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斌

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福建 厦门

收稿日期：2022年7月20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14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22日

摘要

曾经斩获美国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的《寓言》(1954)是福克纳的后期小说代表作。作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战场为背景，叙事架构宏大，尤其是人物众多，且绝大多数不具姓名，赋予了整个作品一种普适性的寓言特质，使其具备了现代主义文学特征。本文在主要人物及其关系分析的基础上，透过人物塑造的特殊性来解析文本和语境的现代性，并从寓言性入手探索作品的道德立意，由此揭示反战主题背后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

关键词

福克纳，《寓言》，反战主题，权力秩序，道德寓言，现代性

War Machine, Power Hierarchy and Moral Allegory

—An Analysis of Textual and Contextual Features of Modernity in William Faulkner’s A Fable

Bin Lin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Received: Jul. 20^th, 2022; accepted: Sep. 14^th, 2022; published: Sep. 22^nd, 2022

ABSTRACT

A Fable, which won the Pulitzer Prize and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in US upon its publication in 1954, represents William Faulkner’s most strenuous effort in the late stage of his writing career. With the background set in the European Front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grand narrative strokes and the numerous characters mostly unnamed endow the work with an appeal of universality typical of moral allegory, which serves to highlight its modernist connotations. Based on a focused study of the special mode of its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its allegorical dimension,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textual and contextual features of modernity so as to reveal the humanistic values behind the anti-war themes.

Keywords:Faulkner, A Fable, Anti-War Theme, Power Hierarchy, Moral Allegory, Modernit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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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美国南方现代派扛鼎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的第十五部长篇小说《寓言》于1954年一经推出，便率先在欧洲获得了评论界的首肯，随后才在美国引起关注。这也是他的两部普利策获奖小说当中的首部(另外一部是在他逝世后获奖的《掠夺者》)，1955年同年还被授予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继福克纳斩获1949年诺贝尔奖殊荣之后，这两大美国文学的最高奖项不仅为作家本人的声誉锦上添花，而且还极大地提升了这部作品的价值。时隔半个多世纪，在2017年9月25日福克纳诞辰120周年纪念之际，福克纳这部以题材生涩、语言晦涩闻名的后期代表作终于有中译本面世；由于中国学界专门针对该作品的研究成果仍乏善可陈，到目前为止除了推介、提及以外仅能查到2篇有关其宗教人物原型及主题的期刊论文和3篇同类学位论文，这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福克纳研究在国内的整体发展，尤其是福克纳后期作品的深入研究。

从题材上看，《寓言》这部小说不同于代表福克纳主要文学成就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它几乎完全脱离了作家惯常立足的南方语境，主要取材于作家自身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个人经历，尤其是对战争场景的描述堪称基于历史背景的真实再现。而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上，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缔造了以海明威为代表的所谓“迷惘一代”，也在福克纳身上留下了现代性的身份烙印。福克纳在一战期间加入了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飞行训练营，这段“从军”经历带给了他不同于以往的创作素材，该作品代表了他毕生所关注的现代性价值冲突的一种特殊言说方式。本文从人物塑造的特殊性出发来解析其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从作品的寓言特质入手探索小说标题的道德立意，由此揭示其反战主题背后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

2. 战争寓言与现代性语境

如吴冰所说，《寓言》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福克纳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人物和战争，同时系统地运用基督教传说和象征体系以及并列对照、时空交错、内心独白表达他对人、对战争、对世界的看法，批判当今世界的腐败、堕落、贪婪和冷酷”(4) [1]。可以说，战争背景的设定为现代性叙事的展开提供了一个颇为恰当的语境。在情节设置上，作品围绕着战争期间发生在法军战壕里为期一周的一场“兵变”事件开展叙事。1918年春，星期一上午九点钟，法军前线某军团中士以下的三千名士兵在由一名下士领头的十三个普通列兵的影响下，集体拒绝进攻，使得与之对战的德国敌军也暂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当天中午法军全线停火，下午三点钟以后西线战事也随之全部沉寂下来。对阵双方的高层将领经过紧急密谋，竟下令朝手无寸铁的士兵们开火，还当众处决了引发兵变的那名下士；同时，力主惩罚全团士兵的该团所在师的师长自身也难逃其咎，遭到秘密拘禁和杀害。这样一来，这场战争得以继续下去。在引发第一场兵变的下士被处死之后，深受其反战思想影响的传令兵发动了第二场兵变，而当手无寸铁的法、德两支军队即将握手言和之际，双方阵地上的大炮一齐开火，将士死伤无数，战火随之继续蔓延开来。故事详尽交代了法、英、美三国军队将领如何着手调查此事，与德军高层秘密会晤，想方设法企图掩盖真相，通过暗箱操作下的权力运作让战争继续下去的全过程。

