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利¹，徐岳²

¹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

²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1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1日

摘要

苗族是全球运用白银最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颠沛流离，在世界各地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白银文化。在中国，银文化最丰富的民族当属贵州苗族。贵州苗族银文化在国内虽有一定研究基础，但相关译介研究却不多，苗族银文化“走出去”仍任重道远。本研究利用WorldCat等数据平台整理截至目前的海内外苗族银文化相关图书与文章，揭示译介问题与译介效果，并以译介场域–贵州省博物馆为案例，从翻译补偿理论出发，探讨如何在译介中弥补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损失，旨在为贵州苗族银文化“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贵州苗族，银文化，译介效果，翻译补偿

The Lingering Charm of Silver Art

—Translation Study on the Hmong Silver Culture in Guizhou

Li Luo¹, Yue Xu²

¹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Pass College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²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Oct. 23^rd, 2023; accepted: Dec. 1^st, 2023; published: Dec. 11^th, 2023

ABSTRACT

Hmong people use the silver most frequently among the nations globally. Having undergone homelessness for thousand years, they have left precious silver culture to the world. In China, Guizhou’s Hmong people have formed the richest silver culture. Despite that the research on Guizhou’s silver culture has been made domestically for years,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the foreign translation of it. In other words, the cultural promotion of Hmong silver overseas has a further way to go. The thesis collected the current books and papers of the Hmong silver culture domestically and overseas from online databases, like WorldCat,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 effect of the Hmong silver culture, and revealing the potential problems existed in silver-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Further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compensation, the thesis took the translation site-Guizhou Provincial Museum as a case to discuss how to compensate for the cultural loss induc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aiming at offering a sensi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Guizhou’s Hmong silver culture to “go global”.

Keywords:Guizhou’s Hmong People, Silver Culture, Translation Effect, Translation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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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苗族银文化是以苗族银饰为载体，以图案为文献，记载了植根于苗族文化深土的宗教巫术、历史、民俗生活等。佩戴银饰有多重意义，不仅具有装饰与审美价值，更是苗族身份的标识象征；不仅是财富的展示，还能驱除恶鬼，象征着祖先对自己子孙后代的保护。目前译界对苗族银文化的外译研究尚处于边缘化状态，如何突破这一瓶颈，银文化译介该从何切入？对此国内外学者已展开部分研究。

在国外，早期系统研究中国苗族文化的学者大多为传教士与人类学家，如美国传教士布里奇曼(Bridgman, E. C.)于1859年将《黔苗图说》译成英文，对海外苗族研究起了很大作用。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Lockhart W.)于1861年撰写了《关于中国的苗子或土著居民》(On the Miao-tsze or Aborigines of China of China)，该书为英国最早记载苗族文化研究的专著。英国的传教士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在贵州传教三十余载，并撰写完成了《中国西部的苗和其他部落》(The Miaotze and Other Tribes in Western China)，该书详细记录了贵州苗族的分布情况、历史、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早期对苗族文化展开深入研究的西方学者还有萨维纳(Savina, F. M.)、伯格理(Samuel P.)、布罗母汤(Bromton)等等。二十世纪初期至中期，日本的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也系统研究了中国的苗族文化，并撰写了《苗族调查报告》(1935年译成中文)，该书抓住了苗族物质和精神文化最为重要的领域展开了研究，如苗族历史源流、服饰、政治制度、工具(劳动和娱乐)等等 [1] 。早期海外学者主要从人类学角度记载和研究了中国西南地区(以贵州苗族为代表)的苗族分布情况、文化习俗等，其中银文化作为苗族服饰文化也被纳入研究范围，但对于银文化的多重价值与符号象征却没有过多深入的探讨。国内一些学者基于苗族文化研究背景，对苗族银文化展开了跨学科研究，但将苗族银文化与翻译学相结合的研究屈指可数，尤其缺少从操作与方法层面对银文化译介过程中翻译补偿问题进行分层分类考量。基于此，本文将翻译补偿理论引入苗族银文化译介过程，尝试用多重补偿手段为银文化译介问题解决提供新的视角。

