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3年6月24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15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27日

摘要

在儒家传统思想中，仁义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仁”与“义”两个概念相加而得到的，还包括人性论思想。孟子通过与告子的辩论，重新规定仁、义、礼、智的内涵，提出了“仁义内在”的理论，确立了“居仁由义，非行仁义也”的道德实践路径。并由内圣工夫走到外王，讲说仁政的重要性并劝诫统治者施行仁政。孟子仁义思想的形成，不仅在儒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现代社会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仁义内在，居仁由义，现代价值

Mencius’ Thought of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Mengya Zh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Received: Jun. 24^th, 2023; accepted: Jul. 15^th, 2023; published: Jul. 27^th, 2023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ought, the formation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s not only obtained by the addition of the two concept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but also includes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Mencius redefined the connotation of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and wisdom through the debate with Kao-tzu,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re inherent”, and established the moral practice path of “living in benevolence by righteousness, not by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From the inner sanctity, he went to the outer king, speak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and exhorting the rulers to implement benevolent governance. The formation of Mencius’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thought not onl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but also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modern society.

Keywords:Inherent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Live under the Eaves of Benevolence and Walk on the Paths of Righteousness, Moder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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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其形成也是儒家早期人性论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孔子以前，“仁”是指由内心而发、对道德礼法敬谨的责任意识；“义”则是指依道德之天而做出的判断与行为，“义”的判断根据是外在的。孔子在继承传统“仁”的观念的基础上，把“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是对人的深层本质的一种规定，从而突出了道德的内在性，认为能够求仁得仁；而根源于道德法则之天的“义”，在孔子学说中仍具有外在性，“义”之判断与应然的道德命令，依然是外在于人的。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中庸》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性命天道思想，明确“义”就是依据道德之天而发出的人道之当然的判断与行为，在“天命之谓性”的统摄下，“义”也是内在于人性之应当；但子思学派从工夫论上也讲“义”由“教”而入、由外而入。所以，“义”虽然表现为由外而内的功夫修养，但“义”之根据却内在于“人性”。作为孔子与子思的继承者，孟子首先通过与告子的辩论，直接把仁义变成内在人心的道德本性，仁义内在，“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从人共有的情感出发，认为四端之心即是仁义礼智的善端。然后又阐释了仁义的内在性、普遍性与超越性，以此凸显心与性一。最后，孟子阐述了仁义不同的内涵与相互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离娄上》)。”以“仁义”规定人性的本质，从而确立了“居仁由义”的道德实践工夫论，实现了天命与人性、心与情的内外相互贯通，达到了心、性、情通而为一的境界，初步确立了儒家的心性论思想。

2. 孟子与告子的“仁内义外”之辩

孟子与告子关于“仁内义外”的争论的焦点，说到底就是“义”究竟是内外于人心的还在外在的，告子实际上是承认“仁内”的，但是告子与孟子所讲的“仁”其实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仁”，再加上二者所争论的“义”之内外之分，是孟子“仁义内在”思想形成的内容与直接原因。

2.1. 仁内

首先，“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彼长而我长也，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孟子·告子上》)。”告子认为，我们尊敬长辈，是因为有一个关于长辈的定义在我们面前，就好比我们说某个物体是白色的，是因为先有一个关于白色的定义，然后我们才根据这个外在的白色的定义来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白色。他同时也说，对自己弟弟的关爱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仁是内在的；但是对楚国长者的尊敬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由外在的要尊敬长者的规律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出，告子讲的“生之谓性”的“性”其实是自然人性，也就是食、色、血缘之爱是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并不是后天教化习得的，这个“仁”只从经验层面的感通上讲，是不动的、没有生命力的。

然后，对于告子的论述，孟子反驳道：“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孟子·告子上》)？”吃秦人做的烤肉与吃自己做的烤肉没什么不同，这只与这个肉本身有关，难道吃肉的欲望也是外在的吗？孟子对告子的反问即是论证对于烤肉的好吃与否的判断以及想吃肉的欲望都是从内在的心出发的。在孟子看来，道德规范及其行为虽是外在的，但这种规范及其行为的判断根据却是内在的，是由人的内在道德心发出的 [1] 。天下之心就是人人之心，人心有欲望，剔除欲望所剩下的就是道德心，也就是禀受于天的善性。所以孟子讲义出于心，心表现性。所以，孟子讲的“仁”是从仁体的超越层面讲，是动态的。

据上可知，关于“仁内”的争论是孟子从人的欲望的角度反驳告子然后占了上风，二者都承认“仁内”(二者所讲的“仁”并不是同一个“仁”)，那么继续要论证的就是为什么“义”的判断也是内在的？

