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文理学院教育学院，陕西 宝鸡

收稿日期：2023年5月4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7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20日

摘要

目的：探讨初中生同伴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校园欺凌中同伴保护行为与家长的道德脱离、对子女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关系。方法：采用校园欺凌同伴保护行为量表、道德脱离量表对山东省青岛市412名初中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研究采用SPSS25.0软件和Amos24.0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结果：学生做出同伴保护行为在学生的性别和是否担任班委上存在显著差异(t = −3.523, p< 0.05)。家长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攻击型保护教育在孩子的性别上存在差异(t = −2.392, p < 0.05)、家长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的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在孩子是否担任班委上存在显著差异(t = −3.304, p < 0.05)。结论：初中生同伴保护行为与学生性别和是否担任班委有关，家长在同伴保护行为上的教育以及道德脱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学生同伴保护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初中生，校园欺凌，同伴保护，道德脱离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Education of Children’s Peer Protective Behavior, Moral Detachment and Peer Protective Behavio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iaming Yue, Liang Zhao

School of Education,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Shaanxi

Received: May 4^th, 2023; accepted: Jun. 7^th, 2023; published: Jun. 20^th, 2023

ABSTRACT

Purpose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peer protection behavior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protection behavior in school bullying and parent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peer protection behavior education for children. Methods: 412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in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were surveyed by using the Defending Behaviors Scale and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SPSS25.0 and Amos24.0 were used to input, collate and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whether students acted as class committee (t = −3.523, p< 0.05).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between parents’ aggressive protective education for students’ peer protective behavior (t = −2.392, p< 0.05),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arents’ help for students’ peer protective behavior and comfort for bullies on whether their children serve as class committee (t = −3.304, p< 0.05). Conclusion: The peer protective behavio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related to their gender and whether they serve as class committee. Parents’ education on peer protective behavior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can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peer protective behavior of stud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chool Bulling, Defending, Moral Disengagement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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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校园欺凌中存在着三类人群：欺凌者、被欺凌者以及旁观者(Salmivalli, Lagerspetz, Björkqvist, Österman, & Kaukiainen, 1996)。在校园欺凌场景中身处旁观者角色的学生所采取的行动上有所不同，从行为功能上看，只有保护者做出了干预欺凌、支持受欺凌者的行为，而保护者做出的行为则称为同伴保护行为(Polanin, Espelage, & Pigott, 2012)。本研究中的学生同伴保护行为定义为学生主体在校园欺凌事件中身处旁观者角色时做出干预欺凌或保护、安慰和支持受欺凌者的行为，依据Lambe和Craig以亲社会理论为框架，将同伴保护行为细化为更加具体的类别，具体包括四类：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Lambe & Craig, 2020)。文中家长对于子女同伴保护行为教育是指在上述同伴保护行为定义的基础上，以家长为主体，子女们为对象进行关于同伴保护行为上的教导。探讨欺凌情境中旁观者行为的决定因素研究中发现自我报告的学生缺乏父母对积极干预欺凌事件的支持时，他们便不太可能做出保护行为(Desmet, Veldeman, & Poels, 2014)。因此，父母对于子女同伴保护行为的教导在缓解校园欺凌事件中显得尤为重要。

Bandura等人最早在社会认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脱离的概念，目的是为了探讨当个体做出违反自身道德标准的行为后产生的不良情绪反应(胡阳，2014)。道德脱离是一套相互联系的认知策略或认知机制，用以分离自身非道德行为与内在价值标准，以避免道德自我制裁的认知机制(潘清泉，周宗奎，2010)。将道德脱离分为四类：认知重组、最小机制化、负面后果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张栋玲，2010)。低水平的道德脱离与旁观者保护行为呈正相关(张玥阳，徐伟，2022)。

个体因素中的性别(任萍，张云运，周艳云，2018)、年级(张文新，鞠玉翠，2008)、是否担任班委，家庭因素(Straus, Sugarman, & Giles-Sims, 1997)中家长对于初中生子女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以及道德脱离对同伴保护行为存在影响，高水平的父母支持能够增加积极的旁观者行为(Jenkins & Fredrick, 2017)国内对于校园欺凌现象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之间，对于校园欺凌中旁观者角色所做出的同伴保护行为研究较少，结合个体与家庭因素多层次探索校园欺凌中各个类型同伴保护行为的发生现状以及影响机制，各个因素间的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探索。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从青岛市选取某一所初中，采取团体施测的方法，学生篇问卷共发放596份，家长篇问卷共发放580份，收回率与有效率都为100%。学生与家长通过学籍号配对，共有412对配对数据。本研究采用412份配对数据。