在这部作品中，现代主义写作的文本特征首先表现为时空延宕的宏大叙事架构。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人物众多，绝大多数不具姓名，就连有名有姓的主要角色也通常被冠以语焉不详的称谓，比如“下士”、“中士”、“军士长”、“副官”、“哨兵”、“传令兵”、“参谋长”、“指挥官”、“师长”、“总督”、“老将军”、“军官”等军阶官衔，或者“男人”、“英国人”、“女孩”等宽泛指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人物的个性深度和情感诉求，使其成为戴着人格面具的物化工具，也因此赋予了整个作品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性寓言特质。有评论家指出，小说中的“人物多半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淹没在人群里，而人群本身则具有一种复合的面孔和(人格)力量。理应是主人公的那位‘英雄’下士的身影依稀出现在远处，始终没有血肉，即便在面对死亡的时刻也是如此”(辛格，382) [2]。在这种情况下，评论界普遍表露的一个困惑是：尽管反战主题本身充满了人文情怀，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所体现的、作为福克纳作品标签的深切人性关怀在该作品里缘何缺席于人物塑造这个层面？从效果上看，这位已获诺贝尔奖的资深作家在人物塑造上采取了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此举强化了故事情节与耶稣在世的最后时日之间的平行线索，以类比的手法突出了各个场景、各个人物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理念，由此便相应地弱化了圆形人物身上通常所具备的鲜明个性和多重维度。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寓言性所在。

首先，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线索，兵变事件背后的故事与基督教《新约圣经》中的耶稣复活经历形成了互文对照，其他诸多文本线索也进一步确立了这一互文性关联。基于耶稣及其十二门徒的经历，这名法军下士及其十二名追随者正是这一核心事件的始作俑者，他们在两军对垒的前线阵地上私下里与盟军士兵进行串连，言传身教地传播和平福音，四处宣扬非暴力抵抗和兄弟情谊的理念，让士兵们明白自己手中其实是握有放弃战事、阻止杀戮的权力。就在此时，由于追随者中间的“犹大”出卖，双方军队首领闻讯后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谋划如何合伙挫败这一行动，以确保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虽然兵变遭到挫败，但他们在和平主义的旗帜下虽败犹荣。与作品主题呼应，小说情节的时间框架也正是建立在耶稣复活的神话基础上的。根据《新约圣经》中的《四福音书》及《使徒行传》的记载，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后安葬于各各他附近的一个墓室，于三天后复活，其征兆是坟墓里已没有了骸骨、遗体，只留下当时缠裹耶稣身体的布。下士被绑在木桩上与两名小偷一起处决以后，其尸身竟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般情形：“下士的木桩可能是坏掉了，甚至腐烂了，因为尽管一排齐发的子弹仅仅干净利落地斩断了把拉平和第三个人捆到他们的木桩上的绳子，使他们的尸体瘫倒在每根木桩脚下，但是下士的尸体，连同木桩以及捆绑的绳子一起，像一个整体似的向后翻倒在后面填满垃圾的壕沟边缘”¹ [3] (360)。随后，这具尸身才刚被他同母异父的两位姐姐和与之订立婚约的女孩一起拉回故土掩埋起来，堤坝上的坟墓就在轰然再起的一阵炮火下夷为平地，只剩下一些棺木残片，而“那具尸体却不见了踪影”(374)。其下落在小说尾声的交代颇具讽刺意味：战后由十二个士兵组成的小分队被派往那片正在清理的战场，目的是找寻一具完整的法军无名尸身来当作“无名士兵”的代表加以纪念和祭奠，他们竟在途中把原先得到的尸体卖了换酒喝，为了交差便只好又从当地农夫手里买了另外一具尸体；而这具尸体正是下士失踪的尸身，当时它被炮火炸飞，完好无损地落到了自家邻居地里，此时则阴错阳差地获得了隆重国葬的殊荣而终得其所。

其次，除了这场兵变的始作俑者下士以外，其他人物形象塑造的道德寓意也在小说叙事过程中亦分别得以凸显。小说主要聚焦于请命将他麾下的这一兵变军团的三千名士兵全部以军法处死的师长、与下士原本有着不为人所知的父子血缘关系却最终亲自下令将其处决的盟军最高统帅、深受下士影响并深得其真传的英国传令兵等主要人物，情节沿着以下几条主要线索渐次展开。其一，师长深知自己被上司选中来发动一场毫无胜算而言、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进攻，正当他为前途无望而黯然神伤时却意外地遭遇了一场兵变，内心认定这场兵变是他军事生涯中使其荣誉扫地的一次个人挫败，同时也有损于该师有史以来的光荣战绩，于是便要求上级领导以军法处置那个引发兵变的下士以及全团士兵，他本人也被秘密处死。其二，传令兵和哨兵这两名英国列兵由于对战争的不同立场而发生争执，传令兵在宣传反战思想时被哨兵打伤，而传令兵发动的第二场兵变以失败告终，突如其来的炮火使其严重致残，哨兵却在死于非命之时有所悔悟。其三，法军暂时全线停火，一名胸怀英雄情结的年轻英国飞行员奉命飞赴前线攻击德军高层将领座机，实际上却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佯攻，以便护送对方前来与盟军将领进行谈判，后来他通过试验发现原来自己的飞机上装载的竟是空包弹，随即意识到英雄梦已无望实现而饮弹自尽。其四，前来见证行刑枪决的人群聚集在城市广场上，由一个年轻女子引出了星期一早上发动兵变的下士和掌握着师长及其手下的兵变军团的命运的老元帅之间那不为人知的父子关系，以及老元帅与军需总长之间往昔深厚的军校同学情谊和眼下两难的道德抉择。

