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Vol. 11  No. 03 ( 2023 ), Article ID: 72175 , 5 pages
10.12677/CnC.2023.113053

论“三苏”家风的家国情怀

杨熹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通识教学部,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3年6月19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30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12日

摘要

优秀家风家训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对于个人品德与情操的养成极为重要,也是敦促个体成材的基础教育。北宋时期,以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为代表的眉山苏氏家族,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世家、仕宦显族。苏家重视子孙教育,苏氏子弟不论出仕治世,或治己修身,均展现出良好家风,受到世人赞颂。本文旨在浅析“三苏”家风及其主要内涵,并探讨于今世的借鉴意义及弘扬价值。

关键词

“三苏”家风,家国情怀,今世价值

The Patriotism in the Family Traditions of the “Three Sus”

Xi Yang

Department of General Studies, Sichuan Winshare Vocation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n. 19th, 2023; accepted: Aug. 30th, 2023; published: Sep. 12th, 2023

ABSTRACT

Exemplary family traditions and ethical teachings constitute a vital asp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amily educa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nurturing individuals’ character and fostering moral development, forming the foundation for personal growth and succes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Su family from Meishan, represented by Su Xun, Su Shi, and Su Che, stood as an illustrious literary lineage and distinguished family of officials. The Su family placed significant emphasis o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descendants, fostering a virtuous family culture that garnered admiration from society, whether they pursued careers in public service or focused on self-cultiva- tion.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family traditions of the “Three Sus” and their main essence, exploring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nd enduring value in the present era. The Su family’s legacy encapsulates a profound sense of patriotism and familial devotion, resonating with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national and familial bonds. Understanding the values embodied in the “Three Sus” family culture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encouraging the continuation of these timeless principles.

Keywords:Family Traditions of the “Three Sus”, Patriotism,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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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风家教,是一种家庭文化,用以制约和指导家庭成员的思想与行为,集中体现一个家庭的道德修养与素质高低。“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清·张鹏翮),四川眉山苏氏家族,因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而闻名天下。北宋时期,“三苏”父子一同在朝做官,尤其苏轼与苏辙两兄弟,文采出众且政绩卓越,治理政事均以勤政爱民著称,在地方上也做出颇多建树,如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所建造的苏堤,在千年后的今天仍是西湖边上一道美丽风景线。“三苏”之后,苏门子孙入仕者众多,大都秉承先祖风范,从政期间展现出清风亮节之品性,体现出良好家风的培育之功。苏氏家族极为重视子孙教育,其家风文化饱含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浓厚而高尚的家国情怀,在今世仍具有弘扬与传颂价值 [1] 。

2. 精神传承: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与时代氛围

苏家老宅位于今日的四川省眉山县,宅子大门上挂着一副对联,其下联为:“天心原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清·杨庆远)这是后人对“三苏”人格魅力和醇厚家风的称赞,更是对苏氏家族清正从政之风的肯定。苏家重视家庭教育,鼓励家族子弟要德合天地,道济天下,以忠君报国为志向,以庇佑百姓为己任。这种注重家国同构的家风文化,有其历史与时代原因。

2.1. 家国同构的传统认知

家与国的同构状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言:“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 [2] 。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组织起来的社会形态,直接影响到古人的职业理想。在古代社会,子女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秉承父志”,“光宗耀祖”,对于前途的设定往往是如何去光耀门楣、扶持家族,很少有对于职业的理想化、个性化追求。个人的事业发展,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延续或兴旺 [3] 。此外,儒家推行的道德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站在普通民众的视角,以血缘意义上的家为“小家”,把国和天下设定为“大家”。这种“家国同构”的认知,又使古人将个人的责任感和职业追求,从家庭、家族层面一步一步上升到国家层面。因此,古人的家庭教育中,往往强调将个人的治学、前途,与家族、国家命运相结合 [4] 。青年学子十年寒窗,苦读治学,首先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科举得中,金榜题名,进而“学而优则仕”,“实现家族振兴”。苏家也不例外,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坦言:“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当年苏洵带着苏轼、苏洵二子,从老家眉山出发,千里迢迢赴首都开封参加科考,过蜀道,穿秦岭,历经坎坷,何尝不是抱着一颗望子成龙的拳拳父母心。但在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中,读书求学还有更高层次的目的,那就是“致君尧舜上”,辅佐君王,匡济天下 [5] 。苏辙在《藏书室记》中曾回忆父亲苏辙教诲,其言:“读是(书),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这句话是说,读书于内可以实现修养身心、提高自我,于外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百姓。这也是古人的观念,认为读书不仅是进行个人修养提高的手段,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要能够辅佐君王,治国安邦,才算是求学的最高境界。