学生篇，412名学生中其中男生230人，占55.8%，女生182人，占44.2%；初一学生89名，占21.6%，初二学生181名，占43.9%，初三学生142名，占34.5%；担任班干部学生272人，占66%，未担任班干部学生140人，占34%；一年内转校生8人，占1.9%，非一年内转校生404人，占98.1%。学生年龄在13~1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54岁。

家长篇，412名家长被试，其中有303人身为学生的母亲进行问卷填写，占73.5%，有109人身为学生的父亲进行问卷填写，占26.5%。

2.2. 方法

2.2.1. 人口学变量问卷

自编人口学变量问卷，学生篇主要用来收集被试的性别、年龄、在班级中的职务、学习成绩状况等信息；家长篇是收集被试是孩子的父亲还是母亲。

2.2.2. 校园欺凌同伴保护行为量表

该问卷是由Lambe & Craig开发的，首先是评估被试是否在学校里见过躯体、言语、或关系欺凌(如：听到有同学辱骂另一个同学)。其次是用18道题目来评估四类同伴保护行为，分别是：寻求社会支持(如：我告诉老师有人欺负同学、我向老师说明事情的经过)、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如：我对被欺凌的同学友好一些)、攻击型保护(如：我为被欺负的同学打抱不平)、问题解决型保护(如：我与欺负和被欺负的同学沟通来解决这个问题)。采用5点计分(0 = 没做过，4 = 一周做过多次)。各维度得分越高，代表被试做出该类同伴保护行为越多。

学生篇采用该量表，并进行本土化修订，对量表题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方程显示数据拟合度良好(χ²/df = 3.44, GFI = 0.91, CFI = 0.97, RMSEA = 0.08, NFI = 0.96, SRMR = 0.03)。数据在模型中的拟合度符合统计学意义，中文版保护行为量表具有比较稳定和可靠的效度。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5，0.96，0.91，0.93，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8。

家长篇在此量表基础上进行修订，将学生视角改为家长视角。首先评估被试是否听到孩子说校园里存在同学被欺负的现象，其次，运用18道题目来评估四类同伴保护行为分别是：寻求社会支持(如：我教给孩子告诉老师有人欺负同学、我教给孩子向老师说明事情的经过)、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如：我教给孩子对被欺凌的同学友好一些)、攻击型保护(如：我教给孩子为被欺负的同学打抱不平)、问题解决型保护(如：我教给孩子与欺负和被欺负的同学沟通来解决这个问题)。采用5点计分(0=完全不符合，4=完全符合)。对量表题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方程显示数据拟合度良好(χ²/df = 3.30, GFI = 0.95, CFI = 0.98, RMSEA = 0.04, NFI = 0.91, SRMR = 0.06)。数据在模型中的拟合度符合统计学意义，中文版保护行为量表具有比较稳定和可靠的效度。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7、0.83、0.76、0.71，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2.3. 道德脱离量表

Shelley Hymel & Natalie Rocke-Henderson在73项学生问卷调查中含有的 51个关于学生对欺凌的态度和信念的项目中，以事后检验的方式选取了反应班杜拉概述的四大类道德脱离项目，四类道德脱离项目分别是：认知重组(如：欺负人是正常的事)、最小机制化(学校里的成年人应该有责任保护学生不被欺负)、负面后果的扭曲(挨欺负会让某些同学明白如何融入一个团体)、指责/非人化受害者(某些人因为和大家不一样所以被欺负)。本研究采取以上分类，将道德脱离归为四类。量表采用四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4 = 非常同意)。

在本研究中，根据相关分析发现最小机制化的三道题目中的一题与另外两道题呈负相关，且该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较差，可能由于翻译偏差导致，故删除道德脱离问卷中的最小机制化维度，即该量表的6、7、8题。本研究采取该量表中的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共计15道题目。