最后，在作品结尾处，围绕下士、元帅、师长、传令兵、军需总长等人分别展开的多条情节线索一并收拢，以此交代各自的下场结局，强化了作品的道德立意。具体说来，全书是以劫后余生、肉体虽被摧毁却精神不灭的传令兵躺在满怀悲悯之情的老军需官的臂弯里结束的。战后六年，在老元帅的隆重葬礼上，传令兵冲出前来哀悼的人群，以“公然挑衅的姿态”(406)朝老元帅的棺椁抛出了一枚曾被他视为护身符的军功章，并且以嘲讽的语气大声地喊出了那些曾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战争宣言，在被警察殴打倒地后仍然挣扎着朝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豪迈不屈的笑声；老军需官则“跪在他身边，用一只胳膊支起他的脑袋和肩膀”(407)，眼里流下的泪水决非是为了他曾经崇拜、追随的权力偶像，而是为了人类。如果说传令兵和老军需官可以分别看作下士的精神载体和老元帅的他者自我，那么他们在小说结局的这个亲密相拥场面也便间接地代表了耶稣和上帝之间、父与子之间超越战争所浓缩的社会权力关系体制的禁锢而暂时达成的精神和解，从而最终指向了人类未来之希望所在。这个内涵丰富的结尾堪称完美地诠释了标题“寓言”所暗指的人本主义主题意义。

3. 权力秩序与工具理性

在小说的众多人物之中，福克纳本人曾特别提到了其中的三个——年轻的英国空军飞行员戴维·莱文，元帅的军校同学、诺曼农民出身的军需总长，以及自愿从军官做回普通列兵的英国传令兵，并指出他们“代表着人的意识这三位一体的三个方面”：莱文“象征着虚无主义的那个三分之一”，老军需官“象征着被动的那个三分之一”，传令兵“则象征着主动的那个三分之一”。如他所讲：

莱文，他见到了恶，以毁灭自我的方式表示拒绝接受；他说：“在虚无与邪恶之间，我宁愿选择虚无，”他实际上是在毁灭邪恶的同时，把世界也给毁灭了，这里指的是，代表着他，代表着他自己的那个世界——那位老军需将军，他在最后的一场里说道：“我不是在笑。你们见到的其实是眼泪。”这就是说，世界上是存在着恶的；对于这两者，即恶与世界，我都会加以忍受，并为它们感到悲哀——而[传令兵]，那个明显可见的疮疤，他在最后的一场里说：“那很对；正是颤抖。我不打算死——永远也不打算。”也就是说，世界上存在着恶，对此我是准备采取一些行动的(福克纳，《关于<寓言>的一点说明》34~35) [4]。

实际上，与莱文的心路历程颇为相似，遭受幻灭打击而选择“毁灭自我”的还有被老元帅派到监狱去说服下士的那位随军牧师：他假借信仰之名，信誓旦旦地奉劝下士放弃信仰，等到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后便在羞愧、迷惘和绝望交织的复杂情绪驱动下自杀身亡。显然，在面对盟军元帅所代表的战争机器的邪恶行径及其给人们带来的信仰危机的压力之下，莱文、军需总长和传令兵的做法分别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三种选择——或放弃自我，或委曲求全，或抗争到底。这也是在现代性语境下人类身处逆境时通常所做的三种不同反应。

与此同时，作品的主要人物——执意将下士及兵变军团三千士兵悉数处死的盟军师长格拉格农将军、作为下士生父却又不能与之相认的盟军元帅、深受下士影响并得其真传的英国传令兵——三者的命运均与这场兵变的始作俑者法军下士之间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并通过各自对下士的态度形成了善恶对峙的两大阵营。当军队上层做出处死斯蒂芬下士的决定时，他坦然地接受了这一裁决，丝毫未做任何反抗。盟军元帅试图向他阐明战争的目的并且劝说他接受这一事实，但他誓死坚守自己的反战立场，使得对方没有了退路。在这个语境下，下士正像作为人类信仰化身的耶稣一样，充当了人类生生不息的博爱和同胞情谊的理想化身，他要“捍卫一个神秘莫测的王国，它承载着人类那无垠的希望和无限的潜能——不：激情——对于非客观存在的事物”(323)。与之相反，下士的生父、盟军最高统帅作为父权的绝对权威的象征，代表着俗世个体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利己主义欲望；这恰好是人类矛盾冲突、权力纷争之所以存在的根源，而战争则是这种内在需求的最为极端的体制化表征。可悲的是，人类却在这一等级分明的组织架构里面安之若素，有些人甚至如鱼得水。无独有偶，下士所在师的指挥官格拉格农将军之所以被选中要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有损于自身名誉的进攻，其被迫做出的个人牺牲只是为了满足上级指挥官拉尔蒙将军的个人升迁需求；而格拉格农将军要求将拒绝进攻的兵变军团全体正法，虽是打着军纪军法的旗号，实际上却也是出于一己私利——他将这次兵变视为个人军旅生涯中的奇耻大辱，一心想要以三千士兵的鲜血来洗刷污点，证明自身的清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格拉格农将军最终还是没能摆脱沦为战争机器的炮灰的宿命：他被盟军派来的三名不明就里的美国士兵枪杀，杀手刻意制造了他在率领全师将士冲锋陷阵时头部正面中弹的假象，以掩盖他的部队并没有向敌军发动进攻的事实。在这架冷酷无情的战争机器所制造的种种丑恶现实面前，下士终将为自身的理念付出代价，但他慷慨无私地向人类伸出的橄榄枝却会恒久传承下来；正如他的精神传承人传令兵在小说结尾处所说：“我死不了。永远不会”(407)——这种坚定的信念在他那残破不堪的躯体的反衬下极具震撼力。

