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怡，江春红，孔亚荣，张澳

曲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山东 济宁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15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12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21日

摘要

儒家君子人格是肩负社会重任，以“仁”为核心，“内圣外王”为修养标准的人格典型。关羽信仰是中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神化人物案例，关羽信仰的重要转折点是南北宋抗战时期官方意识形态认可下，关羽信仰正统化和士人阶层复兴儒学、推崇君子人格为理想人格的双重作用推动的。同时，体现儒家思想对民众造神心理的影响。神化的人物原型拥有儒家文化下的君子人格成为民间神化人物的潜在标准。

关键词

造神，神化人物，儒家君子人格，关羽信仰，关帝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ucian Gentleman Personality on the Process of Folk Deified Figures

—Taking “Belief in Guan Yu” as an Example

Xinyi Wang, Chunhong Jiang, Yarong Kong, Ao Zhang

School of Psychology, Qufu Norm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Received: Dec. 15^th, 2021; accepted: Jan. 12^th, 2022; published: Jan. 21^st, 2022

ABSTRACT

The Confucian gentleman personality is a typical personality that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task of society, which takes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and “inner saint and outer king” as the cultivation standard. Belief in Guan Yu is a case of deified figure with great influence in China. The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of Belief in Guan Yu was induced by the dual effects of Belief in Guan Yu orthodoxy under the official ideological recognition and scholar class revival Confucianism which respected gentleman personality as an ideal personality during the war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people’s God-making psychology. The deified figure prototype has the gentleman personality under the Confucian culture, which has become the potential standard of folk deified figures.

Keywords:God Creating, Deified Figures, The Confucian Gentleman Personality, Belief in Guan Yu, God of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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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羽信仰是中国民间神化人物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信仰之一，明清时期关帝已经作为一种至高无上、掌管人间一切事务的神灵，具有神性特征。关帝信仰是官方信仰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民间神灵信仰的代表性模范(林移刚，2013)，是中国底层百姓宗教观、道德观的体现，集百姓对神灵形象的一切标准和期望。本文以关帝信仰为切入点，观察官方意识形态下神灵正统化是否是作为全国性信仰的前提条件，从中探讨儒家思想对民间神化人物的影响，儒家文化下君子人格与神化的人物原型之间的联系。

2. 造神运动和神化人物

中国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广泛渗透进人民群众中。杨庆堃将宗教分为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与制度性宗教对比，民间信仰更符合弥散性宗教的特点(杨庆堃，2007)。也有学者认为民间信仰同时具有“宗教性”和“民俗性”，是双重维度的信仰形态(路遥，2012)。民间信仰是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共同享有的、普遍性的、与制度性宗教及民间宗教相区别的、以神灵信仰为核心的准宗教信仰(林移刚，2013)。

中国民间习俗的造神方式零散且繁杂，造神运动是民间信仰活动热衷的项目之一，是新的神灵被创造出来的民间运动，造神运动不断发展并适应时代的变化(耿涵，2014)。泛灵论观念是民间造神运动的观念基础，民间造神绝大多数直接取材于生活和文学，或直接运用熟悉的中国古代神话和历朝历代的真实人物进行神化(陈忠，2000)。

造神活动主要存在两种形式：人格化自然神的自然崇拜；以神话人物、宗教神灵和神化真实历史人物为主的神灵崇拜。其中神化人物的神灵崇拜世俗化和功利化取向明显。中国的造神思维与西方不同，造神是封建时代里日常的民俗活动，已成为百姓自发性的惯习。民众会根据实际需求对神灵进行改良，形成庞大繁杂的神灵信仰系统。作为一种意图明确的想象，造神活动“从根本上说是自我指涉的”(耿涵，2014)。造神运动能带给苦难时期的先民希望，是满足民众欲求，同时有效减少社会动荡的一种方式。先民热衷于造神运动以压制内心对战争的焦虑恐慌，对生活的无助和绝望。

民间造神心理最突出的特征是“神为我用”。民众在神化人物时并不关注神化人物本身属性，而是结合在不同时代诉求和个体需求，在信仰对象上虚构故事传说，改造形象特征。创造神灵的关键神职、塑造神格。在封建专制时代，国家会借助政治权力垄断神权，推崇儒教。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民俗活动在神化人物时，一定会遵循某种儒学标准。张晓雪指出我国主政当局对民间神祇加以赐封，并着意宣扬其道德层面以对信众实施“道德教化”(张晓雪，2012)。因此官方注重造神的标准便是具有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是伦理道德的楷模，是国运顺利的附身符。神灵身份合法化是该神灵是否能够更大途径传播信仰的条件之一，为了获得神灵的正统性认可，民间区域性造神运动，都曲折地表达了地方社会主动融入王朝、国家的愿望(刘守政，2021)。官方借助民间信仰对正统地位的渴求而对神灵进行改造和利用，从而达到控制意识形态的目的。因此神化的人物原型选择既要满足民众的造神心理，又要达到道德教化的作用和规范行为的能力。本文将探究关帝信仰中所蕴含的某种标准，使得关羽在众多神化人物的案例中，会成为最成功的神化代表。