2. 文化起源与符号象征

空间维度上，受历史迁徙原因影响，苗族的白银文化遍布国内外，且各具地方特色。据统计，海外的苗族散布在老挝、越南、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法国与南美的一些国家 [2] 。海外苗族散居之广，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60~70年代，东南半岛爆发了大规模战争，居住在东南半岛北部山区的一部分苗族被迫飘洋过海，逐渐沦落为流浪的民族，以美国亚裔苗族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苗族为代表。中国的苗族主要聚居在贵州、湖南、四川、重庆、云南、广西等省份，但中国的苗族最初并非云贵川湘琼的土著，而是古中原一带的原住民之一，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颠沛流离，且将精彩无双的白银文化传承了下来。纵观各地苗族，苗族银饰大量出现在黔东方言区境内的清水江流域、都柳江流域、潕阳河流域，湘西方言区境内的沅水流域、澧水流域，川黔滇方言区境内的黔中地区及其他地区也有零星分布，但数量极少 [3] ，由此可见，苗族银文化最为丰富的地区仍是现今的贵州。

时间维度上，据史料记载，苗族是出现银饰最早的民族之一，在苗族史诗《苗族古歌》中，银子是由苟劳神播下的生命种子长成的，金银在古歌神话中是最具有生命力的神圣生命，他们的作用是打柱撑天、铸日造月 [4] 。中国苗族银文化的起源还与海外白银的流入时间密切相关。殖民时期(1492年)，哥伦布船抵达美洲后发现了大量银矿资源，通过大量开采与出口，流入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中国。在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为了解决“银慌”，被迫“准贩东西二洋”，福建漳州月港开禁，海外白银便是在此时期流入中国。据此中国苗族银文化的发展脉络，开始于明代，流行于清代，至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 [3] 。而贵州银文化的发展既得益于海外白银的流入，也包括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明代中期以前，贵州地区一直被认为是“化外之地”，当地居住的苗族同胞被称为“生苗”，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上都较为闭塞，但明中后期开始，明清中央政府开始对贵州地区进行开发与拓殖，尤其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与外部的联系，并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政策的推动下，贵州开始了货币流通，使得白银开始普遍出现于贵州苗族的社会生活当中。又由于当时贵州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的繁荣使得清水江沿岸民众收入颇丰，这些地区的民众通过木材贸易收入的白银除却缴纳租税外，并无更多交易的市场与渠道，便将多余的白银打制成银饰，这才有了现今贵州黔东南的雷山、台江、凯里等地独特、丰富的白银文化 [2] 。而明万年间郭子章所作的《黔记》是现有文献中最早关于苗族佩戴银饰的记载：“黎平苗与贵州同，其妇女发髻散绾，额前插木梳，富者以金银耳珥，多者至五六如连环”。此外，据《皇清职贡图》和道光年间《凤凰厅志》《松桃厅志》记载，彼时湘西、黔东一带的苗族，便是“头戴大银梳，以银索密绕其髻”，“贯以银簪四、五支，长如匕，上扁下圆，两耳贯银环，如簪大；项围银圈，手戴银钏” [5] 。迄今为止，苗族仍然是全世界民族中运用白银装饰最多的民族，其银饰的种类纷繁多样，国内以贵州和湘西的苗族银饰最具代表性 [4] 。

苗族是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形式相对受到限制，银饰作为服饰之一，是表现苗族文化心理的文化符号。符号学家认为，“全部人类行为由符号的使用而所组成，或依赖于符号的作用” [3] ，苗族银饰作为苗族自成体系的符号世界，有着多重符号功能。银饰是苗族审美的符号，苗族银饰崇尚四美，以多为美、以重为美、以大为美、以纯为美。银饰种类繁杂，从头到脚，无处不饰，大抵分为头饰、胸颈饰、手饰、衣饰、背饰、腰坠饰、脚饰等，极具审美价值。银饰还是苗族身份的符号、苗族信仰的符号。苗银符号是一本活态的象形“史记”，是可以“证史”的图像文献 [6] 。随身携带的苗族银饰可与古史和口传文化“图”语互证，记载着植根于苗族文化深土的宗教巫术、历史、民俗生活。

3. 苗族银文化对外译介现状概览

3.1. 国内苗族银文化图书概览

国内关于苗族银饰的图书不少，但译介到海外的图书却不多。笔者此次选用WorldCat数据库与(全国)数字文化标准目录中心搜索国内苗族银饰图书，最后一次数据更新时间为2022年12月25日。笔者通过输入“银饰/银”、“服饰”、“贵州/黔”、“少数民族”、“苗族”等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截至2022年底，整理出银饰相关中文图书共224册，通过进一步筛选，笔者发现书名中包含“银”字眼的图书共100册，其中既包含“银”又包含“苗族”的图书共19册。除上述图书以外，其余图书均在内容上有所体现苗族银饰相关内容。在地区分布方面，据统计筛选，笔者发现研究贵州银饰的图书所占比例最多，共计50册，其次是湘西地区，共计11册，相比之下，四川、云南、广西地区的苗族银饰图书则相对较少，究其原因，是因为今天的苗族形成了主要以贵州为中心的分布格局，贵州便成了苗族银饰研究最多的地方。