如同福克纳许多其他作品的人物关系，有些人物之间还构成了两两对位的关系，共同体现了人类个体所拥有的互为矛盾的情感冲动，以及人性的多维度和多面性，其中包括老元帅与下士的父子对抗、老元帅与军需总长的同学情谊、传令兵与哨兵的敌对关系。而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老元帅与下士这一对奇特的父子关系，它不仅与作品的主题直接相关，还将这部小说与贯穿福克纳文学创作始终的一条主线联系起来，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下士与老元帅的父子对峙场面不啻为善与恶的道德力量的一场终极交锋。如同下士的两位同母异父的姐姐在老元帅面前所言，下士是老元帅的私生子，是他三十五年前与中欧某地一位美丽的乡村少妇私通的产物；这段孽缘拆散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使得被迫带着两个孩子离家出走的孱弱孕妇在分娩之际带着屈辱客死他乡，两位自身尚且年幼的姐姐带着弟弟过了十年的漂泊生活，终于借着二姐玛莎的跨国姻缘来到了法国，随后弟弟又以法国人的身份参军服了兵役。就在下士命悬一线的时刻，两位姐姐带着老元帅当年留给母亲的信物前来求情未果，却促成了父子相见、摊牌的那堪称经典的一幕。在这一幕中，老元帅以无所不能的上帝形象自居：对于芸芸众生，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人类“那沾沾自喜的、无法根除的愚蠢，以及他被引领、被迷惑和被欺骗的不灭激情”(325)，自信能够将其玩弄于鼓掌之上，使用暴力将普通士兵有能力自主选择和平的希望扼杀在摇篮之中。在那段颇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大段独白中，他以自由、权力和生命为筹码，提出要拿整个世界来换取下士的回心转意，劝下士面对现实，通过背信弃义来保全性命，并威胁说：“我明天早上就能毁掉你，保全我们自己——暂时保全。确切地说，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但只是暂时。如果我必须这样做，我就会去做。因为我在人类的能力和局限的范围内信任人类。我不仅相信他有忍耐力，能够坚持下去，而且他必须忍耐，至少坚持到他为自己发明、开发、制造出一个比他自身更好的工具来代替他……”(323)。有关人类的“忍耐力”这类冠冕堂皇的崇高言辞，以及接下来一抹“血红残阳”的世界末日图景勾勒，与福克纳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演说词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几乎掩盖了他作为战争恶魔的化身的本来面目。迈克尔·诺瓦克在1968年企鹅版《寓言》的《序言》中指出，由于福克纳在这段气势恢宏的独白中倾注了过多的共鸣，许多评论家将老元帅视若等同于福克纳的代言人，因此“在这个关键点似乎没能抓住全书的要点”；在他看来，“福克纳似乎在嘲讽自身的一些倾向，甚至嘲讽自己在诺贝尔颁奖礼上所做的演讲，通过更为言之凿凿地重申一个悖论来否认自己先前的立场”(Novak xii) [5]。

作为至高权力的代言人，老元帅从上帝到恶魔的形象转变还在他与老同学军需总长的对位关系上得以间接表现。这位老军需官眼下已年逾七旬，年纪比元帅大五岁，曾与老元帅是军校同学，并视之为天之骄子、救世主；他亲口表白说，“我过去不仅是信任你。我是爱你的。从四十七年前在我那扇门里看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相信你是上天注定来拯救我们的。你被命运之神从你那矛盾重重的背景中拣选出来，做了一个与自己的过去自相矛盾的人，为了摆脱人类的过去，成为普天之下那个没有恐惧、软弱、怀疑等复杂情绪羁绊的人，正是这些情绪使得我们其他人无法拥有你的能力；而你以你的超群能力甚至会帮助我们从自身软弱和恐惧所带来的失败中解脱出来”(304)。这位仰慕者虽然从来不曾拥有对方的强健体魄和家族背景优势，但在军校时成绩仅次于对方而在班上排名第二，一路追随他的足迹而来，也曾遭遇坎坷，从病危中侥幸起死回生，三年前被老元帅亲自任命为军需将军，但目睹对方在战争中不择手段的所作所为——与敌军将领合谋挫败反战行动、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兵变士兵、下令处决下士等——却由于自身的怯懦而未加阻止，事后在懊悔自责之中当面质问对方，试图递交辞呈。他痛切地向对方发出警告：“散布在地球上的我们这个被遗弃的无家可归的小物种整体，不仅不再属于人类，而且甚至不再属于地球本身，因为我们不得不孤注一掷地下了这个最后的卑劣赌注，为了保住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席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位置”(304)。无奈，他的辞呈被对方打着下士的旗号做出的一番铿锵有力的诡辩驳回——

“一个人就要死了，是那种世人所谓的最卑鄙、最可耻的死法：在保卫他自己的——至少是养育他的——国土的过程中因怯懦而被处决。这个无知的世界就会这么说，因为他们不会知道他因为坚持原则而被谋杀，而你却由于忿忿不平的自我裁决而无法为之冒生命和名誉的风险。可你并不想要那种活法，而一味要求被解职。一个姿态。一种牺牲。这能和他相提并论吗？”