2.2. 义内

关于“义”之内外则通过孟季子与公都子探讨的“长”“敬”问题来论证。首先，“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孟子·告子上》)。”我之所以尊敬长者，是因为我心中的有一个要尊敬长者的道理，所以发扬我内心的敬来尊敬长者。然后，孟季子进一步问道：“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孟子·告子上》)敬酒时先敬兄长，但是在祭祀时却要先敬身份地位高的乡人，由此可见，内心尊敬的是兄长，所表现出的却是恭敬对待他人，所以行为方式是外在的，不是由内心发出的。通过对“长”“敬”的讨论得出，人们行为的根据是内心的标准，即仁，合于仁则义，而非外在的环境。公都子对于“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孟子·告子上》)不能回答，就去询问孟子，孟子进一步解释，祭祀时尊敬乡人是暂时尊敬他的地位，但是内心仍是尊敬兄长的。最后，公都子问：“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孟子·告子上》)？”这个问题根据上章耆炙的论证可以得出：人们根据季节不同来选择不同的饮食冬天喝热汤，夏天则喝凉水，一个人的饮食的欲望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出自内心的。并不是冬天要求人们喝热汤，而是冬天天气冷，人们想要喝热汤。最终孟子反驳的是敬在外即行义的判断根据是外在环境的观点。

公都子是从外在因素来判定行为是否合于“义”的，对此，孟子也同意“长”“敬”“爱”等行为确实是与事实情况有关的，但这并不是说“义”的判断标准是外在的，外在的事物只是一个实然的存在，是一个认知的对象。但是，义与不义是应然的判断。孟子讲的“义”是依据内在情感而来的道德判断，并不只是一味地根据情感欲望来判断。他强调的是，义是从行为者的内心而发出的，所以，“义”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人对事物处置的合理合宜上，合于仁，就是义的。“义”是从心出发，在应事应物上以可感的四端之情来体现不可感的善的根性。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由心而发并不是说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判断标准，而是心、性、天三者通而为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所受之于天的善、道德标准都是一样。

3. 孟子“仁义内在”思想的基本内涵

孟子与告子“仁义之辩”表面上是关于“仁内义外”的讨论，但实际上是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的争辩。告子认为人性如柳，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性无善无不善。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孟子·告子上)”告子认为人性有善与不善的区分，所以有舜为君至孝，但也有象和瞽叟，终日以杀舜为事。但是孟子所坚持的观点则是人性本善，仁义内在于心。

3.1. 即心言性，心、性、情通而为一

对于告子的观点，孟子则提出了四端之心和不忍人之心，并且即心言性，以此来论证人性本善的思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所共有的情感其实是仁、义、礼、智的端绪，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的情感当下发用体现出来就是仁、义、礼、智。从这一点来说，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内在于人心而呈露出来的善性，直接论证心性是一、人性本善。“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这个“人心”指的就是恻隐之心，不安不忍之心；“人路”就是人所当行的道路，即身心活动的轨道。而“仁之实、义之实”的爱、敬皆是由内而发，非由外铄，所以说“仁义内在”。正如牟宗三所说：“乃是此心即‘仁义’之心，‘仁义’既是此心之自发 [2] 。”这个心并不是心理学上的心理情绪活动，也不是表现思辨作用的认知心，而是指德性主体，是道德本心，它即是心，也是性，所以本心即是性，心性无二无别。此时讲的“仁”并不是狭义上仁义礼智的“仁”，而是广义上包含这四种合称的“仁”，即仁包四德。所以“仁义”既是道德本心、道德本性，又是情，这样一来，心、性、情就正式通而为一。

3.2. 善性固有

从“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这个思想实验中看，“乍见”证明是突然看见、猛然看见，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本能反应，而非后天潜移默化的善的影响。以“乍”之一字来消除个体性差异而成为人类共性，在乍见这一刹那，我们后天所形成的生活经验和人格都没来得及发挥、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并不是因为想结交孩童的父母，也不是想成为道德模范被赞扬，更不是厌恶孩子的哭声，仅仅是因为我们先天的本能，道德本心、道德本性，在一瞬间怵惕恻隐之心觉而发。“孺子”则表明这是一个没有社会经历的孩童，你与他并没有恩仇关系。并且，孺子入井并不是举例而是具有普遍代表的思想实验。孺子入井的思想实验可以分三层来讲，由高到低依次是善性–善念–善行：善行即这讲的并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善性这个本质；善念即“怵惕恻隐”讲的是心上的第一念而不是行为；善行即去救还是不救这是第二念上的选择，然后行动。人们的善性就如同泉眼，只有在风平浪静也就是心平气和无物欲杂念的时候才可以被看见，而由泉眼冒出的小水泡就是善心，善心生善念。

