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2月24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4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14日

摘要

社会翻译学是一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强调对社会翻译现象以及对该现象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经过近30年的发展，社会翻译学已成为翻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文章从社会翻译学视角出发，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中国经典古籍《道德经》的原作、译者、商业出版社等的场域资本和场域惯习特征，从而揭示社会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加深对社会翻译学的认识与了解，对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社会翻译学，《道德经》，场域，惯习，资本

Study on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ao Te Ching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a Perspective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Qingyang 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Feb. 24^th, 2023; accepted: Apr. 4^th, 2023; published: Apr. 14^th, 2023

ABSTRACT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emerged in the 1990s, which emphasize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s in society and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se translations. After nearly three decades of development,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hot spo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roviding new research ideas for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employs Bourdieu’s Field Theory and Latour’s Actor Network Theory to investigate the field, capitals, habitus of the original work, translators and publishing houses of Tao Te Ching, so as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which has an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ao Te Ching, Field, Habitus, Capital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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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西学东渐转向中华文化“走出去”，呈东学西传之趋势。当前我国正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如何提升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效果已然成为学术界尤其是翻译学界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迄今为止，翻译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和策略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道德经》就是其中之一。《道德经》的译介工作自我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就陆续进行着，直至今日，《道德经》已成为西方世界除了《圣经》以外流传最广的外文著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经典名著中，《道德经》是被翻译成最多种语言、发行量最大的传世经典。不少国内外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等都十分推崇《道德经》，其国际影响力可见一斑。因此，探索这一成功案例背后的译介机制对我国文学作品外译、文化走出去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理论框架

1972年，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詹姆斯·霍姆斯发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首次提出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将其命名为“社会翻译学”。之后，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描述性翻译研究的逐步深化，社会翻译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的翻译研究学者纷纷借用布尔迪厄、卢曼以及拉图尔等社会学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翻译活动，从而促使翻译研究走向“社会转向”(Merkle, 2008: 175) [1]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社会翻译学将翻译与社会联系起来，极大拓宽了国内外翻译学者的研究视野。该学科侧重于研究文本翻译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因素，特别强调翻译活动和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作用。在所有的社会学理论中，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理论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他在专著《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分析模式：[(惯习) (资本)] + 场域 = 实践([(habitus) (capital)] + field = practice) (1984: 101)。从这个分析模式可以看出，实践是场域、惯习、资本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场域指的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其关注焦点是场域独特的运作规则。惯习是指场域参与者不断学习、内化、强化场域运作规则而产生的一套“定势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s)。行为者在场域中的地位由其拥有的资格即场域资本决定。资本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王悦晨，2011：8) [2] 。另外，本文还采用卡龙和拉图尔提出的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考察《道德经》中各种行为者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详细分析《道德经》在西方文化场域中的译介过程。行为者网络理论关注每个行为者如何从无到有地构建新的关系网络、从而影响已有的社会网络的过程。该理论“尤其适用于分析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包括翻译出版项目的发起与实施、译本出版及传播与接受等过程性行为”(汪宝荣，2019) [3] 。原著、作者、出版商、译者、代理人、书评家等“行为者”形成新网络、打破原有世界文学场域等级结构。在这个过程中，“行为者”所拥有的资本数量是决定变化发生速度的关键因素。其中“行为者”既包括人类行为者又包括非人类行为者；“网络”是指诸多行为者通过互动而构建的关系网。

本文以《道德经》的译介过程为研究对象，分析译介网络中各行为者的场域惯习和资本的特征，探讨该作品在西方文学场域获得成功的原因，以期为我国文学作品外译提供参考。

3. “场域–惯习”理论在《道德经》译介中的体现

3.1. 《道德经》的场域资本与惯习

《道德经》是我国古代道家思想的代表之作，是道家创始人老子关于宇宙万物哲理观念的精华总结。其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样地，《道德经》的思想观念也极大影响了西方世界。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开始派传教士入华。起初，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对中国本土文化并无太多重视。然而，不同文化间的隔阂导致其传教过程障碍重重。为了更好履行在中国传教的使命，传教士开始研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华文化，洞悉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拉进彼此间的距离，为传教事业作铺垫。在此期间，传教士发现道家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能与基督教思想产生共鸣。因此，《道德经》便成为联结中华文明与基督教的载体。这一时期《道德经》的英译工作主要是为了实现基督教的传播，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译者大都缺乏对《道德经》文本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深厚哲理性思考作深度剖析。直到一战和二战的爆发，老子的思想才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让人们不再对上帝和理性文化抱有任何希望，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受到巨大冲击与挑战，催生了一批反正统文化的潮流，如英国的“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美国“垮掉的一代”。他们开始转向非理性和存在主义，主张用人的存在来解释现实世界，关注个人的生存境遇，实现个人的价值。这种思想本质上与老子的“少私寡欲”“无为而治”“水火既济，万物和谐”的理念相契合。老子所主张的“以德治国”“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也被一些西方领导人所认同和采纳。在西方社会反战情绪的高涨下，老子的著作与思想凸显出其对现代文明的启示，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西方社会的群体焦虑。美国哲学家威尔·杜兰曾说：或许除了《道德经》之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而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了《道德经》的英译工作。1936年，胡子霖英译的《道德经》出版，这是中国人英译的第一个《道德经》译本。1948年，林语堂出版《老子的智慧》，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学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中华文化特性和汉语语言特征，向西方读者呈现中国古代的智慧和哲学。

