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2022年7月29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13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21日

摘要

朱光潜提出的两大诗学问题隐含着一种认知型的文化辨析主义，这种文化立场由历史意识与演化观、文化的可分性与逻辑解析、多元化视野与坚持民族个性三个维度构成。它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传统尊重历史、变常统一的观念和魏晋的自由精神，又对传统缺乏逻辑解析的思维方式有否定与弥补。

关键词

朱光潜，诗学问题，文化立场

On the Cultural Standpoint of Two Poetics Questions Proposed by Zhu Guang-Qian

Yuhui Shi

School of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Jul. 29^th, 2022; accepted: Sep. 13^th, 2022; published: Sep. 21^st, 2022

ABSTRACT

Two poetics questions proposed by Zhu Guang-Qian implied cognitive analyzed culturism. The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evolutionary view, the cultural analysis and logic analysis, and the view of pluralism and national character, composed the three dimension of this cultural standpoint. It was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 traditional ideas of respect histor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hange and constant, the freedom spirit of the Cao-Wei and the Jin Dynasty, but negated and made up for the lack of the traditional logic analysis thinking mode.

Keywords:Zhu Guang-Qian, Poetics Question, Cultural Sta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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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五四运动以后，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文化更替的语境，使诗学理论研究的理念、方法发生变化，在话语体系、理论范式上由古代向现代转型，围绕新诗实践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话题和论争。在《诗论》的《抗战版序》中，朱光潜高屋建瓴地提出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诗学问题：新诗运动正在开始，“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这都是诗学者所应虚心探讨的 [1] (p. 4)。”探究两大诗学问题隐含的文化立场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深入思考，我们发现朱光潜的文化立场是一种冷静的文化辨析主义——超越激进与保守，立足现实与未来的发展，包含对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分析和批判地吸收的认知型的文化主义，具体由三个维度构成：

2. 历史意识与演化观

朱光潜提出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透露出他对传统的肯定，这种肯定来源于他尊重传统的历史意识和变与不变统一的演化观。

2.1. 历史意识

朱光潜讨论中国诗的传统，首先承认它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他重视诗歌发展的时空关联和因果关系，探源溯流、探因求果，把诗的格律问题溯源到诗的起源问题，把诗学现象放到历史语境中考察，分析其演进缘由，关注诗歌文体演变并解释其原因，清理中国诗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细致分析中国诗的发生、变异、转化和创生的运动。

朱光潜尊重传统的历史意识十分强烈。他认为诗具有前有所承、后有所继的历史连续性。每个国家的诗都有其绵延贯串的生命史，没有任何时代的新文学完全脱离传统的影响。“白话诗也许仍须认旧诗做祖宗。所以研究诗和研究他类文艺一样，我们必须有‘历史的意识’” [2] (p. 349)，朱光潜重视诗的源流，强调今与古的联系，认为研究诗应具有“通古今之变”的宏阔视野。每位大诗人都前有所承、后有所发。研究诗歌的人必须看到诗有连续性、有一线相承的传统，把一个民族的诗看成一条百川贯注源远流长的大河。在他看来，诗的发展如此，整个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学个性不外两种因素：现时的环境和过去的传统。民族的历史越久，传统的势力也就越大，这不仅体现在后代对前代的因袭上，即使后代反抗前代，激起反抗或革命的还是传统。现在的一刹那包含无数的过去。所以，研究文学，我们要有穷究它的根源、传统或社会遗产的“史的意识”，有了“史的意识”，我们才知道文学有它从古至今的联续融贯的生命。

朱光潜看重史，指出史的功用在“观今鉴古，继往以开来 [3]。”根据这个观点，他赞成多读中国古典和西方古典，每种学问都有渊源，渊源又有渊源，知渊源才可以溯理流派，这是学问的根底。朱光潜的历史意识是对中国古代尊重历史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开创了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借古喻今”、“望今参古”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思维特征。在文论方面，根深蒂固的历史意识主要体现为注重古今贯通或者是古为今用。如《文心雕龙》的“参古望今”意识就非常浓厚。朱光潜强调诗的历史连续性、强调以史观今鉴古、继往开来，显然继承了重视历史的传统。