这个人性上的思想实验可以看出人们真心的呈现与自然流露，这完全是内心天理的自然流行与选择，根本不需要向外去寻求一个什么理由。孟子以怵惕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直接指证性善，可真是“直截简易”之至。在突然看见孺子在井的边缘、快要掉进井里的时候，人们第一念上都会有怵惕恻隐之心，都会在心里紧张一下，这里的“人”包括那些穷凶极恶之人，因为麻木不仁，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非人也，不是正常人。在第一念之后的第二念，后天的经验和形成的人格才会开始发挥作用，这决定了第一念的怵惕恻隐之心能不能继续扩充。有的人付诸行动去救那个孩子，有的人装作没看见没听见就路过走了，甚至有的人去踹孩子一脚。这都是第二念上的选择，不能从第二念上去否认第一念上的怵惕恻隐，所以善性固有，仁义本就是内在于心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性善论，踹孩子一脚这件事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生物学上也有XYY染色体这种反社会人格的存在，而这个就是孟子所说的“非人也”。“人”这一指称是说这一类中的大部分，多数的人都能够遵循自身的善的根性去发扬；不仁即非人，少数的人则是遵循自己的生理欲望，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不加节制地循欲而发，这就是恶的由来。

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务，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人与禽兽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有仁义的，而禽兽没有。孟子强调的“仁义”不仅仅是内在于心的道德本性，也是人生的价值追求与品格。同时，仁义也是四端之情，四端之情落实发用为四端，而四端的存养、扩充又要从心灵出发。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是要求我们发觉自己内心的善端，存养扩充，将之落实在生活实践中，而不是依据外在的道德标准来行动，依此，孟子提出了“居仁由义”的道德实践路径。

4. 孟子“居仁由义”的道德工夫论

“仁义”的新范畴的形成，既是孟子人性论的确立的标志，也标志着孟子“居仁由义”道德实践论的形成。从孟告之辩到“仁义内在”的提出，都是理论上的成果，而将之落实到实践上，就要扩充四端之心，在实践上“居仁由义”。《孟子·离娄上》讲：“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仁”落实在生活中就是事亲，“义”在生活中体现为从兄，我们能看到，这并不是抽象地规定“仁”“义”的范畴，而是直接有其具体的、各不相同的对象 [3] 。

“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朱熹对此解释为：“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 [4] 。”“理”就是“天理”，“仁”就是我们受之于天的“人性”。《孟子·告子上》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统率仁义礼智，是善之本，是我们受于天的道德本心；也是落实在生活中的四端之情。孟子这样解释，“仁”既是人之为人的道德本心、本性，又是道德本心、本性所发之情，内存于心的是性，发于实的是情。

《孟子·离娄上》讲：“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可知，孟子把“仁”看做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而“义”乃是通向“仁”的理想境界的必由之路，所谓“居仁由义”是也。既然仁义内在，人皆有之，那么由仁义行就不是外在的责任标准，而是人的天性。人禀赋不足，气质有所不美，就应该居仁由义来弥补，安顿己身，切不能“自暴自弃”。“仁义”是先天的善性，不可见也不可闻，需要在心上落实发用出来。“义”就是人之所当行，是人性的展现。行义就是源于我们道德本心、本性的要求。人只有依据仁心所作的事情才是义行，不仁也就不义。仁义是相辅相成的，仁离开了义，就落不到实处；义离开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5] 。如此一来，“仁”“义”就贯通起来，“居仁由义”也就成为人道德实践的一条路径。即便是“自暴自弃自贼”，但只要一念警觉，存养仁义之心，它就能由内而外地扩充出来，落实在生活会中的每一件事情上。仁之实在事亲，义之实在从兄，前者为亲亲，后者为敬长，依次为出发点，存养扩充，行仁行义。

扩充亲亲、敬长这两种情感要注意主观的不愿意与客观的不能够二者的区别在于心灵的抉择。为长者折柳和挟泰山以超北海，前者是主观上的自欺，是不为、不愿意做，这会残害自己的良知本能；后者是客观上的做不到。所以四端的扩充，仁义的发用落实都不能离开心灵的帮助，从亲亲到仁民、爱物，最后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都离不开居仁由义的道德实践路径。

5. 仁义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仁义思想的意义，从个人层面讲，是修身、齐家、进德。若是从社会层面讲的话，圣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虽是个人行为，但实际效果却体现在整个社会上，所以我们把它放到社会层面上来说，这也是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由内圣的居仁由义到外王的仁政思想是一整个贯通起来的，王道是根于善性，发于四端，应事应物，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的“仁政”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内容及其丰富，其影响也涉及到教育、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 [6] 。

