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China’s rise prompts a large amount of knowledge acquir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this acquirement will only increase. The supply of various kinds of knowledge, especially social science, would enhance the rising of China as well. Therefore, the knowledge producing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becomes a significant part o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ise. China’s knowledge producing community, i.e.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ink tanks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effectively providing the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knowledge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and prepare the required human capital for the working of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ocial science Ph.D. model in North America, and shows the actions required in terms of capacity 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Capacity Building, Graduat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rea Studies

国际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与机构建设： 通往能力之路

王正绪¹，夏蒙²

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²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18年4月5日；录用日期：2018年4月19日；发布日期：2018年4月26日

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崛起催生了整个社会对国际研究、区域研究相关知识的巨大需求。未来几十年里，这方面的知识需求也将随着中国的持续稳健发展而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各方面知识生产部门对知识的供给，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的供给，又会助力中国崛起更加强劲。因此，国际研究、区域研究方面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成了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的知识生产社区，诸如大学、研究机构、智库等应当在未来几十年中担负起有效提供国际研究、区域研究知识供给职责等重担，并做好为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组织提供优质人力资源的工作。本文以北美的社会科学博士培养模式为主要参考对象，讨论我国高校的国际、区域研究领域的博士培养，在国家和社会对这一领域有持续增长的知识需求的时代背景下，有可能采取的改革方案和改正方向。

关键词 :能力建设，研究生教育，国际研究，区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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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崛起促使整个中国社会对国际研究、区域研究的知识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未来二、三十年，这种需求将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而持续增加。而各知识生产部门对这种知识的供给，又会持续推进中国崛起的伟大进程。因此，对国际研究、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的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成了中国崛起这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维度。

本文认为，增加国际研究与区域研究知识的供给(而且必须是有效供给)，是未来十年到三十年我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智库等的重要职责所在。如果把这些机构和系统统称为知识生产社区(knowledge producing community)，那么该社区就面临着能力建设的巨大挑战。高等教育机构如何区分国际和区域研究方面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才或人力资源的需求，为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供给相应类型和层次的人力资源；大学、研究机构、智库如何区分国际和区域研究方面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知识的需求，为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提供相应的知识供给，将是未来大学、研究机构、智库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本文将以中国崛起对国际和区域研究知识与人力资源的需要为大背景，讨论目前我国高校在国际研究与区域研究的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力资源的培养方面，特别是在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以北美的社会科学博士培养模式为主要参考对象，讨论我国高校的国际、区域研究领域的博士培养，在国家和社会对这一领域有持续增长的知识需求的时代背景下，有可能采取的改革方案和改正方向。

2. 中国崛起与国际、区域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概念似乎还没有比较清晰的区分。多数从事国际研究的学者，其主要工作是研究单一国家或地区。例如，有的学者或专家研究伊朗的政治，有的学者研究印度或南亚的政治，有的研究东南亚或东南亚某一个或几个国家。这样的研究，其实是对国外的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一个研究领域要称为“国际”研究，应该主要关注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研究，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国家间的关系研究。同时，虽然任何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含有比较的成分，¹但是多数学者所从事的对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研究，与美国学科划分中的所谓比较研究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比较研究，虽然在其实证部分往往也只关注单一国家或地区，但从概念上和研究框架上，比较研究强调的不同的国别案例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更高一层的要求则是超越具体的案例提出统一的理论或概念框架。

本文统一将现有的对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研究和国别研究统称为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对单独一国的研究也算研究某个——较小的——地区。而事实上，国内的研究人员往往从研究某一国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对该国所在的地区进行研究。本文也认为，以研究单一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复杂性、具体情境和趋势、内部动力与机制等为主要目标的地区研究，应该和以追求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寻求理论和概念的统一分析框架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共同发展，一方面为中国的崛起提供知识支持，另一方面对这些知识和理论的生产也成为中国崛起的一个维度，即社会科学自身的崛起。

