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谭聪聪，张英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1年11月27日；录用日期：2021年12月11日；发布日期：2021年12月29日

摘要

人类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也面临越来越多挑战，意识形态就是其中之一。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分析数字时代意识形态特征，认为存在数字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数字化两种范式。分析表明范式之一强调数字(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范式之二指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数字化。对两种范式进行比较分析，明确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危机主要方面是人民性的丧失。因此，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批判要回归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全人类解放为目标。

关键词

数字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数字化，法兰克福学派

Digital Ideology or Ideology Digitization?

—Criticism Based on the Frankfurt School

Yong Liu, Congcong Tan, Ying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Nov. 27^th, 2021; accepted: Dec. 11^th, 2021; published: Dec. 29^th, 2021

ABSTRACT

As human beings enter the digital age,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re also increasing. Ideology is one of them. Using the social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re are two paradigms: digital ideology and ideology digitiza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one paradigm emphasize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itself is ideology, and the other paradigm points out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hegemony of capitalist ideology.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paradigms, it is clear that the main aspect of the ideological crisis in the digital era is the loss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Therefore, ideological criticism in the digital era should return to XI Jinping’s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with the goal of realizing th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Keywords:Digital Ideology, Ideology Digitization, Frankfur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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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抓、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巩固好意识形态安全不动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 [1] 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首要的是全面认识意识形态发展新特点。当前，世界处在数字时代的新阶段，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逻辑同数字技术的发展逻辑紧密联系，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我们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更为严峻。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继承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强调全人类解放目标的实现，启迪了人们对先进技术的批判之维。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数字技术进行批判，认为存在数字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数字化两种范式。比较分析后发现，不管是数字意识形态化还是意识形态数字化，都是数字技术发展中人民性丧失的体现。因此，面临数字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特点、新风险、新挑战，坚持贯彻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题中应有之义。

2. 数字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

人类进入21世纪，微型计算机、卫星通信和互联网等信息设施的普及拉开了数字时代的序幕。数字技术作为当今的前沿科学技术，推动着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时代突出特点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数据为基本要素。董慧和陈兵(2015)指出，与以往时代不同，数字时代寄期望于运用数字技术将人类生产和生活所需的所有要素转化成为以“比特”形式储存的数据，并进行生产、流通、和消费 [2]。周立和赵秋云(2020)认为大数据、AI和云计算等技术不断革新，对一国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交往和国家治理方式等产生了全方位深刻影响 [3]。罗红杰(2020)分析了在新冠疫情阻击和防控中，数字技术展现出其强劲活力，数字技术在病毒溯源、疫情分析、信息发布、舆情治理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4]。国外学者海耶斯(2014)认为，对当代教育的思考脱离不开数字技术——诸如电子化学习(e-learning)、数字化教育(digital education)、技术强化学习(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TEL)、网络学习(networked learning, NL)等流行概念成为主导教育研究、教育政治、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话语 [5]。数字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在生产消费、社会治理、健康医疗、学习教育等诸多领域。显然，数字技术将万事万物联系在一起，帮助人类做出决策，极大的便利了人类的生产生活。