学生篇选择此量表，并进行本土化修订，对量表题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方程显示数据拟合度良好(χ²/df = 3.11, GFI = 0.92, CFI = 0.94, RMSEA = 0.07, NFI = 0.92, SRMR = 0.05)。删除该题目后，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511、0.811、0.824，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家长篇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对量表题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方程显示数据拟合度良好(χ²/df = 3.11, GFI = 0.92, CFI = 0.95, RMSEA = 0.07, NFI = 0.93, SRMR = 0.04)。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9、0.84、0.82，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3. 统计学分析

问卷发放是征得被施测初中学校的校长的同意后，本着自愿原则，同意该调查的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采用互联网问卷的形式进行答题，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施测。研究采用SPSS25.0软件和Amos24.0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初中生同伴保护行为类型的现状

3.1.1. 初中生同伴保护行为类型的现状

初中生不同性别、年级以及是否担任职务做出的同伴保护行为类型次数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1。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的初中生做出校园欺凌中同伴保护行为类型中的寻求社会支持存在显著差异(t = −2.308, p < 0.05)，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无显著差异(t = −1.684, p > 0.05)，攻击型保护有显著差异(t = −2.785, p < 0.05)，问题解决型保护有显著差异(t = −2.745, p < 0.05)，同伴保护上存在显著的差异(t = −2.423, p < 0.05)。

采用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初中生做出校园欺凌中同伴保护行为的中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都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F = 0.318, p > 0.05; F = 0.387, p > 0.05; F = 1.865, p > 0.05; F = 1.448, p > 0.05)，同伴保护行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F = 0.894, p > 0.05)。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是否担任班委在做出校园欺凌中同伴保护行为类型中的寻求社会支持、

表1. 初中生做出同伴保护类型次数的平均数和标准差(n = 412)

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同伴保护上均存在显著差异(t = −3.388, p < 0.05; t = −4.236, p < 0.05; t = −2.721, p < 0.05; t = −2.792, p < 0.05; t = −3.523, p < 0.05)。

3.1.2. 家长对于子女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现状

根据父母对于初中生的同伴保护行为教育，分析出家长性别及其孩子的不同性别、年级和是否担任职务在父母对于其子女在同伴保护行为类型教育上的认同程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2。

表2. 父母对于初中生孩子关于同伴保护类型教育上的认同程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n = 412)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无论身为孩子的母亲还是父亲，在关于教育孩子做出校园欺凌中同伴保护行为类型中的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同伴保护上均不存在显著父母性别的差异(t = 1.043, p > 0.05; t = 0.672, p > 0.05; t = −0.741, p > 0.05; t = 0.421, p > 0.05; t = 0.375, p > 0.05)。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家长关于同伴保护行为类型中的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问题解决型保护和同伴保护的教育在孩子的性别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t = 0.389，p > 0.05; t = 0.794, p > 0.05; t = −1.803, p > 0.05; t = −0.932, p > 0.05)，家长对于孩子的同伴保护行为类型中的攻击型保护在孩子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392, p < 0.05)。

采用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家长对于初中生做出校园欺凌中同伴保护行为中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的教育都不存在显著的孩子年级差异(F = 0.507, p > 0.05; F = 0.198, p > 0.05; F = 1.963, p < 0.05; F = 0.358, p > 0.05; F = 0.748, p > 0.05)。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家长关于同伴保护行为类型中的寻求社会支持、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和同伴保护的教育在孩子是否担当职务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t = −1.309, p > 0.05; t = 0.066, p > 0.05; t = −1.539, p> 0.05; t = −1.823, p> 0.05)，家长对于孩子的同伴保护行为类型中的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在孩子是否担当职务上存在显著差异(t = −3.304, p < 0.05)。

3.2. 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道德脱离与同伴保护行为的关系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的统计方法，对学生做出同伴保护行为及其四个维度、家长对于学生同伴保护教育及其四个维度、家长道德脱离的三个维度和学生道德脱离的三个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道德脱离与同伴保护行为的关系(n = 412)