在上述图书中，笔者发现译介到海外的图书目前仅有三本，即王金华编著的《民间银饰》，被翻译成了英文、西班牙文、德文 [7] [8] [9] ，余未人等人撰写的《苗族银饰》被翻译成了英文 [10] ，薛婕等撰写的《明清金银首饰》推出了中英文本 [11]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将苗族银文化译介到海外的专著着实少得可怜，这也说明中国苗族银饰文化尚未完全走出去，对外译介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3.2. 海外苗族银文化图书概览

笔者利用WorldCat数据库、(全国)数字文化标准目录中心，搜索主题词“Hmong/Miao silver”、“Hmong/Miao jewelry”、“Miao/Hmong dressing”、“Miao/Hmong costume”，经过筛选和统计，截至2022年底，笔者整理出苗族银饰相关图书共79册，其中，题目中出现银(silver)的图书13册，出现中国(China)的图书8册，出现贵州(Guizhou)的图书3册。上述图书分别从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艺术学等角度研究了苗族的语言与文化，即苗语习得、生产生活、手工技艺、音乐艺术、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移民历史、民间传说、口头文学等。以上苗族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地区主要有西亚、南亚、东亚、东南亚、北美洲、大洋洲等，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泰国、越南、老挝、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

海外关于苗族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单独研究中国苗族的图书却不多，研究中国贵州苗族银文化的图书则更少，这就意味着国际上苗族银文化的研究仍有较大挖掘空间。苗族银饰文化走出去的重任放在了当代海内外学者的肩上，如何积极掌握中国苗族文化外宣主动权与话语权，进一步提高中国苗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仍是当代学者值得深思的问题。

3.3. 国内苗族银文化文章概览

图1. 1960~2022苗族银文化研究文章数量变化总览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文章，笔者通过谷歌学术数据库与知网数据库搜索主题词“苗族银饰”，经过筛选，截至2022年底，共整理出相关文章607篇，其中收纳最早的一篇文章是1960年程尚仁在美术期刊上发表的《灿烂的贵州民族民间工艺美术》 [12] 。从文献数量变化来看，在2007年以前，研究苗族银饰的文章屈指可数，2007年后发表数量则逐年上升，并在2017年达到峰值，仅2017年，笔者共检索出77篇苗族银饰相关研究文章，此后苗族银饰相关研究已达到相对饱和状态，发表数量呈现下滑趋势。如下图所示(见图1)。

从研究内容来看，一些学者从美学、人类学、史学、符号学、几何学、译介学等角度探讨了苗族银饰的锻制技艺、文化源流、文化内涵、文化功能、美学价值、产业竞争力等。上述文章中，研究美学的文章所占比例最多，学者们从艺术与造型等角度分析了苗族银饰的审美内涵，如苗族银饰的构成艺术、几何造型艺术、艺术内涵、美学取向、元素设计、工艺美学解析，其中部分学者专门解析了苗族银饰的风格美、曲线美、形式美、沉静美、视觉美等多重美。此外，在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方面，不少学者探讨了银饰制作工艺的现状，手工艺文化的现代表达，工艺的传承与保护，并进一步对银饰类型、纹样、图案、花丝、扭丝等展开了探究。从研究地区来看，国内学者主要围绕苗族银饰盛产之地贵州、湘西、广西等地区展开了学术调查与研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武陵山片区、清水江流域的黔东南地区，具体地点则涵盖了台江、雷山、黄平、施洞、凯棠、控拜村、德榜村等苗族聚居地。在上述研究中，笔者发现关于苗族银文化译介的文章仅有一篇，即贵州大学何泠静教授撰写的《论苗族银饰译介的必要性》，她在文章中指出，苗族银饰对外译介具有重要意义，既能有效保护苗族传统文化在异域文化中的独特性，又能唤起西方文化对“他者”文化的尊敬及重视，进而为少数民族文化外宣提供全新的译学视域 [13] 。