但是数字时代的到来也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难题，庞大的数据网络、先进的数字技术充斥着人类生活世界，带来的问题与挑战也涉及到国际与国内、社会与个人、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崔宏伟(2020)指出，数字技术已与大国战略竞争、制度及价值观差异挂钩，即“数字技术政治化” [6]。熊亮(2020)认为当今世界进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大数据作为一种最新与最为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在生产关系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将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 [7]。丁晓钦和柴巧燕(2020)也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兴起，并带来了相应的社会变革 [8]。数字化变革给那些数字设备、技能、资源不足的人们带来了难以跨越的屏障，由此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数字鸿沟”现象 [9]。康化椿(2006)表明数字化时代和谐发展面临着种种道德困境，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群体及局部与整体的发展不和谐的伦理困境 [10]。综合分析，诸多问题的核心在于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主导权问题、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导向究竟归谁控制，成为学术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3. 数字意识形态化：基于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理论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他极力反对科学技术中立论，而主张技术统治论。他认为，在发达的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决定性生产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已经超出了限度，科学技术在发挥重要生产工具作用的同时，也在控制着人类思维。科学技术被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而“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 [11]。科学技术在悄无声息中诞生出“科技意识形态”。在进一步分析“科技意识形态”的产生和社会影响上，马尔库塞把“技术理性”作为其逻辑起点，并把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和“单向度的人”作为最终归宿。技术理性萌芽于启蒙运动时期，当人类对科学技术的需要远高于对宗教神学的需要时，技术理性开始凌驾于愚昧迷信之上，但是技术理性在社会统治效应上并没有比愚昧迷信的神学高明多少，技术理性取而代之，甚至变本加厉，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马尔库塞认为“当‘启蒙’无条件地等同于‘神话’和‘主导’的时候，人类解放的计划便丧失了最本质的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的思想” [12]。随着工业社会不断发达，人类把技术理性奉为必须遵守的客观准则 [13]。所有事物的处理都要符合技术发展要求，以求最短时间获得最大成效，效率就是公正，技术就是正义。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不断追求必然会导致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统治，科学技术就如同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座驾”，把政治、经济、文化等都纳入其控制之下 [14]。技术塑造必须臣服于它的“单向度的人”和“极权社会”，人类思维和行动以及人类社会秩序和制度都逃不过技术的安排。马尔库塞强调，摆脱技术的奴役关键在于唤起人类的批判思维，实现“单向度”向“双向度”的跨越。但是马尔库塞忽视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性，否认人民群众变革生产关系的现实力量，脱离经济基础而幻想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批判的终点走向艺术审美，最终陷入“大拒绝”的乌托邦困境。数字时代是数字技术的时代，基于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理论，数字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即数字意识形态化¹，人们服从于数字理性，禁锢在数字茧房之中，受数字技术统治。

3.1. 数字理性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控制了人类的思想领域。人类运用数字理性观察自身生活的世界，数字理性的核心就是数字化处理，在于把一切事物都转化成数据，并纳入算法之中，进行加工、传播、计算、生成等一系列数字技术的操作。数据优于一般意义上的资源，数据无穷无尽，其消费量越大，其总量就越大 [15]。数字技术愈发地先进，数据便愈发地滋长，伴随着人类对数字技术的不断依赖，数据的总量同样在不断扩大。一切需通过数据呈现，大数据能呈现一切。一切生物的行为都可以概念化为算法行为，而算法存在着最优选项。为了达到最优的算法，实现简单高效，数字理性要求人类抛弃不必要的情感因素，把一切要素转化为数据要素，纳入到算法之中，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精准的操作，最终达到所谓的理性状态。在数字时代，只有能够转化成数据才是有意义的，在数字技术面前，即使是人类自身也只是一堆用于操作的数据 [16]。在数字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全方面正逐步演变为数字化生产的全过程，数字理性驱使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关系压缩成为一堆数据之间的联系。人类别无选择，唯有接受转化成为一系列数据，同数字化的生活环境产生联系，服从数字技术的处理，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3.2. 数字茧房²

人类创造了数字技术，而数字技术却将人淹没其中，数字技术征服了人类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理性无处不在、形式多样，从人类的社会生产领域延伸至个体意识甚至无意识之中。数字理性打造出数字的牢房，并且随着人类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深化，如同春蚕吐丝而不断将自身束缚其中。数字时代，一切看似都在彰显个性和自由。数字技术看似通过对个体数据收集，分析个体切实需要，然后提出个性化数字服务。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个人信息占有，数字技术主导了个人产生需要的能力：数字技术刺激出诸多过剩需要，强加在个人之上。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服务经济时代的全面来临，使得数字娱乐消费成为居民生产生活的内在需求 [17]。以电子商务、电子报刊、视频直播和网络游戏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俨然成为数字需要的制造机器：数字需要的不断满足强化着人们对数字技术的绝对忠诚，数字技术的高效运作又催生出更多数字需要，人类就是这样被自己创造的数字技术紧紧束缚。个体的数字需要愈发满足，其反抗性愈发丧失。同时数字技术是精准高效的，数字技术在对数据的处理过程，会自动地将与需要符合度低的、价值量小的数据排除在外，数字技术内含“过滤气泡”的信息操作机制 [18]。个体所接受到的信息愈发狭隘，思维模式愈发单一。数字技术导致的数字茧房效应把个体塑造成缺乏反抗性和批判思维的“单向度的人”，臣服于数字技术的统治。