2.2. 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

宋朝脱胎于后周王朝,创建于乱哄哄的五代十国末期。在建国之前,各方割据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动荡,混战不断,武力左右政局是常态,宋太祖赵匡胤自身也是通过发动兵变才得以开创帝业。因此,宋在建国后尤其重视对武将的压制,将武力视为威胁江山稳定的“隐患”,治国理念上采取“崇文抑武”的政策,尊崇儒学与文人,贬低武将。反映在人才选拔和任用上,则积极倡导科举制,广开宫门,大力扩充文官数量 [6] 。宋书记载:“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对文臣地位和权威的保护,带动了整个社会崇文尚学的风气。宋朝堪称是我国历史上读书氛围最浓厚的一个朝代,“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宋人好读书风气的真实写照 [7] 。眉山苏氏本是唐朝文学家苏味道的后代,族中读书氛围本就浓厚。苏轼有诗云:“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长留五车书,要使九子读”。苏辙在《藏书室记》一文中追忆父亲:“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从苏轼、苏辙的文章中,能能看出苏家藏书丰富,且喜爱读书是家族风气。此外,宋代当权者对文化的重视,对文官的推崇与保护,使得宋代文人的忠君、报国情怀格外强烈,体现在家族内部教育上,则要求儿孙具备一种将“忠君报国”与“道济天下”相联系的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如苏辙在《六国论》中忆及父亲教诲:“士生于世,治气养心, 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苏洵认为,读书人求学不只是为修身养性,同时要用所学来辅佐君王、治国安邦,兼济苍生,才算得上有担当的男儿本色,不算苟活于世 [8] 。

3. 责任担当:浓厚的族群观念与维系意识

眉山苏氏一族可追溯的历史比较久远。苏洵所著《苏氏族谱》中记载:“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据其考证,苏氏一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到颛顼帝时期,而眉山苏家则是唐代文学家、政治家苏味道的直系分支 [9] 。作为文人仕宦之后,且家族历史绵延久长,眉山苏氏有强烈的族群自豪感,且注重对子女做这方面教育,如教导子孙要有责任感,为家族的发展与兴旺而做努力;要求子孙和睦相处,维系大家族的团结稳定;教育子孙生活勤劳节俭,确保家族绵延久长等。

3.1. 光宗耀祖的责任感

参加科举考试而金榜题名,不止能个人飞黄腾达,还能光耀门楣,为家族挣来荣耀,这是古人实现家族责任感的一个重要方式。苏洵之父苏序善于经营,为苏家积累起比较殷实的家底,而此时正值北宋建国初期,朝廷急需人才,皇帝重视文官,平民子弟能够通过科举改变身份与地位。苏序认清这一大好局面,寄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光宗耀祖,遂悉心培养最具读书天赋与资质的长子苏涣,购置了大量书籍供其阅读,并包揽家事使其不为所累,能够专心备考。“君独教其子涣受学,所以成就之者皆备”,做父亲的苦心没有被辜负,“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皆叹,观者塞途”(《苏轼集》) [10] 。公元1024年,苏涣高中进士,消息送回眉山,甚至成为当地一大喜事。而苏洵虽多次科举不中,但受到大哥苏涣中举的鼓舞,极为重视对苏轼、苏辙的教育,为二子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在苏洵的谆谆教导下,兄弟二人在宋仁宗嘉佑二年同榜登科,在朝野上下引起轰动。从苏序到苏轼,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苏家终成为眉山地区的仕宦显族。

3.2. 厚待家属的睦族风尚

和睦是中国古人追求的理想境界,国家如此,家族亦如此。从现在流传下来的古代家规、家训、族约等文献来看,其中不乏“敦手足”“睦宗族”“戒争讼”等内容,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敬等伦理思想,可见睦族是古代家规族约的共同理想与追求 [3] 。苏氏定居眉山多年,至苏洵时决心要修订族谱,先后撰写《苏氏族谱引》、《族谱后录》、《苏氏族谱亭记》等文章。苏洵认为,修谱是“为亲作”、“以著代”、“详吾之所自出”、“尊武之所自出”,意义在于“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苏洵修订族谱目的,是希望借由家谱,使家族成员能够不忘本源、慎终追远,从而加强家人间的认同感与凝聚力,进而实现家族团结、稳定、延续。