3. 君子人格

3.1. 儒家理想人格思想

儒家所提倡的理想人格指在“乐崩礼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提出对社会士人阶层的价值期望，是儒家为拯救时局人心重建社会秩序而提出的人格典型，是儒学对人之终极境界的理解。儒家提出圣人、君子人格为理想人格模式，充分体现儒家所强调的“德性”。儒家通过圣人、君子等理想人格，实现了“仁”与“礼”、“内圣”与“外王”、“超越”与“内在”等人的多元价值的耦合统一(葛晨虹，1996)。儒家设计的理想人格理论中“圣人人格”是最高层次，孔子有云：“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认为自己和天下人都不足以称圣。而君子人格是可实现的理想人格模式。

3.2. 君子人格

君子人格是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具备高尚道德品质并且能承担历史使命的理想人格模式，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的内在德性和以“礼”为约束的外在规范的统一(石莹，2020)。春秋末期，君子被赋予了“有德”的道德含义。孔子提出“三达德”即“仁”、“智”、“勇”，被视为君子人格的特质，孔子认为君子人格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具备“仁”，“仁”即“爱人”(涂爱荣，2018)。

关于君子人格的修养问题，孟子强调“仁”、“义”并举，主张内圣外王之道，荀子侧重阐述了内圣外王中的外王之道。“内圣”即向内用功，锻炼超脱现实的心性。“外王”即个体的外在事功，践行仁爱，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外王”是内在德行的显现途径，儒家理想人格有着强烈的入世特征，并非超脱世间而是能安世济民的世俗君子。加拿大学者贝淡宁指出君子人格的重要特质是它的主体的社会实践性(贝淡宁，2010)。要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内圣”“外王”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从“内圣外王”思想中看出儒家在君子人格修养的问题上摸索出较为完整的人格思想。

君子人格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和需求不断完善和丰富，形成了社会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人格类型(马鹏翔，2014)。廖建平认为君子人格是一种整体人格，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地域内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并相互影响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征，它代表着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精神，君子人格理论也是一种较为完备的人格理论(廖建平，2001)。张国龙指出君子人格是属于中国的集体潜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魂和脊梁(张国龙，凌丽君，2019)。君子文化和君子人格至今对国民性格都产生着重要影响(陈德峰，2002)。

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看，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格是以“仁”为核心、以“内圣外王”为修养标准的理想人格模式。这种理想人格模式充分体现儒学思想的仁爱精神，是肩负重任的有志之士的榜样，一种人人都应追求的道德境界。

4. 关羽形象和儒将特征

4.1.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

民众对关羽神性的认知除官方赐封外，主要受通俗文学的影响(耿涵，2014；刘海燕，2002)。关羽最原始的形象来源于《史传》。随着关羽信仰的不断演变，因民间活跃的信仰心理和造神传统，关羽信仰依旧与世俗生活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关羽信仰通过正史记录结合民间文学叙事，还有显圣事迹等。关羽形象被不断塑造，逐步开始象征化，符号化，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固定意象，关羽所代表的文化内涵被延伸，其个性特征抽象化在不同社会阶层接受不同的改造，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符号之一。促使关羽成神成圣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便是元末民初时期小说《三国演义》的问世(刘海燕，2002)。

小说中“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头戴青巾，身着绿色战袍，手拿青龙僵月刀，足跨追风赤兔马”。其中关羽的个体意象都是元末民初时期民众心中对关羽的印象集合。小说中对关羽“忠义”的描写细致。刘关张桃园结义，后关羽在曹营时，曹礼之甚厚，关羽不为厚禄所动。华容释操“凭将一死酬知己”，疆场不趁人之危义释黄忠，更彰显了关羽的汉室气节和仁义心胸，凸显出关羽“义”的品质。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喝倒萧墙”的夸张本事、其兵器“青龙偃月刀”、坐骑“赤兔马”的神力描述等。而小说中对关羽荆州败亡之事则极为避讳，这也是关羽有人到神的重要转折点。关羽死后显圣事迹有附身杀吕蒙、关公的魂灵飘荡到玉泉山上和普净禅师对话，关公首级被送曹操手上“只见关公口开目动，须发皆张，操惊倒。”显圣帮关兴和张苞杀潘璋等情节，塑造了关羽亦人亦神的特征。通过《三国演义》，民间关羽形象的人性与神性都初具模型。该小说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一个具有儒雅气质，忠义勇猛的关羽形象，其中不乏对关羽神性的点缀，关羽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基本定型，同时推动了元明清时期塑造关羽神性的进程。