3.3. 数字统治

数字统治是数字技术滥用的假设结果。数字统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是数字技术对全人类社会生活的统治。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掌握数字技术，并运用数字技术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先进生产力，彰显其统治的合理性。但是数字技术作为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给人类社会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并不断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自发地成为社会有效运转的框架体系，拥有自主控制的力量，把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全方面都纳入其控制之下。数字理性成为唯一的合理性形式，数字意识形态成为超越一切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意识形态。统治阶级唯有运用和发展数字技术，提高生产率，不断满足全社会的数字需要才能维持自身政权。国家和制度成为数字化生产的大型机器，而国家的统治阶级俨然成为数字统治的“人格化代表”，如同教堂里的神父，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而数字技术就是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异化出来并控制人类自由意志的“神明”。生活在数字茧房中的人麻痹在过剩需要的满足之中，由于个体批判精神的丧失，失去了自身对数字时代问题的反思能力；由于反抗性的匮乏，他们难以组织社会成员斩断现代文明的脐带——数字技术的能力。困居于数字茧房中的人是缺乏批判思维和想象力的人，他们麻痹在过剩需要的满足之中，缺乏凝聚力，缺乏反抗性，他们已经丧失了推翻数字统治的能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可能性道路愈发扁平化、狭窄化，数字技术的滥用吞没或排斥了所有的“历史替代性选择”。

4. 意识形态数字化：基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芬伯格是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直系子弟。作为马尔库塞的学生，芬伯格同样驳斥科学技术是中性的观点，但他部分否定了马尔库塞的技术发展理论——芬伯格不赞同科学技术天命地成为统治社会的控制形式。芬伯格既看到了科学技术的潜在危险性，同时也反对与科学技术的彻底决裂，他“在开辟了根本性变化的前景的同时，将保留这两种理论的长处” [19]，提出新的技术批判理论。芬伯格把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置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分析，“技术发展决定于社会 ，而社会是由技术的和社会其他的因素共同决定的” [20]。不仅是科学技术影响着社会，社会中的其他因素也同样在反作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人类社会对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选择性。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只看到了技术研究的技术方面因素，没有看到社会方面因素。芬伯格把人类对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选择过程描述为“技术设计”的过程，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潜在危险性正是来自于“技术设计”非中立性，“技术设计不是中立的，而是通过支持统治利益的授权具有规范上的倾向” [21]。科学技术在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作用是统治阶级所赋予的，统治阶级控制着技术设计的标准，把科学技术设计成用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巩固其自身统治的工具，人们在科学技术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强化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在资本所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率先掌握先进的科技，按照其意识形态要求进行“技术设计”，而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导致了诸多技术伦理问题的出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的光鲜亮丽之下隐藏着资本贪婪的本性，技术的资本主义是技术创新的源泉，资本的技术主义是资本统治的根基。技术置入资本主义的框架体系而具备创新的活力，资本推行技术主义而具备统治力量。芬伯格认为解决方案便是“技术民主化”，让所有技术主体都有机会参与到技术设计的过程中。这种技术的民主化过程被他称作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他说道：“根本性的变化需要一种技术的民主转化。历史上，这样的转化曾被称为‘社会主义’。” [22] 基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问题，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数字技术的数字化过程，即意识形态数字化。在数字时代，帝国主义垄断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对全球的数字公民进行无限制剥削，展现出超强的数字生产、资源汲取与意识形态主导等能力，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催生出数字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数字实践的最新阶段。