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中西方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经济转型，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西方学者或有识之士对西方文明和文化开始怀疑、批判和反思，并将人类文明的视野从西方转向东方，期望从中找到解困的途径。于是包括老子的《道德经》在内的中国经典古籍著作拉开了重新译介的序幕。这一时期《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仍然注意关照现实，译者重点编译了《道德经》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部分。《道德经》强调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要遵从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反对滥用智能和技术，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报复，损害人类共同的利益，这就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哲学思想和理论支撑。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1972年冯家福与简·雅阁里希合作编译的英文版《道德经》。冯家福精通中国传统文化，而雅阁里希精通西方文化，二者合编的译本既保留了原作中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又符合目标语的文学价值观，深受西方读者的喜爱，在西方国家特别在美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对《道德经》的编译不再只从西方人的文化思维和价值观出发，而是开始追求异化翻译，试图寻找《道德经》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译者在译文中加了许多注释，将《道德经》中一些晦涩难懂的词句用西方读者易理解的方式解释出来，试图向西方人原原本本真实地介绍《道德经》，展示中国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和精神智慧。

不难看出，《道德经》的译介工作日趋成熟，在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蕴的基础上，结合目的语读者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对其进行编译，使译文既反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风格，又使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译文的含义，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这样一来，《道德经》所具备的场域符号资本及其传达的哲学思想的世界性就促成了该译介的成功，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文学场域结构。

3.2. 《道德经》译者的场域资本与翻译惯习

20世纪90年代，翻译学界将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加以借鉴、调适或套用，用以探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各种选择的社会性因素，分析译者的翻译活动与社会条件以及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翻译研究学者赫曼斯认为布尔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理论，尤其是“惯习”理论对于研究译者的翻译行为益处良多(Hermans, 1999: 135) [4] 。在众多《道德经》英译本中，安乐哲和郝大维合编的译本对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有深入见解，是最接近《道德经》原貌的好作品。而林语堂作为中国学者，精通英语，有着中西汇融的思想，他编译的《老子的智慧》比较符合西方读者的思维和审美期待，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本节将讨论《道德经》的译者林语堂与安乐哲、郝大维的译者惯习及其场域资本。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新道家代表人物。1895年他出生于福建龙溪一个基督教家庭，受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林语堂从小就浸染在浓郁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之中，这对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宗教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912年，林语堂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西方思想，这是一所在当时文教界有很高知名度的教会大学。大学期间，他学习了西方哲学、神学、语言学等知识。在他接触中国经典哲学著作后，他又对道家学说产生浓厚兴趣，开始研究道家思想。因为林语堂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又有着中西融合的文化背景，并且精通古典汉语，同时对儒道思想、佛教和基督教均有普遍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所以他更容易理解《道德经》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和中华文化。他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参考前人学者的各种评论研究来翻译《道德经》。他的外语能力、良好教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构成了其后来翻译《道德经》的文化资本和译者惯习。

从《道德经》外译的历时角度来看，《道德经》的译者身份主要包括传教士、汉学家、诗人、书法家和哲学家等。安乐哲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汉学家，而郝大维曾在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过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有着深刻的见解。安乐哲与郝大维二人一致认为，《道德经》作为寓意深远的哲学经典，其译介工作基本上是由传教士和汉学家而非哲学家来完成，没有哲学家的参与就会使得西方思想侵入其中，《道德经》在很大程度上就没能传达原有的意义。作为一名比较哲学家，安乐哲的译者身份影响着他的译者惯习，引领他运用哲学还原道家哲学本原。安乐哲18岁时曾作为交换生赴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在新亚书院和崇基学院学习期间，曾师从唐君毅、牟宗三和劳思光，并跟随牟宗三钻研《孟子》。正是在此期间，安乐哲开始正式接触中国古典哲学，逐渐形成了专注中国哲学典籍、通过比较哲学视角理解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理解哲学术语、将中国哲学归属过程哲学等哲学研究方法。安乐哲早期的学习经历奠定了他的西方哲学基础，后期跟随各大家的学习过程又奠定了他的中国古典哲学基础。安乐哲深谙东西方哲学，又精通汉语和中华文化，其哲学家身份对于《道德经》的译介工作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安乐哲突破了前人通过西方传统哲学来解释道家哲学的单一方法，跳出局限的历史视域，利用“以中释中”和对比中西哲学异同的方法，在道家哲学语境中阐释道家思想，形成独特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方式，让西方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道家思想。出于自己对中国哲学深度了解的译者惯习和翻译场域文化资本所带来的洞察力，安乐哲的译介成果在英语世界老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3. 译作出版商的场域资本与惯习