(1=学生同伴保护行为之寻求社会支持, 2学生同伴保护之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3学生同伴保护之攻击型保护，4学生同伴保护之问题解决型保护，5家长同伴保护教导之寻求社会支持，6家长同伴保护教导之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7家长同伴保护教导之攻击型保护，8家长同伴保护教导之问题解决型保护，9学生道德脱离之认知重组，10学生道德脱离之负面后果的扭曲，11学生道德脱离之指责非人化受害者，12家长道德脱离之认知重组，13家长道德脱离之负面后果的扭曲，14家长道德脱离之指责非人化受害者)^**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学生同伴保护行为之寻求社会支持与家长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类型(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都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210, p <0.01; r = 0.225, p < 0.01; r = 0.211, p < 0.01; r = 0.229, p < 0.01)、学生同伴保护行为之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与家长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类型(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都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215, p < 0.01; r = 0.242, p < 0.01; r = 0.196, p < 0.01; r = 0.227, p < 0.01)、学生同伴保护行为之攻击型保护与家长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类型(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都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172, p < 0.01; r = 0.203, p < 0.01; r = 0.335, p < 0.01; r = 0.266, p < 0.01)、学生同伴保护行为之问题解决型保护与家长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类型(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都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180, p < 0.01; r = 0.209, p < 0.01; r = 0.273, p < 0.01; r = 0.266, p < 0.01)。

3.3. 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道德脱离与同伴保护行为各类型的回归分析

3.3.1. 寻求社会支持与家长对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道德脱离的回归分析

以初中生的同伴保护行为类型中的寻求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学生的性别、年级、是否担任班级职务

表4. 影响学生同伴保护行为寻求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n = 41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和学生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为控制变量(模型1)，家长对于孩子同伴保护行为的四个维度的教育和家长道德脱离的三个维度为第一层自变量(模型2)，进行分层线性回归，结果见表4。

分层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学生的性别、是否担任班委、学生道德脱离之认知重组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寻求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学生的性别、年级、是否担任班级职务和学生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模型1)能够解释学生同伴保护行为寻求社会支持变异的 6.1%。在加入家长在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维度(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性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和家长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模型2)后，学生的性别、是否担任班委、学生道德脱离三个维度、家长同伴保护行为四个维度的教育和家长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能够解释初中生同伴保护行为寻求社会支持变异的12.7%。即增加了“家长在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维度和家长道德脱离三个维度”变量后，模型R²提高了6.6%，增加的R²具有统计学意义。

3.3.2. 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与家长对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道德脱离的回归分析

以初中生的同伴保护行为类型中的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为自变量，学生的性别、年级、是否担任班级职务和学生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为控制变量(模型1)，家长对于孩子同伴保护行为的四个维度的教育和家长道德脱离的三个维度为第一层自变量(模型2)，进行分层线性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影响学生同伴保护行为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的回归分析(n =41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分层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学生是否担任班委和学生道德脱离之认知重组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学生的性别、年级、是否担任班级职务和学生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 (模型1)能够解释学生同伴保护行为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变异的6.9%。在加入家长在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维度(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性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和家长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模型2)后，学生的性别、是否担任班委、学生道德脱离三个维度、家长同伴保护行为四个维度的教育和家长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能够解释初中生同伴保护行为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变异的13.4%。即增加了“家长在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维度和家长道德脱离三个维度”变量后，模型R²提高了6.5%，增加的R²具有统计学意义。

3.3.3. 攻击型保护与家长对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道德脱离的回归分析

以初中生的同伴保护行为类型中的攻击型保护为自变量，学生的性别、年级、是否担任班级职务和学生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为控制变量(模型1)，家长对于孩子同伴保护行为的四个维度的教育和家长道德脱离的三个维度为第一层自变量(模型2)，进行分层线性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影响学生同伴保护行为攻击型保护的回归分析(n = 41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分层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学生的性别、是否担任班委、学生道德脱离之认知重组、家长道德脱离之认知重组和家长同伴保护教育之攻击型保护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攻击型保护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学生的性别、年级、是否担任班级职务和学生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 (模型1)能够解释学生同伴保护行为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变异的5.4%。在加入家长在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维度(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性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和家长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后(模型2)，学生的性别、是否担任班委、学生道德脱离三个维度、家长同伴保护行为四个维度的教育和家长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能够解释初中生同伴保护行为攻击型保护变异的16.9%。即增加了“家长在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维度和家长道德脱离三个维度”变量后，模型R²提高了11.5%，增加的R²具有统计学意义。