4.1. 数字垄断

数字垄断是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的经济基础，是数字时代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合理链条的延续，数字垄断是造成数字剥削的根源。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分析，数字技术革命是由资产阶级率先主导的，资产阶级对生产效率的无限追逐，推动着数字技术的产生和不断向前发展。资本创造了数字技术，并牢牢把控着数字技术，资本的统治逻辑要求数字技术必须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进行数字垄断以巩固自身统治。数字垄断即对数字技术的垄断，资产阶级对数字技术的占有使其成为了技术设计者，数字技术按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设计。凭借数字技术，资本形态从实体资本转化为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成为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第三种支配性资本样态。表面上热闹繁华的数字时代背地里潜伏着资本主义的“精打细算”。作为构建数字空间基石的智能算法的不公正性投射出数字时代强烈的资本主义价值导向性。本应该体现价值中立的智能算法因资本逻辑的介入而愈发不合理化。在资本的主导下，算法设计自然而然地植入资产阶级的统治意识形态，体现着极强的思想操纵性：智能算法的信息过滤机制标榜遵从“量身定做”的原则，过滤掉冗余信息的干扰，营造出“算法更懂你”的假象；实则智能算法蕴含着资本主义的价值导向和利益驱使，数字公民对信息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过程完全束缚在数字资本家允许的框架之内。近些年来，以美国为代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信息媒介，在其总统选举、处理民族争端等过程中进行歪曲报道，其资本主义的数字垄断可见一斑。

4.2. 数字剥削

数字剥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数字化的本质。数字剥削的核心是数字公民的一般数据的私有化。蓝江学者(2018)引入“一般数据”的概念，用于揭开数字剥削运作的神秘面纱 [16]。一般数据是活跃在诸多平台和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运用中的一切数据的抽象层面，是所有数字公民共同劳动的成果，本质上属于社会财富，这也更加印证了恩格斯所讲的“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而数字资本家的野心在于将共有属性的一般数据私人占有，并从中谋取暴利。数字剥削造成公民隐私泄露的伦理危机，资本家对一般数据的不断占有势必导致“他者的数据，我的隐私”的数字伦理悖论。数据作为商品被“去伦理化”，是基于资本逐利的需求，事实上，隐私数据不能“去伦理化” [23]。同时，数字剥削导致数字资本家和普通数字公民的数字鸿沟愈发加大，数字资源两极分化，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沦落成为数字无产者。数字技术将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到数字化生产过程中，模糊了生产和消费的界限，实质上加深了数字剥削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从“生活即数字”的意义上讲，每一个数字公民都或多或少担任着数字工人的角色——如同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所描述的“产消者”。普通用户通过日常网络对话、购物及娱乐、消费，客观上既扮演数字资本的消费者角色，又扮演生产者的角色 [24]。数字产消者出现表明数字剥削不仅存在，而且在数字技术这块遮羞布之下愈演愈烈。凭借着数字技术，资本实现了对劳动的正式雇佣向非正式雇佣的转变。数字资本家无需签订合同、给予薪酬及提供社会保障，便可随心所欲地支配着数字工人为其劳动。数字用户劳动成为“无限制剥削的来源”。数字无产阶级在闲暇时间使用数字技术享受“数字消费”的同时也在无偿为资产阶级创造价值，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数字生产”。