3. 国家崛起与地区研究的兴起

美国地区研究起源于二战期间。基于满足战争行动的、对美国以外的、尤其是西方国家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知识需求，促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界地区研究的规划和建立 [1] 。因此，地区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集群，其在美国的创生是经过细致周详的研讨、规划、组织后形成的。这仰赖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²这样一个具有社会科学领导力的学术共同体的努力。在战时及二战以后，SSRC先后组织了五个筹备委员会，分别作用于“倡导、调查、论证、研议、规划、项目制定、组织协调、公众宣讲和教育等方面。通过各方面的活动，在美国学术体制和知识生活中启动、培育和推进对美国以外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 [2] 。

地区研究的创生，起因于战时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对北美、西欧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知识需求，这塑造了地区研究的主要宗旨。这也是当初一部分学者想要将西欧研究纳入地区研究之中而没有成行的原因。如今，美国关于世界各个地区的研究，其各个研究机构的资料收藏之丰富，各大学、机构、协会研究成果之丰厚，覆盖面之广，无他国可与之媲美，是名副其实的地区研究强国。地区研究的发展，逐渐促成了美国所有高校的主流院系，都拥有了对美国和西欧以外地区的研究和教学能力。在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文化、心理学、统计学等主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里，都有研究世界各地区、国家的专门学者。而各个大学在正式的院系架构之外，又成立各个地区研究中心，用以协调和推动对该地区的跨学科研究和教学活动。可见，这些地区研究中心的组织与我国高校的地区研究中心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3] [4] 。

中国近10~20年的经济、政治、外交的崛起，使得整个社会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有深度认知的专才的需求猛增。这里面，又对精通亚非拉等非西方国家的专门人才为首缺。中国需要在未来10~30年内大量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以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这至少需要两类人才：第一类是实际工作的操作者和执行者，这些人一般只需要达到硕士学历层次，具备充分的国际研究和地区研究的知识和相关技能，一般是来自国际政治、外交、国际商务、世界经济、国际发展等学科的毕业生；第二类则是知识生产者，这些人需要具备博士学位，从事研究、分析工作，提供知识、咨询，同时一部分还需要从事人才培养工作(即大学教员)。

人才供给之外即是知识的供给。未来地区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发展目标，可以以美国1950~1990年代大学和智库在这些学科的发展经验为借鉴。一方面要实现对这两类人才的持续培养，同时又能做到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接近甚至超过目前中国社会所需的，世界各地区、国家的相关知识的生产。这两方面就目前看来，都要求对我国高校和重要研究机构的人才培养方式进行一些深刻的改革。

4. 学术人才的培养模式

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深受苏联高教体制的影响。这一体制有几个基本特点，在今天依然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思想、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等诸多方面。首先，该模式中，本科阶段教育即是精英教育，讲究小规模、优选人才、突出培养学生的学术、科研能力。³我国历来严格限制高校招生规模(在1998年高校扩招后有所改变)、强调本科阶段培养学生研究能力、本科生要做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都是这一理念的影响。其次，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即以高级的学术、科研能力培养为主要目标，规模小、学制长(三年)。在原有体制下，硕士毕业后即成为高级学术人员，担任大学教师、科学院所的研究人员等职务。原有体制下，硕士阶段是不承担专业技术培养任务的。其三，原有体制下博士生教育的规模非常小。