3.3.4. 问题解决型保护与家长对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道德脱离的回归分析

以初中生的同伴保护行为类型中的问题解决型保护为自变量，学生的性别、年级、是否担任班级职务和学生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为控制变量(模型1)，家长对于孩子同伴保护行为的四个维度的教育和家长道德脱离的三个维度为第一层自变量(模型2)，进行分层线性回归，结果见表7。

表7. 影响学生同伴保护行为问题解决型保护的回归分析(n = 41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分层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学生的性别、是否担任班委、学生道德脱离之认知重组、家长道德脱离之认知重组和家长同伴保护教育之攻击型保护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问题解决型保护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学生的性别、年级、是否担任班级职务和学生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 (模型1)能够解释学生同伴保护行为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变异的5.9%。在加入家长在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维度(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性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和家长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认知重组、负面后果的扭曲、指责/非人化受害者) (模型2)后，学生的性别、是否担任班委、学生道德脱离三个维度、家长同伴保护行为四个维度的教育和家长的道德脱离三个维度能够解释初中生同伴保护行为攻击型保护变异的14.6%。即增加了“家长在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维度和家长道德脱离三个维度”变量后，模型R²提高了8.7%，增加的R²具有统计学意义。

4. 讨论

4.1. 初中生同伴保护行为现状的分析

性别不同在所采取的同伴保护类型上有所不同。男女生在旁观过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都会选择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而在寻求社会支持、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方面，男生选择以上类型的频率均高于女生，以往研究调查证明女生在保护受欺凌者方面会做出更多干预行为(赵红霞，孙昭，2015)，而本研究与此现象相反，这可能是由于该学校中男性群体更能够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更能做出能改善局面的行动。

担任班委的同学会更多的做出同伴保护行为，是由于处于班集体中的不同的社会角色所带来的不同行为动机，班干部被赋予班级职责，更能在校园欺凌发生前后做出相应措施来避免或减少校园欺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班干部可以认为是一群具有高社会责任感的群体，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义之举，具有榜样和表率作用，是班级的管理者、老师的好帮手，由此，被赋予责任的班干部更能做出同伴保护行为。但是研究发现，担任班干部的学生与没有担任班干部的学生所做出的同伴保护行为没有显著差异(狄聪，2017)。因此，关于班干部在同伴保护行为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初中生做出校园欺凌中同伴保护行为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据以往研究调查，同伴保护行为是存在年级差异的，即随着年级的增长而同伴保护行为的频率降低(Pöyhönen, Juvonen, & Salmivalli, 2012; Barchia & Bussey, 2011)，这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被试初中生年龄跨度较小，也可能是被试量不充足导致差异不显著。

4.2. 家长关于子女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现状的分析

无论身为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孩子的年级如何，对于子女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是没有差异的，都会对孩子进行同等程度的教育。即使孩子年龄增长，但家长依旧会保持与原来相同频率的同伴保护行为教育。这是由于身为父母角色都想要孩子保持健康良好的行为习惯，面对校园欺凌时支持孩子采取同伴保护行为。构建和谐良好校园环境氛围是每位家长的期望，同样，家长关于子女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也是应尽的责任，共同建设健康校园，减少校园欺凌事件发生。

孩子性别为男生时家长关于攻击型保护行为的教育要高于孩子性别为女生时的攻击型保护行为。男生更多地受到身体欺负，而女生则多受到关系欺负(张文娟，马晓春，2016)，这可能是因为对于男性角色特征所引起的认知，认为男性可以更多的利用攻击型这种强势的解决方式来实施同伴保护行为。

当孩子担当班级职务时，家长会更多的对孩子进行关于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类型的同伴保护行为教育，这可能是因为角色的需要，更需要加强责任心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4.3. 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道德脱离与初中生同伴保护行为的分析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表示：初中生做出同伴保护行为的四个类型与家长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四个类型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即家长对于同伴保护行为教育的认可程度越高，学生做出同伴保护行为的次数越多。这说明家长对于学生的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做出同伴保护行为。初中生从家长方面获得的社会支持越高，越有可能干预欺凌事件，他们会寻求积极的解决策略(刘静，2017)。研究表明，家长支持能够提升初中生对家长的认同感，能够从家长身上获取许多正能量的信息，这使得他们在生活中会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各种问题(周云，朱海，吴红琴，谢念姿，2020)。