“他不愿意接受那种活法！”对方喊道。“要是他愿意——”然后停下来，张口结舌，带着不祥的预感和绝望，只听见那个温和的声音继续说：

“要是他愿意，假如他接受他的生活，保住他的性命，他早就放弃了自己所做的姿态和牺牲。要是我今晚给他一条性命，而你所说他的牺牲所代表的希望和梦想，我就等于宣布它是无效的。明天早上夺取了他的性命，我将永远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他根本没有白活，更不要说白死了。现在告诉我，谁会害怕呢？”(308)

当对方故意拿下士为信仰忍辱负重、勇敢献身的行为大做文章的时候，老军需官张口结舌，无从辩驳，在自身的怯懦中败下阵来。即便如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元帅及其代表的权力顶层所对抗的正是“简单的人那简单、一致的希望和梦想”(307)，这种极具人本主义内涵的说法表达了饱受现代化战争摧残、遭受现代性价值冲击的人类心灵的向善渴求，从而将其擢升为信仰危机时代的精神代言人。

同样地，英国传令兵也在炮火的洗礼中经历了一场思想蜕变，他与老军需官相比虽说身份迥异、地位悬殊，但二者在人本主义精神内核上是共鸣相通的；他与性情乖戾、颇为冷血的哨兵哈里之间发生的矛盾对抗也是理想与现实、善与恶之间价值冲突的体现。传令兵先前由于立功的缘故已然提升为军官，后自觉要求放弃官阶，并想方设法通过违反军纪做回了一名普通列兵，其原因背后的人本主义动机在他与连长的这段对话中展露无余：

“……当我完全是出于偶然的机会，外衣上佩戴了这个小小的勋章，不仅有了权力，得到了整个武装政府的支持，能使一大群士兵们听命于自己，而且在他们违反命令的时候还有权惩罚他们，可以亲手开枪打死他们，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是多么值得恐惧和憎恨啊。”

“不只是你的憎恨、恐惧和厌恶，”连长说。

“对，”他说。“我只是无法面对。”

“不愿面对，”连长说。

“无法面对，”他说。

“不愿面对，”连长说。

“好吧，”他说。“所以我必须回到污泥中去，和他们待在一起。那样我可能就解脱了。”(53)

在军队的权力阶层与普通士兵之间自然分化而产生的对抗两级，他选择了后者的阵营，从而迈出了反战的第一步。在他了解到这场兵变背后的真相以后，他又选择了继承下士的衣钵，在下士及其手下人被挫败之后号召士兵们放下武器，走出战壕，与敌军在战场上握手言和，不料这第二次兵变却招来了一场血腥屠杀；他本人虽然侥幸活了下来，却也在重新开战的炮火中严重致残，不仅失去了一条腿和一条胳膊，而且半边身子变成了一个“直立行走的伤疤”(405)。就在他发动第二场兵变之前，传令兵与哨兵之间有过一大段对话，对话以后者对前者大打出手告终。这名哨兵曾经是赛马骑师，参军后在士兵中间发展兄弟会成员，没有法定继承人的士兵都自愿把他当作人寿保险受益人；此外，他利用士兵们在战场上生命朝不保夕、趁自己还活着便及时行乐的普遍心理，广泛开展了高利贷业务，以牟取暴利钱财。传令兵试图接近夜间在哨位上值班的哨兵，给他讲述自己了解到的停火真相和亲眼目睹的军方高层筹备秘密会晤的情形，想要劝说对方参与和平行动，借助于自己在士兵中间发展的兄弟会的影响力来支持第二次兵变，结果却遭到对方咒骂和殴打，哨兵也因此被关了禁闭。接着，传令兵便有所行动，先是争取到了哨兵昔日同伙老黑人的支持，然后闯入地下禁闭室劫持了哨兵，逼他做出那个代表兄弟会身份的标志性手势；哨兵对此嗤之以鼻，坚持不肯配合，但还是被裹挟着加入了第二次兵变的人群，随即在军方屠杀无辜的纷飞炮火之中断送了性命。

实质上，哨兵打着“法国全球众友会”的幌子，假借兄弟情谊、博爱慈善之名，以士兵们的生命做赌注大发战争财，这种做法与庞大的战争机器中的资本运作方式及其背后的工具理性逻辑一脉相承。由此可见，战争与资本在人的物化方面颇具相通之处，其勾连共谋也是必然的结果，老元帅自身作为实业大亨和实权政客之后裔的强大家族背景也从侧面上印证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上看，传令兵与哨兵的这场对决可谓意味深长，暴露出少数人借助多数人谋利并实现其个人价值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与人本主义价值之间本质上的对立关系。

4. 道德寓意与反战主题

就作品整体而言，这是福克纳唯一一部将背景设定在美国国界以外的长篇小说，所有的主要事件都发生在法国，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既定格局涵盖了几乎整个欧洲和北美，甚至还借助于20世纪初帝国殖民扩张的特定历史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这样的大手笔、大格局前所未有地展现出福克纳打破身份疆界、超越南方地域主义的国际视野和恢宏气势。从这个角度纵览全书，作品的反战主题不仅仅停留在敌我双方的力量抗衡和善恶对决的浅表层面，更是有关权力秩序与道德良知这两种势力之间的终极较量的深度思考，其中还包含了有关生与死、灵与肉的哲性反思；特别是夹杂在其中的三段与动物相关的寓言故事，分别涉及到骆驼、赛马和小鸟，而且都是关于罪犯的故事。它们貌似有些突兀，但与主题思想的表达相辅相成，与战争相关的情节之间有着颇为紧密的意义关联。