朱光潜尊重传统的历史意识致使他能较客观、正确地判断过去的传统对于今天的创造的价值。对继往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他批驳反对传统的观念，提出“创造基于传统”的观点。以历史的观点来审视，认为尽管诗人反抗风气与传统，但反抗的原动力仍是所反抗的风气与传统。诗人的创造，不可能离开孕育生机的传统。正视传统与创造的关系，“创造基于传统”的见解一方面明确了传统对于创造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朱光潜强烈的历史意识。

2.2. 演化观

“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庸俗进化论影响了人们对包括诗在内的整个文学的发展持直线变化的思维方式，认为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倡导破旧立新，形成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这是一种片面地强调变的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学观。

朱光潜反对庸俗进化论，反对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学观，反对今一定胜古的观点，他对诗的发展持演化论的观点，认为诗的发展不是单线进步的过程，而是复杂的渐进的过程，新与旧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接续地发展关系。这种演化观使朱光潜在提出两大诗学问题时，首先提出“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沿袭”一词的使用，可见他肯定“新”中含有“旧”、“新”是“旧”的发展，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新的观念取代中国传统；同时他又用“几分”来限定，可见其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这样避免了陷入新旧对立、非此即彼的境地。

具体来看，朱光潜用“演化”而不用“进化”描述诗的变迁：“诗是一种语言，语言生生不息，却亦非无中生有。语言的文法常在变迁，任何语言的文法史都可以证明，但是每种变迁都从一个固定的基础出发，而且它向来只是演化而不是革命 [1] (p. 112)。”他认为诗的音律与文法原来都是习惯，但也是做演化出发点的习惯。各国诗的音律都有几个固定的模型，这些模型随时随地变迁。诗人常在既成的模型范围内，顺情感的自然需要加以伸缩。中国诗“由四言而五言，由五言而七言，由诗而赋而词而曲而弹词，由古而律，后一阶段都不同前一阶段，但常仍有几分是沿袭前一阶段。宇宙一切都常在变，但变之中仍有不变者在，宇宙一切都彼此相异，但异之中亦仍有相同者在 [1] (p. 112)。”较之新文学是对旧文学的革命的观点，新旧文学的演化观更辩证客观。在承认格律随时代而变，随作者而变，随诗的情境而变的基础上，朱光潜坚持语言的变化以及诗的音律的变化都是“变之中仍有不变者在”。固定的形式不能应付生展变动的情感思想，所以诗的音律有变的必要，不过固定模型是变的出发点，变来变去，后一代的模型与前一代仍相差不远，人类情感思想在“变异之中仍有一个不变不易的基础” [1] (p. 112)。显然，朱光潜对诗的格律发展所持的观点不是新取代旧、新旧更替的直线进化观，而是一种“变异中有不变”的演化观。其中变指的是诗因时因人因情境而变；不变指的是民族情感思想基础、民族语言所造成的音律基础不变。

这种“变异之中仍有一个不变不易的基础”的演化观点与“变易之中有其常则”的传统变常统一思维一脉相承。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光潜的诗歌发展的演化观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的变常统一观对庸俗进化论的一种抵制。在演化观视域中，诗是发展的，但不是直线发展，我们看待诗也不能是一往直前的线性思维。诗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我们不能割断传统。诗的变化绝不是新的取代旧的那么简单、机械，而是依据旧的创造新的。新诗运动中，诗的传统秩序被破坏。传统是创造的基础，新诗的发展需要恢复传统。这种恢复不是直线发展的逆向回归，朱光潜的往回看，不是回到原来的状态，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看原来的传统对改变新诗的困境有无帮助，是从传统中生发出、创造出新的东西。由此可见，朱光潜的诗歌演化论一定程度上纠正进化论对诗歌发展观的机械影响，对文学发展的历史进化观的局限性也有一定弥补。

