了被动结构，隐藏了动词“喊”的主体或参与者，表明金隄更注重对环境和情境的描述，并不关注动作涉及的主体。例(8)中，金隄译本使用被动结构作为定语来修饰战争，而这在源文本中并未提及，此处强调战争被发动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湘西战争的历史和战争的残酷，强调了动词的动态过程。戴译本和金隄译本则与原文一致，翻译成名词短语。需要注意的是，戴译本将“战争故事”翻译成了“祖父的战斗故事”，有偷换概念之嫌。戴在这里通过强调翠翠的祖父作为革命军队的一员参加战争，升华了翠翠祖父的身份，将战争故事转化为顺顺的个人传奇事迹，进一步美化了顺顺的人物身份，体现了其为政府服务的翻译思想和目的。

(9) 留在河边的翠翠便不能不着急了。

金隄译：…So Green Jade was left to herself, becoming increasingly perturbed as time passed and there was still no sign of her Grandfather.

戴译：…Meanwhile Emerald down by the river started to fret.

金介甫译：…Cuicui, who was stranded at the river, began to worry.

(10) 时候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

金隄译：There was no longer an emperor on the throne...

戴译：If even the emperor has been dragged off his golden throne, what vicissitudes must be the fate of lesser mortals!

金介甫译：If the emperor no longer ruled over the hills and valleys, how tumultuous had it been for ordinary folk!

虽然金介甫译本使用的被动结构最少，但从例(9)可以看出，他有时会利用被动结构来强调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信息，充分刻画人物的心理或状态，使读者更有代入感。例(10)中，只有戴译本使用被动结构。如前所述，被动结构具有突出焦点信息的功能，这里戴乃迭显然添加并强调了皇帝是被拉下皇位、被推翻这一信息，隐含了原文中并未提及的政治评价。因为《边城》是在旧阶级社会中被创造出来的 [33]，戴乃迭囿于其翻译《边城》是出于对外宣传中国文化的政治需要，所以戴对这句话的处理体现了政治评价。

情态指的是介于肯定意义与否定意义两个极性之间的模糊区域 [23]。研究发现，金隄译本使用了最多的中量值情态动词；金介甫译本更倾向于使用低量值情态动词；戴译本使用情态动词最少，且在高、中、低三个量值的情态动词使用频率上均是最低，对事件的判断和断言程度上是最强的。

(11) “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

金隄译：“Who knows? Sometimes people cook beef with garlic-it’s all a matter of taste. The ferry may be just as good as the mill.”

戴译：“Who knows? Every man to his taste. To him, a ferry-boat’s better than a mill.”

金介甫译：“Who knows? Anyway, as the saying goes, ‘People eat what they like, even beef with chives.’ A ferryboat needn’t be any worse than a grain mill!”

(12) 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

金隄译：If the flood happened to be particularly severe, some of the houses would be washed away, and people would gaze at them helplessly from the city wall.

戴译：At times the river rises so suddenly that some houses on the front are swept away before the blank eyes of the watchers on the city wall…

金介甫译：If one year the waters raged especially fierce, the flood might break through the row of stilt houses in one or two places. The onlookers atop the city wall could only gape.

例(11)中，金隄和金介甫译本均使用了低量值情态动词对渡船以及碾坊进行比较。其中金介甫译本字面上较符合原文，将“不会不如”译成needn’t be any worse than，金隄的译本则选择采用肯定形式的低量值情态动词may be以及同级比较结构as … as来进行断言，意义上来说，二者并无明显不同。两个译本的评价或者判断是比较模糊且不确切的，并未言明二者孰优孰劣。例(12)中，金隄译本使用了中量值情态动词would谈论过去经常发生的事情，用来描述人们在洪水冲走房屋时的表现，未带有感情色彩，而金介甫采用了低量值情态动词could，与副词only相结合，则传递了人们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无力，生动地描绘了人们面对洪水的心态，只能呆望着但却无能为力。这种描述主要是因为金介甫致力于尽可能完整、完美地描绘湘西田园风光和风土人情，因而会更注意边城人物形象或心理等的刻画，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引起读者的共鸣。在这两个例子中，只有戴译本均未使用情态动词。但任何量值的情态对命题可能性的判断都要弱于极性形式，因而戴译本相比较其他两个译本更能明确表达其观点。情态表示作者的态度或看法，由此可以看出，相比较金隄译本和金介甫译本，戴译本在翻译时并不会使用情态动词添加自己对于事件的看法和评价，因而情态动词使用最少，但是就效果而言，戴译本对于事物的断言和判断是最明确的。