由此可见，早期对苗族研究的西方文献已为中国的苗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但大多研究是围绕人类学角度而展开，对苗族民间民俗艺术及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并没有过多深入的阐述。近年来，一些学者基于苗族文化研究背景，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入到了苗族银饰的研究探讨中，但很明显苗族银文化与翻译学相结合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空缺，苗族银文化译介传播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并未引起海内外译介学者的重视。

4. 苗族银文化对外译介路径探析

4.1. 译介市场探析

笔者从贵州省入境旅游者数据变化情况、苗族银饰海外市场需求两个角度出发，探讨苗族银文化对外译介的必要性。笔者通过贵州省宏观经济数据库官方网站检索贵州省近十年(2012年~2021年)入境旅游人数以及入境旅游者–外国人相关数据，并引用以下数据变化图作简要分析。

图2. 2012~2021贵州省入境旅游人次总览

从整体趋势来看，2012年至2018年，贵州省入境旅游人次每年呈正增长，入境旅游者在2018年接近150万人次，与此同时，入境旅游者–外国人数量也是逐年上涨，外国游客数量在2018年接近80万人次，但2019年至2021年受全球疫情影响，入境旅游人次呈断崖式下跌，其中入境旅游者–外国人数量亦是如此(见图2)。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下，贵州旅游产业蒸蒸日上，尤其是“十三五”期间，全省接待游客、实现旅游收入连续多年实现“井喷式”增长。苗族银文化作为贵州省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大力推广的重要旅游产品，政府积极打造“贵银”地方符号性公告品牌，为贵州苗族银文化“走出去”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因此这从一定程度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护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发展苗族银饰等民族文化译介与传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苗族银饰市场潜力巨大，但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国内，苗族银文化虽然目前发展态势良好，但贵州民族民间工艺品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总体规模小，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化程度还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民族民间工艺品生产企业还小而弱，缺乏设计、经营人才，自我发展能力弱，需要进一步加强扶持力度。苗族银饰在国外市场潜力很大，但据笔者调查，商家主要来自日本等海外国家，国内商家少得可怜，这从侧面反映了苗族银饰缺乏市场开辟人才，银饰产业化过缺乏新媒体智能资源，以苗族之州黔东南州为代表，全州银饰产业人才的现状调研显示，既能够懂银饰文化又懂银饰市场，既谙熟银饰发展内部规律，又具备先进文化理念和现代营销能力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银饰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过程中极为缺乏专业领域人才 [14] ，这其中也包括苗族银饰文化译介人才的紧缺。

4.2. 译介补偿路径——以贵州省博物馆为例

笔者通过实地考察贵州省博物馆，发现苗族银文本译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银饰作品误译问题，二是大部分银饰作品无翻译版本。二者均会造成苗族银饰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缺省现象，因此翻译补偿则显得尤为重要。

4.2.1. 文化误译补偿路径

针对苗族银文化宣传作品误译问题，笔者选取了个别典型的翻译案例，皆来源于贵州省博物馆展示厅。从翻译补偿的语法补偿层面出发对现有翻译成果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翻译问题并提出修改意见，以期助推博物馆苗族银文化译介与传播。此次案例将结合补偿语法损失的三种词汇手段进行探析，即助词补偿、被动意义词汇补偿、复数意义词汇补偿 [15] 。如下所示。

图3. 银饰刺绣飘带裙姑娘盛装

图4. 刺绣银饰姑娘盛装

图5. 银饰织绵刺绣女盛装

1) 助词补偿

在翻译过程中，语法层面的补偿通常包含形态、语序和虚词的补偿。助词补偿常以虚词的形式为语序搭建桥梁。由于英语与汉语分属不同语系和语族，因此语序的灵活性和形态变化的重要性也各有差异。汉语属于分析型语言，表达语法和逻辑关系时，以意合法(parataxis)为主，主要靠词序和虚词(即功能词)表达各种句法关系，词形没有屈折变化，也很少依赖形式手段造句 [16] [17] [18] 。譬如，图3~5的苗族女盛装，汉语通过调整修饰词与主体的词序，未增添任何助词便能表达词语间的逻辑关系，读者通过词语排列先后顺序也能分析出该盛装的制作工序与材料(见图3~5)。相较而言，英语是兼综合语和分析语特征为一体的综合–分析型语言 [2] ，在表达方式上以形合法为主，常借用强制性的语法结构遣词造句，因此在表层结构上，英语更注重句子的形式。当翻译在综合型和分析型语言之间进行时，形合和意合形成的落差则成了语法补偿的焦点。汉译英时，应注意把汉语隐含的语法和逻辑关系，按需要转换成英语中具有相同功能的语法范畴，如时、体、语态、性、数、格等。在上述案例中，译者增译了虚词with用于补偿汉语隐含的语法和逻辑关系，用with + silver ornaments结构后置于主体词attire后，凸显出银饰silver ornaments是作为盛装配饰的形式出现，这就是所谓的助词补偿。