3. 分析：文化的可分性与逻辑解析

两大诗学问题中的“几分”含有辨析之义，无论是传统还是西方，在朱光潜视野中都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分析辨别的。分析是其文化辨析立场中的方法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文化的可分性、可辨析性；二是逻辑解析。

3.1. 文化的可分性、可辨析性

在朱光潜的视野里，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具有一定结构的复杂构成物，是由不同的部分、因素、层次、阶段组成。面对复杂性事物，分析有助于人们清晰地把握事物包含的不同因素的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分析，无论是对传统、还是对西方，人们的认识只能是浑沌的。“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两个“几分”的得出是建立在辨识分析的基础上，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不同层次、不同成分加以辨识分析、择善而取，我们才能有所发现和超越。

在朱光潜看来，西方诗是可分的、可辨析的，我们学习西方诗应该有选择。五四以来许多青年诗人所受到的西方诗影响，多偏于浪漫派如拜伦、雪莱。浪漫派诗本未可厚非，但最不宜于做青年诗人的模范。因为浪漫派唯我主义与感伤主义气息太浓，学的人很容易过于信任“自然流露”而作茧作窒，任平凡幼稚的情感无节制无洗炼地和盘托出。青年诗人最好少学拜伦和雪莱，少做些泄气式的抒情诗，多学莎士比亚和现代欧美诗，多做些带有戏剧性的叙述诗和描写性格诗，扩大想象的同情、跳开小我的圈套，体验不同人物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生活情调，开发精神上的资源。

其次，对中国文化的长处和短处的分析。任何文化都会因其历史的、民族的、地理的等诸种原因而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朱光潜强调知道文化的长处和短处所在，才能知道哪些应该发挥光大，哪些应该弥补改革。西方诗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我爱中国诗，我觉得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诗所能及，但是说到深广伟大，我终无法为它护短 [1] (p. 74)。”中国民族性最实用、最人道。这既是它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老庄虽比儒家较玄邃，但与西方哲学家相比，仍偏重人事，很少脱离人事而穷究思想本质及宇宙来源，其哲学思想平易。朱光潜分析中国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特质的认知。

此外，朱光潜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无论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属于历史的存在。朱光潜分析了文化生发期与凝固期的不同以及其内在联系：在文化生发期，思想家对事物采取新颖的看法，思想不拘一轨，各派思想在纷歧中保持独立自由的尊严，自己努力前进也刺激对立派努力前进。生发期愈长，思想吸收的营养就愈丰富，磨炼愈彻底，基础也就愈稳固坚实。一种新文化刚生发的现象是由同趋异，由单一趋杂多；文化已成熟的现象则是由异趋同，由杂多趋单一。当分歧和矛盾逐渐融化在一个兼容并蓄的新系统里时，文化思想就由生发期转入凝固期。在凝固期，新传统成为统一的中心势力，分歧冲突变少，一般学者对前人的造就发扬光大，对已立的基础补苴罅漏，偶有新的开发也是遵照新传统指定的路向，凝固期预兆文化思想的衰落期。朱光潜将文化思想的进展分为生发期与凝固期的不同阶段，从文化的凝固期与生发期的维度，分析审视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不仅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形成了深刻的认知，而且对当时所处的文化时期的特征也有了清晰的了解。

3.2. 逻辑解析

朱光潜的分析不仅是对文化的长处与短处、文化生发期与凝固期的辨析，而且是一种逻辑解析方法。他认为思想是创造的而不是因袭的，真正的思想必定是经过自己有条理的运思，需要事实的凭证与逻辑的线索。思考任何问题，第一要事是正名定义，作基本分析，如果名不正、义不定，条理没有分析清楚，思想就不能缜密中肯。