我国的高等教育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以后，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但是原有模式的很多方面依然在延续。就培养学术人才的本科以后的教育而言，我们需要对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教育做新的定位。而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完整，高等教育就实现大众教育、职业能力培养、精英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学术科研人才培养等目标，在各类院校、专业、学位等的规模、结构、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体系，对我国发展全面、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很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以和区域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为例，美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重点社会科学学科的博士培养通常需要5~8年的时间，学生平均完成学位的时间在六年左右。⁴学生开始博士学习以后，前两年是修习课程(course work)的阶段。在2~3年的时间里，学生要修习专业必修课、选修课、方法论、副修专业等课程，获得扎实、全面的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并掌握今后独立研究的方法。在头两年的学习结束之后，学生要充分把握本学科已有的知识积累、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以及接受严格的方法和方法论的训练。通常在第三年，学生要通过自己的主专业和1~2个副修专业的“资格考试”⁵(qualifying exam)或综合考试(comprehensive exam)。而资格考试绝对是非常严格、乃至残酷的，基本上本专业领域所有重要的著作、理论、学术成果、有争议的学术议题等等，都有可能考到。

只有通过严格的资格考试后，学生才获得博士学位候选人的资格(Ph.D. Candidate，此前只是博士生Ph.D. Student)。成为博士候选人，就意味着可以开始博士论文的工作阶段。美国一流大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论文，绝不是通过读资料、看文献写出来的，必须包含扎实的第一手研究工作 [5] 。一般顺利的话，学生会在第二年末或第三年间确定自己的研究问题，在资格考试之后完成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答辩通过后，即进入实证研究阶段。从事国际问题或区域研究的博士生，其实证研究主要是长时间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研究印度政治、中东政治、拉美政治、中国政治等领域的博士生，一般要在研究对象国进行一年左右的田野工作，收集到足够的实证数据，方可回校开始论文的写作。这样，2~3年的课程时间和资格考试，一年的田野工作，1~2年的论文写作和毕业找工作，一个博士学位在很顺利的情况下，都在5~6年时间内完成。

博士教育承担培养学术、科研、大学师资人才培养的任务相，美国的本科、研究生教育也与此较好地衔接。本科生教育以基本通识教育、专业基础知识和能力、一般就业技能⁶为主要培养内容。硕士生阶段的教育，则主要是在某一专业领域进行更深入的学术或职业能力的拓展。硕士毕业生一部分进入实际工作(尤其是专业硕士如教育学、社会工作、公共政策、商业管理等专业)，少数部分进入博士阶段学习。而在学术性较强的一些专业，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硕士教育规模往往很小，学生要么本科毕业进入其他领域读硕士或直博，要么参加工作、要么直接攻读博士。

应该说，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到本世纪初逐步将硕士教育区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本科后教育(美国统称为Graduate School)模式发展的一个重大成就。在这样区分后，学术型硕士培养在理论上就应该成为博士培养的预备阶段。但是，学术型硕士仍然未摆脱苏联模式的那种强调硕士作为学术、研究人员培养的模式，而转型为博士生培养的准备阶段的模式。另一方面，将本科生后通往博士阶段的教育(即学术轨)分割成三年的硕士阶段和3~4年的博士阶段的模式，应该向美国模式的将学术轨的本科后教育直接进入五年左右的Ph.D. (博士)教育的模式靠拢。目前不少学校开始试行在高年级硕士生中选拔学生进入“直博”学习的模式，是一个有益的突破。

不论是在现有模式下扩大硕士生攻读“直博”的规模，还是在学术型学科(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人类学等)全面采用本科毕业生直接进入Ph.D.学习的模式，国际关系和区域研究的博士生培养的内涵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在博士论文研究阶段，必须突出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国内目前的博士生培养，尤其是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等领域，多是阅读大量的文献、闭门思考、凭空写作。但是国际研究、区域研究，无论是从政治学、国际关系、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还是什么学科领域介入，都需要研究者进行长时间的田野工作，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并对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社会、文化、语言、历史等，有切身的认知和基本把握。在博士阶段教育中加入一年左右的田野工作，是目前国际关系、区域研究在人才培养上，迫切需要实现的一个变革。此外，在培养方案上如何兼顾培养学生全面、广泛的基础能力和突出的科研能力、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批判思考等能力，则是博士教育阶段需要不断探讨和努力完善的。