5.1. “仁义”思想的教育性意义

“仁义”思想的落实必定是在人的身上，也必定是从个人到社会的转变路径。孟子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好的政治不如好的教化更有效。教民就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教民的内容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人伦天理，使得百姓自发地行仁行义。“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自身德性的提升就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修养德行，这就是圣人对百姓的教化与影响。“仁义”思想的道德实践路径就是“居仁由义”，居仁由义的道德实践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方法，更是社会凝聚、国家和谐的强有力的保障。个人对于中国传统优秀儒家思想的学习与体会，使得人人从道德上约束自己，加强自身德行修养，强化自律精神，加强官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离不开仁义在背后的推动与教化作用，而不仅仅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法律是一个国家治理人民的最后的保障，道德自律才是个人精进的途径。并且，道德之于国家与社会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我到人人，一个人修德和人人修德所带来的影响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而国家的作用就在大力提倡学习优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个人带动全体，学习圣贤行为，努力创在一个和谐、自由、平等、友爱的社会环境。

5.2. 仁义思想的政治性意义

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民”是政治的重心，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依蔡仁厚之说，“民贵君轻”之道要在民生，为政之道，爱民、安民而已，可以分为养民、教民、使民、保民四方面 [2] 。儒家的王道政治，是实实切切体现在百姓身上，为百姓着想的，而不是泛泛的道德主义的谈论。在现代政治上，我国坚持“以德治国”与“以人为本”相结合，这与孟子的“仁政”思想不谋而合。“仁政”即是站在“民本”的立场上施行一切养民、使民等政策。养民首先要使民有所依归，土地是百姓立身的基础，所以孟子以“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为“王道”的基石。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明君“为民制产”，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这样一来，就能使得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滕文公上》)。”此种措施，上承孔子“先富后教”，又与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不谋而合。在使百姓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才可以使民，使民之道，首在与民同好恶、同优乐。孟子说：“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 “佚道”是使民安逸之道，人民为自己的安逸而劳动是不会有怨恨情绪的；“生道”是使民生存活命之道，为了百姓的生存来行除暴安良、以杀止杀，百姓也不会有怨恨的情感。国家以“仁义”治理百姓，处处为百姓考虑，百姓自然就愿意听从国家的政策。

孟子“仁义”学说的进步性，最鲜明地体现就在民本思想上，直接反映了孟子关心爱护百姓、重视百姓意愿。人民并不是君王征战或巩固阶级地位的工具，而是国家的主人。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无比切合当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孟子的仁爱到现代的为人民服务，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蕴，内在精神上具有一致性，为人民服务内在蕴含了传统从仁爱精神 [7] 。把孟子的仁爱精神贯彻到现代文明社会建设中，加强对百姓的道德教育，以期一个更和善的社会交流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

5.3. “仁义”思想的经济性意义

“仁义”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为民制产”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百姓才能安心地生活、生产，政治上稳定向上才有利于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以先富带动后富，在百姓都受到“仁义”思想的教化作用下，人人都将德性显发出来，价值追求就自然而然的是普遍的道德追求而非私心的钱权追求。孟子“仁义”思想的落实就在“亲亲”“敬长”的伦理观上，由此形成的“家族集体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它在港台及海外华人经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国家与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源 [8] 。“仁义”思想之于家族产业，即便有偏私的负面影响，但是其对于产业的核心凝聚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因此，积极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义”思想发扬、推广、落实，不仅能帮助个人进行经济上的提升，更大的意义在于群体性的道德提升所带来的的经济增长与创新。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优秀的道德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百姓生活富裕也会反过来促进道德的进一步提升，由此来看，“仁义”思想的落实可以缓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6. 余论

孟子的仁义性善的思想，是儒家一直以来的主流思想，从古至今，仍然有值得探讨和深化落实的意义。孟子虽然在诸侯互战的时代无法立足，没有摸清楚时代的脉搏 [6] ，但是他看到了不行仁政就不能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并且，仁义思想在新时代精神文化中的优越性是历史发展取舍的结果。

处于新时代的我们，立足于现实社会，不仅仅要在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文本研究上下功夫，还应当把目光放在孟子仁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导向上，发挥出中国优秀传统儒家文化对精神文化与治国理政的指导作用，发掘孟子仁义思想与新时代的适配性，引领人民以儒家性善思想为标准对自身的道德进行修养，然后道德外化落实到社会实践上，即由“仁义内在”到“居仁由义”，从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仁义”思想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广大而深远的，对此的学习，不仅是对人民的要求，也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如此一来才能由内向外到带动他人积极向善、为善，更好地从理论向实践落实。

致谢

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朱光磊老师对本篇论文的写作的指导！感谢我的师兄孙明柱和我的朋友孙敏对我的论文投稿提供的帮助！而且非常感谢蔡仁厚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这对我论文的写作与理解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文章引用

朱梦雅. 孟子“仁义”思想及其现代性意义研究
Mencius’ Thought of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J]. 哲学进展, 2023, 12(07): 1409-1415.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723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