3.3. 节俭修身的内敛品质

传统文化强调“俭”这一精神内核,将节俭的意义提到极高的道德维度,如《左传》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节俭是一种美德,子孙是否具备这样的行为习惯与生活作风,甚至能影响到整个家族的绵延与兴旺。唐朝李商隐有千名句“历览前贤国与家,兴由节俭败由奢”。

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是眉山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出身良好,知书懂礼。司马光《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中赞扬她:“执妇职,孝恭勤俭。”程夫人持家有道,对子女从不娇生惯养,要求子女生活朴素,有意识塑造其吃苦耐劳的品格。流传至今与苏东坡有关的逸闻趣事较多,其中有一则“三白饭”的故事,见于宋《曲洧旧闻》。书中记载“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故事中,东坡向朋友回忆起自己幼年在家中治学时,母亲常有意识给他和弟弟吃“三白饭”。这种饭由白盐、白萝卜与白饭组成,无油无肉,极为简朴。母亲用心良苦,希望儿子们能体悟其他贫寒子弟求学之不易,振奋心志,更加用功的求学、治事。苏母虽是一介女流,但颇具见识,对子女爱而不溺,东坡之高尚情操与卓越才华相互辉映,离不开其母亲的良好教导。

4. 情怀熏陶:来自父辈的殷切期望与恳切期盼

基于“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社会认知,中国古代家庭非常注重培养子女的爱国情怀,可以说爱国是传统家风家训的核心主题之一 [11] 。加上宋朝长期处于北方异族的侵犯和威胁之下,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空前强烈,宋代父母往往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灌输给子女深厚的爱国意识。如耳熟能详的“岳母刺字”;如陆游临死前仍惦念国家统一,嘱咐子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类典故流传千古,影响深远。

4.1. 忠君报国的价值观念

由“家国同构”至“君父一体”,爱国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忠”。古代家长经常教育子女要为国家尽责、为人间正道尽忠,倡导“公忠为德,心系天下” [12] 。苏母程夫人,出身世家大族,颇具见识与眼界,在二子幼时就教导要“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无愧于国家”。受到母亲教诲,苏轼自幼立志要“致君尧舜”。苏辙少年得志后颇具指点江山气魄,多次上谏痛斥皇帝言行,发表尖锐政治观点,每次谏言都带着“必见黜”的思想准备,一心要使“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在北宋复杂的党争形势中,许多文人大夫屈膝变节以自保,但苏氏兄弟坚持气节,不论遭遇何种打击也不为所动。如苏轼多次被贬谪,处境一次比一次艰难,最后被派至尚处蛮荒,瘟疫横行的儋州。虽然苏轼最终死于流放之地,但仍在诗中慷慨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形容虽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不悔其志。苏轼品格高尚,很大程度上也是深受其父母的正面影响。

4.2. 忠政为民的责任担当

古代社会“官本位”文化氛围浓厚,科举入仕是大部分家长眼中唯一的成材之路,家长们往往对子女给予厚望,期望他们能成为对国家有担当、有作为之士,这种望子成龙的心理与报国情怀结合,则表现为希望子辈具备忠政为民、勤于奉献的从政精神。朝堂之中各类政治斗争错综复杂,荣辱祸福往往就在一息之间,但对于那些有节操、有节操的官员而言,不论挫折打击如何凶险,也能够坚守志向,不使家族谋羞。苏轼长子苏迈曾任德州县尉,上任前夕苏轼赠其一方石砚,砚底附诗曰:“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勉励其努力上进,做一个勤政为民的好官 [10] 。苏迈任职期间,正直廉洁,爱民如子,受到当地百姓爱戴。在他卸任之后,德行百姓为其修建了“景苏堂”表达怀念。康熙版《德兴县志》记载,苏迈“文学优赡,政事精敏,鞭朴不得已而加之,民不忍欺,后人仰之”。

事实上,苏家子孙虽众,但受父辈牵连,被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仕途大多不顺畅。在短暂的做官生涯中,苏氏子弟秉承良好家风,正己修身,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口碑极佳。如苏植(苏轼玄孙)曾任广安军事,清乾隆《广安州志》评价其“以才学饬吏事,存心抚字,政教毕举,军治为之一新。”苏森(苏辙玄孙)历任筠州军州事、金溪知县等职,受赞“开爽练达、恪守家法”,苏门教子有方也流传为千古佳话 [13] 。

文章引用

杨 熹. 论“三苏”家风的家国情怀
The Patriotism in the Family Traditions of the “Three Sus”[J]. 国学, 2023, 11(03): 342-346.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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