解析是厘清概念与命题的活动，辨析事实，厘清意谓，消除混淆含糊，比如朱光潜对“表现”的解释，打破“表现”一词的暧昧，靠的就是逻辑解析。在《诗论》第四章《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中朱光潜首先区分流行语言习惯对于“表现”的定义——被表现者是情感思想，是实质，表现者是语言，是形式；美学家克罗齐的“表现”指情感与意象中间的关系——被表现者是情感，表现者是意象。进一步具体分析情感思想和语言的联贯性，对情感思想和语言的关系不仅用西方心理学的实验来证明分析了情感与语言的关系，而且用方程式表示出自己的表现说的特点。

“表现”、“实质”、“形式”等概念，人们讨论已久，但概念的意谓并不清晰。朱光潜通过对情感、意象、语言、文字、艺术活动之间关系的条分缕析来解释“表现”的真正意谓。通过对“表现”、“实质”、“形式”等进行逻辑解析，区分它们所包括的不同意谓，作出确切的界说和明晰的解释。这种旨在剖分复杂事实，厘别不同意谓、探测概念深度的逻辑解析的方法是传统诗学所缺乏的。在《诗论》的《抗战版序》中，朱光潜说：“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恰是治诗学者所需要的方法 [1] (p. 3)。”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点之一是整体思维，偏于综合而短于剖析至微的分析，朱光潜指出传统诗学缺乏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他提倡运用缜密的科学分析方法，概念要有明晰确切的含义，命题要有充分的论据，并且提出具有科学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思路——接收事实、说明理由、演绎原理，否定中国传统缺少分析的笼统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分析的薄弱处进行补充。

4. 多元化视野与坚持民族个性

“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在对待外来影响的态度上，朱光潜在多元开放的立场中始终坚持民族个性。

4.1. 开放态度、多样化的选择

朱光潜认为文学与文化一样是一个国家民族完整生命的表现。“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有它的历史的传统，现时的内部环境与外来影响，以及人民对于这些要素所酿成的实际生活的体认 [4]。”朱光潜对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有深刻的分析与认识，他认为这个时期是新文化思想的生发期而不是凝固期，此时期的文化就像一个胎儿，应该让它多吸收营养，多方面调和地自由发展，所急需的不是统一而是繁富与深入，是尽量地吸收融化以树立广大深厚的基础。

朱光潜的文化立足点是中国现代文化，同时他肯定文化的超越性——古代传统文化在时间上的超越性和外国文化在空间上的超越性，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影响。朱光潜反对文化相对主义，摆脱文化对立论的短浅目光，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看法，强调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对话交流。对待中西诗，朱光潜强调深体会，广参较、中西诗互相印证。在《研究诗歌的方法》中有言：“中诗有胜过西诗的地方，也有不及西诗的地方，各有胜境，很可以互相印证 [2] (p. 352)。”不仅强调中西诗的比较，在《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中，他明确指出新诗创作可以学习的三条路：西方诗、中国旧诗、民间文学。由此可见，朱光潜所持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或传统文化中心论的一元文化观而是一种多元文化观。这种开放的态度、多样化的选择是对态度偏激、趋于极端的激进主义的反对，这种态度产生的背景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与其所引起的反反传统主义的论争。

朱光潜对外来文化持张开胸怀的态度，含有“厚德载物”的传统精神因子，特别受魏晋自由精神的影响。朱光潜曾道，中国文化传统中他特别爱好且对他影响最深的书籍是《庄子》、《陶渊明》和《世说新语》等三部书。魏晋极自由的精神直接影响朱光潜对文化思想运动的态度：尊重个性，承认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的多元性。朱光潜提倡自由运用心智，形成无所为而为地研究和新鲜自由的思想潮流。在《理想的文艺刊物》一文中他用八个字概括对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自由生发，自由讨论”。朱光潜深知私见武断是思想的最大障碍，自由使人们保持开放性，最有利于探索真理。因为，真理的发现产生于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辩论中，真理需通过不同思想观念在实践中相互砥砺来检验。“科学”要写成复数。在文艺方面，他同样是一种宽容而严肃态度，认为新文艺的发展需以坚实深广的文化思想为基础。