4.3. 数字帝国主义

数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凭借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疯狂扩张的新帝国主义逻辑。数字技术本就诞生于资本的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推广内含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过程，数字帝国主义是资本帝国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帝国主义的核心便是全球性垄断，构架资本主义的“中心–外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对数字技术的垄断，扩大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始终保持其在鸿沟之上的不可撼动的有利地位。首先，数字鸿沟加剧全球的南北经济差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普及的现代通信、齐全的网络基础设施及高质量的信息化教育等诸多先行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吸纳资金、技术、人才等先进生产要素，实现数字产品的高效生产，垄断数字时代的经济市场进而挤压和剥削处在鸿沟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从美国对中国5G技术取得的成就肆意抹黑可见，一旦发展中国家突破封锁，威胁数字帝国主义的垄断地位，便遭致其全力打压，数字空间领域已然全面意识形态化。其次，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的数字资源优势干预全球政治活动，妄图建立主导世界走向的单极霸权的不合理国际政治秩序。数字帝国主义凭借自身在数字技术上的优势，搜刮、盗窃别国政府的机密数据，严重危害他国的数字安全。数字时代所有国家毫无选择地被裹挟进数字化世界体系，受到数字帝国主义的信息控制和偷猎 [25]。此外，数字帝国主义利用各类数字平台大肆输出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很难想象，用户所接受的文字、声音、图像等诸多数字产品是数字帝国主义“精心设计”出来的，进而加强对用户的思想控制。媒介控制已经成为新的霸权手段，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压迫和奴役其他国家的新方式 [26]。数字资本把资本帝国主义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数字技术为外壳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到其统治的体系之内，打造出资本至上的全球性控制。

5. 两种范式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27] 数字技术作为新兴生产工具，是物质层面上的变革，而数字时代所蕴含着的意识形态导向便是“经济基础的变革”所带来的必须克服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上的冲突。法兰克福学派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法兰克福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对当今社会所存在的奴役和压迫人类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霸权的批判，强调人类的主体性，启迪人类自发、自觉地争取自由和解放。社会批判理论对科学技术的合理性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对科学技术应用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问题进行诊断。其批判理论为我们更加系统全面的认识数字时代的危机给予一些有益借鉴。借此，本文尝试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分析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与趋势，得出两种意识形态范式，即数字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数字化。二者是障碍数字时代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体两面：数字意识形态化强调对技术主义的批判，意识形态数字化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数字意识形态化揭示出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统治”，这种统治在人类自愿条件下加剧。当数字技术成为不可替代决定生产力，人类全然服从于数字技术的发展逻辑——即数字理性的框架之中。数字技术从数字理性出发，对人类社会进行全盘控制，它以人类的便捷化发展为糖衣裹藏着其移天易日的意识形态导向；数字技术“精心策划”出数字茧房的牢笼，以此为控制手段，通过数字需要桎梏个人的自由选择；数字技术滥用必然导致数字统治，它使个体成为“单向度的人”，丧失批判性和反抗性，沦陷在数字技术统治之中。

而意识形态数字化侧重于批判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这种泛滥源自于资本主义最早掌握数字技术，最早成为数字技术的设计者。当先进的数字技术始终垄断在资本主义的手中，全世界必然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把控。资本主义仰仗着其对数字技术的垄断，对数字技术进行不合理、不公正的人为设计，在数字技术中嵌入资本霸权的核心；资本主义通过数字剥削实现对数字公民的控制，造成数字公民的对数字资本家的依附；数字技术对全人类的社会生活的统治，打造数字帝国主义。表1为数字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数字化的比较分析示意图。

表1. 数字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数字化的比较分析

比较分析后发现，数字意识形态化体现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对数字意识形态化的批判要求人类摆脱被数字技术的奴役状态，拥有多向度的思维能力，实现每个人独立人格的回归；而意识形态数字化体现为人的平等性的丧失，对意识形态数字化的批判要求打破资本对数字技术的垄断，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数字技术的受益者。总之，不管是人的主体性还是平等性都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重要内容。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危机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找到了解决出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最新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 [28]。数字技术发展要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科技创新为人民。

6. 结语

数字时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也是一个危机起伏的时代，我们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数字时代，认真把握数字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其社会影响。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理论和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让我们清楚地观察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危机。二者殊途同归，都共同关注于人类的真正解放。数字技术的使用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最终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的数字生活的向往，使得数字技术创造的社会财富“归属于全体个人” [29]。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30]。数字时代，我们要坚持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论武装头脑，自觉抵制数字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数字化的侵蚀。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时代高校师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状况与对策研究”(立项号：19JD710079)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刘 勇,谭聪聪,张 英. 数字意识形态化抑或意识形态数字化？——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Digital Ideology or Ideology Digitization?—Criticism Based on the Frankfurt School[J]. 哲学进展, 2021, 10(04): 407-415.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1.104072

参考文献