首先是一头骆驼带来的启示。故事发生在蛮荒沙漠中的某个法国殖民地村落，主要是透过老军需官的视角来讲述的。老元帅在四十年前刚从军校毕业时，以一名低级军官的身份自愿来到法国北非殖民地一个最偏远的沙漠哨所担任指挥官。他手下的士兵是“十六名没有国籍的亡命徒”(234)，其中一名隐姓埋名、逃脱法网的罪犯与当地里夫部落的一个女人有染并杀死了她。酋长掳走了一头骆驼(即指挥官的坐骑)，给他下了一道最后通牒，勒令他在第二天黎明之前交出主犯，否则就要一举摧毁他的哨所和卫戍部队。指挥官当即派遣这名肇事者趁着黑夜去搬救兵，就这样以军人荣耀之名把罪犯送进了对方手里惨死，事件因此也得以平息。不料，尽管他成功地化解了一场战争，却因为那头骆驼的缘故遭遇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重创，上司以丢失那头上好的骆驼的失职行为给政府造成了财产损失的借口罢免了他：“指挥官在这个事件中的唯一失职就在于他避免了一场地方战争。这样说不对。他没有阻止一场战争：他只是没有发动它。这不是他在那里的目的，也不是他被考查并认定有能力担任指挥官的原因：不是不发动战争，而是保全政府财产”(235)。就这样，在军人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他便已初步见识了权力秩序的残酷真相，领略到战争和资本二者共同的实用主义内在逻辑，之后流落到西藏喇嘛庙忏悔疗伤的结果便是接下来事业上的飞黄腾达，直至抵达权力的巅峰。这段早年经历的叙述显然预示着老元帅与体制同流合污的未来发展，况且最初的受害者自身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乃至不惜违背人性的潜质也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使之最终演变成了非人体制的帮凶和化身。

与此同时，这个故事对于官僚体制也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一方面，把惨死的罪犯尸体运回哨所的竟是另外一头骆驼，“当然不是走失的那头肥硕的，而是一头邋遢患病的老骆驼……而且，在一份交通事务处的报告里一头骆驼看上去跟另一头没有两样”(247)。这样一来，从数量上看，“政府财产”并不存在损失；所谓“损失”不是个借口，便是吹毛求疵。另一方面，罪犯被哄骗献身殉国，竟获得了军方嘉奖。这段叙述以一名参谋上尉的视角向后来的老军需官展开，采用了极具荒诞性的表现手法来描述以下场景，对此人表达了人道主义的同情：

“他是个男人……即便死了，天使们——正义的化身——仍旧为他而战。……在签署那份颁发玫瑰形勋章的嘉奖令的时候……办事员(私生活中是一名业余的阿尔卑斯登山运动员)捧着羊皮纸递给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总司令官要求签名，他趔趄了一下，碰翻了一只一升装的墨水瓶，墨水洒在文件，不仅弄脏了获奖者的姓名，而且还把整个功绩记录都搞得一塌糊涂。于是，他们制作了一张新的羊皮纸嘉奖令。它一拿到办公桌上，还没等总司令伸手拿笔，不知从什么地方刮来一阵风(如果你认识马特尔将军的话，你就知道无论他在哪个房间里逗留的时间足以需要脱帽，这个房间一定密不透风的)——风不知从什么地方刮来，把那张羊皮纸刮出了二十米，飘过房间进了火炉，它像赛璐珞一样嗤地一声就消失不见了……”(248~249)

这个由骆驼引发的事件影响到的不仅是当事人——当年的老元帅，而且还有听故事的人——当年的老军需官。不久以后，后者便拖着孱弱之躯自告奋勇地去了非洲哨所，填补老同学被解职留下的空缺。在一次大难不死的病危之际，他“脸上流淌着平静的泪水”，护士的一句不经意的评论竟使他产生联想，将他带回到这个场景之中：“对，他曾经是个男人。可他当时还年轻，比孩子大不了多少。这些泪水不是痛苦：只是悲伤”(250)。这同一事件给两个人物分别造成的影响为二十五年后的冲突和分歧埋下了巧妙的伏笔，造就了这一对老同学之间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

第二段插曲是三条腿赛马的奇闻异事，同样包含着近乎荒诞的成分。它发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河谷腹地，背景又回到了福克纳所熟悉的那个“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的周边地带。故事主要涉及哨兵参军以前当马夫的一段奇特经历，由萨特菲尔德牧师向传令兵讲述，构成了作品第六章的主体部分 [6]。²因机缘巧合，这名英国马夫变成了一名笼罩着英雄光环的盗马贼。一匹阿根廷烈马只服从此人的驾驭，他们的天作之合使这匹马在赛事中无往不胜，第一次在南美夺魁破纪录时被一个美国石油大亨看中并高价买下。马夫来到美国以后在新奥尔良遇见黑人牧师萨特菲尔德，二人连同一个身为骑师的黑人孩子搭伴一同照顾马匹。不料，火车中途从被洪水冲垮的高架桥上一头栽下，虽说大家都死里逃生，那匹马却不幸摔瘸了一条腿，这一小群人从此便一同踏上了长达近两年的不寻常的漂泊之旅。在搜捕队的追击和大范围通缉下，他们艰难地服侍那匹马，直至它痊愈，随后又继续四处转战于南方各地赛马。虽然那马靠着三条腿仍然神勇无敌，奇迹般地接连获胜，但事实并非众人所想，马夫早已放弃了赌博，维持昔日的荣耀似乎只为创造生命的奇迹，而不是为了盈利目的。在被捕之前，马夫亲手杀死了那匹马，以避免它落到主人手里，被当作种马而活在屈辱之中。面对这名桀骜不驯的囚犯，联邦副执法官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解和宽容，他说：