4.2. 主体性

朱光潜重视主体意识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自觉进行中西对照并反思自身传统，古今关系、内外关系的辨析使其保持了一种文化自尊心。朱光潜认为超越传统之前必须首先了解传统，创新只能是在批判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须保持民族的主体性、独立性，这样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这份文化自信，使朱光潜即使对自己传统文化进行批评，也能获得一种文化情感的认同与心理的平衡、安顿。

朱光潜对新文学发展失去民族的根有着深切的担忧：语体文的采用本应该使新文学接近民间文艺而且于其中吸取新生命。但很不幸的是崭新的外国文学对我们有特别强烈的引诱力，在建树新文学时，新文学的倡导者处处模仿外国文学的形式与风格，他们对于外国文学的倾慕远远超过对于“土著”文学的了解，“各民族文学影响的对流本是一件好事，现代中国可效法西方文学的处所本来很多。但是这种外来影响的吸收理应经过谨慎的选择与长期的消化。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文学的风格形式生根于一个的思想习惯性格情调等等。假如我们的思想习惯性格情调等等根本不同，只袭取一种本非我有的形式风格，那就不但是表里不称，尤其不能够透入全民族的心灵深处 [5]。”的确，外来影响的吸收须经过主动地创造性地比较、分析、权衡和选择以及长期的消化、为我所有。我们应以中华民族的思想习惯性格情调为根基和内在的动力，明确本土文化的特质与不足，在吸收外来影响的过程中实现本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

朱光潜非常强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在多元视野中始终坚持民族的主体性。文化发展包含古今关系、内外关系以及内部不同文化的关系。朱光潜兼顾这三种关系，坚持一种“传统——革新”的文化思路，也就是立足本土，从实际问题出发，吸收外国文化的目的是促进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更新、发展。朱光潜认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学术思想和文艺成就。一个民族已往的成就前进出发的基点。因此，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时，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认同。“多读西诗或许对于中诗有更精确的认识。西诗可以当作一面镜子，让中诗照着看看自己 [2] (p. 352)。”传统的几分沿袭与西方的几分借鉴是为解决现实的问题提供思考，其立足点是本土的现实（文学现象与诗学现象），这也直接导致民族性在朱光潜多元视野中的突出地位，形成多元化视野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并重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超越那种过度讲究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或文化复古的保守偏见，形成良好的文化互动。因为拥有多元视野，才能对民族个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并激活、开拓研究思路；反过来，民族传统个性的审视与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才能使本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中获得存在并推进文化的多样、深化发展。

5. 结语

朱光潜的文化辨析立场在历史意识、演化论、多元化方面有着较浓厚的中国传统观念，一定程度上沿袭传统尊重历史、变常统一的观念和魏晋自由精神，而文化辨析立场的核心方法——逻辑分析则与传统思维方式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否定与变革亦非常突出。

朱光潜坚持对传统诗学、西方诗学都采取一种立足现实的辨析态度，这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文化折中主义。这种文化立场超越了单一的西化、复古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是一种在传统——革新中认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框架，在此框架中，朱光潜认为西方文化也有传统，新诗所学的正是西方的传统。文化辨析主义显然摆脱中国与西方、旧与新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为了中国诗学自身的发展，朱光潜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文化，参照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冷静地辨析，在真实还原的基础上作一种现代的续接。对朱光潜诗学问题文化立场的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思考：在传统文化根基上、在母语文化学习的基础上，我们如何学习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理论；如何通过学习国学、学习西学，更好地推动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教师科研支持项目“传统文化视域中的朱光潜诗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XWR025，2019年立项)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史玉辉. 论朱光潜两大诗学问题的文化立场
On the Cultural Standpoint of Two Poetics Questions Proposed by Zhu Guang-Qian[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03): 421-427.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306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