学生的性别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中的寻求社会支持、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有正向预测作用。即学生性别为男时，会更容易做出校园欺凌同伴保护行为中的寻求社会支持、攻击型保护和问题解决型保护。男生更多的选择寻求社会支持这个结果与前人所研究结果不相同，这可能是因为该学校中男生对于社会支持认可度高。男生更多地选择攻击型保护和问题解决型保护与前人研究相同，根据亲社会理论这种选择方式的差异可能源于男生和女生在帮助人时注重的点不同，男生更注重肢体和力量。

学生是否担任班委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即学生担任班委时，会更容易做出校园欺凌四类同伴保护行为(寻求社会支持、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攻击型保护和问题解决型保护)。这说明担任班干部的同学做出同伴保护行为显著高于没有担任班干部的同学。这可能是与班干部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有关。研究表明，高责任感的个体把保护行为看作是道德性的，不这样做会引发他们的羞愧感和内疚感，所以他们更可能实施保护行为(Pozzoli, Gini, & Thornberg, 2016)。班干部具有领导和管理的功能，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班干部常被委以重任，发挥榜样引领的作用，并协助教师对班级纪律等事务进行管理(罗雯瑶，2009)，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也积累了更多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杨颖，邹泓，余益兵，许志星，2011)，因此当班干部目睹同学遭受欺凌时，会更加感知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更易做出同伴保护行为。在校园欺凌防治实践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班干部在同伴群体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家长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攻击型保护的教育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中的攻击型保护和问题解决型保护有正向预测作用。即家长注重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攻击型保护教育时，学生会更容易做出校园欺凌同伴保护行为中的攻击型保护和问题解决型保护。家庭是初中生重要的依恋对象和支持系统(Steinberg, 2001)。这说明家长和学生都具有同伴保护行为的意识，可是在类型的选择上过于偏激，这样会导致更多的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因此，应该树立正确的同伴保护行为态度，防止校园欺凌事件中偏激的同伴保护行为发生。

家长和学生道德脱离的认知重组都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有负向预测作用。即家长和学生道德脱离的认知重组程度过高时，会难以做出校园欺凌同伴保护行为。根据研究结果和前人调查研究发现，高道德脱离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较高的道德脱离会使人丧失责任感和负罪感，从而对校园欺凌事件熟视无睹，长此以往必将危害健康校园生活，而降低道德脱离，学生会因自身的道德意识，被驱使帮助他人，反映了想要帮助他人的强烈愿望。同时，具有高道德脱离程度的初中生更容易被激惹，会选择使用攻击型行为来解决问题，并且他们不会产生内疚感。(Barchia & Bussey, 2011)这就可以解释道德脱离程度会影响同伴保护行为和选择的行为方式。

5. 结论

学生做出同伴保护行为在学生的性别上有不同，即男性学生更多的选择实际行动来进行同伴保护；同伴保护行为与学生是否担任班委有关，担任班委的同学更多地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做出同伴保护行为。家长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中攻击型保护的教育与孩子的性别有关；家长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的帮助和安抚受欺凌者与孩子是否担任班委上有关。学生的性别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中的寻求社会支持、攻击型保护、问题解决型保护有正向预测作用，男生更易做出以上三类同伴保护行为；学生是否担任班委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担任班委更易做出同伴保护行为；家长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攻击型保护的教育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中的攻击型保护和问题解决型保护有正向预测作用；家长道德脱离之认知重组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中的攻击型保护和问题解决型保护有负向预测作用；学生道德脱离之认知重组对于学生同伴保护行为有负向预测作用。

家长对子女同伴保护行为教育、道德脱离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学生同伴保护行为的发生，因此家长应重视对子女同伴保护行为的教育，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学生构建和谐美丽的健康校园。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2XJC190004)；陕西高校第五批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7P016)。

文章引用

岳佳铭,赵 亮. 家长对子女同伴保护行为教育、道德脱离与初中生同伴保护行为关系研究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Education of Children’s Peer Protective Behavior, Moral Detachment and Peer Protective Behavio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J]. 心理学进展, 2023, 13(06): 2357-2370.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629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