《道德经》之所以能够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作为场域行动结点之一的出版商在译介行动者网络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场域资本和惯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直以来，中国文学作品译出与世界文学作品译入的数量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英国著名汉学家蓝诗玲曾指出，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长度不足一米。这说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被世界熟知的道路一直步履维艰。然而，《道德经》凭借自身深刻的哲理性在世界文学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其销量在2018年就已经超越《圣经》，跃居所有经典之上，现已荣登世界书籍排行榜榜首之位。德国总理施罗德曾表示：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除了《道德经》本身的巨大场域资本，出版社的力量也不容小觑。《道德经》译本的几个主要海外出版社在世界文学场域都拥有雄厚的符号资本。1964年刘殿爵(D. C. Lau)的英译本在英国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Group)出版，这家出版社由埃伦·雷恩爵士于1935年创建的，目前已经成长为世界上著名的英语语种出版商。作为英语世界第一大出版集团，该社出版的“企鹅经典文库”收录了多位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其中包括狄更斯、加缪、契诃夫、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泰戈尔、司汤达等，因此该出版社享有“世界文学出版界的奥斯卡”之称。1974年，冯家福和英格里希共同编译的《道德经》在美国兰登书屋出版，该出版社成立于美国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大众书籍的出版机构。在整个20世纪的世界图书界中，兰登书屋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现代西方文化发展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兰登书屋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典著作，给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学术界和大众文化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除了英美两国，《道德经》在德国的传播与影响也非常广泛深远。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编译的《老子的道德经》于1911年在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由出版家奥伊根·迪德里希斯创立，是当时德语文化圈中最著名的出版社。卫礼贤和迪德里希斯二人本就是志趣相投的好友，在他们的精诚合作下，中国的经典哲学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界得以广泛传播。这些出版社所拥有的强大符号资本为《道德经》译本海外传播网络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这些海外商业出版社独具特色的商业化运作惯习也推动了《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活跃传播。出版商们会动用社会资本在海外进行营销活动，如请中国学者作访谈、合作出书，或为《道德经》研学活动作赞助，创立中西方读者交流的公益平台等。出版商的这些场域运作模式惯习、社会资本、符号资本为《道德经》的传播与发扬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4. 《道德经》在海外译介的启示

《道德经》的英译事业自西方列强打开我国国门之后就陆续进行着，直至今日，《道德经》成为西方世界除了《圣经》以外流传最广的外文著作(文军，罗张，2012：19) [5] 。从《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过程来看，《道德经》的译介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亦经历了不少困难，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有益的信息，适当调整《道德经》的翻译策略与翻译视角，扩大其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范围和关注度。首先，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当使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方法，既要注意解读和剖析中国古代思想家深邃的思想、哲理和人文精神，又要注意使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深意。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已经取得空前的地位，但在文化软实力方面仍需加强。我们必须加大对中华文化的海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传递中国声音，不断增强我国的道路自信、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再次，近来国际冲突不断，大国之间互相抗衡，地缘政治矛盾频发，人类社会陷入危机。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道德经》中反战和谐的主张以及“循道交往，为强不霸”的政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进而《道德经》在西方的传播与流行一定程度上可以唤醒人类和谐相处的意识。最后，作为近代以来西方译介传播范围最广、关注度最高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渗透并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现代哲学、文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可以说，《道德经》具有跨越历史、连接现实、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恒久价值，其折射出的思想光辉是人类文明史的瑰宝。

5. 结语

本文以社会翻译学为出发点，基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道德经》西方译介过程中原作、译者、商业出版社等人类与非人类行为者的场域资本与惯习进行分析，发现场域、惯习以及资本对于译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范围与关注度有着很大的影响。可以看出，译介作品要想成功进入世界文学场域，就必须具备“世界性”文化特质、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惯习。在译者方面，有双语背景、精通中国文化、场域资本雄厚的汉学家是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最佳人选。商业出版社则必须善于动用各类场域资本、按照其运作惯习来构建译介网络，在目的语读者群体中大力宣传中国文学作品，传播中国文化。由此可见，对于译介工作的研究不能仅仅拘泥于文本、语言和文化层面，而应考虑到各种社会因素对其的影响。因此，从社会翻译学的角度研究译者及其译作很有必要，且这种研究需要不断完善。

文章引用

李清扬. 社会翻译学视阈下《道德经》在西方文学场域的译介研究
Study on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ao Te Ching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a Perspective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04): 1437-1442.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419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