4.2. 儒将关羽身上所体现的君子人格

关羽信仰的起源多因素促成的。其一，从百姓“神为我用”的需求来看，关羽是绝对武力的化身，百姓既畏惧亦人亦鬼的武将，又有武将保佑自己的求神心理。其二，从官方角度来看，关羽即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义”的化身，又符合儒家正统思想文化下典型的儒将英雄。关刘的关系即体现关羽作为兄弟对刘备的义气豪杰，又体现作为臣子对主君的赤胆忠心。“千里独行归刘”不为功禄所动，坚守“君臣”之忠，表现了关羽的君臣思想。“华容道释操”和“义释黄忠”，都具有普遍人性的儒家传统美德。对国家忠义，对敌人仁义，对知己恩义。义是以善性为基础的，义的内涵中便带有“仁”的成分。

而关羽爱好《左氏春秋》是裴注置于传尾所引用的《江表传》内容。最初在文学形象上并没有得到较多体现。襄阳之战、水淹七军、布置荆州江防中关羽表现出卓越的战略思想，都是“智”的体现。斩华雄、刺颜良、单刀赴会等场面来展现关羽的神勇和胆识。侧重体现了他的“勇”。于是关羽的智勇双全，心存大节，甘愿肩负历史责任，为百姓苍生而战斗的儒将特征便刻画出来，成了关羽的经典形象。

关羽为人仁义，喜好读书。事功上辅佐蜀汉正统君主，建功立业保卫国家。践行“内圣外王”，德行兼备。以上事件都体现了关羽具有儒家的理想人格模式——君子人格。关羽融入儒家宗教思想，为成圣成神做了铺垫。从小说中关羽形象出发，结合各方面影响因素，探究关羽形象成为正神的转折点。

5. 关羽信仰的演变过程与神化人物标准

5.1. 关羽信仰的演变

三国之后，关羽信仰早已融入了民间社会生活，成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民间信仰是开放性的信仰，其神灵体系也是佛道兼容，吸收佛教的内容，杂揉道教的韵味是民间造神浪潮常见的方法(俞黎媛，2005)。关羽信仰的不断发展促使儒、道、佛三教对其进行吸纳融合。宋朝时期道教加速世俗化进程，道教运动频繁，关羽信仰融入道教体系。佛教吸纳关羽信仰的信众认可关羽在佛教中的神圣地位。民间的祀关活动的增加，关羽形象与多宗教融合，关羽信仰从由荆州推向全国各府州。

在宋朝，以蜀刘为正统的史学观以及民族分裂时期对忠义精神的现实需要，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北宋文人(马鹏翔，2014)，急切需要一个代表儒学理想人格的典型榜样。宋代儒学的复兴是从《春秋》学开始的，关羽爱读《左氏春秋》，这是适合塑造文武双全的儒将形象的文化讯息(刘海燕，2002)。北宋时期民间相传关羽著名的两个显圣事迹。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盐池亢旱，关羽应召战蚩尤。另一则传说是关羽助张天师盐池斫蛟平水患。这两个传说扩大了关羽的宗教影响，是塑造关羽神性，也是朝廷敕封关羽的重要条件。关羽首次受正统认可取得合法地位是北宋中期，哲宗绍圣二年五月赐额“显烈”，奠定了他成为正神的基础。北宋中后期，关羽已被封为义勇武安王，从祀武成王庙，之后对关羽也多次加封。关羽被官方正统化，关羽的祠庙各地兴起，关羽被供奉于各地关羽祠堂、寺庙等。此时关羽是亦人亦鬼加上象征蜀汉正统性的战将，因御敌卫国的时代需求，其忠义特质与高扬的民族气节相契合，关羽信仰得以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迅速壮大。此时关羽在民间信仰中已是神灵，在战场上有保佑战事顺利，激发士气的作用。

在文宗天历元年(1328)加封汉将军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清时期，其关羽形象已逐渐具备丰富的性格特征、强烈的道德评判色彩以及突出的宗教力量。清朝统治阶级对关羽大加封谥，光绪五年加号“宣德”，关羽封号为“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官方的姿态促进了关羽信仰向社会底层的渗透。民间“关帝”信仰流行，关帝神性神职多样且神圣性在民众心中不断攀升。