5. 机构的建设

除了在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上，需要长期地探索更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法外，为了迎合中国崛起对国际知识和国际型人才的需求，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有必要在大学的体系、规模、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整合。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重新整合教育、科研资源。一个可行的方向是，众多国际研究、外语类的专门大学和学院应该整合到综合性大学里。我国从中央到各省市，都有不少数量的专门的外语教学类的院校，也有一些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合作类的专门大学。近年来，这一类的院校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扩张，逐步在原来的纯语言类(或纯经贸类)的学科之外增加了国际关系等社科类以及经济管理、计算机运用等应用类学科。但是，这样的发展折射了我国从原来苏联模式影响下形成的专业型高等院校向综合性大学发展转变的制度困境。一方面，很多专门类的院校规模很小，很难通过自己的内生发展成长为综合性大学。而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间，不少规模较小的专门类院校也已经被并入了综合性大学，或者由若干小规模的专门类院校合并成综合性大学。在这种背景下，现在依然存在和运作的专门类院校充满了尴尬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现有的综合性大学，希望依靠自身的发展冲击全国、全亚洲、全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也依然面临学科结构不够完整、整体规模依然偏小的难题。就国际研究、地区研究而言，我国多数综合性大学，缺乏不少语言教学方面的能力。在美国的综合性大学里，由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专业培养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的人才，与此同时大学里的外国语教学也很充分，综合类大学基本都可以教授全球主要的语言。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学生，需要在语言类专业修满足够的学分，一般学生在毕业时必须掌握至少一门外语。一些学校甚至要求掌握两门某一地区的语言——例如，研究亚洲文化的博士生，必须掌握两门以上的亚洲语言。研究东亚的，要掌握中、日、韩或蒙古、藏或其他东亚的语言，研究东南亚的要掌握印尼、泰、马来等语言，研究南亚的要掌握印地、泰米尔等语言，研究中东的要掌握阿拉伯语言或波斯、突厥语等。研究欧洲文学的，也需要掌握两门以上的欧洲语言，如德语、法语。这样的学科要求，我国的区域研究、国际研究教学目前尚无法实现，原因之一就是多数综合类大学尚不具备提供语言教学的能力。⁷

另一方面，国内的外语类高校在发展国际研究、区域研究的教学、科研方面，又面临着缺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等人文社科专业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要发展强有力的国际、区域研究，将专门的外语、外经贸的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合并，是非常有益的一步。

这样的资源整合不但对学生素质培养极为有益，也会极大地加快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应该拥有30~50所世界一流大学。认定一所大学是否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有很多指标。但归根结底，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和强大的科研实力，以及支撑这些学科体系和科研工作的大量的教学、行政、科研人员。如此种种，将反应在一个大学的总体规模上。可以说，具备庞大的总体规模，是一个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一个重要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20~30年的时间里，要有30~50所大学，在规模上要达到或接近美国私立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或公立的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等级别大学的规模。这里我们简单对比一下，我国大学在总体规模上，和美国的一流大学尚有多大的差距。

衡量大学规模的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是一个大学每年的收支预算，即一个大学每年的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上财务收支的多少。在美国，这个指标简称为每年的预算(budget)。这一指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学校在校生数目的多少、学科体系是否完整、教职员工的数目、每年科研工作的花费等维度的信息。表1展示若干所美国一流大学近年来的年度预算总额，并和我国部分院校的年度预算总额进行比较。

表1. 中美大学年度经费预算规模比较

数据来源：美国高校的美元数据均来自各校官方网站，为2015或2016年度的预算支出，并查阅当日⁸的人民币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数据。中国高校中，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数据来自中国大学网2015年5月13日的报道《全国73所部属高校年度预算排行榜》(http://www.edu-gov.cn/news/35797.html)。其余国内高校的数据来自各校网页。