2) 被动意义词汇补偿

汉语与英语在语态处理方面有着极大区别。汉语主体意识较强，主动语态、人称或隐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表达方式，被动语态的使用远不及英语广泛，也不像英语一样有屈折变化的语法范畴，汉语中的被动意义常以主动句式表达。如图3与图5的“饰银”与“盛装”之间的关系实则属于被动关系，但此处却用了主动句式表达，同样的表达还有图3~5的“刺绣”，以及图5的“织绵”，以上动词表达的施事均为“人”这一主体，但由于汉语惯用隐称的表达方式，即使缺乏施事，也能达到施事不言自明的效果。但英语表达恰恰相反，若施事不明、施事不言自明、施事不便言明或施事不必言明，英语则会使用被动语态，并且在语法上有强制性的曲折变化，动词原形会变成过去分词形式，且施事在被动语态中多半会省去 [19] [20] 。从译文可看出，译者在语态上做了被动语态词汇补偿，如“刺绣”译为“Embroidered”，“织绵”译为“Brocaded”，但也有处理不当之处，译者保留了源语“饰银”这一主动语态，将其译为“Go with Silver Ornaments”，这就与英语施事不明的条件下常使用被动语态这一表达习惯背道而驰。

3) 复数意义词汇补偿

在英语等印欧语言中，“数”(number)是一个强制性语法范畴。由于印欧语有系统的“数”(以及相配的“性”、“格”)的形式，而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数”的范畴，常常需要以复数意义词汇来补偿复数范畴，但有时汉语即使没有复数意义的词语，也能表达出复数的概念。如，上述案例中均出现“银”，通过服饰样本与产品介绍均可看出，此处的银饰不是单数，而是若干银片加以装饰。但从汉语的表层结构却看不出银饰的复数形式，因此汉译英时，需注意“数”的补偿，此处译者处理得比较恰当，将“银饰”或“饰银”译为“silver ornaments”，实现了“数”的补偿。

虽然译者均有从助词、被动意义词汇、复数意义词汇三个方面作了相应补偿，但在助词补偿与被动意义词汇补偿两个层面仍有改进之处。以上三个案例共同存在一个问题：英语译文中均以盛装“attire”作主语，补偿翻译了动词“go”作其谓语。这样翻译实有不妥，一则是从英语语法层面，译文的attire为单数名词，但其谓语动词go却没有使用单数形式，这不符合英语句子主谓一致的语法规则；二则是从表达习惯层面，在英语中，物品名称常以名词短语的形式出现，名词代替动词也称为是静态的表达形式，相较而言，汉语的表达较为灵活，既有静态也有动态的表达形式，静态的表达形式旨在突出该物品的特征性质，如：空花银项圈、银耳柱、银凤冠等；动态的表达形式旨在强调该物品的功能等特征，如，银接龙帽、“双福捧寿”围腰银吊饰、响铃银项链。译文的动词“go”不恰当之处在于，该表达属于汉语的动态表达习惯，违背了英语的静态表达习惯；再者，该词语在译文中并无实际意义，只在语法上起到了搭建句子结构的作用，在逻辑上并无必要性，累赘多余。基于上述问题，笔者查找英语国家相关服饰名称的表达方式，通过大量平行文本对比发现一规律，即“银饰”等配饰常以with+配饰名称的结构置于服饰名称后面(见图6~8)，此文仅选取部分典型案例作对比分析。