“换作我，我当然也会这么做。但是告诉我为什么——不，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你这样做的理由。我知道这是真的：我就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我们两个人都把它说出来，这样我就确信无疑了……你原本可以随时把那马交出来的，它原本可以活下来的，但事实不是这样：并不只是为了让它活着，也并不是为了人们一直坚信你从它身上赚来的那几千或几十万美元……好吧，好吧。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话那匹马就可以跑，一直跑下去，至少可以一直输掉比赛，至少可以完成比赛，尽管它确实不得不只靠三条腿来跑，它也确实是只靠三条腿跑的，因为它卓尔不群，甚至不需要三条腿来跑，只需要有一条腿末端带有马蹄它就够格成为一匹马了……”(149~150)

对他来说，生命本身的尊严和自由远远超过了铁面无私的法律。在马匹的合法主人的威逼利诱下，这位联邦副执法官宁愿选择辞职，也不肯合作执法；相反，为了维护心中至高无上的理念，他与律师、狱吏合伙放走了盗马贼，因为“也许是公正，当然是正义，或许还没有占上风，但某种更重要的东西已经占了上风”，“真相、爱、牺牲，以及甚至比他们还更重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或人对他的手足兄弟产生的情谊，甚至比松松垮垮地箍在人类那摇摇欲坠的地球上的金制镣铐还要坚固”(152)。

借用评论家的话，这段插曲与作品整体在主题上存在的关联在于：这匹三腿马及其随行人员的“道德成就在于他们在无望的逆境中勇敢而坚定的抗争与下士及其追随者的行为如出一辙。在这两件事上，少数人的英勇行为对很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他们打破了既定权力的现状和常规”(Polk, “Imagining” 129) [7]。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下士挑战的是军队机制的权威和自足，而赛马小组挫败的是腰缠万贯的富翁有产者”；而且，“主导主要情节的是军队统治的专制，而赛马一章则着眼于美国民主体制”。也可以说，在人类呵护下自由驰骋的三腿马身上所承载的美国价值和南方精神赋予了它传奇般的神话色彩，效果正如老黑人牧师通过把马夫发展成“一名虔诚的浸礼会教徒”和“一名共济会会员”而加在他身上的理想主义光环。遗憾的是，事实证明，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会变得不堪一击：盗马贼在逃脱法网后参了军，摇身一变成为哨兵，彻底抹去了这段非凡经历的影响，甚至在与患难朋友、精神导师老黑人再次会面时拒绝相认；他重新操起了赌博的旧营生，在军营里打着兄弟会的旗号，化作资本与战争勾连的拜金主义势力代表，这与他先前盗窃赛马并非盈利的行为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照。

最后一段故事出自于老元帅之口，意在劝说下士改变心意，放弃初衷；其场景同样设定在密西西比，故事发生在小鸟与死囚之间。老元帅在自由和权力的诱惑都遭到下士抵制之后，拿出了最后一道杀手锏——生命。正是在这个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小鸟与死囚的寓言被用来强化这一理念，以此证明信仰在生命面前的虚无。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密西西比州的一名谋杀犯拒不认罪，直到在神父的反复感化下“杀人凶手最终交代了他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从而与上帝达成了和解”，“怀着信念和不可动摇的信仰”准备好坦然接受死刑带来的救赎和解脱；然而，行刑那天早上，他在监狱的院落里看到一条探入高墙的枝桠上突然飞来一直小鸟，让他感到了生命的可贵，于是信仰便瞬间坍塌，但一切都为时过晚——

“……附近一棵树上的一条枝桠探过了屏障，仿佛送上祝福，这是地球为他赦罪的最后一个姿态，尽管他很早以前就已切断了与这世界之间残留的最后一条脆弱的连线；这时，突然有一只小鸟飞上枝头，停在那里，展开它那小小的歌喉——不到一秒钟之前他一只脚已从尘世的悲伤和痛苦踏入了永恒的和平，此刻却抛下天堂、救赎、灵魂永生及一切，用力想要挣脱捆绑住的双手，以便摆脱那套索，大声喊着：‘无罪！无罪！我没有杀人！’可那地上的陷阱，尘世上的一切，在他脚下塌陷了——皆因一只小鸟……”(327)

在老元帅的表述中，小鸟的意象与生命的脆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身形轻盈、生命短暂的生物，还没等太阳落山，老鹰就可能会朝它俯冲下来，某个闲来无事的男孩也会用陷阱、石灰或随意射出的弹丸将它毁灭”。但是，老元帅进而指出，它的价值在于生生不息：“不过，明天、明年还会有另外一只小鸟，另一个春天，重新长出叶子的同一条枝桠，另外一只在那上面唱歌的小鸟，只要他在这里听到它，只要他活下来”。因此，他奉劝下士“关上那扇开向那毫无根基的梦想的窗子吧。打开这另外这一扇；也许你将会——能够——在窗外只看到一片灰暗——除了那条枝桠，它总在那里；那条孤零零的枝桠总是等在那里，随时迎接那身形轻盈、生命短暂的负担。拿去那只小鸟吧”(328)。