从宋代关羽赐额封王，到元朝《三国演义》中具有凛然气节的民族英雄形象，关羽已从鬼怪向人格神演变，成为儒家文化的代表和国家认可的正神，关羽作为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下神化人物的重要标本。清朝关帝信仰盛行，以神灵身份出现的关帝在各方面诉求中彰显神性，是百姓眼里的“万能神”，是满足现实诉求给予希望和精神安慰的神灵。

关羽信仰的流行得益于儒家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机制下，多宗教不断神化关羽，对关羽信仰进行渗透和融合。同时北宋时期是关羽信仰的重要节点，官方认可关羽的正统神灵地位，关羽形象中的儒家特征被不断放大塑造，关羽信仰开始由地方性信仰转向全国性信仰。

5.2. 君子人格与民间神化人物

关羽信仰是发源于民间应百姓需求而生的信仰，而关羽成神的重要转折点便是南北宋时期官方为其正统化。其原因除去民间“关公显圣”事迹之外，关羽的本身属性“忠义精神”符合时代需求和正统意识形态，这才是关羽得以突破人鬼的限制，封神的隆重一笔。战将关羽获得正统意识形态的认可，士人阶层有必不可少的贡献。

南北宋时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士人阶层非常推崇关羽。士人阶层是社会文明的承载者，士人阶层的关注便象征着关羽信仰即将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士人阶层眼里的关羽在乱世中建立功名，且实现了真正的精神追求，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于是将自身的理想抱负和民族情感都投射到了关羽身上。因此士人阶层不断塑造美化他的儒学精神，力求符合儒家的代表形象，关羽身上典型的儒家理想人格特征不断被士人阶层挖掘出来，通过文学、诗歌、戏曲等方式将民众对关羽的认知进行儒化改造，歌颂其儒将精神和特点，关羽的各种传闻也在文学的渲染下增加了儒学底蕴。比起只关心自身需求的民众而言，士人更注重个体精神上的追求和关羽身上的神性特征。

君子人格的重新兴起是在儒学重新确立正统地位的宋代以后，道学的盛行以及科举考试逐渐偏重儒家经典，试图复兴儒学的士人阶层开始普遍崇尚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模式——君子人格(马鹏翔，2014)。关羽信仰最初是以其骁勇善战为楷模，国家的赐封则有意宣扬其忠义的一面。而士人阶层更关注其儒将特征，不断放大关羽的君子人格形象。“智勇全才掌计筹，能驱戈甲统貔貅。武习孙吴知战策，文通左传玩春秋。”关羽形象被选择用来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儒学精神和道德模范的代表。对关羽“忠义”的君子形象重点刻画获得士人认可，同时关羽蜀汉集团的归属使文人墨客产生共情，将复兴汉室的期望投射在关羽身上。

6. 结论

民间信仰文化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儒家理想人格便是民间造神中神化人物的潜在标准。神化人物运动的规律中包含对神化的人物原型特质的考量(董洪杰，李朝旭，2018)，官方与民间对神灵的认知并不相通，对神灵的标准也不同。官方认可的神灵民间不一定流行，而民间流行的神灵官方不一定认可。但神化的人物原型必定是要符合民众内心的理想人格标准，才有机会成为受官方认可的正神。在儒家的人格理论体系中，中国人把对圣人的意象投射到祖先神上，如孔圣人。而神化人物在成神成圣的生前，就应具备在现实生活中最理想的人格模式，即君子人格。当关羽达到现实中的理想人格模式，才能得到士人阶层的青睐和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认可，从而成为入国家宗教祀典的正神。因此君子人格是神化人物走向神圣性较高的神灵的前提，在官方与民众相互作用的造神运动中不难看出“内圣外王”是最能衡量神化的人物原型道德品质的标准，君子人格所体现的精神追求则是士人阶层注重关帝信仰的重要因素之一。君子人格需要肩负社会责任，因此在战乱时代，人们对心系天下的君子人物形象充满崇拜与敬畏，拥有君子人格的人物会被百姓簇拥并神化。这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民众造神心理的影响，神化的人物原型拥有儒家文化下的君子人格成为民间神化人物的潜在标准。

基金项目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19BZJ001)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王心怡,江春红,孔亚荣,张 澳. 儒家君子人格对民间神化人物进程的影响——以关羽信仰为例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ucian Gentleman Personality on the Process of Folk Deified Figures—Taking “Belief in Guan Yu” as an Example[J]. 心理学进展, 2022, 12(01): 221-227.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02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