图6. 苗族传统银饰服装

图7. 带头饰的苗族传统服饰

图8. 苗族传统银饰姑娘盛装

图6来源于美国明尼苏达州苗族文化中心的官方网站，该网站是苗族人学习苗族文化传统的线上教育平台，利用在线视频与多媒体技术推广苗族文化艺术，为研究苗族文化的学者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资源 [21] 。图6为该网站手工艺展目录下的一件传统的苗族服饰作品，通过图片可看出，该服饰以银饰作为点缀。其作品名称中，因银饰作为配饰，编者以“with + n”结构，即“with silver”介词短语的形式置于clothing item之后。图7与图8分别来自亚马逊与阿里巴巴线上购物平台 [22] [23] 。图7中，“hair accessory”作为“发饰”点缀女装，也表衬托之意，编者此处选用accessory而未用ornaments，究其差异，笔者通过查询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wiktionary等多个词典，发现两者作为“配饰”之意时，此处均可使用。图8中，未婚女子穿的裙子英语表达为“Girls’ Dress”，而译者却处理为“Girl’s Attire”，笔者此处选用了前者作为译文参考。根据英语的语法规律，girl为单数可数名词，其后跟名词表所属关系，有两种表达形式，一是在girl前面补充冠词the，二是将girl变为复数。又由于在外宣文本中，为节约版面空间的同时又帮助读者快速掌握重要信息，编者一般会舍弃不必要的虚词等没有实际意义的词语，让表达变得简洁明了，基于此，笔者作了以下改译。

图3：原文：饰银刺绣飘带裙姑娘盛装

译文：Girl’s Attire Go with Embroidered Ribbon-Skirt and Silver Ornaments

改译：Girls’ Embroidered Ribbon-Skirt Attire with Silver Ornaments

图4：刺绣银饰姑娘盛装

译文：Girl’s Embroidered Attire with Silver Ornaments

改译：Girls’ Embroidered Attire with Silver Ornaments

图5：饰银织锦刺绣女盛装

译文：Female Embroidered and Brocaded Attire Go with Silver Ornaments

改译：Female Embroidered and Brocaded Attire with Silver Ornaments

以上案例分析可看出，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印欧语语法范畴，因此，当汉语译成英语等印欧语时多需采用词汇补偿的方法，将英语中缺失的语法形式，以功能相同的英语词汇手段加以补偿，如连接逻辑关系的介词、被动意义词语、数量词等，辅以语境、语序等手段完成语法范畴的转换 [18] 。

4.2.2. 译介空缺补偿路径

笔者此次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以贵州省博物馆为代表的多个博物馆收藏的银饰作品并无多语翻译版本，有的展馆甚至未对作品作任何介绍，如图9所示，该展厅陈列了众多苗族银饰，但未附上文字说明(见图9)。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重地，众多国内外来往游客络绎不绝，这样的操作无疑会阻碍苗族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笔者曾走访过重庆三峡博物馆，发现该馆在文物的外宣工作有众多值得学习与借鉴之处，该馆为展品一一标上编号，并在展台前侧下端附上了中英文简介(见图10)。好的翻译要考虑到每一个翻译成果以什么形式呈现，笔者认为，如此排列也适用于贵州省博物馆苗族银饰展厅，将对读者解读苗族银饰文化大有裨益。

图9. 贵州省博物馆苗族银饰展柜

图10. 重庆三峡博物馆文物展柜

5. 结语

21世纪中国迎来了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历史性转变，这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表现，也顺应了世界各国迫切了解中国各方面的时代需求。在这个特殊的国际背景下，“翻译中国”已成为一股时代热潮，对于广大中国译者来说，引领中国文化“走出去”则成了一种时代使命。本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原则，苗族银文化也是世界的文化，但银文化“走出去”仍面临“走向哪”、“怎么走”、“靠谁走”三大问题挑战。“走向哪”解决的是受众是谁的问题。现今的受众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已不仅仅局限于传教士、汉学家、其他海外学者，受众早已平民化，银饰作为文化符号已经走进海外市场，走进普通受众生活。“怎么走”解决的是如何讲好苗族银文化背后的故事，传达独具贵州地域特色的苗族故事，吸引受众，让受众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增强受众对中国苗族文化的理解与接受。“靠谁走”解决的是传播媒介的问题。培养和使用好中译外力量，是全国的事情，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与个人参与其中。译者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现在却面临着一个残酷事实，即中译外的外国学者人数极为有限，且外国译者由于文化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无法令人满意地完成中译外的重任。此外，一直以来有些外国译者故意曲解中文的原意，歪译或恶译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苗族银文化走出去的重担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译者的肩上。以中国译者为主，同时加强与外国译者或语言专家合作，方能实现文化补偿，这是当前最为可行的方法。正如黄友义教授所说，站在国家角度看，中译外强，则软实力强，国际传播能力强 [24] 。换言之，做好苗族银文化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对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传播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文章引用

罗 利,徐 岳. 银艺传韵——贵州苗族银文化译介研究
The Lingering Charm of Silver Art—Translation Study on the Hmong Silver Culture in Guizhou[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12): 5816-5827.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278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