综上所述，从《边城》三个英译本在名词化、被动语态和情态动词等方面的使用特点来看，金介甫译本更倾向于使用名物化描述和刻画边城人物；被动语态多用于金隄译本，其重点是对环境和语境的描述或描绘，而不太关注所涉及的主体，而戴译本和金介甫译本采用的被动结构主要用于突出信息焦点，用于凸显信息焦点；情态动词的使用中，戴译本使用频率最低，对事物断言或判断最为明确，而金隄和金介甫译本则倾向于使用中、低量值情态动词来对事件进行描述或评价。

5. 讨论

三组译者在对人物指称、文化表达的翻译策略的偏好以及在名物化、被动结构、以及情态动词的侧重可以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目的等方面来进行阐释。三译本中，戴乃迭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翻译目的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其他两个译本相对未受此限制。戴译本在翻译书名，人物指称和文化表达时虽然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但同时也采用了直译、直译加解释、省译及增译等方法，且表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尤其是政治、阶级或敏感词汇的翻译主要采取了增译和省译。使用被动结构多是为了凸显信息焦点，并且使用了最少的情态动词，鲜少在翻译中加上主观意见。戴乃迭虽是英国籍，英语是其母语，但她随丈夫杨宪益先生长期在中国生活，供职于官方翻译机构。她翻译《边城》是出于“对外宣传”的政治需要，是由国家机构主导的译介活动，因而更多顾忌源语国内部的政治文化生态，相对较少考虑目标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接受习惯。如将“假若另外高处有一个上帝”中的“上帝”翻译成Jade Emperor (玉皇大帝)，而非大众所熟知的God，进行了异化处理。《边城》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按照译者所处时代的流行说法，这是“万恶的旧社会”，应当是“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的。但《边城》却是一曲洋溢着浓郁诗意的“牧歌”，在阶级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样的倾向就有了“歌颂旧社会”之嫌 [33]。因而，戴译本在处理涉及“旧社会”的政治、军事、宗教、阶级和性的用语时，往往采取多种翻译策略，或凸显、或遮蔽、或模糊原意，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如她省译或改译了“第绕棺仪式”、“丧堂歌”、“傩神”等带有政治敏感的旧社会的习俗或者迷信等 [33]。

与戴乃迭不同，金隄和金介甫在翻译《边城》时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或者语言特点更多的是受他们自身的翻译思想等影响。金隄在人物指称、文化表达方面主要采用了归化和直译的翻译策略，且金隄译本从1937年的项美丽译本中受益颇多，很多文化表达的翻译都沿用了项美丽译本，但与此同时也沿用了项译本一些模糊或者错误的翻译，如“青盐(green salt)”、“官青布(blue cloth)”以及“车是车路，马是马路(there is a road for carriages and there is a road for horses)”等。另外，在被动结构的使用频率上最高，专注于对环境和语境的描绘和描述，而很少关注其中所涉及的主体；情态动词的使用上更倾向于中量值情态动词。作者以为，这些特点一定程度上与金隄后期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后形成的等效论有一定相关性。这里的等效并不主张简单地用忠实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而是明确提出了效果概念，即翻译对接受者(听众或读者)的效果应该与原文接受者的效果基本相同。金隄曾明确表示自己在翻译时从来不考虑直译还是意译，唯一的考虑就是译文的效果 [32]。而金介甫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同时还是一名历史学家和研究沈从文的专家。他以纯粹的美国学者身份独立翻译了《边城》，这也使金译本《边城》成为纯粹的跨文化翻译文本。受译者的翻译目的和读者接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金译本主要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对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35]。他的翻译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保留完整的湘西文化，将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异质文化介绍给英译本读者”；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推介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维度上重估沈从文的文学价值” [35]。因此，他在翻译策略上的选择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与此同时对一些特色词汇、短语等也会采用增译的翻译策略来帮助读者理解词语本身所带有的文化内涵，如“副爷(honorable soldier)”和“官路(old imperial way)”。金介甫译本在书后附了30多个注释，内容涉及地名、人名、动物、植物等，以帮助国外读者理解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并且倾向于使用名物化来描述原作边城的人物性格特质，旨在忠实刻画边城的风土人情。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边城》三英译本，借鉴语料库批评译学中的研究方法，主要从人物指称、文化表达、名物化、被动结构、以及情态动词这几个方面挖掘三个译本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结果表明，三译本在人物指称、文化表达的翻译策略选择上各有不同，在名物化、被动结构以及情态动词的使用上也是各有侧重。本研究在内容上较前人有所延伸，在方法上也较具客观性。然而，由于仅选取了便于检索和计量的语言结构，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所以进一步探索可以量化的意识形态标签会是未来CCTS的重大挑战。

注

1) 因项美丽译本中有不少翻译错误，故将其排除在本研究之外。

文章引用

刘 喃,张瑞华. 语料库批评译学视角下《边城》三英译本对比研究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Bianch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us-Based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01): 145-157.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02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