从表1可见，美国一流大学每年的经费预算至少在20亿美元以上，最大的高达70多亿美元。这相当于人民币160亿元至520亿元之间的范围。大致说来，美国一所学科体系完备的一流研究型大学，每年的预算应该在30亿至50亿美元之间，也就是200亿元人民币至350亿元人民币之间。相比较而言，目前我国的高校中，即便是学科体系最完整、科研领域覆盖最全面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每年的运营预算也尚未达到2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一些专门类的院校，如外国语大学、财经类大学、师范类大学等，在规模上都偏小。如果不通过系统地院校合并，可以说是很难在未来二十年内形成30~50所大学在规模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我国目前一大批著名大学，如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目前年度经费预算均值在70~80亿元人民币之间。根据这些学校在学科结构不完整的特点，如果这些校在今后5~10年内逐步和3~5所年度预算在10~20亿元的专门类高校合并，那么就具备了在世纪中叶在学科结构和经费规模上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以我国著名大学复旦大学为例，目前年度预算约80亿元，而该校目前已经有比较强大的人文、社科、管理、医科等学科。如果与一所财经类大学、一所师范类大学、一所工程类大学、一所外国语类大学整合后，年度运营预算就可能尽快达到200亿左右的规模，也同时才具备了建成学科体系完备、科研规模强大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条件。⁹而像北京地区一些地理位置相近、学科结构互补的大学，适当的整合也可以尽快形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

除了将国际研究、外语类院校和综合类大学进行整合外，我国还应创建新的能力提供机构。政府机构的科研部门如国家和各地方的社会科学院、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研究所研究院、独立的智库、咨询公司、大型企业的研究部门等，都有巨大的能力培养空间。这四类机构和高等院校之间应该形成一个良好的场域，在知识生产、信息共享、话题讨论和争论等方面形成活跃局面。

6. 结语：博士生实证研究的经费保障

假设我们在区域研究、国际研究博士学位学术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必须加入可观的实地田野研究，那么首先，完成一个博士学位的时间应该从现在的3~4年拉长到4~6年。博士生头两年完成严格、全面的课程学习，一般在一个主修(major)、两个副修(minor)领域扎实地掌握文献，并在研究方法、研究设计过程中夯实基础。第三年通过综合资格考试、完成开题报告以及开题答辩。第四年则应该主要花在田野工作上——例如，研究非洲政治的学生，不到非洲一两个国家做半年以上的田野研究，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非洲政治研究人员。研究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中东、拉美等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学生，也是如此。在一年的田野工作结束后，回到学校，至少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完成论文写作。

这样的培养方案面临一个技术性难题——博士生到海外一年的田野研究工作，经费怎么来？这就是机构和能力建设的另一个维度。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每年为全国的博士生到海外做田野工作提供经费支持。其他一些基金会也有类似的项目，为博士生的田野工作提供经费。各校的博士生在准备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也同时向这类机构提交经费申请。同时，各大学校内如研究生院、国际研究院等机构，也有不同额度的经费，可以支持博士生海外田野研究的一部分费用。美国的境外机构，也可能提供奖学金支持美国博士生到某些国家或地区做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例如，一个沙特阿拉伯的机构，就有可能每年提供10来个奖学金的名额，支持美国一流大学里研究中东政治或中东问题的博士生到某中东国家做田野工作。而学生在争取到这些经费支持后(一般叫博士论文奖学金dissertation fellowship)，开展田野工作后，还可以一边做研究，一边打些临时工，比如给当地学校教些英语课等，获得额外的生活保障。¹⁰

目前，我国已有一些机构和初步形成的机制可以为博士生做田野工作提供经费支持。构建一套多主体、多层次、面向不同学科、不同研究目的国的经费支持体系，供国际研究、区域研究的博士生在研究目的国开展半年以上的研究，是未来几年的一项重要工作。

文章引用

王正绪,夏 蒙. 国际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与机构建设：通往能力之路
Talent Training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The Path to Capacity[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07(04): 499-50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407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