然而，在生命和信仰之间，二者相较取其轻的结果如何呢？“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存在主义命题，在老元帅的大段独白所构成的上下文中产生了直接与作品主题相关的两重含义，即：生命虚无与精神荒原。

一方面是生命虚无。没有了信仰的生命变得无足轻重，只是“简单地呼吸、简单地活着”。如老元帅所说，“你早晚会变老，到那时就会看到死亡。然后你就会意识到没有任何什么——没有任何什么——没有任何什么——权力、荣耀、财富、享乐，甚至没有痛苦的自由，像简单地呼吸、简单地活着那么珍贵，即便有不得不回忆的遗憾和无法修复的衰败躯体；单是知道你还活着”(326)。这里，肉体不可逆转的衰败与“不得不回忆的遗憾”相提并论，描述中隐含了这样的信息：在肉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肉体始终处于次要从属地位，而身体所固有的回忆功能使人类从根本上难以摆脱历史的重负(Ladd 44) [8]。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小鸟就不单单是生命的象征了，它更是昆德拉笔下所谓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另一方面则是精神荒原。正如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所面临的两难困境，窗外那“一片灰暗”和那条作为生命依托的“孤零零的枝桠”是现代人的普遍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同时，这一场景描述犹如点睛之笔，颇具意象派风范，与美国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1885~1972)的意象派代表诗作《在地铁站》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³在这个语境下，与死亡相比，活下去似乎需要一种更大的勇气。下士在听闻这个故事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对方贪生怕死，但是老元帅却出人意料地回复道：“害怕人类的不是我，而是你；不是我，而是你相信只有死亡才能拯救人类。我比你更明事理。我知道他身上有种东西，使他可以比他发动的那些战争更为长久”。他接下来便勾勒了一幅极具未来主义科幻色彩的末世荒原图景，并指出这是人类失去信仰后肉身存在于世的猥琐生命状态，而这一切皆源自于人类作茧自缚的恶行与愚蠢，唯一的应对方法只有“坚忍”(endure)⁴。

至此，福克纳本人在诺贝尔奖致辞中的以下片段或可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注释：“我拒绝接受世界末日的观点。不是简单地说人类能够持续就说人类是永恒的；当命运的最后钟声敲响，当傍晚的最后一抹红色从平静无浪的礁石退去，甚至不再有其他声音，人类的无尽的不倦声音还在争鸣，我不认输。我认为人类不仅会延续还会胜利。他是永生的，不是因为只有他在万物生灵中拥有不倦的声音，而在于他有灵魂，能够同情、牺牲和忍受的灵魂”⁵ [9]。引文中的“持续”一词对应的正是上文所译的“坚忍”，这也是福克纳全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关键词。从这段引文看来，在灵与肉的终极较量之中，福克纳强调的是灵魂带来的永生：归根结底，让人类获得永生的还是信仰，这是对抗精神荒原的唯一力量。

5. 结语

如肖明翰所称，福克纳在此“要表达的是，如果耶稣再次降临，他马上就会被再次钉死在十字架上。福克纳想以耶稣的故事为参照，从反战的观点出发，进而表达他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本看法”(22) [10]。这部作品将背景置于现代战争这样一个高度浓缩了人类现代性危机的社会权力场域，其反战意图昭然若揭。如福克纳在诺贝尔奖致辞中宣称，写作的意义在于作家“要从人类的精神原材料中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寓言》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反战作品，他在为初版所做的《关于<寓言>的一点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这不是一本和平主义的书”(33)。此外，他还解释说，“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目的与寓意……它是想用富于诗意的类比和比喻来显示，和平主义是不起作用的”；为《寓言》写的未被出版商采纳的封面推荐文字也同样宣称，“和平主义没有用，对付不了制造战争的那些力量”。在他看来，考虑到人类好战的天性及其固有的权力欲，“不想要战争的人可能必须武装自己准备上战场，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打败权力联盟”，其中能起作用的最重要因素还是自身的人性动机，“因为他们害怕战争，不敢冒险发动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在战争中他们自己——不是作为国家、政府或是政治意识，而是作为简简单单的人、很可宝贵不应战死与受伤的人——会首先成为被消灭的对象”。这些文字中间隐含的政治主张在《寓言》这部作品里得以彰显。可以说，“福克纳感兴趣的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间隙将芸芸众生牢牢控制住的权力机制”，这里所谓“芸芸众生”指的是被当权者用作炮灰来保全自身的众多普通士兵，而那些当权者虽说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暗地里却出于共同的利益不惜超越国界勾结共谋(Polk, “Introduction” vii) [11]。从这个意义上讲，福克纳“十年磨一剑”的这部殚精竭虑之作旨在揭开战争幕后的权力操手的神秘面纱，探索人类心灵的未知领域，集中体现了他对曲折微妙的人性和极端复杂的人类境遇的深刻反思，其反战主题思想正是以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基金项目

厦门大学校长基金项目《美国现代派作家福克纳后期小说的翻译及研究》(0650-ZK1052)。

文章引用

林 斌. 战争机器、权力秩序与道德寓言——福克纳《寓言》的现代性语境及文本特征分析
War Machine, Power Hierarchy and Moral Allegory—An Analysis of Textual and Contextual Features of Modernity in William Faulkner’s A Fable[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03): 435-446.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306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